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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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干，是县里由村统一借用并安排从事干部工作（常是推动某项政治运动）的人。
七十年代中期，我有幸成为这亦农亦干的一员，有诸多感受，与大家共享。
做借干，以特有身份，一样的加入群体，做着一样的工作。村工作组，有市直委局的干部，市里企业的工人，有镇里抽调的教师，再就是我这从村里抽来的借干。借干、借干，借着用用，借来的，本不是干部，身份是个农民。可又加个干部的“干”字，虽是农民，只要借来了，不须履行任何手续，按干部使用，一点掺和也没有、和正式干部一起，在县里安排的村里做着工作。我所包的队，每次开会，队长讲完了，还要我说几句。在小队部，屋里屋外，有饱经风霜的老者，也有风华正茂的青年，有男的，也有女的，不管说的好不好，对不对，从来没有提出意见的。我当时很纳闷，未借用之前，在队里干活时，我们的队长经常吓唬我，我说的话这也不是，那也不对，怎么我当了借干，在异地的村人面前说话，就没了谴责声，都是客客气气的待我。现在想来，人们是拿我们当县里的人，认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办的每一件事，都是代表上头的意思，即使不对，也不好当面反驳，老百姓尊重上级，对待上级是留情面的。
一锅饭，轮着做，同样端着的饭，吃起来各有各的滋味。工作组里，身份不同，年龄各异，但是，都在同锅吃饭。地震后，村民的生产生活尚未恢复，吃派饭不方便，上级决定，由村工作组自己起火，轮着做饭。大家按月交粮票，到公社粮站买粮。
城里人，拿来的是粮票，他们都有自己的粮本、每月固定的定量，有的每月28斤，有的32斤，他们只要和城里所在的街道的粮站说一下，是下乡用，粮票就起来了。而我是农民的儿子，种地的，家里靠生产队分粮食吃，分到的大多是粗粮，都放在大缸里，一般情况下，粮票是控制的，用粮食换不成粮票。但是，我的身份例外，我舀一袋子玉米，用自行车驮到公社粮站，就可以换回粮食介绍信，凭这粮信，到我所工作的粮站，就可换回40 ％的大米、白面等细粮，另60 ％的粗粮，粗粮大多是苦涩的陈玉米面。这也是一种特权，只有借干，其他情况是绝对不行。我就凭着粮食介绍信，能享受吃细粮的优待，融入了工作队中城里人的生活。
城里人吃细粮来自粮本，轻而易举的拿来，那样的体面，那样的轻巧，我吃细粮是受到的一点优待，它本是地里长出的、从生产队分来的、从家里的大缸舀、用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驮来的粗粮，是为了与城里人融入才享受的一点特权，是和城里人沾了光，我有点优越感，几分欣喜；又有点自责，这不是假了么，怎么可以粗粮变细粮？又有微微的愤愤，都是人，怎么我就没那粮本？不错了，你借用的身份，村里有多少人羡慕，你还不知足，想到此，我又常批判自己的胡思乱想。
同样的话语，同样的结局，感受却天壤之别。晚上，那时没有电视，每人拿个小板凳坐在当院的空地上闲聊。组长老李，是某局的干部，他感兴趣的是按照级别应该享受的待遇，常为一个级别的问题刨根问底的探究。小张再有几个月就结婚了，常为婚礼的事与城里的亲戚沟通。小刘已结了婚，有了孩子，父母代，没什么负担，闲聊无趣，常说着说着就站起来，择一个角落，举那从城里拿来的哑铃去了。今天是这个发薪了，明天是那个单位给了多少工业证券，买最时兴的布料。我农村老家，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拿不出什么值得炫耀的素材与诸君共赏，令人冷落的我，只能连着好几天，像听天书一样的默默地听着，作一个欣赏着，虽有几分羡慕，几分无奈，但是还不觉得怎样，像厚厚的海绵似的吸吮从城里带来的信息。
真正使我的灵魂受到震撼的是工作组的结束。三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结束了，记得是在县城大礼堂开的会：当那位领导宣布，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县已经基本实现大寨县时，下面一片哗然，这位领导自知这种结论不能使人信服，后面加了一句稿子上没有的话：当然，这是低标准的。于是一阵笑声。
完成了历史使命，就要回各自的单位去了。城里人各个笑逐颜开，异常兴奋，他们可以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班，恢复原有的工作节奏。但是，我一个农民的儿子，盼望的是通过参加这次借用的机会，安排在县城，有个体面的工作。我表现的突出，为领导肯定，因为第一年有一批借干，安排在县城不错的单位工作了，考虑我的年龄比较小，就先安排了岁数大的，认为岁数小的以后还有机会，领导常对我说：如果有一个安排的，就给安排了，并将我调到公社工作队办公室工作。可惜的是，就在我们工作组撤出的前夕，那是1977年的下半年，中共中央将借干的做法认定为平调生产队的劳动力，责令将这些“劳力归田”退到原来的村去。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非常痛苦，我不愿意让梦想成为泡影。
找到了我们的队长，我没止得住一把把的眼泪，苦苦的哀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求人。队长是县城一个不错单位的一把手，凭他的人际，它的能力，安排正式工有困难的话，可以安排临时工吧。但是，说了几句很安慰我的话，就草草收兵了。与领导只是工作关系，领导分配的任务都去完成，尽管完成的出色，但是，我一个农民的儿子，给我办了事，对他又能有何回报？看不出，那位领导不会办傻事的。
整理好我简单地衣物，打起被窝卷，用自行车驮着，向百里之外的家走去。一晃三年，寒来暑往，接触多少干部，镇里的、村里的，多少群众，白天和他们一起劳动，挖沟、割稻、扶犁、锄地。晚上，与村民一起，在夜校学习。留恋过去的生活，忘不了过去相处过的人。每一件事情都是认真去做，困了不休息，病了照常干，从没有过懈怠，没有过马虎，就这样，也只是一个没有结果，日思梦想的城里人的生活眼看就没有希望了。失望、失落一起袭来。
在路上，眼迷蒙了，路是斜的，树叶是灰色的，骑着骑着，就被一场暴雨形成的土棱锛倒了。
去家的路须过一个摆渡，上了船，摇摇晃晃的如坠五里云雾，眼看就要吐的样子。船工看我脸色不好，让我蹲下，他好心的儿子帮我扶着车子，此时我的沉闷情绪已经到了极点，我已经没了力气。
回到家，好几天没出屋。记得正是有生产队的社员们到家里起猪圈的肥。有一个亲戚，打听我的情况，叫着我的名“回来啦，不去啦，怪可惜的，好几年光景白费了，不是没犯什么错误么。本应该县里安排安排的”
我像是被人可怜的乞丐，有点愧疚似的不爱与人说话。为此我沉寂了好久，闷闷不乐，直至一年后，我考上了学，有了新的希望，才使我悒郁的情绪慢慢散去。这虽曲折，但很耐人寻味。
借干，是县里由村统一借用并安排从事干部工作（常是推动某项政治运动）的人。
七十年代中期，我有幸成为这亦农亦干的一员，有诸多感受，与大家共享。
做借干，以特有身份，一样的加入群体，做着一样的工作。村工作组，有市直委局的干部，市里企业的工人，有镇里抽调的教师，再就是我这从村里抽来的借干。借干、借干，借着用用，借来的，本不是干部，身份是个农民。可又加个干部的“干”字，虽是农民，只要借来了，不须履行任何手续，按干部使用，一点掺和也没有、和正式干部一起，在县里安排的村里做着工作。我所包的队，每次开会，队长讲完了，还要我说几句。在小队部，屋里屋外，有饱经风霜的老者，也有风华正茂的青年，有男的，也有女的，不管说的好不好，对不对，从来没有提出意见的。我当时很纳闷，未借用之前，在队里干活时，我们的队长经常吓唬我，我说的话这也不是，那也不对，怎么我当了借干，在异地的村人面前说话，就没了谴责声，都是客客气气的待我。现在想来，人们是拿我们当县里的人，认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办的每一件事，都是代表上头的意思，即使不对，也不好当面反驳，老百姓尊重上级，对待上级是留情面的。
一锅饭，轮着做，同样端着的饭，吃起来各有各的滋味。工作组里，身份不同，年龄各异，但是，都在同锅吃饭。地震后，村民的生产生活尚未恢复，吃派饭不方便，上级决定，由村工作组自己起火，轮着做饭。大家按月交粮票，到公社粮站买粮。
城里人，拿来的是粮票，他们都有自己的粮本、每月固定的定量，有的每月28斤，有的32斤，他们只要和城里所在的街道的粮站说一下，是下乡用，粮票就起来了。而我是农民的儿子，种地的，家里靠生产队分粮食吃，分到的大多是粗粮，都放在大缸里，一般情况下，粮票是控制的，用粮食换不成粮票。但是，我的身份例外，我舀一袋子玉米，用自行车驮到公社粮站，就可以换回粮食介绍信，凭这粮信，到我所工作的粮站，就可换回40 ％的大米、白面等细粮，另60 ％的粗粮，粗粮大多是苦涩的陈玉米面。这也是一种特权，只有借干，其他情况是绝对不行。我就凭着粮食介绍信，能享受吃细粮的优待，融入了工作队中城里人的生活。
城里人吃细粮来自粮本，轻而易举的拿来，那样的体面，那样的轻巧，我吃细粮是受到的一点优待，它本是地里长出的、从生产队分来的、从家里的大缸舀、用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驮来的粗粮，是为了与城里人融入才享受的一点特权，是和城里人沾了光，我有点优越感，几分欣喜；又有点自责，这不是假了么，怎么可以粗粮变细粮？又有微微的愤愤，都是人，怎么我就没那粮本？不错了，你借用的身份，村里有多少人羡慕，你还不知足，想到此，我又常批判自己的胡思乱想。
同样的话语，同样的结局，感受却天壤之别。晚上，那时没有电视，每人拿个小板凳坐在当院的空地上闲聊。组长老李，是某局的干部，他感兴趣的是按照级别应该享受的待遇，常为一个级别的问题刨根问底的探究。小张再有几个月就结婚了，常为婚礼的事与城里的亲戚沟通。小刘已结了婚，有了孩子，父母代，没什么负担，闲聊无趣，常说着说着就站起来，择一个角落，举那从城里拿来的哑铃去了。今天是这个发薪了，明天是那个单位给了多少工业证券，买最时兴的布料。我农村老家，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拿不出什么值得炫耀的素材与诸君共赏，令人冷落的我，只能连着好几天，像听天书一样的默默地听着，作一个欣赏着，虽有几分羡慕，几分无奈，但是还不觉得怎样，像厚厚的海绵似的吸吮从城里带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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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我们的队长，我没止得住一把把的眼泪，苦苦的哀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求人。队长是县城一个不错单位的一把手，凭他的人际，它的能力，安排正式工有困难的话，可以安排临时工吧。但是，说了几句很安慰我的话，就草草收兵了。与领导只是工作关系，领导分配的任务都去完成，尽管完成的出色，但是，我一个农民的儿子，给我办了事，对他又能有何回报？看不出，那位领导不会办傻事的。
整理好我简单地衣物，打起被窝卷，用自行车驮着，向百里之外的家走去。一晃三年，寒来暑往，接触多少干部，镇里的、村里的，多少群众，白天和他们一起劳动，挖沟、割稻、扶犁、锄地。晚上，与村民一起，在夜校学习。留恋过去的生活，忘不了过去相处过的人。每一件事情都是认真去做，困了不休息，病了照常干，从没有过懈怠，没有过马虎，就这样，也只是一个没有结果，日思梦想的城里人的生活眼看就没有希望了。失望、失落一起袭来。
在路上，眼迷蒙了，路是斜的，树叶是灰色的，骑着骑着，就被一场暴雨形成的土棱锛倒了。
去家的路须过一个摆渡，上了船，摇摇晃晃的如坠五里云雾，眼看就要吐的样子。船工看我脸色不好，让我蹲下，他好心的儿子帮我扶着车子，此时我的沉闷情绪已经到了极点，我已经没了力气。
回到家，好几天没出屋。记得正是有生产队的社员们到家里起猪圈的肥。有一个亲戚，打听我的情况，叫着我的名“回来啦，不去啦，怪可惜的，好几年光景白费了，不是没犯什么错误么。本应该县里安排安排的”
我像是被人可怜的乞丐，有点愧疚似的不爱与人说话。为此我沉寂了好久，闷闷不乐，直至一年后，我考上了学，有了新的希望，才使我悒郁的情绪慢慢散去。这虽曲折，但很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