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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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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战胜一切。
——苏格兰谚语
此世之责任心，即来生得救之路。
——费维希哲人
不为自己活着，才能为他人死去。
——圣保罗
古时候，美德和勇敢是同义词。勇敢，在罗马人看来，就是财富和价值。它意味着力量和魄力，可用来达到高贵的目的。谁最重视于其伙伴，并拔高、解救他们，谁就是最勇敢的人。
毋庸置疑，还有一种内在的勇敢，它表现为良心、忠诚、忘我、自我牺牲、敢于在这个无耻的世界面前举止得体。它最大的特征是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忍耐和热情，乃是价值的两个灵魂，它们才是真正的勇敢。
最高贵的勇敢并不只属于战场上。在战刀飞舞、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男人们激昂高涨、无所畏惧，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一切荣耀皆属于他们！
女人，似乎天生就是忍耐和克制的代名词。她们的忍耐力，丝毫不比男人逊色。在充满血腥的战争故事里，有的女人女扮男装，跟着她的爱人一起奔赴战场、出生入死；看着爱人倒下，拼死守卫他们的尸体。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故事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了。其实，世上有多少这样的战士呀！她们与生存的命运抗争，为自己的地位奋斗，却从来没有成功；她们在饥饿贫穷中挣扎，在打击和羞辱中苦斗；一切是那样的渺茫和绝望，但她们何尝有所畏惧！
基督教英雄的英勇行为，与战斗英雄有所不同。其活动方式，不在于侵略和斗争，而是忍受和自我牺牲。没有鲜花戴在他们的胸口，没有旗帜飘扬在他们的头上。当他们像司空见惯的那样在履行职责中倒下时，没有得到国家的桂冠，也没有获得假惺惺的哀哭，得到的只是悄悄滴落在他们坟头上的几滴眼泪。
人生在世，并非为了声誉和荣耀，抑或为了功勋卓著，而是为了某种比世界所能给予人的更高贵、更伟大的东西。杰勒米·泰勒（1613—1667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教士，以所著《圣洁生活的规则和习尚》《圣洁死亡的规则和习尚》而闻名）曾说：“人生虽然短暂，而永恒正是在短暂中求得。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有许多敌人等待征服，有许多邪恶等待驱除；我们必须克服许多险恶，也必须摆脱许多困境；太多的要求期待我们去满足，也有太多的善事期待我们去完成。”
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真谛。最善的人，从来都不会是一个自私者。把自己给予别人，而从未考虑过声誉和光荣，在履行职责的良知中他们寻求到了最好的报酬。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令。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至少对于那些生活富足或碌碌无为的人来说是如此。
世上，在偶然的事情面前，我们并不仅仅只是理解；生活中，每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我们明白它的同时应该考虑到其延伸的影响。即使是不幸，它也通常是人是否高贵的最可信的试金石。一首最有名的德国诗歌这样说：“一个没有含泪啃过面包的人，一个没有在悲痛的夜晚哭泣过的人，是不懂得上苍之伟大的。”不幸之事，也许仅仅是为了试探和确证我们。在这样的考验时刻，如果立场坚定，心灵将因此镇定自如，从而使一心一意履行自己职责的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对于一切悉心向善的人，机遇都是同等的。最执着的精神往往能通达别人的心灵，耐心和容忍能够战胜一切。多少男人，同样有多少女人，甘愿在默默无闻中死去。他们警醒自己要关注穷人；他们照料患病者，与病人共苦，甚至染上了病人的疾病而死亡。由于他们的劳苦和仁慈，多少生命从此得到了安宁！爱就是他们的一切报酬。天生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人所做出的牺牲，永远是神圣的。
克利特哲学家和诗人阿皮门尼德被人请到雅典去扑灭瘟疫。他四处奔波，坚持不懈地与瘟疫搏斗，并且拒绝了一切报酬，除了雅典他所居住的地方——格诺修斯——的人们对他的善意。
古时候，瘟疫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人们对它避之唯恐不及，互相之间也是猜疑恐惧。因而，受瘟疫侵袭的人常常在孤苦伶仃中死去。于是那些高贵的、仁慈的人们挺身而出，献身于驱除这种疾病。大约300年前，米兰（意大利北部一城市）爆发了一场瘟疫。大主教查理·波罗迈欧红衣主教那时候（1576年）正在罗底逗留，他闻讯立即赶往受灾地区。牧师们劝他留在当地，等到瘟疫自行消退之后再去。他回答说：“不！一位牧人，他的责任就是把生命献给他的羊群，怎么能够在危难之时却弃它们于不顾呢？”
“是的，”他们回答说，“守卫在它们身边，是一项高贵的事业。”
“那么，从事高贵的事业不也是牧师的责任吗？”
于是，他赶到了米兰。
瘟疫持续了大约4个月。在这期间，红衣主教亲自访问了那些病人。在病人的家里、在医院里、在任何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探视他们，给他们食物、药品，他们临终时为他们主持最后的祈祷仪式。他的所作所为深深感染了他的牧师们，随之，他们也步他的后尘，全心全意献身于自己的人民。直到最后一个患者康复，仁慈的红衣主教才回去尽他的主教责任。
红衣主教在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深思。他是第一个创办为穷人的孩子提供读书机会的“主日学校”的人之一。“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任何一件善事都可以在这一天里做。正如在平常日一样，星期日下午，红衣主教从大街上把孩子们叫到米兰教堂里，教他们读书写字。孩子们带着自己抄的书，带着石板，来听他的教诲。在他的教士协助下，这所学校日渐兴盛。300年过去了，波罗迈欧红衣主教的“主日学校”仍然继续存在着。1879年春天，笔者看到孩子们集合在教堂里，拿着石板和书籍，正在他们的“主日学校”里接受教育。
红衣主教把他的税贡收入全部花在建学校、做善事上。在他生活的时代，贫穷是非常普遍的，因而他想方设法给予消除。他与自己的同道一起，努力支持僧侣改革，特别是庙宇制度的改革。他引领那些由于行为放荡而臭名昭著的尤密利塔提人进入到全新的生活境界，虽然这些人认为红衣主教在大教堂里教穷人的孩子读书，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丑行而已。他们认为红衣主教亵渎了安息日、玷污了神圣的处所，也是僧侣制度的破坏者。（注：一位美国作者写道：“今天，如果有谁还试图以这种包揽孩子全部生活的大型方式推行‘主日学校’教育，他得到的只有谴责。例如，让他试一试用他那些健康安全的藏书，去抵挡汹涌而来的有害书籍的侵袭，或者让他在他的学校设立一个职业委员会，来压制学生的动荡不定，那么，一切捍卫安息日的人、所有提倡只读圣经的人，都会立刻抬头。因为，伪君子是不会希望有任何人君临于上帝之上的。他作为上帝的骨肉兄弟，难道不希望那些碍手碍脚的人全部死光灭尽？”）他的“主日学校”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发明”。于是，他们雇了一位杀手，企图把红衣主教杀害在圣坛上。当唱诗班正唱着圣歌“别让你的心灵困惑，也别让它忧惧”时，刺客向红衣主教发射了一发火绳钩枪子弹。子弹打中他的后背，但主教穿的柔软而结实的外衣把它挡住了，子弹掉在地上。红衣主教勇敢而镇定。当周围所有的人都惊惶失措时，他自己反而仍然安静地在祈祷着。
还是回到瘟疫这个话题吧。哪儿的人们缺衣少食、健康状况极度恶化，这种疾病就会不请而至。伦敦就是一个典型的可怕的例子。它的街道狭窄、肮脏，通风性能极差，下水道也不畅通。伦敦最近一次瘟疫爆发于1665年，它夺去了10万人的生命，使得城市的人口锐减到不足现在的六分之一。它还从伦敦蔓延到周围乡村。虽然无数的人们逃离了疾病区，但仍然传颂着许多高贵的自我献身的例子。约克郡的莫顿主教就是这些人之一。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他的眼里只有他的人民。由他建立的一所收容穷人的庇护所或医院，把病人从他们那阴暗的房子里解救出来，加以细心的看护。虽然寻找服务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但主教一直坚持不懈。像战士一样，他时刻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穷人们没有粮食了，他跑到自己的乡下农场里，把一包包的粮食驮在马上，送到他们身边。他不让仆人去冒本来应该是自己冒的险，也不让自己的马匹奔波不停。在自己家里，他没有另外开一扇专供自己出入的门，以便使自己与农场里的人们区别开来。这样一来，瘟疫就被限制在约克郡以内。主教是一个忘我、慷慨、善良的人，他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事业，用于乐善好施，用于奖励一切有功绩的人。他的一生是虔诚的一生，是充满基督教善行的一生。
在伦敦，包括西顿汉姆在内的许多医生都逃离了，但仍然有一些忘我的人留了下来。在这些人中，霍基斯就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懈地照看着病人。他的忘我工作，除了人们的衷心赞誉以外，没有获得任何报酬。后来，他的生活状况愈来愈差，并由于债务而被投进了卢格特监狱，1688年死于狱中，死后留下了对最近一次瘟疫起因的最好说明。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的，疾病从伦敦蔓延到了乡村。人们遥指着许多偏僻的地方，会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是他们埋葬了瘟疫。”例如，在德贝郡埃亚姆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一位理发师收到了伦敦寄来的一包衣服。当他把衣服在火上烘干时，人们发现他染上了伦敦的瘟疫，并于4个月之后死去。疾病蔓延开来。当地仅有的350名居民，准备逃离这个村子，但这种打算被当地修道院院长威廉·莫鲍逊的英勇行为给阻止了。他警告人们，如果他们逃离，将会把疾病传播得到处都是。于是，人们留下来了。莫鲍逊把自己的孩子送走，并打算把瘦弱的妻子也送走，但她还是坚持留在了自己丈夫的身边。
莫鲍逊博士决定把村子隔离，这样瘟疫就不会蔓延到周围地区了。德文希尔伯爵则倾其所有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包括食物、药品和其他必需品。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共处一所教堂里做弥撒，莫鲍逊博士在露天场地举行宗教仪式。他选取了一块石头作为讲台，把人们安排在绿色斜坡的两边，使他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可怕的瘟疫持续了7个月，来听弥撒的人群越来越少。院长和他的妻子坚定不移地活动在病人中间，照顾他们、护理他们、喂养他们。终于，妻子染上了瘟疫，加上她的体质弱，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在她的葬礼上，院长站在她的坟头，像往常为许多教区居民所做的祈祷那样，他声音哽塞：“愿死者安睡在上帝身边，她的灵魂永存。生者生还，是因为死者的劳苦！”院长早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他还是凭着希望顽强地活下来了。瘟疫夺去了五分之四居民的生命，人们把他们埋葬在村子上头的石南山坡上。“老实说，”院长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村子变成了一块坟地，一座地狱。……我探视了教区内的76个家庭，它们中死去了295人！”莫鲍逊博士寿终正寝，他拒绝了林肯教区教长的席位，而宁愿留在他的教区居民中间，靠着亲爱的妻子的坟墓，直到1708年去世。
说起来奇怪，50多年之后，一些工人在“埋葬瘟疫的地方”掘土时，发现了一些毫无疑问与死者有关的亚麻布，他们立即染上了斑疹伤寒热。3个人死了，但传染病在村子里蔓延开来，使70个人带上了这种病毒。斑疹伤寒症似乎是那场遍布英国各镇、夺去了千万人生命的可怕瘟疫的余威。
33年前，笔者曾经在利德斯目睹了一场斑疹伤寒热的爆发。它首先在镇里最贫穷的地区开始，然后蔓延到富裕的地区。28个感染者挤在一个院子的7间房子里，3间连床铺都没有。其中住着12个斑疹伤寒症患者的房子里，空无一张床铺。其他院子里、房子里情况大同小异。康复中心和伤寒医院里，病人早已爆满。人们搭起了一所临时当作医院的小木屋，辟出一座工厂，专门用来接待伤寒病人。
时任利德斯教区牧师的胡克博士以及海尔阁下（后来担任了哥伦比亚的主教），天天视察这些地区，不遗余力地为病人分忧解难。最卖力的要数天主教的牧师们了。斑疹伤寒症瘟疫刚开始爆发，他们立刻就赶去帮助穷人。在那些人口密集的传染病住所，也许吸一口毒气就能致人死命，可是毫不畏惧的他们，尽职尽责地穿梭其间。人们总能在濒危患者和刚死病人的床架边见到他们的身影。在危险面前，他们的决心无法动摇；面对死神，他们毫无惧色，即使面临染上了瘟疫、一个接一个病倒死去的危险。亨利·瓦姆斯莱阁下，一位天主教副牧师，首先倒下了。接下来的一天，他的助手死去，后者到利德斯才3个星期而已。宛如一场攻城战，他们刚死，其他的人又立刻接上岗位。这些人快乐无比，因为他们被允许占据一个危险的位置。瓦姆斯莱先生的后继者接着牺牲了。加上已死的另外两个人，牧师们一共有5个人献身。为了纪念他们，后人竖起一块简陋的石碑，上面写道：“为履行神圣职责不幸染上伤寒病之五烈士，1847。”
此外，一位当地教堂的助理牧师也为这一事业而捐躯。一位因力倡戒酒而闻名乡里的绅士，也在这一场瘟疫中死去。镇里的两位外科医生染上了瘟疫，其中一位去世。这场瘟疫，一共夺去了400多人的生命。医生总是和疾病打交道，不管疾病是否会传染人。他们时刻勇敢地与死神搏斗，却往往连最少的报酬都得不到。哪儿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奔赴那里，有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他们花费精力，忍受折磨，直到精疲力竭，在病入膏肓之时默默死去。他们是这样——生命在默默中奉献的英雄，荣耀却从来不会青睐他们。无名英雄才是真正的最伟大的英雄。
外科医生在战场上履行职责，与在贫困地区一样。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出去，带回来的却是急待包扎和看护的伤兵。在这方面，法国的莱瑞医生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在莫斯科大撤退期间，有人看到他在敌人的炮火下从容地动手术。当时只有一张营房篷布可用来保护病人，他叫人举在头顶，挡住纷飞的大雪。另一次在埃及燃烧的沙漠中，这位身影活跃的小外科医生表现了同样的热情。在首次与英国交火的时候，希里将军的膝盖被子弹击中了。莱瑞发现除非马上动截肢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于是建议将军截肢，将军同意了。手术就在敌人的炮火下进行，而且时间只有3分钟。可是糟糕！英国骑兵已经逼上来了。这位法国医生和他的可爱的病人怎么样了呢？“时间不多了！”莱瑞说，“我把受伤的将军背在肩上，朝着我们那些溃退的军队飞跑过去。我发现一片壕沟，周围长满了丛生的灌木，我于是横穿过去。可是骑兵在这个沟渠纵横的地方不得不绕道而行。这样一来，我就有运气在这队骑兵之前追上自己的部队。最后，我终于背着这位光荣受伤的将军到达了亚历山大，在那儿，我完成了他的治疗。”
下面是另一个英雄。萨尔多夫博士，一位撒克逊皇家外科医生，在瓦格拉姆战役刚开始时，他的腿炸伤了。躺在地上，他看到离他15步远的地方，侍从副官克思伯格被一颗子弹击中了，正倒在那里鲜血井喷。外科医生明白，要是不马上动手术，这位将军很快就会死去。于是他拼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沿着地面一步步爬到将军的地方，替他止了血，从而挽救了他的生命。克思伯格来不及拥抱他的恩人。这位受伤的医生就已被转移到维也纳，他精疲力竭，截肢后4天就撒手离去。
在战斗中，部队往往在队伍后面预先准备一些马车，用来运载伤病员。当有人倒下时，他们就会被抬到医生那里接受护理。如果队伍被敌人赶回来，医生和伤病员往往来不及撤退，只好做了俘虏。在阿尔玛战役中，英法联军追击，俄国军队溃退，结果留下了一大批伤病员。几百名俄国伤兵被抬到战场的东边，在靠近河流的阴暗处一字排开。
幸运的是，当时的司令部里有一位外科医生。强烈的意志力、不可抗拒的热情、公正的判断力，以及很少和当局合拍的性情，使他的荣耀感和责任心极其强烈。他就是第四十四军团的汤姆逊医生。虽然俄国部队已经放弃了这块领土，他仍然成功地获得了400磅的饼干，以及协助他工作的必要人手。他立即让一整天没吃任何东西的伤兵们饱餐一顿，下一步着手把伤兵伤口全部包扎好，这样整整花去了他从晚7点到半夜近12点的全部时间。
这时，留下来的士兵全部去运送英国伤兵了。他们把伤兵运送到停靠在欧帕托亚的战舰上去。可是，汤姆逊医生和他的助手约翰·古纳斯，仍然留在俄国伤兵中间。白天烈日似火，夜晚寒冷如冰，就这样，他们单独留在那里三天三夜。终于，运气来了，交战双方休战了，他们把伤兵装在船上，运送到一个俄国码头。“最后，”肯拉克先生回忆道，“在26日早上，‘阿尔比’号船长路希顿上岸后发现了他的两个同胞，他们正处在求助无门的时刻。路希顿船长为他们的幸运而高兴万分，也为他们所遭受的一切而倍感同情。”
与他们一样，伯纳瑞斯医院的外科医生恺依，在印度兵变期间，也曾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那时敌人正向他们扑来，准备把他和他可怜的伤兵一网打尽。对于发生在考坡尔的那次可怕事件，人们仍然记忆犹新。每个人都死了，从男人到女人，连孩子都无法幸免。在暴乱的印度兵的战火焚烧下，英国兵拼死支撑到最后。“简直不可思议，”纽约的库勒先生说，“在这些普通士兵面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无宗教信仰者。生活的艰难和亲友的穷苦，使他们很难具有任何宗教意识，即使有，也是少得可怜。可是，在印度兵大暴乱的时刻，他们的宗教意识突然产生了。无数的英国士兵，面临着印度兵强加于他们的两难选择：或者信奉暴乱者的宗教，或者宣布自己信仰基督教，从而被那些穷凶极恶的野蛮人以各种残酷至极的方式处死。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毫无疑问，这些普通士兵死得异常刚烈，世上没有什么比他们所走的路更能通达光明之境了……他们是属于基督教阵营的，即使烈火金刚，都无法把他们刚毅的心灵撕裂……所以，在缺乏优美雅致的地方，刚毅仍然存在，除非你认为优美雅致就意味着高尚之物、就意味着纯洁高尚的生活，以及一种发自心底的宗教意识。”
接着就让我们谈一谈两位士兵的例子吧。在玛尔腾最近爆发的霍乱期间，他们服役于第七十军团。在没有妇女的情况下，他们承担了护理病人和死者的任务。在霍乱医院里，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德比希下士由于疲劳过度，终于倒下了，但他的岗位马上又有人替补。另一位霍帕下士，自愿到托帕医院去服务，在那儿，他受到了院方和军方的双重嘉奖。两位下士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时刻与死神搏斗。过了不久，部队领导来到玛尔腾视察，当着许多可敬的同志之面，公开表扬了德比希和霍帕。
同样的品质闪耀在战火纷飞中。1812年，法军围攻凯狄兹城。在大街上，在窗户边，在屋子门口，到处可以见到倒下的人们。敌人的炮火一来，人们就拉响唯一的一口大钟，警告居民赶快逃避。一天，报警的钟声拉响了。可是，炮弹偏偏纷纷落在大钟上，把它击得粉碎。负责拉钟的僧人毫无惧色，拉响了另几口小钟。这位善良的人战胜了死亡恐惧。
在这场围攻战中，女人表现出了同样勇敢的行为。玛塔高达是一个偏僻的堡垒，没有沟壑，也没有防空洞。在这个堡垒中，驻扎了140名英国士兵，任务是阻止法国军队的进攻。一队74人的西班牙士兵和一支全副武装的小舰队合作，共同抵御敌人。可是，一艘伪装的敌舰悄然进入码头，向着小舰队猛烈攻击，士兵们纷纷落水，舰队被驱赶到凯狄兹码头去了。58门大炮和最大口径的迫击炮集中火力向着小堡垒猛烈轰炸。脆弱的围墙在如雨般炮弹的攻击下，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光秃秃的城隍和勇敢无畏的卫戍部队。激战进行了30个小时，只剩下玛塔高达妇女在抗击。
一位名叫丽旬的陆军士官妻子在炮塔里照料伤兵。病人口渴了，急着要水喝。她叫来一位当鼓手的男孩儿，请他到井里去打水。男孩儿犹豫着，因为他知道水井正处在敌人的炮火攻击视角之内。于是她自己抢过水桶，冒着密集的炮火冲向水井。在井边，她终于打满了一桶水，随即一颗子弹打断了水桶绳，她又从容地把它修好，带着水回到病人身边，完成了任务。
炮火密密麻麻地掉落在堡垒中，一个小时之内把西班牙国旗旗杆打断了6次。最后，指挥官托马斯·古拉汉姆（之后是里拉多奇）见抵挡不住，便派一个小分队把幸存者送走。在副官莱福瑞的指挥下，他们占据了一座阵地，可是不久副官就牺牲了。战士们拼死抵抗，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才最终放弃了阵地。小船载着幸存者，包括这最后一名战士和英勇的玛塔高达妇女，回到了凯狄兹。
有谁会相信女人也能在战时护理伤兵呢？这样做，确实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高贵的精神。护士往往来自日常家庭妇女阶层。在南丁格尔小姐献身于照顾伤老病残从而使自己名垂青史之前，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护理是一件需要专业培训的事情——它需要聪明、坚强、专注，以及仁慈、同情心和爱心。“据说，甚至书上都这样写道，”南丁格尔小姐说，“每个女人都是一个好的护士。相反，我认为男人对护理的知识知之甚少。”
然而，她把自己奉献给护理职业，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一句话，出自爱心和责任感。她本来根本就没有必要从事如此令人厌烦、如此不为人喜欢的职业的。她是一位优秀的年轻小姐，懂得多种多样的手艺。她是家里的宠儿，逗人喜欢，也是交际圈里的中心。上帝给了她一切使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都幸福无比的东西，然而她放弃了所有这些追求，走上了一条通往痛苦和悲哀的路。她对自己的同类永远充满了强烈的同情心。她在学校教孩子，看望贫困穷人，当他们生病时则救济他们、护理他们。她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不过是英格兰的一个小角落而已——汉普郡的恩布雷。然而，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做的好事，也能在暗中悄悄完成。美好的世界在向她招手，她本应该做镇里其他女孩儿所做的事情，可是她的心灵把她引向了别处。（注：①曼彻斯特主教在欧斯维忒布道时，收到一位年轻女孩儿的来信。她告诉主教下面一些关于她的生活的事情，并问他在这样的生活中是否还有时间做善事：“我们10点钟早餐。早餐占据了一小时的大部分。其间我们阅读来信和报纸上的新闻。之后我们必须回信，母亲希望我替她写请柬或对别人的请柬进行答复。接着我必须去温室喂金丝雀和鹦鹉，并修剪树枝和花。然后就到了着装去午餐的时间。我们的午餐常常在午后2点钟举行。3点，我母亲喜欢我陪她去打电话，然后估摸着朋友们来访了，就回家喝5点钟的午茶。这以后，我们准备开车去公园，然后回家吃晚饭。晚饭后我们去剧院或歌剧院看戏，之后当我回到家里，已经精疲力竭，连自己这一天做过什么都记不清了。”）对不幸者、失落者、被蹂躏者，她怀着浓厚的同情。她看望医院、监狱和管教所。当别人在瑞士或苏格兰或海滨消磨快乐的假日时光时，她却一头钻进德国护士学校或德国医院里。她从零学起，先学习如何使用抹布、硬毛刷、掸子，然后循序渐进地学习护理技术。接连3个月，她日日夜夜守候在病床边，从而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
南丁格尔小姐回到英国以后，继续从事她的工作。“女家庭教师医院”由于不懂得如何管理，几乎濒临倒闭，于是她负起了管理这所医院的责任。她忘记了对自己家庭的爱，忘记了乡村里新鲜的空气，全身心投入到哈雷大街那可怕的医院里。在那里，她把自己的精力、时间、才学，全给了她那些病弱的姐妹。虽然医院被挽救了，可是巨大的压力使得她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她不得不抽空跑到汉普郡去呼吸宜人的空气。
然而，一件急待救助的事情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急需一大批专业护士。伤病员躺在博斯普鲁斯的医院里，少人看护。南丁格尔小姐服从了自己高尚的冲动，立刻赶去救助他们。她上了一艘开往斯库塔利的船。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生命威胁，艰难困苦，船只失事，总之是什么样的危险都有。然而，当责任感推动勇敢精神时，谁会考虑危险呢？南丁格尔小姐几乎是有求必应。她深入到伤病员中间，护理那些受伤的士兵和水手；她安排了一切护理事务，管理着整个医院的大小事情。
在这位英国小姐的耐心看护和救治下，伤病员很快得到了康复。当士兵们看到她俯身拾起他们掉落枕头的身影时，默默地为她祝福。他们不知道该叫她什么，只是称她为“光明小姐”：
睡吧，谁替他圆一个安静的梦？
敌人已离开，他的心思与谁共？
天使不曾来过，
唯有一张美丽的面孔，
在人间里，焕发着生命的温暖！
战士们崇拜这位年轻的小姐，他们禁止一切可能伤害她的粗言秽语；需要动手术时，他们毫不畏缩，强忍住一切痛苦；对她的建议和劝告，言听计从。而她，也十分关怀那些普通的士兵。她不仅对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关怀备至，而且与他们那些英格兰、爱尔兰以及苏格兰偏僻山区的朋友取得了联系，她替他们节省开支。每一周，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替他们发送给家乡朋友的汇款。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莫逆于心的相知之情！
“勇气，说来简单，”她说，“无非就是耐心、善良，以及默默忍受痛苦的力量。一个民族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比一个普通士兵所表现的，又多到哪里去呢？……就拿一个人来说。如果需要的话，他会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一生都献给了别人——不管是他的女王，还是他的国家，那么，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比一切禁欲、斋戒、谦逊、坦诚都强过许多。在英国，这种自我奉献而不叫作牺牲的精神，确实什么都比不上。”因而，即使从最普通的士兵生活经历中，我们都能读出许多。
丝坦蕾小姐回到英国以后，就投身于帮助那些士兵的妻子和寡妇。她在约克大街和威斯敏斯特购买了一所房子和花园，建起一个机器洗衣店。她从政府那里取得了一个专门提供军服的合同，从而保证了一大批被遗弃妇女的就业机会。丝坦蕾小姐以巨大的热情致力于安慰和护理伦敦穷人的妻子。在千万个人中，她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但那些善良的女人所做的工作与她并无二致。她把终生献给了为他人服务的事业中。她是自我牺牲的化身。至于是否获得他人的嘉许，这并不重要。对那些希望步她后尘的人，她说：“永远别忘记阿诺德医生。对他日志中的最后一条，我每天都重复两次：‘做上帝所愿做的，也别怕别人做你所做的，如果神愿意，它就会如此。’”
好的榜样永远带来好的结果，其他的女人也都走向了同一条道路。在这些人中，佛罗伦斯·利丝小姐，就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她不仅亲自从事护理工作，而且还教别人科学护理知识。她心中第一次萌发做善事的念头，说起来奇怪得很。这起因于她亲爱的哥哥之死。她的哥哥死于中国上海的一所海军医院里。每当她想起他，想起他在陌生人手中受到的照顾，便感到一种巨大的动力，使她希望为别人做别人为她哥哥所做的一切。
这件事发生在她还是女孩儿的时候。她向已故的威彻斯特主教请教。他说，这么小就从事这种工作未免太早了，“等你的悲哀过去，心灵真正成熟了，才能从事这种职业。”但她的决心和心愿已定。于是她向心目中的真正英雄——南丁格尔小姐请教。从她那里，得到了最好的建议和培训帮助。终于，在3年的等待之后，她进入了圣托马斯医院，开始了护士生涯。不久，她到了皇家大学医院，获得了珍贵的实践经验。为了完成护理知识的学习，她花数年时间跑遍荷兰、丹麦、德国和法国。在德国的凯塞沃斯，经过护理女执事的常规临床训练，获得了从业证书。在法国公共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汉逊的关怀下，她获准在罗马天主教姐妹的指导下进入巴黎第一医院工作。作为一名助理医师，她与奥古斯丁、圣托马斯·威兰乌菲等人合作。姐妹们对她的工作非常满意，而这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她与她们合作得非常愉快，虽然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各不相同。
姐妹们对她的友好，非言语所能形容。她们对待她，更像是姐妹和朋友，而消除了信仰、国家和世俗生活的差异。除了学到临床知识以外，她从她们那儿还学到了困境中的沉着和乐观，在极端困苦时对万能之主的期盼和信奉，坚定的忘我精神，以及放弃一切既得的属于主的东西。在那儿，她也学会了对于所有那些伺奉和护理病人的人来说值得珍惜的乐观情调。属于利丝小姐最后的也是最可贵的锻炼，是在勒巴佛将军（后来担任了法国国防大臣）的允许下获得的。他的影响使她进入法国军事医院工作。这是一次具有双重收获的锻炼，在这儿，医院主管、已故的米歇尔·勒维将军对她的进步产生了兴趣。这位将军称自己是克里米亚的南丁格尔小姐的“同志”，由于后者的原因，他使利丝小姐通过了一系列严格的训练和培养。他承认，这比可能给予任何一位法国护士，或者通常而言给予任何一位英国女人的训练，要严格得多。然而，从米歇尔·勒维将军那儿得到的实践经验，是如此之宝贵，以至于在她以后的从业生涯中，从来就没有忘掉。
经过这次长期的护理见习之后，她回到英国。不久法德之战爆发，报纸长篇累牍地报道这次残酷战争的结果。胜利的一方无情地屠杀伤病员，或者任由他们死去。他们成千上万地躺在露天里，缺少护理，也得不到救治。利丝小姐的心被仁慈和同情触动了。她立刻出发来到欧洲大陆，随同而来的还有3名德国小姐，不过不久之后她们分道扬镳。利丝小姐穿过比利时来到科隆，在这里，她看到伤病员一排排地躺在车站的平台上，孤立无助。经过科布伦兹、特里维斯，她到达了目的地迈兹。这是她下船之后的一次艰难行程。在一片混乱中，她丢掉了包裹，只身来到了这里。
这时，巴扎雷元帅正带着一大批部队在迈兹驻扎。弗里德雷克王子向这个城市增援了一支由德国人和巴伐利亚人组成的部队。利丝小姐被指定到玛拉格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这儿正处在增援部队的后部。她到达指定地点后，发现所谓的医院不过是一个废弃农场，所谓的病房只是几间谷仓。这是一个极为糟糕的地方，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护士们睡在用稻草填满的布袋上。药品和食物奇缺。最主要的病症是斑疹伤寒热，这是由于战壕潮湿所致。这所传染病院里只能容纳22张床位，因而总是人满为患。
一所乡村医院的护士，工作上当然没有轻松可言。热病患者被抬进来时，她们首先得把他洗刷干净。从战壕里出来的人，脚上的泥巴都结成了硬块，因而护士们必须在清洗之前把泥土刮下来。清洗后，患者被放到病床上，开始行医用药。有时，护士们得清洗病人黑乎乎的嘴巴，有时则要帮助他们洗净全身。晚上，病人常常说梦话，护士们就用湿毛巾替他们敷头，或者替他们洗手净脸，并把床铺移来换去，以免弄痛他们。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
病人有时会变得狂躁不安。利丝小姐讲述了一则自己在迈兹热病医院发生的故事：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值班，楼上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她爬上楼，发现一个狂躁的士兵正在拼命打门。这个可怜的人盼望回到家里，见到他那位“文静的多嘴多舌的人”。她叫来另一位病人帮忙，告诉他明天就会回到家里，这才把他重新弄回病床上。楼下另一位狂躁的病人，这时正从床上的枕头下抽出一把刀。利丝小姐连忙冲过去，把刀抢过来。原来枕头底下一直放着一把刀。她把刀藏在偏僻的地方，外科医生一回来，她就恳求他，以后千万别把她一个人留在医院里值夜班。
护士们在那儿工作了几周。士兵们有的死了，有的治好后却成了残废，被送回家里，只有极少数人重新回到岗位上。最后巴扎雷投降了，他把俘虏送回德国，而“铁血王子”和他的部队则行军去围攻巴黎。利丝小姐完成了在迈兹的任务，但她自愿接受的工作却没有完结。她远途跋涉（中间坐了一段车）去了汉堡，被安排在处于普鲁士加冕公主监督下的伤兵医院工作。在那儿，她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保证正常的空气流通。德国医生讨厌气流，所以每当这位护士打开窗户，医生就趁她不在之时叫人把窗户关上。她向加冕公主申诉，最终赢得了开窗的权利。
利丝小姐的故事在继续。从德国回来之后，她准备航行到加拿大和美国，去视察那里的医院。1873年，她完成了任务，沿途视察了哈利法克斯、魁北克、蒙特利尔、多伦多、克利夫兰、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和安纳波利斯，看了一切想看的东西。最近几年，利丝小姐成了威斯敏斯特护士协会的会长，至今仍在继续她的辛勤工作。许多女人，不管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都把自己献给了这种神圣的职业。她们深入到城镇的庭院或弄巷里，护理那些没有她们就必然躺下或死去的病人。她们的双手抑或心灵，并没有在为她们那些可怜的病人做最卑下、最烦闷的工作时受到玷污。这里要提及的是工作在波普勒穷苦女孩儿中间的沃凯尔夫人、工作在西部最高法院的欧卡塔薇亚·西尔小姐、工作在布赖顿的韦凯斯夫人、工作在朴次茅斯的士兵中间的罗宾逊小姐所做的一切。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难能可贵的人。因为世界上存在许多求助无方、哭救无门的无助者、堕落者、贫困者、饥饿者，她们甘愿默默奉献着一切。
在日常生活中，无数的英雄行为不为人所知。或许，穷人会比富人的英雄行为更多一些，因为前者更加同情他们的邻里。一位街头乞丐说，他从贫穷的街头女孩那里得到的施舍，远比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的多。美德穿得破破烂烂，却能博得尊敬。
“人们谈论英雄和英雄行为，”比利先生说，“常常认为英雄行为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城市生活中，也能得到充分的表现。而英雄，也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高尚地生活和工作。最高贵的自传，并不一定非形诸笔端不可。世上有许多伟大的英雄，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受尽折磨、痛苦和失落，却一直保持着完美的品德。谁服侍上帝，帮助他的亲人，追求美德不辍，谁就能在心底拥有真正的勇敢和善良的品格，他就应获得主教、将军或法官给予的荣耀。”
我们最近常常谈到玛丽·卡比特这位仁慈的女士。有生之年，她全身心投入到救助那些被人遗忘的穷人中去。她在布里斯托尔设立了一座教养所，并亲自担任总监。她怀着纯洁的目的，出入连警察都不太敢去的街头巷尾。面临眼前展现出一片贫民窟的可怕景象，她从不沮丧，也不厌烦。她把孩子从这些悲惨的地区带到她那简陋的教养所。这种无畏的工作精神，比之约翰·哈佛毫不逊色。她笔耕不辍，不停地把自己的设想公之于众。最后，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政府采纳了她的计划，建立一所“感化劳动学校”，专门收养被遗弃的孤儿。在我们的军队中、工厂里，有无数的人有理由向“玛丽·卡比特”这个名字表示感谢。年龄并不能阻止她的慈善工作。60岁那年，她到了印度，把她教育体系的种子播撒到东方世界。她一共到过印度4次。最后那次是在1876年，这时她已接近70岁。有生之年，她亲眼见到自己的工作成果全面开花。整整一代人，要不是有她，就会沦于邪恶和犯罪的紧紧包围之中。对于这些女人，关于她们那些忘我的工作，除了给予人类所有的荣耀和祝福，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已故的希丝霍姆夫人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工作领域。她致力于帮助年轻女人移民，照料直至她们得到妥当的安置。一次，在带着一大批移民从南安普顿出发前，她和她的丈夫参加了一次宴会，在宴会上，她阐述了自己从事这一工作的动机。“生命的价值，”她说，“就在于顺利的境况下，通达一种无法言说的天堂般的幸福。我懂得这一点时还是一个小孩儿，当时还在利格·瑞奇曼德的膝头咿呀学语。童年时，我常常玩一种用胡桃壳做成的船的游戏，把分开的家庭成员运送过海，使他们在另一个国家团聚。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把一个卫斯理公会教徒和一个罗马天主教牧师放在同一个胡桃壳里，而作为游戏的一部分。这种念头肯定是由我母亲的做法所引起，她在邻居叫门时要我待在房子里。这些邻居有的是旅行家，见多识广，他们热烈谈论着传教的事——当时传教已经开始成为人们的话题。后来这种念头便在我成年之后根深蒂固。她是一位好母亲，属于我的一切热情和品格都受益于她。不要掉一滴眼泪，也别让恐惧改变自己的主意。她的格言使我坚定。”长大后，她爱上了一位在印度军队服役的军官。然而在订婚礼上，她告诉他，她感到上苍给了自己一个使命，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解救人类的痛苦，而不管他工作的地方是国内还是国外。由于她的坦诚直言，他更加爱她并同意她的一切想法，不久，这对美满的夫妇结婚了。丈夫非常忠诚于自己的婚姻，而且还帮助妻子开展工作。时机终于到了，1850年，一大批被遣送的移民亟待安置。希斯霍姆上校立即自费航行到澳大利亚。出发前，二人把他们微薄的收入分成两半，然后就分手了。希斯霍姆夫人随后也到了印度。在那儿，她建起了一所专门教育欧洲军人的女孩的学校，名叫“工业女校”。这所学校至今还在。1838年，她和丈夫曾经到澳大利亚旅游。
“在那儿，”她说，“我发现了几百个无依无靠、没有工作的单身女人，而且乘船抵达的人数越来越多。显然，她们当中绝大部分过着不光彩的生活。我说服自己，决心肩负起为这些可怜的人提供安全和正当职业的责任。我在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面前坚定不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地方长官后来同意我与那些女孩同睡在临时移民营的一间小屋子里。真的，我在那里睡的第一个晚上，便发现老鼠成群。于是撒了毒药，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这样一来，我便在那些女孩儿中间树立了个人威信，她们开始对我言听计从。我创办了一所大学，通过教育使她们尽快融入当地生活，并使几百个女孩儿得到了妥当的安置。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我发现，只有使这些孤独无依的女孩儿组成大的团体，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她们才能真正得到安置。而且，我还必须与这些团体朝夕相处。每个团体人数从100到150人不等。就这样，我在澳大利亚连续坚持工作了许多年。为运送移民而预付的一大笔钱款，因为她们的诚实守诺，这些预付金很快被收回。这么多年来，我仅仅才损失20英镑，这个数目微不足道。上帝保佑，我成为一位获取职业的中间人。在离开那儿之前，我一共抚慰了不少于1000颗柔弱的心灵。在那些被从不光彩生活中拯救出来的年轻女孩儿当中，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我应该永远记住当初接受我的人给予我的温暖，记住我的丈夫和孩子对我的支持。我的孩子，他就在我的格言下成长起来的——相信自己，自谋生存，并且，像他们母亲教导的一样，从不寻求政府的津贴，也不要拿政府的工资。”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并非英雄行为的贴切事例，最感人的例子，应该要数献身于在海难中挽救乘客生命的那些人。一个来自澳大利亚西部的故事，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年轻淑女的英勇行为——她的名字叫古丽丝·布瑟尔。“基尔格特”号汽船在帕兹附近的海滩上搁浅了。船上派出一只小舟，把妇女、孩子抢送上岸，可是冲天的海浪随即便把小舟淹没。可怜的人们抓住小舟的边缘，拼命挣扎，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在陡峭的海岸上，出现了一位骑马的年轻姑娘。
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去救这些淹没在水中的妇女和孩子。她飞奔冲下悬崖——真是不可思议，她与她的马冲进海浪中——在下一个高潮来临的瞬间，靠近了小舟，并成功地把妇女和孩子救上岸。当时海面还有一个男人在水中挣扎，于是她重新一头扎进水里，也把他救了上来。在如此汹涌的海浪中，她花了整整4个小时才把50个人全部救上岸。这些人上岸后，英勇的姑娘已是全身湿透，身心疲惫。但仍挣扎着回到12里外的家中，找人来安抚这些脱险的人们。这时接班的是她姐姐。她随身带着茶水、牛奶、糖，以及面粉，穿过丛林来到岸边。第二天，人们被带到她的家里，受到了悉心的照顾，直到完全恢复之后，才走上他们孤独的路。令人痛惜的是，英雄的姐姐，布鲁克曼夫人，在救援当中着凉了，几天后死于脑膜炎。
色得兰群岛一位年轻女孩的行为同样英勇无比。没有人愿意去救几个落水的渔民，她却只身入海，拯救了他们的生命。当捕鱼队正在海上捕鱼时，一场暴风雨突如其来地袭击了遥远的乌斯特岛。渔船一艘接一艘安全上岸，可最后一艘却始终无法靠岸。岸上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艘渔船陷入可怕的困境。船翻了，水手们在水中苦苦地挣扎。在这节骨眼上，海伦·比特丽，一位瘦弱的少女，一边往前冲，一边呼吁人们不管多么危险都得赶快去救他们。可是人们回答，在这样可怕的暴风雨里救人，无异于送死。
海伦·比特丽却甘愿去送死。她快步冲向一艘小船，这时她的嫂子加入了她的行列。她的父亲一只手已瘫痪了，也冲过去为她们掌舵。渔船上有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另两个人则死死抓住还没有翻的船边，只等这些女流之辈过来救他们。她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船划到渔船边。这时，一个人已经被水冲走了，要不是海伦及时抓住头发把他拉上船，他肯定会被淹死。几经周折，其他的人也被救上船，安全地回到港口。海伦·比特丽后来靠当一个家庭女仆默默地挣取自己的面包，直至老死，人们才想起她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故事。（注：见1879年6月28日出版的《凡人》杂志。）也许有人会说，在一个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国家，肯定能盛产女英雄。也许真是这样。
可是谁又能忘记她，兰斯通塔的女英雄古拉丝·达利？在诺森伯兰海岸的东北部，有一个荒凉的费恩岛。它只不过是一堆冰凉的石头，黑乎乎、光秃秃的，被一片咆哮的海洋包围着。在长达几周的暴风雨季节，谁也不能够接近它。这里除了在岩石上嗷嗷尖叫的海鸥和角嘴海雀，就没有居民了。然而，就在它的一个最偏远的角落，一座名叫“兰斯通岩石”的灯塔高高地耸立着，向往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船只发出信号。两个老人——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与一个年轻女人——他们的女儿，在1838年9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守护着这座灯塔。
“佛伐西尔”号汽船正航行在它从赫尔到邓迪的航程上。船上情况糟糕透顶：锅炉在离开赫尔不久就坏了。在勉强抵达圣阿布斯赫德之后，又被狂风暴雨刮了回去。它在暴风中漂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便盲目地撞在霍克斯岛的岩石上。船只的后部被撞裂成两半，9名船员被迫站在船只的前半部上面呼救，它仍插在石头里。而许多旅客和船员都被淹死了，从此长眠海中。
在半里外的灯塔里，古拉丝·达利听到了他们的呼救声，在她今天最后一次查看灯火的时候——太阳一升起，就可以把灯火吹灭。虽然海面大雾仍然弥漫，海浪在咆哮，但她还是看见了那几个抓着船只前半部的船员。她恳求父亲把自己的小船放下海，去救那些落难的人。父亲威廉·达利虽然认为这不过是冒冒失失去送死，但还是把船只拖下了水，古拉丝·达利第一个钻进船里。老人都同意了，何况女儿？当时，救人的机会，甚至自救的机会都微乎其微，然而上帝使她的手臂变得强健有力，宛如洞烛观照她的心灵。两个人在极端恐惧和担心中，渐渐离岸远去。
经过一段时间小心谨慎的划行，小舟终于靠近了岩石，这打通了通往落难者求生之路的第一步。划行过程中，古拉丝拼命摇桨，同时在岩石缝里左点右撑，以免船只被撞成碎片。9名获救者被一一拉到船上，送到了灯塔里。那儿，母亲正在恭候。她悉心照料、护理他们，直到落难者的健康和体力完全恢复。他们在那儿整整待了3天，直到风暴平息，能够被送回大陆。
古拉丝的英勇行为震撼了整个国家，无数的礼物纷纷寄到她的手里。艺术家从远方跑来为她画像，诗人为她创作了一首首优美的诗歌。阿德耳菲剧院愿意每晚给她20英镑，让她在上演海难场面时坐在一只小船里守望。但她是不会离开她那片被海水环绕的石头孤岛的。她无法离开那座灯塔，因为那里的光荣属于她、适合她，她的一生需要这样的坚守。见过女孩儿的人，无不对她的天真朴素、文静善良赞颂备至。救人事件发生3年之后，她得了肺病，几个月不到就去世了，死时安宁、快乐，充满了宗教的虔诚。在她去世前不久，菲力普先生说，一位穿着朴素的女人来向她道别，祝福她在最后的路上好走。这位善良的姐妹就是诺森伯兰公爵夫人。她的桂冠将由于这次慈爱的、温柔的道别而永放光芒。贞德有一座纪念碑，而诺森伯兰的古拉丝却一无所有。她的事迹被登录在：
天堂的簿记中，不灭永生。
当天使为高尚灵魂的美德而载歌载舞时，
受福的人间却如此无情。
在与费恩岛方向相反的诺森伯兰陆地上，有一块很高的三角形岩石，上面耸立着巴伯拉堡。自古以来，它就是一座抗击苏格兰人入侵的坚强堡垒，同时也是英国内战时期一座重要的要塞。最近几年，它成了失事水手的避难所，这主要应归功于库勒维先生、杜尔汉姆（注：英国一地名）主教、夏普执事长等人。库勒维先生在这里所做的善事，其数量比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沿岸的船只经常失事，库勒维先生竭尽所能给予援助。由他组织配备的一个30人的小分队，在每个暴风雨夜里沿着8英里的海岸线不停地巡逻，一旦发现处于险境中的船只，则立即派出救生艇。遇到大雾天，巴伯拉堡就会警钟长鸣，提醒船只躲避。如果发现船只濒临险境，则鸣炮一次；如果船只搁浅或撞沉在岩石上，则鸣炮两次。同时，堡里会升起一面大旗，告诉遇难者，岸上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不幸。当陆地上的救援船只不能及时赶到失事地点时，堡里就会发出信号，请霍里群岛的渔民赶往那里。这个耸立在悬崖上的撒马利亚碉堡，不仅为海上的人，而且为陆地上的人，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因而，像一个强大的守护神，”威廉·霍维特说，“耸立在云端，俯视着那片汹涌而险恶的海洋。这神灵般活生生的高尚，是世上所有善良的人终生追求的光荣榜样。无论谁，只要他遥视这神圣的建筑那高飞的檐角，得到它那无微不至的关怀，看到它为海洋和陆地送去吉祥时，请别忘记库勒维先生。那些穷困潦倒的人，那些在深夜里恐惧战栗的人，当他们默默为他祝福时，他已化为尘烟、长眠不醒。”
耐心战胜一切。
——苏格兰谚语
此世之责任心，即来生得救之路。
——费维希哲人
不为自己活着，才能为他人死去。
——圣保罗
古时候，美德和勇敢是同义词。勇敢，在罗马人看来，就是财富和价值。它意味着力量和魄力，可用来达到高贵的目的。谁最重视于其伙伴，并拔高、解救他们，谁就是最勇敢的人。
毋庸置疑，还有一种内在的勇敢，它表现为良心、忠诚、忘我、自我牺牲、敢于在这个无耻的世界面前举止得体。它最大的特征是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忍耐和热情，乃是价值的两个灵魂，它们才是真正的勇敢。
最高贵的勇敢并不只属于战场上。在战刀飞舞、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男人们激昂高涨、无所畏惧，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一切荣耀皆属于他们！
女人，似乎天生就是忍耐和克制的代名词。她们的忍耐力，丝毫不比男人逊色。在充满血腥的战争故事里，有的女人女扮男装，跟着她的爱人一起奔赴战场、出生入死；看着爱人倒下，拼死守卫他们的尸体。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故事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了。其实，世上有多少这样的战士呀！她们与生存的命运抗争，为自己的地位奋斗，却从来没有成功；她们在饥饿贫穷中挣扎，在打击和羞辱中苦斗；一切是那样的渺茫和绝望，但她们何尝有所畏惧！
基督教英雄的英勇行为，与战斗英雄有所不同。其活动方式，不在于侵略和斗争，而是忍受和自我牺牲。没有鲜花戴在他们的胸口，没有旗帜飘扬在他们的头上。当他们像司空见惯的那样在履行职责中倒下时，没有得到国家的桂冠，也没有获得假惺惺的哀哭，得到的只是悄悄滴落在他们坟头上的几滴眼泪。
人生在世，并非为了声誉和荣耀，抑或为了功勋卓著，而是为了某种比世界所能给予人的更高贵、更伟大的东西。杰勒米·泰勒（1613—1667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教士，以所著《圣洁生活的规则和习尚》《圣洁死亡的规则和习尚》而闻名）曾说：“人生虽然短暂，而永恒正是在短暂中求得。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有许多敌人等待征服，有许多邪恶等待驱除；我们必须克服许多险恶，也必须摆脱许多困境；太多的要求期待我们去满足，也有太多的善事期待我们去完成。”
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真谛。最善的人，从来都不会是一个自私者。把自己给予别人，而从未考虑过声誉和光荣，在履行职责的良知中他们寻求到了最好的报酬。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令。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至少对于那些生活富足或碌碌无为的人来说是如此。
世上，在偶然的事情面前，我们并不仅仅只是理解；生活中，每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我们明白它的同时应该考虑到其延伸的影响。即使是不幸，它也通常是人是否高贵的最可信的试金石。一首最有名的德国诗歌这样说：“一个没有含泪啃过面包的人，一个没有在悲痛的夜晚哭泣过的人，是不懂得上苍之伟大的。”不幸之事，也许仅仅是为了试探和确证我们。在这样的考验时刻，如果立场坚定，心灵将因此镇定自如，从而使一心一意履行自己职责的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对于一切悉心向善的人，机遇都是同等的。最执着的精神往往能通达别人的心灵，耐心和容忍能够战胜一切。多少男人，同样有多少女人，甘愿在默默无闻中死去。他们警醒自己要关注穷人；他们照料患病者，与病人共苦，甚至染上了病人的疾病而死亡。由于他们的劳苦和仁慈，多少生命从此得到了安宁！爱就是他们的一切报酬。天生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人所做出的牺牲，永远是神圣的。
克利特哲学家和诗人阿皮门尼德被人请到雅典去扑灭瘟疫。他四处奔波，坚持不懈地与瘟疫搏斗，并且拒绝了一切报酬，除了雅典他所居住的地方——格诺修斯——的人们对他的善意。
古时候，瘟疫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人们对它避之唯恐不及，互相之间也是猜疑恐惧。因而，受瘟疫侵袭的人常常在孤苦伶仃中死去。于是那些高贵的、仁慈的人们挺身而出，献身于驱除这种疾病。大约300年前，米兰（意大利北部一城市）爆发了一场瘟疫。大主教查理·波罗迈欧红衣主教那时候（1576年）正在罗底逗留，他闻讯立即赶往受灾地区。牧师们劝他留在当地，等到瘟疫自行消退之后再去。他回答说：“不！一位牧人，他的责任就是把生命献给他的羊群，怎么能够在危难之时却弃它们于不顾呢？”
“是的，”他们回答说，“守卫在它们身边，是一项高贵的事业。”
“那么，从事高贵的事业不也是牧师的责任吗？”
于是，他赶到了米兰。
瘟疫持续了大约4个月。在这期间，红衣主教亲自访问了那些病人。在病人的家里、在医院里、在任何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探视他们，给他们食物、药品，他们临终时为他们主持最后的祈祷仪式。他的所作所为深深感染了他的牧师们，随之，他们也步他的后尘，全心全意献身于自己的人民。直到最后一个患者康复，仁慈的红衣主教才回去尽他的主教责任。
红衣主教在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深思。他是第一个创办为穷人的孩子提供读书机会的“主日学校”的人之一。“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任何一件善事都可以在这一天里做。正如在平常日一样，星期日下午，红衣主教从大街上把孩子们叫到米兰教堂里，教他们读书写字。孩子们带着自己抄的书，带着石板，来听他的教诲。在他的教士协助下，这所学校日渐兴盛。300年过去了，波罗迈欧红衣主教的“主日学校”仍然继续存在着。1879年春天，笔者看到孩子们集合在教堂里，拿着石板和书籍，正在他们的“主日学校”里接受教育。
红衣主教把他的税贡收入全部花在建学校、做善事上。在他生活的时代，贫穷是非常普遍的，因而他想方设法给予消除。他与自己的同道一起，努力支持僧侣改革，特别是庙宇制度的改革。他引领那些由于行为放荡而臭名昭著的尤密利塔提人进入到全新的生活境界，虽然这些人认为红衣主教在大教堂里教穷人的孩子读书，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丑行而已。他们认为红衣主教亵渎了安息日、玷污了神圣的处所，也是僧侣制度的破坏者。（注：一位美国作者写道：“今天，如果有谁还试图以这种包揽孩子全部生活的大型方式推行‘主日学校’教育，他得到的只有谴责。例如，让他试一试用他那些健康安全的藏书，去抵挡汹涌而来的有害书籍的侵袭，或者让他在他的学校设立一个职业委员会，来压制学生的动荡不定，那么，一切捍卫安息日的人、所有提倡只读圣经的人，都会立刻抬头。因为，伪君子是不会希望有任何人君临于上帝之上的。他作为上帝的骨肉兄弟，难道不希望那些碍手碍脚的人全部死光灭尽？”）他的“主日学校”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发明”。于是，他们雇了一位杀手，企图把红衣主教杀害在圣坛上。当唱诗班正唱着圣歌“别让你的心灵困惑，也别让它忧惧”时，刺客向红衣主教发射了一发火绳钩枪子弹。子弹打中他的后背，但主教穿的柔软而结实的外衣把它挡住了，子弹掉在地上。红衣主教勇敢而镇定。当周围所有的人都惊惶失措时，他自己反而仍然安静地在祈祷着。
还是回到瘟疫这个话题吧。哪儿的人们缺衣少食、健康状况极度恶化，这种疾病就会不请而至。伦敦就是一个典型的可怕的例子。它的街道狭窄、肮脏，通风性能极差，下水道也不畅通。伦敦最近一次瘟疫爆发于1665年，它夺去了10万人的生命，使得城市的人口锐减到不足现在的六分之一。它还从伦敦蔓延到周围乡村。虽然无数的人们逃离了疾病区，但仍然传颂着许多高贵的自我献身的例子。约克郡的莫顿主教就是这些人之一。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他的眼里只有他的人民。由他建立的一所收容穷人的庇护所或医院，把病人从他们那阴暗的房子里解救出来，加以细心的看护。虽然寻找服务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但主教一直坚持不懈。像战士一样，他时刻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穷人们没有粮食了，他跑到自己的乡下农场里，把一包包的粮食驮在马上，送到他们身边。他不让仆人去冒本来应该是自己冒的险，也不让自己的马匹奔波不停。在自己家里，他没有另外开一扇专供自己出入的门，以便使自己与农场里的人们区别开来。这样一来，瘟疫就被限制在约克郡以内。主教是一个忘我、慷慨、善良的人，他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事业，用于乐善好施，用于奖励一切有功绩的人。他的一生是虔诚的一生，是充满基督教善行的一生。
在伦敦，包括西顿汉姆在内的许多医生都逃离了，但仍然有一些忘我的人留了下来。在这些人中，霍基斯就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懈地照看着病人。他的忘我工作，除了人们的衷心赞誉以外，没有获得任何报酬。后来，他的生活状况愈来愈差，并由于债务而被投进了卢格特监狱，1688年死于狱中，死后留下了对最近一次瘟疫起因的最好说明。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的，疾病从伦敦蔓延到了乡村。人们遥指着许多偏僻的地方，会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是他们埋葬了瘟疫。”例如，在德贝郡埃亚姆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一位理发师收到了伦敦寄来的一包衣服。当他把衣服在火上烘干时，人们发现他染上了伦敦的瘟疫，并于4个月之后死去。疾病蔓延开来。当地仅有的350名居民，准备逃离这个村子，但这种打算被当地修道院院长威廉·莫鲍逊的英勇行为给阻止了。他警告人们，如果他们逃离，将会把疾病传播得到处都是。于是，人们留下来了。莫鲍逊把自己的孩子送走，并打算把瘦弱的妻子也送走，但她还是坚持留在了自己丈夫的身边。
莫鲍逊博士决定把村子隔离，这样瘟疫就不会蔓延到周围地区了。德文希尔伯爵则倾其所有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包括食物、药品和其他必需品。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共处一所教堂里做弥撒，莫鲍逊博士在露天场地举行宗教仪式。他选取了一块石头作为讲台，把人们安排在绿色斜坡的两边，使他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可怕的瘟疫持续了7个月，来听弥撒的人群越来越少。院长和他的妻子坚定不移地活动在病人中间，照顾他们、护理他们、喂养他们。终于，妻子染上了瘟疫，加上她的体质弱，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在她的葬礼上，院长站在她的坟头，像往常为许多教区居民所做的祈祷那样，他声音哽塞：“愿死者安睡在上帝身边，她的灵魂永存。生者生还，是因为死者的劳苦！”院长早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他还是凭着希望顽强地活下来了。瘟疫夺去了五分之四居民的生命，人们把他们埋葬在村子上头的石南山坡上。“老实说，”院长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村子变成了一块坟地，一座地狱。……我探视了教区内的76个家庭，它们中死去了295人！”莫鲍逊博士寿终正寝，他拒绝了林肯教区教长的席位，而宁愿留在他的教区居民中间，靠着亲爱的妻子的坟墓，直到1708年去世。
说起来奇怪，50多年之后，一些工人在“埋葬瘟疫的地方”掘土时，发现了一些毫无疑问与死者有关的亚麻布，他们立即染上了斑疹伤寒热。3个人死了，但传染病在村子里蔓延开来，使70个人带上了这种病毒。斑疹伤寒症似乎是那场遍布英国各镇、夺去了千万人生命的可怕瘟疫的余威。
33年前，笔者曾经在利德斯目睹了一场斑疹伤寒热的爆发。它首先在镇里最贫穷的地区开始，然后蔓延到富裕的地区。28个感染者挤在一个院子的7间房子里，3间连床铺都没有。其中住着12个斑疹伤寒症患者的房子里，空无一张床铺。其他院子里、房子里情况大同小异。康复中心和伤寒医院里，病人早已爆满。人们搭起了一所临时当作医院的小木屋，辟出一座工厂，专门用来接待伤寒病人。
时任利德斯教区牧师的胡克博士以及海尔阁下（后来担任了哥伦比亚的主教），天天视察这些地区，不遗余力地为病人分忧解难。最卖力的要数天主教的牧师们了。斑疹伤寒症瘟疫刚开始爆发，他们立刻就赶去帮助穷人。在那些人口密集的传染病住所，也许吸一口毒气就能致人死命，可是毫不畏惧的他们，尽职尽责地穿梭其间。人们总能在濒危患者和刚死病人的床架边见到他们的身影。在危险面前，他们的决心无法动摇；面对死神，他们毫无惧色，即使面临染上了瘟疫、一个接一个病倒死去的危险。亨利·瓦姆斯莱阁下，一位天主教副牧师，首先倒下了。接下来的一天，他的助手死去，后者到利德斯才3个星期而已。宛如一场攻城战，他们刚死，其他的人又立刻接上岗位。这些人快乐无比，因为他们被允许占据一个危险的位置。瓦姆斯莱先生的后继者接着牺牲了。加上已死的另外两个人，牧师们一共有5个人献身。为了纪念他们，后人竖起一块简陋的石碑，上面写道：“为履行神圣职责不幸染上伤寒病之五烈士，1847。”
此外，一位当地教堂的助理牧师也为这一事业而捐躯。一位因力倡戒酒而闻名乡里的绅士，也在这一场瘟疫中死去。镇里的两位外科医生染上了瘟疫，其中一位去世。这场瘟疫，一共夺去了400多人的生命。医生总是和疾病打交道，不管疾病是否会传染人。他们时刻勇敢地与死神搏斗，却往往连最少的报酬都得不到。哪儿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奔赴那里，有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他们花费精力，忍受折磨，直到精疲力竭，在病入膏肓之时默默死去。他们是这样——生命在默默中奉献的英雄，荣耀却从来不会青睐他们。无名英雄才是真正的最伟大的英雄。
外科医生在战场上履行职责，与在贫困地区一样。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出去，带回来的却是急待包扎和看护的伤兵。在这方面，法国的莱瑞医生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在莫斯科大撤退期间，有人看到他在敌人的炮火下从容地动手术。当时只有一张营房篷布可用来保护病人，他叫人举在头顶，挡住纷飞的大雪。另一次在埃及燃烧的沙漠中，这位身影活跃的小外科医生表现了同样的热情。在首次与英国交火的时候，希里将军的膝盖被子弹击中了。莱瑞发现除非马上动截肢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于是建议将军截肢，将军同意了。手术就在敌人的炮火下进行，而且时间只有3分钟。可是糟糕！英国骑兵已经逼上来了。这位法国医生和他的可爱的病人怎么样了呢？“时间不多了！”莱瑞说，“我把受伤的将军背在肩上，朝着我们那些溃退的军队飞跑过去。我发现一片壕沟，周围长满了丛生的灌木，我于是横穿过去。可是骑兵在这个沟渠纵横的地方不得不绕道而行。这样一来，我就有运气在这队骑兵之前追上自己的部队。最后，我终于背着这位光荣受伤的将军到达了亚历山大，在那儿，我完成了他的治疗。”
下面是另一个英雄。萨尔多夫博士，一位撒克逊皇家外科医生，在瓦格拉姆战役刚开始时，他的腿炸伤了。躺在地上，他看到离他15步远的地方，侍从副官克思伯格被一颗子弹击中了，正倒在那里鲜血井喷。外科医生明白，要是不马上动手术，这位将军很快就会死去。于是他拼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沿着地面一步步爬到将军的地方，替他止了血，从而挽救了他的生命。克思伯格来不及拥抱他的恩人。这位受伤的医生就已被转移到维也纳，他精疲力竭，截肢后4天就撒手离去。
在战斗中，部队往往在队伍后面预先准备一些马车，用来运载伤病员。当有人倒下时，他们就会被抬到医生那里接受护理。如果队伍被敌人赶回来，医生和伤病员往往来不及撤退，只好做了俘虏。在阿尔玛战役中，英法联军追击，俄国军队溃退，结果留下了一大批伤病员。几百名俄国伤兵被抬到战场的东边，在靠近河流的阴暗处一字排开。
幸运的是，当时的司令部里有一位外科医生。强烈的意志力、不可抗拒的热情、公正的判断力，以及很少和当局合拍的性情，使他的荣耀感和责任心极其强烈。他就是第四十四军团的汤姆逊医生。虽然俄国部队已经放弃了这块领土，他仍然成功地获得了400磅的饼干，以及协助他工作的必要人手。他立即让一整天没吃任何东西的伤兵们饱餐一顿，下一步着手把伤兵伤口全部包扎好，这样整整花去了他从晚7点到半夜近12点的全部时间。
这时，留下来的士兵全部去运送英国伤兵了。他们把伤兵运送到停靠在欧帕托亚的战舰上去。可是，汤姆逊医生和他的助手约翰·古纳斯，仍然留在俄国伤兵中间。白天烈日似火，夜晚寒冷如冰，就这样，他们单独留在那里三天三夜。终于，运气来了，交战双方休战了，他们把伤兵装在船上，运送到一个俄国码头。“最后，”肯拉克先生回忆道，“在26日早上，‘阿尔比’号船长路希顿上岸后发现了他的两个同胞，他们正处在求助无门的时刻。路希顿船长为他们的幸运而高兴万分，也为他们所遭受的一切而倍感同情。”
与他们一样，伯纳瑞斯医院的外科医生恺依，在印度兵变期间，也曾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那时敌人正向他们扑来，准备把他和他可怜的伤兵一网打尽。对于发生在考坡尔的那次可怕事件，人们仍然记忆犹新。每个人都死了，从男人到女人，连孩子都无法幸免。在暴乱的印度兵的战火焚烧下，英国兵拼死支撑到最后。“简直不可思议，”纽约的库勒先生说，“在这些普通士兵面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无宗教信仰者。生活的艰难和亲友的穷苦，使他们很难具有任何宗教意识，即使有，也是少得可怜。可是，在印度兵大暴乱的时刻，他们的宗教意识突然产生了。无数的英国士兵，面临着印度兵强加于他们的两难选择：或者信奉暴乱者的宗教，或者宣布自己信仰基督教，从而被那些穷凶极恶的野蛮人以各种残酷至极的方式处死。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毫无疑问，这些普通士兵死得异常刚烈，世上没有什么比他们所走的路更能通达光明之境了……他们是属于基督教阵营的，即使烈火金刚，都无法把他们刚毅的心灵撕裂……所以，在缺乏优美雅致的地方，刚毅仍然存在，除非你认为优美雅致就意味着高尚之物、就意味着纯洁高尚的生活，以及一种发自心底的宗教意识。”
接着就让我们谈一谈两位士兵的例子吧。在玛尔腾最近爆发的霍乱期间，他们服役于第七十军团。在没有妇女的情况下，他们承担了护理病人和死者的任务。在霍乱医院里，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德比希下士由于疲劳过度，终于倒下了，但他的岗位马上又有人替补。另一位霍帕下士，自愿到托帕医院去服务，在那儿，他受到了院方和军方的双重嘉奖。两位下士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时刻与死神搏斗。过了不久，部队领导来到玛尔腾视察，当着许多可敬的同志之面，公开表扬了德比希和霍帕。
同样的品质闪耀在战火纷飞中。1812年，法军围攻凯狄兹城。在大街上，在窗户边，在屋子门口，到处可以见到倒下的人们。敌人的炮火一来，人们就拉响唯一的一口大钟，警告居民赶快逃避。一天，报警的钟声拉响了。可是，炮弹偏偏纷纷落在大钟上，把它击得粉碎。负责拉钟的僧人毫无惧色，拉响了另几口小钟。这位善良的人战胜了死亡恐惧。
在这场围攻战中，女人表现出了同样勇敢的行为。玛塔高达是一个偏僻的堡垒，没有沟壑，也没有防空洞。在这个堡垒中，驻扎了140名英国士兵，任务是阻止法国军队的进攻。一队74人的西班牙士兵和一支全副武装的小舰队合作，共同抵御敌人。可是，一艘伪装的敌舰悄然进入码头，向着小舰队猛烈攻击，士兵们纷纷落水，舰队被驱赶到凯狄兹码头去了。58门大炮和最大口径的迫击炮集中火力向着小堡垒猛烈轰炸。脆弱的围墙在如雨般炮弹的攻击下，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光秃秃的城隍和勇敢无畏的卫戍部队。激战进行了30个小时，只剩下玛塔高达妇女在抗击。
一位名叫丽旬的陆军士官妻子在炮塔里照料伤兵。病人口渴了，急着要水喝。她叫来一位当鼓手的男孩儿，请他到井里去打水。男孩儿犹豫着，因为他知道水井正处在敌人的炮火攻击视角之内。于是她自己抢过水桶，冒着密集的炮火冲向水井。在井边，她终于打满了一桶水，随即一颗子弹打断了水桶绳，她又从容地把它修好，带着水回到病人身边，完成了任务。
炮火密密麻麻地掉落在堡垒中，一个小时之内把西班牙国旗旗杆打断了6次。最后，指挥官托马斯·古拉汉姆（之后是里拉多奇）见抵挡不住，便派一个小分队把幸存者送走。在副官莱福瑞的指挥下，他们占据了一座阵地，可是不久副官就牺牲了。战士们拼死抵抗，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才最终放弃了阵地。小船载着幸存者，包括这最后一名战士和英勇的玛塔高达妇女，回到了凯狄兹。
有谁会相信女人也能在战时护理伤兵呢？这样做，确实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高贵的精神。护士往往来自日常家庭妇女阶层。在南丁格尔小姐献身于照顾伤老病残从而使自己名垂青史之前，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护理是一件需要专业培训的事情——它需要聪明、坚强、专注，以及仁慈、同情心和爱心。“据说，甚至书上都这样写道，”南丁格尔小姐说，“每个女人都是一个好的护士。相反，我认为男人对护理的知识知之甚少。”
然而，她把自己奉献给护理职业，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一句话，出自爱心和责任感。她本来根本就没有必要从事如此令人厌烦、如此不为人喜欢的职业的。她是一位优秀的年轻小姐，懂得多种多样的手艺。她是家里的宠儿，逗人喜欢，也是交际圈里的中心。上帝给了她一切使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都幸福无比的东西，然而她放弃了所有这些追求，走上了一条通往痛苦和悲哀的路。她对自己的同类永远充满了强烈的同情心。她在学校教孩子，看望贫困穷人，当他们生病时则救济他们、护理他们。她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不过是英格兰的一个小角落而已——汉普郡的恩布雷。然而，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做的好事，也能在暗中悄悄完成。美好的世界在向她招手，她本应该做镇里其他女孩儿所做的事情，可是她的心灵把她引向了别处。（注：①曼彻斯特主教在欧斯维忒布道时，收到一位年轻女孩儿的来信。她告诉主教下面一些关于她的生活的事情，并问他在这样的生活中是否还有时间做善事：“我们10点钟早餐。早餐占据了一小时的大部分。其间我们阅读来信和报纸上的新闻。之后我们必须回信，母亲希望我替她写请柬或对别人的请柬进行答复。接着我必须去温室喂金丝雀和鹦鹉，并修剪树枝和花。然后就到了着装去午餐的时间。我们的午餐常常在午后2点钟举行。3点，我母亲喜欢我陪她去打电话，然后估摸着朋友们来访了，就回家喝5点钟的午茶。这以后，我们准备开车去公园，然后回家吃晚饭。晚饭后我们去剧院或歌剧院看戏，之后当我回到家里，已经精疲力竭，连自己这一天做过什么都记不清了。”）对不幸者、失落者、被蹂躏者，她怀着浓厚的同情。她看望医院、监狱和管教所。当别人在瑞士或苏格兰或海滨消磨快乐的假日时光时，她却一头钻进德国护士学校或德国医院里。她从零学起，先学习如何使用抹布、硬毛刷、掸子，然后循序渐进地学习护理技术。接连3个月，她日日夜夜守候在病床边，从而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
南丁格尔小姐回到英国以后，继续从事她的工作。“女家庭教师医院”由于不懂得如何管理，几乎濒临倒闭，于是她负起了管理这所医院的责任。她忘记了对自己家庭的爱，忘记了乡村里新鲜的空气，全身心投入到哈雷大街那可怕的医院里。在那里，她把自己的精力、时间、才学，全给了她那些病弱的姐妹。虽然医院被挽救了，可是巨大的压力使得她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她不得不抽空跑到汉普郡去呼吸宜人的空气。
然而，一件急待救助的事情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急需一大批专业护士。伤病员躺在博斯普鲁斯的医院里，少人看护。南丁格尔小姐服从了自己高尚的冲动，立刻赶去救助他们。她上了一艘开往斯库塔利的船。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生命威胁，艰难困苦，船只失事，总之是什么样的危险都有。然而，当责任感推动勇敢精神时，谁会考虑危险呢？南丁格尔小姐几乎是有求必应。她深入到伤病员中间，护理那些受伤的士兵和水手；她安排了一切护理事务，管理着整个医院的大小事情。
在这位英国小姐的耐心看护和救治下，伤病员很快得到了康复。当士兵们看到她俯身拾起他们掉落枕头的身影时，默默地为她祝福。他们不知道该叫她什么，只是称她为“光明小姐”：
睡吧，谁替他圆一个安静的梦？
敌人已离开，他的心思与谁共？
天使不曾来过，
唯有一张美丽的面孔，
在人间里，焕发着生命的温暖！
战士们崇拜这位年轻的小姐，他们禁止一切可能伤害她的粗言秽语；需要动手术时，他们毫不畏缩，强忍住一切痛苦；对她的建议和劝告，言听计从。而她，也十分关怀那些普通的士兵。她不仅对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关怀备至，而且与他们那些英格兰、爱尔兰以及苏格兰偏僻山区的朋友取得了联系，她替他们节省开支。每一周，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替他们发送给家乡朋友的汇款。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莫逆于心的相知之情！
“勇气，说来简单，”她说，“无非就是耐心、善良，以及默默忍受痛苦的力量。一个民族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比一个普通士兵所表现的，又多到哪里去呢？……就拿一个人来说。如果需要的话，他会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一生都献给了别人——不管是他的女王，还是他的国家，那么，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比一切禁欲、斋戒、谦逊、坦诚都强过许多。在英国，这种自我奉献而不叫作牺牲的精神，确实什么都比不上。”因而，即使从最普通的士兵生活经历中，我们都能读出许多。
丝坦蕾小姐回到英国以后，就投身于帮助那些士兵的妻子和寡妇。她在约克大街和威斯敏斯特购买了一所房子和花园，建起一个机器洗衣店。她从政府那里取得了一个专门提供军服的合同，从而保证了一大批被遗弃妇女的就业机会。丝坦蕾小姐以巨大的热情致力于安慰和护理伦敦穷人的妻子。在千万个人中，她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但那些善良的女人所做的工作与她并无二致。她把终生献给了为他人服务的事业中。她是自我牺牲的化身。至于是否获得他人的嘉许，这并不重要。对那些希望步她后尘的人，她说：“永远别忘记阿诺德医生。对他日志中的最后一条，我每天都重复两次：‘做上帝所愿做的，也别怕别人做你所做的，如果神愿意，它就会如此。’”
好的榜样永远带来好的结果，其他的女人也都走向了同一条道路。在这些人中，佛罗伦斯·利丝小姐，就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她不仅亲自从事护理工作，而且还教别人科学护理知识。她心中第一次萌发做善事的念头，说起来奇怪得很。这起因于她亲爱的哥哥之死。她的哥哥死于中国上海的一所海军医院里。每当她想起他，想起他在陌生人手中受到的照顾，便感到一种巨大的动力，使她希望为别人做别人为她哥哥所做的一切。
这件事发生在她还是女孩儿的时候。她向已故的威彻斯特主教请教。他说，这么小就从事这种工作未免太早了，“等你的悲哀过去，心灵真正成熟了，才能从事这种职业。”但她的决心和心愿已定。于是她向心目中的真正英雄——南丁格尔小姐请教。从她那里，得到了最好的建议和培训帮助。终于，在3年的等待之后，她进入了圣托马斯医院，开始了护士生涯。不久，她到了皇家大学医院，获得了珍贵的实践经验。为了完成护理知识的学习，她花数年时间跑遍荷兰、丹麦、德国和法国。在德国的凯塞沃斯，经过护理女执事的常规临床训练，获得了从业证书。在法国公共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汉逊的关怀下，她获准在罗马天主教姐妹的指导下进入巴黎第一医院工作。作为一名助理医师，她与奥古斯丁、圣托马斯·威兰乌菲等人合作。姐妹们对她的工作非常满意，而这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她与她们合作得非常愉快，虽然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各不相同。
姐妹们对她的友好，非言语所能形容。她们对待她，更像是姐妹和朋友，而消除了信仰、国家和世俗生活的差异。除了学到临床知识以外，她从她们那儿还学到了困境中的沉着和乐观，在极端困苦时对万能之主的期盼和信奉，坚定的忘我精神，以及放弃一切既得的属于主的东西。在那儿，她也学会了对于所有那些伺奉和护理病人的人来说值得珍惜的乐观情调。属于利丝小姐最后的也是最可贵的锻炼，是在勒巴佛将军（后来担任了法国国防大臣）的允许下获得的。他的影响使她进入法国军事医院工作。这是一次具有双重收获的锻炼，在这儿，医院主管、已故的米歇尔·勒维将军对她的进步产生了兴趣。这位将军称自己是克里米亚的南丁格尔小姐的“同志”，由于后者的原因，他使利丝小姐通过了一系列严格的训练和培养。他承认，这比可能给予任何一位法国护士，或者通常而言给予任何一位英国女人的训练，要严格得多。然而，从米歇尔·勒维将军那儿得到的实践经验，是如此之宝贵，以至于在她以后的从业生涯中，从来就没有忘掉。
经过这次长期的护理见习之后，她回到英国。不久法德之战爆发，报纸长篇累牍地报道这次残酷战争的结果。胜利的一方无情地屠杀伤病员，或者任由他们死去。他们成千上万地躺在露天里，缺少护理，也得不到救治。利丝小姐的心被仁慈和同情触动了。她立刻出发来到欧洲大陆，随同而来的还有3名德国小姐，不过不久之后她们分道扬镳。利丝小姐穿过比利时来到科隆，在这里，她看到伤病员一排排地躺在车站的平台上，孤立无助。经过科布伦兹、特里维斯，她到达了目的地迈兹。这是她下船之后的一次艰难行程。在一片混乱中，她丢掉了包裹，只身来到了这里。
这时，巴扎雷元帅正带着一大批部队在迈兹驻扎。弗里德雷克王子向这个城市增援了一支由德国人和巴伐利亚人组成的部队。利丝小姐被指定到玛拉格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这儿正处在增援部队的后部。她到达指定地点后，发现所谓的医院不过是一个废弃农场，所谓的病房只是几间谷仓。这是一个极为糟糕的地方，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护士们睡在用稻草填满的布袋上。药品和食物奇缺。最主要的病症是斑疹伤寒热，这是由于战壕潮湿所致。这所传染病院里只能容纳22张床位，因而总是人满为患。
一所乡村医院的护士，工作上当然没有轻松可言。热病患者被抬进来时，她们首先得把他洗刷干净。从战壕里出来的人，脚上的泥巴都结成了硬块，因而护士们必须在清洗之前把泥土刮下来。清洗后，患者被放到病床上，开始行医用药。有时，护士们得清洗病人黑乎乎的嘴巴，有时则要帮助他们洗净全身。晚上，病人常常说梦话，护士们就用湿毛巾替他们敷头，或者替他们洗手净脸，并把床铺移来换去，以免弄痛他们。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
病人有时会变得狂躁不安。利丝小姐讲述了一则自己在迈兹热病医院发生的故事：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值班，楼上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她爬上楼，发现一个狂躁的士兵正在拼命打门。这个可怜的人盼望回到家里，见到他那位“文静的多嘴多舌的人”。她叫来另一位病人帮忙，告诉他明天就会回到家里，这才把他重新弄回病床上。楼下另一位狂躁的病人，这时正从床上的枕头下抽出一把刀。利丝小姐连忙冲过去，把刀抢过来。原来枕头底下一直放着一把刀。她把刀藏在偏僻的地方，外科医生一回来，她就恳求他，以后千万别把她一个人留在医院里值夜班。
护士们在那儿工作了几周。士兵们有的死了，有的治好后却成了残废，被送回家里，只有极少数人重新回到岗位上。最后巴扎雷投降了，他把俘虏送回德国，而“铁血王子”和他的部队则行军去围攻巴黎。利丝小姐完成了在迈兹的任务，但她自愿接受的工作却没有完结。她远途跋涉（中间坐了一段车）去了汉堡，被安排在处于普鲁士加冕公主监督下的伤兵医院工作。在那儿，她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保证正常的空气流通。德国医生讨厌气流，所以每当这位护士打开窗户，医生就趁她不在之时叫人把窗户关上。她向加冕公主申诉，最终赢得了开窗的权利。
利丝小姐的故事在继续。从德国回来之后，她准备航行到加拿大和美国，去视察那里的医院。1873年，她完成了任务，沿途视察了哈利法克斯、魁北克、蒙特利尔、多伦多、克利夫兰、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和安纳波利斯，看了一切想看的东西。最近几年，利丝小姐成了威斯敏斯特护士协会的会长，至今仍在继续她的辛勤工作。许多女人，不管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都把自己献给了这种神圣的职业。她们深入到城镇的庭院或弄巷里，护理那些没有她们就必然躺下或死去的病人。她们的双手抑或心灵，并没有在为她们那些可怜的病人做最卑下、最烦闷的工作时受到玷污。这里要提及的是工作在波普勒穷苦女孩儿中间的沃凯尔夫人、工作在西部最高法院的欧卡塔薇亚·西尔小姐、工作在布赖顿的韦凯斯夫人、工作在朴次茅斯的士兵中间的罗宾逊小姐所做的一切。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难能可贵的人。因为世界上存在许多求助无方、哭救无门的无助者、堕落者、贫困者、饥饿者，她们甘愿默默奉献着一切。
在日常生活中，无数的英雄行为不为人所知。或许，穷人会比富人的英雄行为更多一些，因为前者更加同情他们的邻里。一位街头乞丐说，他从贫穷的街头女孩那里得到的施舍，远比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的多。美德穿得破破烂烂，却能博得尊敬。
“人们谈论英雄和英雄行为，”比利先生说，“常常认为英雄行为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城市生活中，也能得到充分的表现。而英雄，也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高尚地生活和工作。最高贵的自传，并不一定非形诸笔端不可。世上有许多伟大的英雄，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受尽折磨、痛苦和失落，却一直保持着完美的品德。谁服侍上帝，帮助他的亲人，追求美德不辍，谁就能在心底拥有真正的勇敢和善良的品格，他就应获得主教、将军或法官给予的荣耀。”
我们最近常常谈到玛丽·卡比特这位仁慈的女士。有生之年，她全身心投入到救助那些被人遗忘的穷人中去。她在布里斯托尔设立了一座教养所，并亲自担任总监。她怀着纯洁的目的，出入连警察都不太敢去的街头巷尾。面临眼前展现出一片贫民窟的可怕景象，她从不沮丧，也不厌烦。她把孩子从这些悲惨的地区带到她那简陋的教养所。这种无畏的工作精神，比之约翰·哈佛毫不逊色。她笔耕不辍，不停地把自己的设想公之于众。最后，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政府采纳了她的计划，建立一所“感化劳动学校”，专门收养被遗弃的孤儿。在我们的军队中、工厂里，有无数的人有理由向“玛丽·卡比特”这个名字表示感谢。年龄并不能阻止她的慈善工作。60岁那年，她到了印度，把她教育体系的种子播撒到东方世界。她一共到过印度4次。最后那次是在1876年，这时她已接近70岁。有生之年，她亲眼见到自己的工作成果全面开花。整整一代人，要不是有她，就会沦于邪恶和犯罪的紧紧包围之中。对于这些女人，关于她们那些忘我的工作，除了给予人类所有的荣耀和祝福，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已故的希丝霍姆夫人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工作领域。她致力于帮助年轻女人移民，照料直至她们得到妥当的安置。一次，在带着一大批移民从南安普顿出发前，她和她的丈夫参加了一次宴会，在宴会上，她阐述了自己从事这一工作的动机。“生命的价值，”她说，“就在于顺利的境况下，通达一种无法言说的天堂般的幸福。我懂得这一点时还是一个小孩儿，当时还在利格·瑞奇曼德的膝头咿呀学语。童年时，我常常玩一种用胡桃壳做成的船的游戏，把分开的家庭成员运送过海，使他们在另一个国家团聚。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把一个卫斯理公会教徒和一个罗马天主教牧师放在同一个胡桃壳里，而作为游戏的一部分。这种念头肯定是由我母亲的做法所引起，她在邻居叫门时要我待在房子里。这些邻居有的是旅行家，见多识广，他们热烈谈论着传教的事——当时传教已经开始成为人们的话题。后来这种念头便在我成年之后根深蒂固。她是一位好母亲，属于我的一切热情和品格都受益于她。不要掉一滴眼泪，也别让恐惧改变自己的主意。她的格言使我坚定。”长大后，她爱上了一位在印度军队服役的军官。然而在订婚礼上，她告诉他，她感到上苍给了自己一个使命，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解救人类的痛苦，而不管他工作的地方是国内还是国外。由于她的坦诚直言，他更加爱她并同意她的一切想法，不久，这对美满的夫妇结婚了。丈夫非常忠诚于自己的婚姻，而且还帮助妻子开展工作。时机终于到了，1850年，一大批被遣送的移民亟待安置。希斯霍姆上校立即自费航行到澳大利亚。出发前，二人把他们微薄的收入分成两半，然后就分手了。希斯霍姆夫人随后也到了印度。在那儿，她建起了一所专门教育欧洲军人的女孩的学校，名叫“工业女校”。这所学校至今还在。1838年，她和丈夫曾经到澳大利亚旅游。
“在那儿，”她说，“我发现了几百个无依无靠、没有工作的单身女人，而且乘船抵达的人数越来越多。显然，她们当中绝大部分过着不光彩的生活。我说服自己，决心肩负起为这些可怜的人提供安全和正当职业的责任。我在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面前坚定不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地方长官后来同意我与那些女孩同睡在临时移民营的一间小屋子里。真的，我在那里睡的第一个晚上，便发现老鼠成群。于是撒了毒药，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这样一来，我便在那些女孩儿中间树立了个人威信，她们开始对我言听计从。我创办了一所大学，通过教育使她们尽快融入当地生活，并使几百个女孩儿得到了妥当的安置。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我发现，只有使这些孤独无依的女孩儿组成大的团体，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她们才能真正得到安置。而且，我还必须与这些团体朝夕相处。每个团体人数从100到150人不等。就这样，我在澳大利亚连续坚持工作了许多年。为运送移民而预付的一大笔钱款，因为她们的诚实守诺，这些预付金很快被收回。这么多年来，我仅仅才损失20英镑，这个数目微不足道。上帝保佑，我成为一位获取职业的中间人。在离开那儿之前，我一共抚慰了不少于1000颗柔弱的心灵。在那些被从不光彩生活中拯救出来的年轻女孩儿当中，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我应该永远记住当初接受我的人给予我的温暖，记住我的丈夫和孩子对我的支持。我的孩子，他就在我的格言下成长起来的——相信自己，自谋生存，并且，像他们母亲教导的一样，从不寻求政府的津贴，也不要拿政府的工资。”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并非英雄行为的贴切事例，最感人的例子，应该要数献身于在海难中挽救乘客生命的那些人。一个来自澳大利亚西部的故事，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年轻淑女的英勇行为——她的名字叫古丽丝·布瑟尔。“基尔格特”号汽船在帕兹附近的海滩上搁浅了。船上派出一只小舟，把妇女、孩子抢送上岸，可是冲天的海浪随即便把小舟淹没。可怜的人们抓住小舟的边缘，拼命挣扎，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在陡峭的海岸上，出现了一位骑马的年轻姑娘。
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去救这些淹没在水中的妇女和孩子。她飞奔冲下悬崖——真是不可思议，她与她的马冲进海浪中——在下一个高潮来临的瞬间，靠近了小舟，并成功地把妇女和孩子救上岸。当时海面还有一个男人在水中挣扎，于是她重新一头扎进水里，也把他救了上来。在如此汹涌的海浪中，她花了整整4个小时才把50个人全部救上岸。这些人上岸后，英勇的姑娘已是全身湿透，身心疲惫。但仍挣扎着回到12里外的家中，找人来安抚这些脱险的人们。这时接班的是她姐姐。她随身带着茶水、牛奶、糖，以及面粉，穿过丛林来到岸边。第二天，人们被带到她的家里，受到了悉心的照顾，直到完全恢复之后，才走上他们孤独的路。令人痛惜的是，英雄的姐姐，布鲁克曼夫人，在救援当中着凉了，几天后死于脑膜炎。
色得兰群岛一位年轻女孩的行为同样英勇无比。没有人愿意去救几个落水的渔民，她却只身入海，拯救了他们的生命。当捕鱼队正在海上捕鱼时，一场暴风雨突如其来地袭击了遥远的乌斯特岛。渔船一艘接一艘安全上岸，可最后一艘却始终无法靠岸。岸上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艘渔船陷入可怕的困境。船翻了，水手们在水中苦苦地挣扎。在这节骨眼上，海伦·比特丽，一位瘦弱的少女，一边往前冲，一边呼吁人们不管多么危险都得赶快去救他们。可是人们回答，在这样可怕的暴风雨里救人，无异于送死。
海伦·比特丽却甘愿去送死。她快步冲向一艘小船，这时她的嫂子加入了她的行列。她的父亲一只手已瘫痪了，也冲过去为她们掌舵。渔船上有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另两个人则死死抓住还没有翻的船边，只等这些女流之辈过来救他们。她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船划到渔船边。这时，一个人已经被水冲走了，要不是海伦及时抓住头发把他拉上船，他肯定会被淹死。几经周折，其他的人也被救上船，安全地回到港口。海伦·比特丽后来靠当一个家庭女仆默默地挣取自己的面包，直至老死，人们才想起她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故事。（注：见1879年6月28日出版的《凡人》杂志。）也许有人会说，在一个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国家，肯定能盛产女英雄。也许真是这样。
可是谁又能忘记她，兰斯通塔的女英雄古拉丝·达利？在诺森伯兰海岸的东北部，有一个荒凉的费恩岛。它只不过是一堆冰凉的石头，黑乎乎、光秃秃的，被一片咆哮的海洋包围着。在长达几周的暴风雨季节，谁也不能够接近它。这里除了在岩石上嗷嗷尖叫的海鸥和角嘴海雀，就没有居民了。然而，就在它的一个最偏远的角落，一座名叫“兰斯通岩石”的灯塔高高地耸立着，向往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船只发出信号。两个老人——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与一个年轻女人——他们的女儿，在1838年9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守护着这座灯塔。
“佛伐西尔”号汽船正航行在它从赫尔到邓迪的航程上。船上情况糟糕透顶：锅炉在离开赫尔不久就坏了。在勉强抵达圣阿布斯赫德之后，又被狂风暴雨刮了回去。它在暴风中漂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便盲目地撞在霍克斯岛的岩石上。船只的后部被撞裂成两半，9名船员被迫站在船只的前半部上面呼救，它仍插在石头里。而许多旅客和船员都被淹死了，从此长眠海中。
在半里外的灯塔里，古拉丝·达利听到了他们的呼救声，在她今天最后一次查看灯火的时候——太阳一升起，就可以把灯火吹灭。虽然海面大雾仍然弥漫，海浪在咆哮，但她还是看见了那几个抓着船只前半部的船员。她恳求父亲把自己的小船放下海，去救那些落难的人。父亲威廉·达利虽然认为这不过是冒冒失失去送死，但还是把船只拖下了水，古拉丝·达利第一个钻进船里。老人都同意了，何况女儿？当时，救人的机会，甚至自救的机会都微乎其微，然而上帝使她的手臂变得强健有力，宛如洞烛观照她的心灵。两个人在极端恐惧和担心中，渐渐离岸远去。
经过一段时间小心谨慎的划行，小舟终于靠近了岩石，这打通了通往落难者求生之路的第一步。划行过程中，古拉丝拼命摇桨，同时在岩石缝里左点右撑，以免船只被撞成碎片。9名获救者被一一拉到船上，送到了灯塔里。那儿，母亲正在恭候。她悉心照料、护理他们，直到落难者的健康和体力完全恢复。他们在那儿整整待了3天，直到风暴平息，能够被送回大陆。
古拉丝的英勇行为震撼了整个国家，无数的礼物纷纷寄到她的手里。艺术家从远方跑来为她画像，诗人为她创作了一首首优美的诗歌。阿德耳菲剧院愿意每晚给她20英镑，让她在上演海难场面时坐在一只小船里守望。但她是不会离开她那片被海水环绕的石头孤岛的。她无法离开那座灯塔，因为那里的光荣属于她、适合她，她的一生需要这样的坚守。见过女孩儿的人，无不对她的天真朴素、文静善良赞颂备至。救人事件发生3年之后，她得了肺病，几个月不到就去世了，死时安宁、快乐，充满了宗教的虔诚。在她去世前不久，菲力普先生说，一位穿着朴素的女人来向她道别，祝福她在最后的路上好走。这位善良的姐妹就是诺森伯兰公爵夫人。她的桂冠将由于这次慈爱的、温柔的道别而永放光芒。贞德有一座纪念碑，而诺森伯兰的古拉丝却一无所有。她的事迹被登录在：
天堂的簿记中，不灭永生。
当天使为高尚灵魂的美德而载歌载舞时，
受福的人间却如此无情。
在与费恩岛方向相反的诺森伯兰陆地上，有一块很高的三角形岩石，上面耸立着巴伯拉堡。自古以来，它就是一座抗击苏格兰人入侵的坚强堡垒，同时也是英国内战时期一座重要的要塞。最近几年，它成了失事水手的避难所，这主要应归功于库勒维先生、杜尔汉姆（注：英国一地名）主教、夏普执事长等人。库勒维先生在这里所做的善事，其数量比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沿岸的船只经常失事，库勒维先生竭尽所能给予援助。由他组织配备的一个30人的小分队，在每个暴风雨夜里沿着8英里的海岸线不停地巡逻，一旦发现处于险境中的船只，则立即派出救生艇。遇到大雾天，巴伯拉堡就会警钟长鸣，提醒船只躲避。如果发现船只濒临险境，则鸣炮一次；如果船只搁浅或撞沉在岩石上，则鸣炮两次。同时，堡里会升起一面大旗，告诉遇难者，岸上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不幸。当陆地上的救援船只不能及时赶到失事地点时，堡里就会发出信号，请霍里群岛的渔民赶往那里。这个耸立在悬崖上的撒马利亚碉堡，不仅为海上的人，而且为陆地上的人，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因而，像一个强大的守护神，”威廉·霍维特说，“耸立在云端，俯视着那片汹涌而险恶的海洋。这神灵般活生生的高尚，是世上所有善良的人终生追求的光荣榜样。无论谁，只要他遥视这神圣的建筑那高飞的檐角，得到它那无微不至的关怀，看到它为海洋和陆地送去吉祥时，请别忘记库勒维先生。那些穷困潦倒的人，那些在深夜里恐惧战栗的人，当他们默默为他祝福时，他已化为尘烟、长眠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