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中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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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中国历史上最艰苦最荒唐的岁月——1960-1962年。国家遭遇着天灾人祸，我个人遭受着父亲冤案的株连。刚刚初中毕业的我，被取消了升学的资格。读书是与我无缘了，我想去帮助征粮，人家以没有“出身证明”而拒绝；我去小学代课，不久就被“押”了回来，理由是黑五类的狗崽子怎么可以教育贫下中农的孩子！
我走投无路，非常地绝望。这时候，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郑建国给我带来瑞安工校招生的消息。我跑到瑞安，找到了郑老师的表弟俞海，没费多大力气，工校就接纳了我。那是1960年的暑假，我还不满16岁。
我们的学校全名叫“瑞安机械工业学校”我所在的班级叫机631班。我不知师长们为办这个学校付出了多少心血。只记得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新校舍正在建筑之中，师生们一起搬砖，一起拉石头。我们的寝室好像是在一所别人的宅子里，而临时教室又在另一处的街道上。我们进课堂读书，去车间实习，回寝室休息，来来往往，忙忙碌碌，却也开开心心。教师们都很认真，师傅们也都和霭，让我们学到许多课本知识和实用技术，这让我以后进工厂做铣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数学的是项启绵老师，他比较严厉，我有点怕他。我们的寝室刚好面对着项老师的寝室。那时候我刚刚在学习梳辫子——这以前我严厉的母亲不允许我把时间浪费在梳头上，——让我总是艳羡那些能把辫子梳得很顺溜的女同学。我当时的头发又短又硬，抓了这一绺跑了那一绺，弄了半天都弄不好。一天在楼下碰上了项启绵老师，他扳着脸孔问：钱国丹，你一天到底要在编辫子上化费多少时间？
这话和我母亲的话如出一辙，我吓得再也不敢在窗口梳头了。为了证明梳头并没有影响学习，我在上数学课时特别认真（我从来没在别的课堂上这么聚精会神过），所以我小考大考的成绩总是满分。
文学老师是宋维远。从小到大，没有一个语文老师不喜欢我的，我想宋老师也不例外。有一天上课时，他忽然说起了柳永的雨霖铃，说起了“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说起了“杨柳岸晓风残月。”那时我还没有接触过柳词，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柳词更美的了。
张典敖是我们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他的寝室就在我们女同学寝室的隔壁，上下楼梯真叫“抬头不见低头见”管理起我们格外方便。有一会我感冒了，他说我是睡眠时叫风给吹的。我说我是头朝里边脚朝外边睡觉的呀。他说正因为如此，我的鼻孔就正对着大门，所以叫风给吹了。我当时虽然不以不然，但又想这可能就是“物理理论”这个理论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在适当的场合就拿来活学活用一番。
陈爱华老师的嗓子很好，又爱唱歌，有人说她高兴时唱歌，也有人说她悲伤时才唱歌，我们闹不明白。那时候正流行歌剧洪湖赤卫队，只要她的“娘的眼泪似水淌”一响起，我们就跟着唱，跟着淌眼泪。这首歌唱得太熟了，现在我还能只字不拉的把它背了出来。
那时候全国各地物质都十分匮乏，瑞安工校当然不能例外。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番薯，番薯的味道不错，就是爱在胃里制酸，有时吐酸水吐得我牙齿咯吱响，胃也灼灼的疼。菜基本上就没有，老师的待遇比学生好些，偶尔会分得炒熟的豆腐渣，这让我们羡慕不已。有一回，赵筠珍老师端着半小脸盆的豆腐渣来慰劳我们，我们高兴坏了，狼吞虎咽地抢食一空。
为了补充粮食，这年冬天，学校组织我们去河里捞河花根。（我不知这个“河”字对不对？）这是一种蓬勃的水生植物，长着长长的毛茸茸的根。在那结着薄冰的河面上，我们搭好门板，一位男同学小心翼翼地沿着门板往河中心走去，伸手把远处的水生植物一一拉了过来，女同学们又把它们弄到岸上，我们各自拿着用断锯条磨成的刀，削掉黑乎乎的外皮，露出白白的茎块。这些茎块里含有淀粉，打碎后和米粉做成糕饼，是不错的食物。
有时候，食堂的饭里面掺了些番薯秧，萝卜缨，如果再加点红萝卜和盐，简直就是美味佳肴了。
最难吃的，是瑞安糖厂榨糖下来的糖蔗渣。人说“吃糠噎菜”难，我的感觉是糠还有点谷香，树皮和草根还有点植物的汁液，可是糖蔗渣除了糙乎乎的扎口，再也没有什么了！食堂把它们拉了来，打成细细的粉，做了包子鼓鼓的内馅。我们打了饭，掰开包子，把这糖蔗渣悄悄地倒掉，光吃皮儿。
尽管如此，我们活得还是很开心。课余时间，我们去抢唯一的乒乓桌，打乒乓打得高兴时就大呼小叫，影响了老师的办公，老师过来了，并没有大声训斥，只是让我们安静点就完事了。
晚自习有课间休息十分钟，班干部要大家去跳集体舞，谁都不许请假。我们班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已结婚生子，有的正怀着身孕。而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女孩是最淘气的。记得我故意跳到一位大肚子的同学面前，她不生气，也和我对跳，只是接着应该是她出来的时候，她就站在原地不动了。至今想来，她的大度让我惭愧，她的健康积极的心态，也值得我学习。
大约是一个节日的前夕，文体股长陈少华带领我和陈少青排练一个小型剧本。陈少青有一副金嗓子，她的越剧唱得棒极了，动作也训练有素。我的嗓子不好，又爱使小性子，动不动闹情绪，说不演了不演了，有时还自以为受了委屈，哭得没完没了。陈少华真是好，她也不过比我们大两岁，该劝说的时候劝说，该委曲求全时委曲求全，任劳任怨，处处像个大姐的样子，终于把那个剧本拿了下来。
由于生活条件太差，也可能吃了不洁的东西，我得了痢疾。在校医务室治了些日子，总也不见好，拖了二十多天，我已经虚弱得整天眼冒金星，耳朵嗡嗡作响，浑身都像散了架一样。后来有人介绍说，瑞安三圣门的治痢草药灵得很。也算是病急乱投医，我决定去试试。陈少华陪着我，向郊区那个叫三圣门的地方走去。我实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把陈少华当作一辆车子，我就挂在她身上，走几步，歇一会儿，走了半天，才来到目的地。买了三帖草药回来，借了张典敖老师的一个小风炉，在走廊里煎了起来，一天一帖，刚吃完这三帖草药，痢疾症状就基本消失了，这三圣门的草药真是神奇啊，不知现在还在经营否？
我们在瑞安工校并没有熬到毕业，国家困难，学校也在风雨中飘摇，按照当时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校将被停办。听说何开镕书记为了把我们机631班“送出去”做了很多工作，但最终未能遂愿。我们终于告别了工校，各奔东西了。
比起我原来就读的乐清中学来，瑞安工校各方面的条件是太简陋了。而且我们白忙活了两年，也没有弄到一口饭碗。但瑞安工校给我的记忆还是温馨的，祥和的。因为这里没有政治迫害，没有出身歧视，老师们如兄长，同学们团结友爱，这种日子是应该是轻松愉快的，幸福的。如果说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是一片荒漠，那么瑞安工校就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
那是中国历史上最艰苦最荒唐的岁月——1960-1962年。国家遭遇着天灾人祸，我个人遭受着父亲冤案的株连。刚刚初中毕业的我，被取消了升学的资格。读书是与我无缘了，我想去帮助征粮，人家以没有“出身证明”而拒绝；我去小学代课，不久就被“押”了回来，理由是黑五类的狗崽子怎么可以教育贫下中农的孩子！
我走投无路，非常地绝望。这时候，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郑建国给我带来瑞安工校招生的消息。我跑到瑞安，找到了郑老师的表弟俞海，没费多大力气，工校就接纳了我。那是1960年的暑假，我还不满16岁。
我们的学校全名叫“瑞安机械工业学校”我所在的班级叫机631班。我不知师长们为办这个学校付出了多少心血。只记得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新校舍正在建筑之中，师生们一起搬砖，一起拉石头。我们的寝室好像是在一所别人的宅子里，而临时教室又在另一处的街道上。我们进课堂读书，去车间实习，回寝室休息，来来往往，忙忙碌碌，却也开开心心。教师们都很认真，师傅们也都和霭，让我们学到许多课本知识和实用技术，这让我以后进工厂做铣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数学的是项启绵老师，他比较严厉，我有点怕他。我们的寝室刚好面对着项老师的寝室。那时候我刚刚在学习梳辫子——这以前我严厉的母亲不允许我把时间浪费在梳头上，——让我总是艳羡那些能把辫子梳得很顺溜的女同学。我当时的头发又短又硬，抓了这一绺跑了那一绺，弄了半天都弄不好。一天在楼下碰上了项启绵老师，他扳着脸孔问：钱国丹，你一天到底要在编辫子上化费多少时间？
这话和我母亲的话如出一辙，我吓得再也不敢在窗口梳头了。为了证明梳头并没有影响学习，我在上数学课时特别认真（我从来没在别的课堂上这么聚精会神过），所以我小考大考的成绩总是满分。
文学老师是宋维远。从小到大，没有一个语文老师不喜欢我的，我想宋老师也不例外。有一天上课时，他忽然说起了柳永的雨霖铃，说起了“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说起了“杨柳岸晓风残月。”那时我还没有接触过柳词，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柳词更美的了。
张典敖是我们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他的寝室就在我们女同学寝室的隔壁，上下楼梯真叫“抬头不见低头见”管理起我们格外方便。有一会我感冒了，他说我是睡眠时叫风给吹的。我说我是头朝里边脚朝外边睡觉的呀。他说正因为如此，我的鼻孔就正对着大门，所以叫风给吹了。我当时虽然不以不然，但又想这可能就是“物理理论”这个理论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在适当的场合就拿来活学活用一番。
陈爱华老师的嗓子很好，又爱唱歌，有人说她高兴时唱歌，也有人说她悲伤时才唱歌，我们闹不明白。那时候正流行歌剧洪湖赤卫队，只要她的“娘的眼泪似水淌”一响起，我们就跟着唱，跟着淌眼泪。这首歌唱得太熟了，现在我还能只字不拉的把它背了出来。
那时候全国各地物质都十分匮乏，瑞安工校当然不能例外。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番薯，番薯的味道不错，就是爱在胃里制酸，有时吐酸水吐得我牙齿咯吱响，胃也灼灼的疼。菜基本上就没有，老师的待遇比学生好些，偶尔会分得炒熟的豆腐渣，这让我们羡慕不已。有一回，赵筠珍老师端着半小脸盆的豆腐渣来慰劳我们，我们高兴坏了，狼吞虎咽地抢食一空。
为了补充粮食，这年冬天，学校组织我们去河里捞河花根。（我不知这个“河”字对不对？）这是一种蓬勃的水生植物，长着长长的毛茸茸的根。在那结着薄冰的河面上，我们搭好门板，一位男同学小心翼翼地沿着门板往河中心走去，伸手把远处的水生植物一一拉了过来，女同学们又把它们弄到岸上，我们各自拿着用断锯条磨成的刀，削掉黑乎乎的外皮，露出白白的茎块。这些茎块里含有淀粉，打碎后和米粉做成糕饼，是不错的食物。
有时候，食堂的饭里面掺了些番薯秧，萝卜缨，如果再加点红萝卜和盐，简直就是美味佳肴了。
最难吃的，是瑞安糖厂榨糖下来的糖蔗渣。人说“吃糠噎菜”难，我的感觉是糠还有点谷香，树皮和草根还有点植物的汁液，可是糖蔗渣除了糙乎乎的扎口，再也没有什么了！食堂把它们拉了来，打成细细的粉，做了包子鼓鼓的内馅。我们打了饭，掰开包子，把这糖蔗渣悄悄地倒掉，光吃皮儿。
尽管如此，我们活得还是很开心。课余时间，我们去抢唯一的乒乓桌，打乒乓打得高兴时就大呼小叫，影响了老师的办公，老师过来了，并没有大声训斥，只是让我们安静点就完事了。
晚自习有课间休息十分钟，班干部要大家去跳集体舞，谁都不许请假。我们班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已结婚生子，有的正怀着身孕。而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女孩是最淘气的。记得我故意跳到一位大肚子的同学面前，她不生气，也和我对跳，只是接着应该是她出来的时候，她就站在原地不动了。至今想来，她的大度让我惭愧，她的健康积极的心态，也值得我学习。
大约是一个节日的前夕，文体股长陈少华带领我和陈少青排练一个小型剧本。陈少青有一副金嗓子，她的越剧唱得棒极了，动作也训练有素。我的嗓子不好，又爱使小性子，动不动闹情绪，说不演了不演了，有时还自以为受了委屈，哭得没完没了。陈少华真是好，她也不过比我们大两岁，该劝说的时候劝说，该委曲求全时委曲求全，任劳任怨，处处像个大姐的样子，终于把那个剧本拿了下来。
由于生活条件太差，也可能吃了不洁的东西，我得了痢疾。在校医务室治了些日子，总也不见好，拖了二十多天，我已经虚弱得整天眼冒金星，耳朵嗡嗡作响，浑身都像散了架一样。后来有人介绍说，瑞安三圣门的治痢草药灵得很。也算是病急乱投医，我决定去试试。陈少华陪着我，向郊区那个叫三圣门的地方走去。我实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把陈少华当作一辆车子，我就挂在她身上，走几步，歇一会儿，走了半天，才来到目的地。买了三帖草药回来，借了张典敖老师的一个小风炉，在走廊里煎了起来，一天一帖，刚吃完这三帖草药，痢疾症状就基本消失了，这三圣门的草药真是神奇啊，不知现在还在经营否？
我们在瑞安工校并没有熬到毕业，国家困难，学校也在风雨中飘摇，按照当时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校将被停办。听说何开镕书记为了把我们机631班“送出去”做了很多工作，但最终未能遂愿。我们终于告别了工校，各奔东西了。
比起我原来就读的乐清中学来，瑞安工校各方面的条件是太简陋了。而且我们白忙活了两年，也没有弄到一口饭碗。但瑞安工校给我的记忆还是温馨的，祥和的。因为这里没有政治迫害，没有出身歧视，老师们如兄长，同学们团结友爱，这种日子是应该是轻松愉快的，幸福的。如果说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是一片荒漠，那么瑞安工校就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