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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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神州大地。可在农村，我们那旮旯，仍是在集体的土地上劳作。口哨，是队长的专属品，出工和下工都是以口哨声为标志。
那时，在我之上，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爸妈的负担很重。一家五口挤在一间破旧的土砖房里。
那年冬天，寒风呼啸而过，凛冽阴冷，让人感觉甚为恐怖。窗户的塑料薄膜抵挡不住风的蹂躏，瞬间破碎，似天女散花。哥哥姐姐们蜷缩在被窝里身体仍旧发冷。妈妈心疼他们，嘴里不停地念叨：老天啊，让风刮小点吧，别冷到我的娃啊。
也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也正因为妈妈的念叨，我的名字才定为晓风。
我的哭声很大，惊醒了隔壁邻居。也许我知道，此时来到这个家庭，算是我一生受难的开始吧。
邻居曾嘀咕过，我能不能活下去，这，还得看造化。
造化并没有作弄我，我还是活下来了，虽然我给爸妈带来过很多的麻烦。
我是被我哥哥姐姐带大的，而不是我奶奶，从没有感觉过奶奶怀抱的温暖。当时奶奶是跟叔叔住在一起，她只能带好我堂弟。哥哥姐姐毕竟还是小孩，在带我的过程中，儿童的贪玩性是改变不了的，玩得忘记了我的存在。我身上的疤痕应该就是那时候落下的吧，幸运的是疤痕并不大，并不明显。
儿时的我相貌并不出众，不讨人爱。我想，我爸妈在造我的时候定是偷工减料了。再加上脾气不好，只要爸妈没有满足我的要求，我便会抓耳挠腮，所以耳朵常常会有血痕。但不管我怎么闹，爸妈都不怎么会去理睬，因为他们没办法达到我的要求，就索性什么都不去做。
儿时的衣服都是旧的，都是哥哥姐姐穿过的，从来没有新衣服穿。印象中有件黑色的卡布其（土话）上衣穿了12年，仍没破，后来丢掉了。吃就更粗糙，从来没有吃过完完全全的白米饭，总是在米饭里夹杂着白薯条，薯条居多。
儿时的生活还算是快乐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玩着一些当时小孩子玩的游戏，比如打陀螺、冲厅（土话，即是许多人玩的，谁家把对方的首都占领谁就赢了），踢王（即踢瓦片，六个格子的，最下方靠左边一格写着分，有60、70、80、90和100分五种，踢满100分可以背对着方格丢，丢中就占一格，谁占的方格最多谁就赢），捉木头人（土话，即一人去抓其它的人，如果害怕那人抓住可以叫木头定在原位不动，别人可以将木头人救活，若能将所有的人都抓住就换另一人来），打子弹（即用两头都为空的一节竹子，一头装上子弹也就是樟树子，一头塞破布，再用筷子顶着破布，气压将樟树子弹出）。还有大家都熟悉的捉迷藏和老鹰抓小鸡之类的。
如今发现，儿时的游戏不耗钱还很有乐趣，因为所有的游戏用品都是自己造的。而且许多伙伴在一起玩，乐趣不断。每晚都要玩到父母叫我们回去睡为止。这种乐趣感觉如今的小孩子难以体会到。虽说现在的游戏品种增多，可是小孩子很少能集中在一起，而且玩具还特贵。我发现如今农村的小孩最喜欢的就是看电视了。
人的烦恼是从懂事时开始的。
我的成长是在爸妈的吵架声中度过的。有时不免会想，爸妈吵架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或者说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增添了麻烦。当时的我不知道，现在我依然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样的一个年代，爸妈的结合只是为了过日子，没有多少感情，就像如今很多人为了结婚而结婚。
也许，我习惯一个人思索，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吧。
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去山上拾柴火，或者到田间打猪草。有时实在拾不到地上的柴火，就会想办法去弄树上的枯枝，做个长长的钩子，或者学着爬树。有时田间会找不到猪草，就会到江边去捞，慢慢地也会想法子去学游泳。
一个人忙着自己的事情，为这个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同时也尽力避开爸妈的争吵，这算是逃避还是懂事呢。
还是说说小学时的事吧。
我的小学一二年级就是在邻村读的，距离我家大概100米。教室不大，就是一间普通的民房。黑板是用木头支撑起来的，桌子长长的，四人坐，我和我二姐坐在一起（二姐一年级留级，我提前读书）。教室上面空荡荡的，只有几根横梁，横梁上放着几副棺材。
读小学时，积极性很高，天刚亮就去学校读书了。有天，当我们坐在教室读书时，一把沙子从空中撒下来，落在我们的头上，当时我们吓坏了，拼命地跑，边跑边说有鬼啊鬼抛沙子了啊。此后我们没再早起了。
老师就一个，姓赵。人很和蔼，现在已经退休。碰面时我仍会称呼他为老师。他一个人教两个年级，总共50多号人。一块黑板一个老师两个年级。他先带一年级的读语文，同时布置二年级的学生做作业，循环着来。我读二年级时，换了一个姓刘的老师，教书不咋的，但他保证我们不留级。据说在考试时他将监考老师灌醉了，（那老师趴在讲桌上睡着了）叫一个成绩好的同学将答案抄在黑板上。虽没留级，但我的拼音却没过关，为此，三年级时同村的老师没少拧我的耳朵。
小学三年级至五年级是在大队（当时叫大队后改村委）小学里读的。要走三里路上学，路上有片稻田，每逢稻子抽穗时，我们会边走边玩，抽出稻子的饱满的穗，往高处抛，看谁抛得远抛得好看。做了一些对农民不利的事，当时就觉得好玩，没想那么远。有时放学后，如果赶回家时间还充裕，就会在路边的江河里抓泥鳅和鲫鱼。
早上，要早起，因为要赶去学校上七点半的早读。起初，二姐会早起烧火炒饭，我只负责吃就行了。后来二姐感觉读书读不进就辍学了，我没办法只好自己炒饭。菜是前天晚上剩下的，没菜的时候就吃点干菜，比如萝卜干或者南瓜酱。有时可以偷偷地炒油盐饭（土话，就是将油盐放到锅里同饭一块炒），那时感觉吃这味道很好。最好的当属前天晚上剩了肥肉。我的习惯是将肥肉炸一炸，炸出油来，然后将饭倒锅里炒，那可真是爽到心里去了啊。
那时有件事惹得妈妈不高兴。读小学时，都得戴红领巾，别人都有可我没有，我就吵得叫妈妈买。当时可能经济拮据吧，没能买得起，后来我妈问邻居家借到一块做本命年衣服剩下的边料，稍微裁剪一下就也成了红领巾，但那跟买的仍是有诸多的不同，我仍闹着妈妈买。妈妈生气了，后来自己也想通了，虽说比不上别人买的，但有总比没有的好。
四年级时，教我们数学的是当时学校正校长，姓简，他的样子如今我依稀记得，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健在。他教数学跟别人不同，上课时他叫我们把书本合上，先讲一道书本上的练习，然后在黑板上出书上同等难度的例题，再叫我们上去板演。由于他是校长，大家对他都有种敬畏心理，生怕被叫上去出丑，所以在课后都会先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看一遍。我想我到现在数学还不错其功劳应该有他一份。
（那时有个朋友，家离学校近，就从家里端了一碗煮熟的红薯过来吃，吃得真是过瘾啊，当时算得上是美味了。大伙边吃边聊，谈笑风生。）
五年级时，最值得我提及一下的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家在我家旁边，邻村的。他上课时，上一会儿，然后叫我们看书，他就剥了一个糖果放到口里咀嚼。那姿态让我们嘴馋得口水直流啊。
当时能吃到糖果真是种幸福。我记得，那时我村子里一户人家办了个小商店，里面摆满了好吃的，饼干糖果等，还有喝的汽水，抽的烟。印象中汽水一毛八分一瓶，烟有大前门，银象，春耕，黄金叶等。那时令人嘴馋的自然是糖果和汽水，常常跟着妈妈到商店去，就指望妈妈能买给我吃或喝，结果当然是失望而归。
有次看到一个伙伴帮店主照看了一下他孙子，他就给了小伙伴一个糖果。后来我就常常呆在他家，看看什么时候他也要我帮忙看下也能得到糖果吃。后来通过这方法我终于得到了我期盼很久的糖果，拿到糖果时并不马上吃，先向伙伴们炫耀一番，然后剥下纸，先舔舔糖果纸然后再慢慢地舔糖果，一颗糖果要吃好久。经常性的帮忙带小孩，也练就了我现在的一身本领，小孩子看到我不怕，乐意要我抱呢，要是有奶水我都可以当奶爸了，哈哈。
小学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流逝了。同班同学大多升级读初中，有些人留级，有些人回家娶媳妇去了。（当时同学间的年龄相差太大）初中时，就有小学同学带他小孩子到我们学校来闲逛。
初中要到圩里去读，要离开爸妈过寄宿生活，真正的苦难从此开始。
中学名字是钱圩中学，以圩命名。我至今都想不通学校怎么会设在这种地方，就因为它是一个圩，是个农村农副产品的交易场所么。
学校距我家有六里路，要翻山越岭，那时没自行车，全靠走。
寄宿还要交米，大豆和食油，米每天一斤二两，每学期大概要交150至180斤，大豆和食油各两斤。三项都要及时交清，没交清者停膳，停膳一般选择在吃肉时。吃荤很难得啊，有时半个月吃一次有时一星期一次，没个准。
交了那么多油，可我们的菜油水极少。初中三年，常常吃的菜是水豆腐，萝卜，土豆，冬瓜，海带，南瓜等菜蔬，起初我以为我到了少林寺，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成素食者了。水豆腐都不要过锅的，我看到卖家将豆腐送过来后，食堂工作人员就将油味精韭菜等佐料倒在木桶内，用勺子搅拌搅拌就行。海带等常常吃到虫子，我们戏说学校想得真周到啊，怕正发育中的我们营养不够特意送点虫子肉给我们滋补滋补。
当时称米和接收大豆和食油的，是食堂的负责人员，名字叫肖九根。他将所有寄宿的学生按班级分好，八个人一组。半脸盆饭，一小盆菜。八人轮流值日，当天值日的要到食堂的货架上端饭菜，然后负责将饭菜分给八人。饭不够菜也少，我们常常从家里带点干菜到学校。由于吃不饱，所以大家都会有点私心。力气大的常常会欺负力气小的，他先少点分给其它七人，然后自己一古脑地将剩下的都倒在自己碗里，由于打不过他，我们常常忍气吞声。不过这种人还是少数。记得第一次吃肉时，值日的怕分不均匀，其它人说闲话，干脆用筷子将瘦肉和肥肉挑出来，然后一人一块瘦肉一人一块肥肉地分过来，搞得最后别人都围过来看，看把戏似的。
每天晚上晚自习后，总会有个妇女到学校来卖吃的，有油条，油饼，有时还会有包子。口袋里有钱时就会去买，没钱只能干看着。后来，这妇女说用米换也行。有些人就从家里多带点米，交够学校的，剩下的就去换点吃的。有些人就在交米时做手脚。（学校有专门装米的米罐子）因为负责人称好米后并不会去看你有没有倒干净，只要不明显都没事。所以有些人在倒米时抓着袋子的两个角，两个角的米就这样带出来了。虽然带出的米不多，但有时能解决温饱问题。
人们常说“穷则思变”其实饿了更容易思变。有些人思的角度偏了，就出事了。
课后，肚子没饱，总会去外面散步。到村人的土里去走走，看看能否找到点吃的。摘花生的季节里，两眼死命地盯着土里，生怕错过了一只花生。边走边用脚踢，不指望踢出未来就希望能踢出花生来。有时去翻翻已摘过的花生杆里，指望土地的主人眼睛近视没摘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就是我们当时生活的写照。
十月份时，村里的人会将煮熟的红薯片晒到山坡上，等它晒干后再收回去保存。那时就有人趁着晚上假装去山上散步，然后顺手牵羊地带回不少薯片。开学之初有学生去偷西瓜，结果被主人逮到，告到学校，最后处以罚款。
在那么一个困难的年代，我也做过一回小偷。早上，黎明前，起床去跑步。看看周围没人，赶快到土里扒红薯吃，顺便还装了两个在衣服的口袋里。我有个同学更厉害，既然带了个蛇皮袋去装，最终带了半袋多红薯回来。我想，那土地的主人肯定会骂娘的。
后来，学校出台了政策：凡是去挑了一担水到食堂的人晚上可以随便吃多少饭。现在不得不说这学校的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水”生命之源啊。
学校所在的这个地方严重缺水，虽说学校有两口井，但一口井里水面漂浮着死老鼠，用水桶打水，能够打上来不少蛆，看着都恶心，洗碗这哪行啊。另一口井是这个村子的，那水还不够村里人用。喝水都难（那时我们还没钱买水喝）。人嘛，不会被尿憋死，总会去想办法。晚上，深夜一两点钟，通常要几人合作才能喝到井水，一人站在上面，将水桶放到井底去，另一人踩着井壁的缺口下到井底，然后用碗一碗一碗地将水舀上来。如果村里人先我们一步来取水我们只得干渴了。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带碗（当时农村矿泉水还没得销售）去离学校三里远的地方装水喝。学校有自来水管，但那水只供食堂煮饭炒菜用，老师喝的水学校会负责烧好。当学校的水供给紧张时，就想到了利用学生。我就曾经为了吃饱饭喝到水挑着一担水走了三里路。
可能很少有人会相信，但这千真万确。干旱时，一担就可以将一亩田收拾干净，包括稻谷和稻草，农村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一开始就用大篇幅说了饮食方面的，感觉我这人特好吃。我想关键是它太令我刻骨铭心了。我身高不高与那时的饮食不无关系，正处于发育中的我们吃不饱，喝也满足不了，可想而知我们的生活是种怎样的惨境。
回到学习上来吧！
物质方面填不饱，那就啃精神食粮吧。刚进宿舍没多久，就被室友耍了。那时我早睡早起。有天晚上，室友叫着晓风晓风快点起床，赶早读去。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我看到其它人都穿好衣服站起来了，我就赶紧拿脸盆毛巾等去洗脸，可我一出去他们就哈哈大笑。我一看天还黑漆漆的。原来他们都还没开始脱衣睡觉。
初一班主任管得严，他的宿舍跟我们教室是相通的，宿舍门口在教室后墙。没人敢跳出来当出头鸟。一年级里让我倍感自豪的就是期末时数学得了满分，与外县转来的城里孩子一样，只可惜班主任（即数学老师）表扬了他没有表扬我，让我有种深深地失落感。
初二时，被班主任选为体育委员。那时我的体育特烂，要是体育老师叫我示范可咋办罗，那脸不就丢大了么。那时的我的真诚绝对可称得上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到星期一，我就开始祈祷上帝保佑我，让天在我们上体育课时下雨。不知道是我的忠诚感动了上天还是天公不作美，反正体育课不是被阴雨天冲掉了就被考试挤兑了。
初二，数学新加了几何，我的数学也开始落后了。尤其是在那堂课之后，我的学习劲头开始下降。
那天是物理课，我的座位是第一排。上课时我在做小动作，用膝盖碰撞同桌的膝盖，发出了些微声音。被物理老师发现了，他用他那双走路发出“嘀嗑嘀嗑”声音的皮鞋狠狠地踹了我一脚，当时我痛得都不敢做声。这一脚踢掉了我对物理的喜好。后来到高中我的物理都是最差的，后来才选择读文科。
我的语文还是不错的（文言文除外，很讨厌之乎者也），要不我那同学也不会找我。我这同学姓桂，名字不记得，只记得他老爸叫师范，教我们语文。这小子为了泡到妞（当时的我真是太单纯了，根本不懂啊，哈哈），为了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将一份将要考试的语文试卷偷出来，把我叫到后山上，一起做出一份答案。自然地，我们拿到了高分，他也达到了目的。那女孩子显胖（同学说那叫丰满），嘴唇较厚，身高大概有1米68。据说他趁他老爸回家之机，将女孩子叫到宿舍去了，有没有那种事我就不清楚了。反正这家伙那方面知识比较丰富。后来他转到别的学校去了，在那里搞大了一个女孩子的肚子，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最后怎么收场的我不清楚。
初三，越来越不被老师重视，座位编到倒数第一排去了。前面比我高的大有人在，我根本看不到黑板。无奈，学习也就慢慢放弃了，但人并没变得堕落无耻。
闲来无事可干，就用纸折了象棋玩。语文老师仍是桂师范。在他的课堂上，我和同桌玩起了象棋，玩的是那种傻瓜象棋，没有象走田马走日车满天飞等束缚的，空间有限，不便展开。我低头盯着凳子上的棋，全神贯注，全然忘记了老师正走到我身边了。此时看到老师的狮子脸，煞是恐怖。他一把拧起我，就像拧小鸡一样拧出了座位，并让我面壁思过。在报志愿时，他常常问我们报啥志愿啊。当时可供填报的有这么几种：师范，小中专，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他通常问的是填报小中专还是高中啊。有一人脱口而出，说老师我报师范。
初三时，一个新转来的同学与我睡一张床铺，那时每张床铺睡两至三人。此人姓肖，叫飞平。读书极为用功，常常在熄灯后还点蜡烛看书，只是不太爱讲卫生，吃过饭的碗不洗，衣服要堆放在一起等到星期六带回家去。
在我们毕业这年，不知道是市里还是镇上的领导脑子进水了，在镇上设了高中。我和我的邋遢同学肖飞平等都被录取到镇上高中。命运再次被改写。
邋遢同学后来跟一些品行不好的在一起，学坏了很多。会抽烟，会打架，会出口成“脏”他在的日子里，我们不会受到街上地痦的欺负，但没过多久他便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混了。后来打出名堂来了，名声大振，其间也弄出了不少的事故，犯下了案子。后来被抓进市班房蹲监狱去了。他爸是乡干部，按理他能将其保出来，可当时他爸的想法是让他到监狱吸取教训，省得他们管不了。当然他爸没想到，随后国家的严打紧锣密鼓地展开，在监狱的重案犯都是严打对象，谁也保不了。据说当时严打还有指标的。
邋遢同学在被拉去执行枪决的路上，跟电视剧一样，吼出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话。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神州大地。可在农村，我们那旮旯，仍是在集体的土地上劳作。口哨，是队长的专属品，出工和下工都是以口哨声为标志。
那时，在我之上，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爸妈的负担很重。一家五口挤在一间破旧的土砖房里。
那年冬天，寒风呼啸而过，凛冽阴冷，让人感觉甚为恐怖。窗户的塑料薄膜抵挡不住风的蹂躏，瞬间破碎，似天女散花。哥哥姐姐们蜷缩在被窝里身体仍旧发冷。妈妈心疼他们，嘴里不停地念叨：老天啊，让风刮小点吧，别冷到我的娃啊。
也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也正因为妈妈的念叨，我的名字才定为晓风。
我的哭声很大，惊醒了隔壁邻居。也许我知道，此时来到这个家庭，算是我一生受难的开始吧。
邻居曾嘀咕过，我能不能活下去，这，还得看造化。
造化并没有作弄我，我还是活下来了，虽然我给爸妈带来过很多的麻烦。
我是被我哥哥姐姐带大的，而不是我奶奶，从没有感觉过奶奶怀抱的温暖。当时奶奶是跟叔叔住在一起，她只能带好我堂弟。哥哥姐姐毕竟还是小孩，在带我的过程中，儿童的贪玩性是改变不了的，玩得忘记了我的存在。我身上的疤痕应该就是那时候落下的吧，幸运的是疤痕并不大，并不明显。
儿时的我相貌并不出众，不讨人爱。我想，我爸妈在造我的时候定是偷工减料了。再加上脾气不好，只要爸妈没有满足我的要求，我便会抓耳挠腮，所以耳朵常常会有血痕。但不管我怎么闹，爸妈都不怎么会去理睬，因为他们没办法达到我的要求，就索性什么都不去做。
儿时的衣服都是旧的，都是哥哥姐姐穿过的，从来没有新衣服穿。印象中有件黑色的卡布其（土话）上衣穿了12年，仍没破，后来丢掉了。吃就更粗糙，从来没有吃过完完全全的白米饭，总是在米饭里夹杂着白薯条，薯条居多。
儿时的生活还算是快乐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玩着一些当时小孩子玩的游戏，比如打陀螺、冲厅（土话，即是许多人玩的，谁家把对方的首都占领谁就赢了），踢王（即踢瓦片，六个格子的，最下方靠左边一格写着分，有60、70、80、90和100分五种，踢满100分可以背对着方格丢，丢中就占一格，谁占的方格最多谁就赢），捉木头人（土话，即一人去抓其它的人，如果害怕那人抓住可以叫木头定在原位不动，别人可以将木头人救活，若能将所有的人都抓住就换另一人来），打子弹（即用两头都为空的一节竹子，一头装上子弹也就是樟树子，一头塞破布，再用筷子顶着破布，气压将樟树子弹出）。还有大家都熟悉的捉迷藏和老鹰抓小鸡之类的。
如今发现，儿时的游戏不耗钱还很有乐趣，因为所有的游戏用品都是自己造的。而且许多伙伴在一起玩，乐趣不断。每晚都要玩到父母叫我们回去睡为止。这种乐趣感觉如今的小孩子难以体会到。虽说现在的游戏品种增多，可是小孩子很少能集中在一起，而且玩具还特贵。我发现如今农村的小孩最喜欢的就是看电视了。
人的烦恼是从懂事时开始的。
我的成长是在爸妈的吵架声中度过的。有时不免会想，爸妈吵架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或者说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增添了麻烦。当时的我不知道，现在我依然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样的一个年代，爸妈的结合只是为了过日子，没有多少感情，就像如今很多人为了结婚而结婚。
也许，我习惯一个人思索，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吧。
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去山上拾柴火，或者到田间打猪草。有时实在拾不到地上的柴火，就会想办法去弄树上的枯枝，做个长长的钩子，或者学着爬树。有时田间会找不到猪草，就会到江边去捞，慢慢地也会想法子去学游泳。
一个人忙着自己的事情，为这个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同时也尽力避开爸妈的争吵，这算是逃避还是懂事呢。
还是说说小学时的事吧。
我的小学一二年级就是在邻村读的，距离我家大概100米。教室不大，就是一间普通的民房。黑板是用木头支撑起来的，桌子长长的，四人坐，我和我二姐坐在一起（二姐一年级留级，我提前读书）。教室上面空荡荡的，只有几根横梁，横梁上放着几副棺材。
读小学时，积极性很高，天刚亮就去学校读书了。有天，当我们坐在教室读书时，一把沙子从空中撒下来，落在我们的头上，当时我们吓坏了，拼命地跑，边跑边说有鬼啊鬼抛沙子了啊。此后我们没再早起了。
老师就一个，姓赵。人很和蔼，现在已经退休。碰面时我仍会称呼他为老师。他一个人教两个年级，总共50多号人。一块黑板一个老师两个年级。他先带一年级的读语文，同时布置二年级的学生做作业，循环着来。我读二年级时，换了一个姓刘的老师，教书不咋的，但他保证我们不留级。据说在考试时他将监考老师灌醉了，（那老师趴在讲桌上睡着了）叫一个成绩好的同学将答案抄在黑板上。虽没留级，但我的拼音却没过关，为此，三年级时同村的老师没少拧我的耳朵。
小学三年级至五年级是在大队（当时叫大队后改村委）小学里读的。要走三里路上学，路上有片稻田，每逢稻子抽穗时，我们会边走边玩，抽出稻子的饱满的穗，往高处抛，看谁抛得远抛得好看。做了一些对农民不利的事，当时就觉得好玩，没想那么远。有时放学后，如果赶回家时间还充裕，就会在路边的江河里抓泥鳅和鲫鱼。
早上，要早起，因为要赶去学校上七点半的早读。起初，二姐会早起烧火炒饭，我只负责吃就行了。后来二姐感觉读书读不进就辍学了，我没办法只好自己炒饭。菜是前天晚上剩下的，没菜的时候就吃点干菜，比如萝卜干或者南瓜酱。有时可以偷偷地炒油盐饭（土话，就是将油盐放到锅里同饭一块炒），那时感觉吃这味道很好。最好的当属前天晚上剩了肥肉。我的习惯是将肥肉炸一炸，炸出油来，然后将饭倒锅里炒，那可真是爽到心里去了啊。
那时有件事惹得妈妈不高兴。读小学时，都得戴红领巾，别人都有可我没有，我就吵得叫妈妈买。当时可能经济拮据吧，没能买得起，后来我妈问邻居家借到一块做本命年衣服剩下的边料，稍微裁剪一下就也成了红领巾，但那跟买的仍是有诸多的不同，我仍闹着妈妈买。妈妈生气了，后来自己也想通了，虽说比不上别人买的，但有总比没有的好。
四年级时，教我们数学的是当时学校正校长，姓简，他的样子如今我依稀记得，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健在。他教数学跟别人不同，上课时他叫我们把书本合上，先讲一道书本上的练习，然后在黑板上出书上同等难度的例题，再叫我们上去板演。由于他是校长，大家对他都有种敬畏心理，生怕被叫上去出丑，所以在课后都会先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看一遍。我想我到现在数学还不错其功劳应该有他一份。
（那时有个朋友，家离学校近，就从家里端了一碗煮熟的红薯过来吃，吃得真是过瘾啊，当时算得上是美味了。大伙边吃边聊，谈笑风生。）
五年级时，最值得我提及一下的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家在我家旁边，邻村的。他上课时，上一会儿，然后叫我们看书，他就剥了一个糖果放到口里咀嚼。那姿态让我们嘴馋得口水直流啊。
当时能吃到糖果真是种幸福。我记得，那时我村子里一户人家办了个小商店，里面摆满了好吃的，饼干糖果等，还有喝的汽水，抽的烟。印象中汽水一毛八分一瓶，烟有大前门，银象，春耕，黄金叶等。那时令人嘴馋的自然是糖果和汽水，常常跟着妈妈到商店去，就指望妈妈能买给我吃或喝，结果当然是失望而归。
有次看到一个伙伴帮店主照看了一下他孙子，他就给了小伙伴一个糖果。后来我就常常呆在他家，看看什么时候他也要我帮忙看下也能得到糖果吃。后来通过这方法我终于得到了我期盼很久的糖果，拿到糖果时并不马上吃，先向伙伴们炫耀一番，然后剥下纸，先舔舔糖果纸然后再慢慢地舔糖果，一颗糖果要吃好久。经常性的帮忙带小孩，也练就了我现在的一身本领，小孩子看到我不怕，乐意要我抱呢，要是有奶水我都可以当奶爸了，哈哈。
小学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流逝了。同班同学大多升级读初中，有些人留级，有些人回家娶媳妇去了。（当时同学间的年龄相差太大）初中时，就有小学同学带他小孩子到我们学校来闲逛。
初中要到圩里去读，要离开爸妈过寄宿生活，真正的苦难从此开始。
中学名字是钱圩中学，以圩命名。我至今都想不通学校怎么会设在这种地方，就因为它是一个圩，是个农村农副产品的交易场所么。
学校距我家有六里路，要翻山越岭，那时没自行车，全靠走。
寄宿还要交米，大豆和食油，米每天一斤二两，每学期大概要交150至180斤，大豆和食油各两斤。三项都要及时交清，没交清者停膳，停膳一般选择在吃肉时。吃荤很难得啊，有时半个月吃一次有时一星期一次，没个准。
交了那么多油，可我们的菜油水极少。初中三年，常常吃的菜是水豆腐，萝卜，土豆，冬瓜，海带，南瓜等菜蔬，起初我以为我到了少林寺，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成素食者了。水豆腐都不要过锅的，我看到卖家将豆腐送过来后，食堂工作人员就将油味精韭菜等佐料倒在木桶内，用勺子搅拌搅拌就行。海带等常常吃到虫子，我们戏说学校想得真周到啊，怕正发育中的我们营养不够特意送点虫子肉给我们滋补滋补。
当时称米和接收大豆和食油的，是食堂的负责人员，名字叫肖九根。他将所有寄宿的学生按班级分好，八个人一组。半脸盆饭，一小盆菜。八人轮流值日，当天值日的要到食堂的货架上端饭菜，然后负责将饭菜分给八人。饭不够菜也少，我们常常从家里带点干菜到学校。由于吃不饱，所以大家都会有点私心。力气大的常常会欺负力气小的，他先少点分给其它七人，然后自己一古脑地将剩下的都倒在自己碗里，由于打不过他，我们常常忍气吞声。不过这种人还是少数。记得第一次吃肉时，值日的怕分不均匀，其它人说闲话，干脆用筷子将瘦肉和肥肉挑出来，然后一人一块瘦肉一人一块肥肉地分过来，搞得最后别人都围过来看，看把戏似的。
每天晚上晚自习后，总会有个妇女到学校来卖吃的，有油条，油饼，有时还会有包子。口袋里有钱时就会去买，没钱只能干看着。后来，这妇女说用米换也行。有些人就从家里多带点米，交够学校的，剩下的就去换点吃的。有些人就在交米时做手脚。（学校有专门装米的米罐子）因为负责人称好米后并不会去看你有没有倒干净，只要不明显都没事。所以有些人在倒米时抓着袋子的两个角，两个角的米就这样带出来了。虽然带出的米不多，但有时能解决温饱问题。
人们常说“穷则思变”其实饿了更容易思变。有些人思的角度偏了，就出事了。
课后，肚子没饱，总会去外面散步。到村人的土里去走走，看看能否找到点吃的。摘花生的季节里，两眼死命地盯着土里，生怕错过了一只花生。边走边用脚踢，不指望踢出未来就希望能踢出花生来。有时去翻翻已摘过的花生杆里，指望土地的主人眼睛近视没摘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就是我们当时生活的写照。
十月份时，村里的人会将煮熟的红薯片晒到山坡上，等它晒干后再收回去保存。那时就有人趁着晚上假装去山上散步，然后顺手牵羊地带回不少薯片。开学之初有学生去偷西瓜，结果被主人逮到，告到学校，最后处以罚款。
在那么一个困难的年代，我也做过一回小偷。早上，黎明前，起床去跑步。看看周围没人，赶快到土里扒红薯吃，顺便还装了两个在衣服的口袋里。我有个同学更厉害，既然带了个蛇皮袋去装，最终带了半袋多红薯回来。我想，那土地的主人肯定会骂娘的。
后来，学校出台了政策：凡是去挑了一担水到食堂的人晚上可以随便吃多少饭。现在不得不说这学校的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水”生命之源啊。
学校所在的这个地方严重缺水，虽说学校有两口井，但一口井里水面漂浮着死老鼠，用水桶打水，能够打上来不少蛆，看着都恶心，洗碗这哪行啊。另一口井是这个村子的，那水还不够村里人用。喝水都难（那时我们还没钱买水喝）。人嘛，不会被尿憋死，总会去想办法。晚上，深夜一两点钟，通常要几人合作才能喝到井水，一人站在上面，将水桶放到井底去，另一人踩着井壁的缺口下到井底，然后用碗一碗一碗地将水舀上来。如果村里人先我们一步来取水我们只得干渴了。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带碗（当时农村矿泉水还没得销售）去离学校三里远的地方装水喝。学校有自来水管，但那水只供食堂煮饭炒菜用，老师喝的水学校会负责烧好。当学校的水供给紧张时，就想到了利用学生。我就曾经为了吃饱饭喝到水挑着一担水走了三里路。
可能很少有人会相信，但这千真万确。干旱时，一担就可以将一亩田收拾干净，包括稻谷和稻草，农村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一开始就用大篇幅说了饮食方面的，感觉我这人特好吃。我想关键是它太令我刻骨铭心了。我身高不高与那时的饮食不无关系，正处于发育中的我们吃不饱，喝也满足不了，可想而知我们的生活是种怎样的惨境。
回到学习上来吧！
物质方面填不饱，那就啃精神食粮吧。刚进宿舍没多久，就被室友耍了。那时我早睡早起。有天晚上，室友叫着晓风晓风快点起床，赶早读去。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我看到其它人都穿好衣服站起来了，我就赶紧拿脸盆毛巾等去洗脸，可我一出去他们就哈哈大笑。我一看天还黑漆漆的。原来他们都还没开始脱衣睡觉。
初一班主任管得严，他的宿舍跟我们教室是相通的，宿舍门口在教室后墙。没人敢跳出来当出头鸟。一年级里让我倍感自豪的就是期末时数学得了满分，与外县转来的城里孩子一样，只可惜班主任（即数学老师）表扬了他没有表扬我，让我有种深深地失落感。
初二时，被班主任选为体育委员。那时我的体育特烂，要是体育老师叫我示范可咋办罗，那脸不就丢大了么。那时的我的真诚绝对可称得上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到星期一，我就开始祈祷上帝保佑我，让天在我们上体育课时下雨。不知道是我的忠诚感动了上天还是天公不作美，反正体育课不是被阴雨天冲掉了就被考试挤兑了。
初二，数学新加了几何，我的数学也开始落后了。尤其是在那堂课之后，我的学习劲头开始下降。
那天是物理课，我的座位是第一排。上课时我在做小动作，用膝盖碰撞同桌的膝盖，发出了些微声音。被物理老师发现了，他用他那双走路发出“嘀嗑嘀嗑”声音的皮鞋狠狠地踹了我一脚，当时我痛得都不敢做声。这一脚踢掉了我对物理的喜好。后来到高中我的物理都是最差的，后来才选择读文科。
我的语文还是不错的（文言文除外，很讨厌之乎者也），要不我那同学也不会找我。我这同学姓桂，名字不记得，只记得他老爸叫师范，教我们语文。这小子为了泡到妞（当时的我真是太单纯了，根本不懂啊，哈哈），为了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将一份将要考试的语文试卷偷出来，把我叫到后山上，一起做出一份答案。自然地，我们拿到了高分，他也达到了目的。那女孩子显胖（同学说那叫丰满），嘴唇较厚，身高大概有1米68。据说他趁他老爸回家之机，将女孩子叫到宿舍去了，有没有那种事我就不清楚了。反正这家伙那方面知识比较丰富。后来他转到别的学校去了，在那里搞大了一个女孩子的肚子，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最后怎么收场的我不清楚。
初三，越来越不被老师重视，座位编到倒数第一排去了。前面比我高的大有人在，我根本看不到黑板。无奈，学习也就慢慢放弃了，但人并没变得堕落无耻。
闲来无事可干，就用纸折了象棋玩。语文老师仍是桂师范。在他的课堂上，我和同桌玩起了象棋，玩的是那种傻瓜象棋，没有象走田马走日车满天飞等束缚的，空间有限，不便展开。我低头盯着凳子上的棋，全神贯注，全然忘记了老师正走到我身边了。此时看到老师的狮子脸，煞是恐怖。他一把拧起我，就像拧小鸡一样拧出了座位，并让我面壁思过。在报志愿时，他常常问我们报啥志愿啊。当时可供填报的有这么几种：师范，小中专，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他通常问的是填报小中专还是高中啊。有一人脱口而出，说老师我报师范。
初三时，一个新转来的同学与我睡一张床铺，那时每张床铺睡两至三人。此人姓肖，叫飞平。读书极为用功，常常在熄灯后还点蜡烛看书，只是不太爱讲卫生，吃过饭的碗不洗，衣服要堆放在一起等到星期六带回家去。
在我们毕业这年，不知道是市里还是镇上的领导脑子进水了，在镇上设了高中。我和我的邋遢同学肖飞平等都被录取到镇上高中。命运再次被改写。
邋遢同学后来跟一些品行不好的在一起，学坏了很多。会抽烟，会打架，会出口成“脏”他在的日子里，我们不会受到街上地痦的欺负，但没过多久他便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混了。后来打出名堂来了，名声大振，其间也弄出了不少的事故，犯下了案子。后来被抓进市班房蹲监狱去了。他爸是乡干部，按理他能将其保出来，可当时他爸的想法是让他到监狱吸取教训，省得他们管不了。当然他爸没想到，随后国家的严打紧锣密鼓地展开，在监狱的重案犯都是严打对象，谁也保不了。据说当时严打还有指标的。
邋遢同学在被拉去执行枪决的路上，跟电视剧一样，吼出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