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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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天是个儿女心肠非常重的人,自从和包巧玲结婚以后,自己的四个孩子几乎和他断了关系,这一点让他感到很痛心。倒是包巧玲的小儿子杨卫文经常跑来蹭饭,他的工作关系在话剧团,离这不远,一抬腿就来了。右派平反落实政策,杨如盛又一次获得机会可以调回话剧团,但是他再次放弃了机会。既然是落实政策,杨如盛和当时已经离婚的前妻包巧玲商量,让小儿子杨卫文顶替他的职。杨卫文属于那种脑子不太好使唤的小孩,上学时,考试总有几门不及格,高中考不上,初中毕业后,一直在社会上闲荡,进了话剧团以后,除了打杂,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想让他当水电工,很快就发现真让他干,非出人命不可,不是电死别人,就是电死自己。这些年,话剧团很不景气,已经好多年不排演新戏,演职人员都自己在外面找活干,杨卫文身上什么技术活也没有,眼见着就要下岗了,他反正也不急。

    包巧玲知道钟天的心思,钟天打电话给自己的儿女,儿女们都很冷淡,每次挂了电话,都要闷闷不乐好多天。他尤其喜欢钟夏的儿子小雷,过去媳妇徐芳星期天常带着孙子回来,现在徐芳正和钟夏闹离婚,两个人分居已经很长时间,钟天想孙子,挂电话过去,每次都被徐芳找各种借口推辞掉。结果钟天为孙子买的一个真皮足球,搁在小房间里差不多快大半年,仍然还没有送出去。有一天,小雷已经说好了要来,钟天很高兴地把足球拿出来,放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想到后来孙子还是没来,打了一个电话过来,徐芳说家里有什么事情,原订的计划不得不取消。钟天感到莫大的悲哀,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闷闷不乐地抱着足球,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

    包巧玲为此感到有些歉意。她知道自己是这个家的敌人,现在登堂入室,走进了这个家庭,钟天的儿女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也是理所当然,包巧玲自己并没有什么儿女心肠,和钟天相比,她知道自己是个很不称职的母亲,多少年来,她自己的两个小孩,其实一直是由杨如盛的义父带大的。杨如盛的姐姐有一个多年的老跟班,其实就是家里的男佣人,对女主人一直忠心耿耿,杨如盛小时,很长一段时间,就靠他照料。解放后,杨如盛的姐姐入了狱,老跟班无处投奔,在外面流浪了几年,最后就跑来找杨如盛,为杨如盛照料家事,帮他带孩子。杨如盛被打成右派以后,包巧玲就把襁褓中的杨卫字交给了他,后来差不多过了十年,又有了小儿子杨卫文,同样也是交给他带,因此杨卫字杨卫文兄弟,都是这老人家一手带大的。等到两个小孩都分别成人,他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死了,那一年杨卫文正好十八岁。

    杨卫文常来蹭饭,包巧玲知道钟天心里不是很乐意。她知道他并不在乎多一个人吃饭,而是因为看见杨卫文,会想起自己的儿女。钟天对儿女的牵拴对包巧玲也是一种触动,这让她想起她对自己两个儿子的不负责任。在过去的岁月里,她显得极不称职,感情上是这样,经济上也是这样。两个儿子对她都很敌对,因为他们的生活,全靠父亲杨如盛的接济,杨如盛的薪水并不高,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他们称为爷爷的那个老人,常常厚着脸面和邻居借钱,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老人一直靠为街道小厂糊纸盒贴补家用。两个儿子既感受不到父爱,更谈不上有母爱,他们和老人的关系甚至也不能算是融洽,这个老人有些固执,像照顾自己嫡亲孙子一样的照顾他们,但是让他一发现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就像揍贼似的猛打他们。有一次,暴怒的老人,甚至用小板凳往杨卫文的头上扔,因为他考试成绩一塌糊涂,却爬到窗台上去偷看女邻居洗澡。

    十月一日到来前夕,包巧玲准备多做些菜,把钟天的几个儿女都叫回来吃一顿饭,大家团聚一下,热闹热闹。她和小保姆一遍遍地讨论着菜谱,不厌其烦地向钟天打听,他的那些孩子们,究竟喜欢吃些什么。钟天知道她的苦心,知道她是为了讨自己的好,但是她越是忙,他心里反而越感到不踏实。感情的事勉强不得,钟天有一种预感,就是事情很可能事与愿违。很多事情永远说不清楚,尽管钟天一直想当一个好父亲,可是孩子们恰恰都不喜欢他,反而喜欢他们的母亲。凭心而论,钟天对待子女,要比冷悠湄尽心尽责得多。冷悠湄是有了工作就忘了家的女人,她是个女强人,对孩子从来谈不上什么迁就,她对他们的态度,就像一个女干部对待他们的下属,孩子偏偏就是喜欢她,他们越怕她,就越尊敬她。

    和包巧玲的关系,是孩子们看不起钟天的一个重要原因。钟天承认自己在这一点上,最对不起的首先是四个孩子,其次才是妻子。他伤了孩子们的心,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蒙了一层阴影。他承认自己喜欢包巧玲,对于这个差不多是送上门的女人,钟天从来就没有过轻视她的念头。尽管关于包巧玲的生活作风问题,有太多的流言蜚语,她自己也勇敢地向他承认过这些错误。无论是在他们婚前,在他们轧姘头的那段日子里,还是他们结了婚,成为老来夫妻,钟天都没有看不起她的意思。一个过来人就不应该在过去的事情上斤斤计较。如果让他在两个女人中进行重新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包巧玲,因为冷悠湄是一个毫无热情的女人,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在床上对他充满了敌意。她没有完全拒绝他,只是因为夫妻的义务,她的那种冷漠,对钟天构成了极大的伤害。冷漠有时候比拒绝更能刺伤男人的心。

    和冷悠湄相比,包巧玲完全是另外一种女人。她不是放荡,只是从来不知道拒绝,具有一种天生的奉献精神。在满足男人的某种欲望方面,冷悠湄显得过分吝啬,她始终是鄙视性爱,把xìng交看作是一种很不高尚的行为。和钟天结婚之后的包巧玲,已经过了更年期,而且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即使在年轻时,她那方面的欲望也不强烈,虽然经历过很多男人,她很少体会到女人应有的高潮。她对于性的认识,就是让男人快活一番,然后他们就心满意足。再婚以后的钟天对于男欢女爱,也已经看得很淡,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床上找到那种相应的乐趣。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是老爷爷和老奶奶之间的爱情游戏。与早年的疯狂大相径庭,那时候的通奸固然能带来欢乐,能带来那种犹如熔岩喷射而出的热情,由于幽会地点的不固定,通奸本身的负罪感,也会迫使应有的欢乐和热情大打折扣。

    晚年的钟天在包巧玲身上获得了从容,他们既不疯狂,也不过分保守,平静,祥和,配合默契。有时候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于是就互相安慰,用一种老年人的耐心,等待着奇迹的出现。这种安慰有时候也会成为强有力的鼓舞,他们会把对方都当作稚气的孩子,不管做得好不好,从来都不批评,他们相互表扬,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吹捧。别人怎么看并不重要,起码他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包巧玲对自己的归宿很满意,不管怎么说,钟天是她遇到的一个最体贴她的男人。他和别的男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当年并没什么交易的成分。包巧玲不得不承认自己做过一些交易,剧团里有好几个沾她便宜的男人,都是交易的一部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她有所需求的时候,趁虚而入,很轻易地就攻下了堡垒。既然包巧玲不是把自己的贞操看得很重,那些男人乐得玩她一下,她毕竟是剧团里的主要演员,而且一点都不难看。

    钟天几乎给了她一个女人晚年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宽敞的住房,宽裕的经济,公费电话,出门常常有小汽车坐,名正言顺地享受着钟天的老干部待遇。她很满意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而且很快如鱼得水。刚进钟家的时候,她对小保姆看得很紧,小保姆不漂亮,但是毕竟年轻,男人总是喜欢年轻的女人,包巧玲在这一点上,深有体会。小保姆和年老的男主人睡到一张床上去,结果闹得不可开交,报纸上常常会有这样的报道,包巧玲想自己既然已经走进这个家门,就应该有义务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总是忘不了年轻时候的事情,当年她和杨如盛刚结婚的那一阵,那时候她还是白玉无瑕,自己就是因为对杨如盛没有看紧,以至于发生了他和化妆师之间的丑闻。这件事是他们婚姻大堤崩溃的第一道裂缝,也是后来许多糟糕事情的起因。多少年过后,包巧玲总觉得自己早就忘了这件事,她和杨如盛之间,不但已经扯平了,而且应该说是她更对不起他,但是她只要一想到,就仍然感到心口隐隐作痛。

    包巧玲亲自给徐芳打电话。在钟家的小辈中,徐芳是唯一让她不感到拘束的人。也许因为她也是外人的缘故,包巧玲和她对话时,不像和钟天别的子女说话那样有障碍。

    钟天的几个小孩,个个都有来者不善的一面,包巧玲忘不了过去岁月中曾经有过的尴尬境地,那是她和钟天的奸情刚败露不久,有一天,包巧玲冒冒失失地去钟家,钟天的老母亲把她堵在客堂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后来她终于突围,跑了出来,钟家的小孩,有两个就追在后面,捡起地上的石头掷她。包巧玲至今也弄不清是谁掷的石头,有一块小石头就砸在她腰上,她很狼狈地夺路而逃,竟然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时过境迁,按说今天已经不再这样那样地担心,她已经名正言顺地和他们的父亲走到了一起,但是包巧玲想到过去的遭遇,仍然不寒而栗。

    在给徐芳的电话中,包巧玲用辞恳切,近乎哀求,充分描述了钟天对孙子的思念之情。她的话显然打动了徐芳,答应一定要来,并表示不管自己是不是和钟夏离婚,她绝不会不让儿子去看爷爷。她说她知道钟天喜欢孙子,说孙子也经常念叨着要到爷爷家去玩。徐芳说的显然是客气话,但是包巧玲把这话转达给钟天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像孩子似的哼起歌来。孩子们对他的疏远,是他再婚后幸福生活里的美中不足,他极需要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孩子们表示他是爱他们的,他很在乎他们对自己的态度。他不指望他们能改变对包巧玲的敌意,他只希望他们多少能给些面子,就足够了。

    天知道钟天在官场上是如何摆架子的。反正在教育自己小孩方面,他算不上一个够格的父亲。对子女的过分溺爱,使得所有的小孩,对他都缺乏应有的尊重。他摆不出威严的架子来,儿女对他没规没矩,说些没大没小的话,他不仅不生气,而且习以为常,引以为荣,觉得是一种享受。他刚到五十岁的那一年,不知谁带头喊了他一声“老头“,从此大家都这么叫他。“老头“成了他的昵称,喊爸爸反而让他感到不习惯。冷悠湄生前很看不惯他这种作派,为了儿女们的事情,譬如钟春上大学,譬如钟夏当兵,所有这些后门活动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钟天做官还是讲究一些原则,但只要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他就有些奋不顾身。为了让钟春当上工农兵大学生,钟天不惜起大早,坐在管文教工作的一位熟人的大门口恭候,那时候钟天结束审查不久,刚刚被重新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去找的那位熟人曾经是钟天的下属,见老领导为女儿的事情这么热忱,大受感动,以后和别人说起当父母的儿女心肠如何重,常常要以钟天的故事为例子.十月一号那天,除了钟夏,其他几个孩子,都回来了,钟天感到极大的安慰。他不敢做出太高兴的样子,就怕儿女们看见他过得不错,产生什么逆反心理。孙子小雷有一段时间不见,似乎又长高了许多,他不仅送了一个足球,还为他买了一个遥控的玩具汽车。小孩子都是实用主义,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跟爷爷亲热得不得了,大女儿钟春看着不顺眼,训斥小侄子说:“爷爷可不是什么大款,就你会敲竹杠。“这一天,钟春的心情不错,带了一位男朋友来,她不说明这家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别人也不问,因为她是离了婚的,脾气有些怪,动不动就发作,大家都懒得招惹她。钟天从不干涉儿女的婚事,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钟春的那个男朋友没吃饭就走了,看得出钟春和他很亲热。

    那天唯一的不愉快,就是杨卫文不该来凑热闹,好在这事并不严重。他冒冒失失地又来蹭饭,包巧玲悄悄把小儿子拉到一边,说今天他最好别在这里。杨卫文见母亲撵自己走,怏怏地正准备离去,钟秋喊住他,说干吗要走,就留在这一起吃饭。钟春也说,都来了,干吗还走。钟天不吭声,包巧玲说杨卫文还有事,没想到他嘟嘟囔囔地说:“谁说我有事,我有什么事?”

    他的话把大家都引得笑起来。杨卫文和哥哥杨卫字完全不一样,他看上去就是发育不全的样子,长了一张娃娃脸,人也白净,说话瓮声瓮气。谁都能看出他的脑子少一根筋,这孩子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生的,坦白地说,连包巧玲也吃不太准他究竟是谁的种。那正是她私生活最不检点的一段时候,杨如盛宁愿待在县城,也不愿意调回到话剧团。包巧玲花了很大的努力,终于让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并说好让他继续回到话剧团当演员。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是只要自己努力,也不是不可能演到主角。杨如盛坚决拒绝了她的好意,去了一个他完全不可能施展才华的地方戏剧团。他们还像他没有摘右派帽时一样的分居,不仅仅是那种夫妻分居两地的分居,而是一种和离婚差不多的分居,他们对各自的私生活不闻不问,心照不宣,各人对对方都有一肚子意见

    到了晚年以后,包巧玲不止一次幻想,如果小儿子是钟天的种就好了。她明知道没有这种可能性。从日子推算,只有三个人才有可能是杨卫文的亲身父亲。首先应该推杨如盛,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杨如盛和包巧玲都受到了第一波的冲击,但是还不是太严重,当时受冲击最猛烈的,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如盛回省城给儿子送生活费,然后和包巧玲在一起住了三天,三天里他们天天做ài,那是他们夫妻之间最后的性生活,这以后,过了不到一年,他们就正式地离了婚。另外一个有可能成为小孩父亲的人,是一个造派的小头目,他还是刚分到剧团来不久的学员,在杨如盛离开的第二天,造反派把包巧玲喊去问话,主要是审查已被打倒的支部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造反派小头目让她老实交待,不可以放过一点细节。包巧玲十分害怕,一五一十地都说了,造反派小头目听了还不过瘾,又叫她交待和其他男人私通的种种细节。包巧玲当时很老实,只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敢有半点隐瞒,像倒蚕豆似的,把能想起来的男女之事,全都交待了。

    当时有好几个人在场,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平时有关包巧玲的传闻,大家听说过一些,不过都只是传说,现在听她亲口娓娓道来,一个个都听傻了,听得心口咚咚直跳。

    包巧玲交待完,时间已经很晚,大家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便让包巧玲回去。造反派小头目说:“我来送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回去!“于是那天的审查就算结束。造反派小头目一路走,一路还做出生气的样子,时不时地教训她几句。他把她送到家,气呼呼地说:“你说你想想看,你已经和多少个男人睡过觉了,真不要脸。“说完,随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包巧玲怕他再打,赶紧用手捂着头,那年头红卫兵小将打人是有名的,她想他既然动手打了第一下,自然还会有其他的几下。

    造反派小头目果然踹了她一脚,把她活生生地踢到了房间里。然后他拉开了电灯,又随手把门关上了。包巧玲只想到他还要揍自己,没想到这家伙突然孩子气地向她扑过来,迫不及待地要剥她的衣服。包巧玲出于本能地不肯,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裤带,脑子里甚至很荒唐地想,会不会是故意地试探自己,想看看她究竟如何不要脸。没想到他半天达不到目的,扑通往地下一跪,喊了她一声“包老师“,这一声包老师显得十分滑稽,因为作为新分到话剧团的小学员,如果不是搞运动,他们对老演员都很客气,一个个平时嘴都很甜,但是,现在再喊“包老师“,反倒弄得包巧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包巧玲说:“你是革命小将,我不能害你。”

    那小头目十分委屈地说:“你已经害了我。“他抓过包巧玲的手,往自己的裤子里伸,原来他在和她搏斗中,已经很遗憾地早泄了。包巧玲有些过意不去,心就软了,她心一软,裤带便松开了,由他将手伸过来,想都到了这一步,起码该让他摸一摸。没想到他毕竟年轻,刚完事,又斗志昂扬起来,包巧玲放弃抵抗,他便乘胜追击,一边穷追猛打,一边继续喊着包老师,高一声,低一声,喊到最后,不无担心地警告包巧玲,她和别的男人的事可以说,今天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说出来,这一说,就是真往造反派脸上抹黑了。

    第三个有可能和杨卫文有关的男人,就是食堂里的大师傅,大师傅对包巧玲觊觎已久,他虽然早就沾过她的便宜,还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但是包巧玲后来一直再不给他这种机会。这件事发生以后,包巧玲无人倾诉,整整一个星期都忐忑不安,就想到了大师傅,在那个年头里,做官的差不多都倒霉了,有些名气的人也倒霉,都成了革命的对象,剩下的神气活现的,就是剧团里打杂的,譬如看传达室的门卫,又譬如烧饭的大师傅。大师傅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十分耐心地听她倾诉,然后把她带到食堂,让她躺在揉面团的案板上,弄得她身上到处都是湿面粉。

    包巧玲不知道杨如盛是否怀疑过小儿子的血缘问题。也许他想过,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包巧玲和杨如盛这对形同虚设的夫妻,后来根本就没有过多少对话的机会。一年半以后,他们离了婚,由于分居的时间太久,而且都懒得联系,结果他们都感觉不出法律上的离不离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他们之间的纽带,小孩总是带来坏运气,大儿子杨卫字出生不久,杨如盛被打成了右派,现在小儿子才几个月,他们又毅然离了婚。孩子们可能觉得她缺少母爱,可是包巧玲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两个儿子生来就和自己没缘分,因为事实上他们总是给她增添麻烦。杨卫文还未满周岁,就和他哥哥一样,被送到了杨如盛的义父那里,老人无可奈何地接纳了这个小孩,含辛茹苦地把他哺育成人。

    杨卫文和哥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尽管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就知道爬到窗台上,津津有味地偷看一位又肥又胖的女邻居洗澡,然而他的内分泌系统,显然有严重的问题。

    他是个发育严重迟缓的男孩子,医生替他检查身体时,总是怀疑他虚报了年龄。他没有喉结,稀稀疏疏几根淡黄的阴毛,yīn茎总是没有变化,都快二十岁的时候,仍然还和小孩的一样。顶替进了话剧团以后,有一次体检,医生为了证实他究竟有没有毛病,不得不为他注射一种药剂,这是一种雄性激素,进入人体以后,性器官应该很快就会有反应。

    药物实验显示,还不能算完全的不发育,因为在规定的时间里,他的小yīn茎终于直了起来,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手淫,还能射出少量精液。结论是他属于异常,根据他的年龄推断,发育迟缓似乎已经不准确,不是迟不迟的问题,事实上他已经发育,而且不可能再发育了,换句话说,他已不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只能如此。他这一辈子,注定只能当个袖珍的小男人。

    钟家的家庭聚会出乎意外地成功,钟天几乎是白白地担心了。为了获得儿女们的同情,钟天在饭桌上,不停地说自己如何如何不好。他夸大了医生对他的诊断,很显然,他是在暗示自己年纪大了,儿女们应该多回来看看他们的老父亲。为了改善他们与继母的关系,钟天不惜夸大其辞,用很客观的语调,表扬包巧玲对自己的照顾。他说包巧玲实际上成了他的家庭医生,因为有了她,减轻了儿女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感情这玩意是没办法乞讨的,钟天连这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说明他还不是一个好父亲。小儿子钟冬有事,吃了饭就要走,饭桌上,见父亲没完没了地倚老卖老,用教训的口吻对他说:“老头,有完没完,我看你现在要比过去年轻得多。你知道不知道,这叫人老心不老。”

    钟天并不以小儿子的话为忤,钟家的孩子都是没大没小惯的,什么样的混账话,都有可能说出来,倒是包巧玲听了有些脸红,因为这话和她有关。

    大姐钟春接着小弟的话,笑着说:“现代医学证明,老年人的性生活,有助于长寿,老头不要怕,你活的日子长着呢。”

    这次包巧玲更脸红了,钟天竟然还是能沉住气,他只是觉得媳妇在场,不应该开这种玩笑,一本正经地说:“我和你们包阿姨在一起,也就是老来有个伴的问题,都一把年纪了,你瞎说什么!”

    钟冬说:“什么叫瞎说,别在我们面前装正经。”

    钟天没办法,只好叹气,对包巧玲说:“你看,这就是我的儿女,多舍得损他们的爸爸。”

    小儿子钟冬要走了,钟天追着问他去哪。钟冬没好气地说,去哪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他是家里的老巴子,自小就比别的小孩更受宠爱,现在大学毕业,在一家很有前途的公司里做事,动不动就有机会去香港。钟冬走了不久,紧接着告辞的是杨卫文,他已经吃饱了,这儿反正没他插嘴的份,抹了抹嘴也准备走。包巧玲便说他不懂规矩,怎么能说走就走,又怪他见了钟春姐妹,也不称呼一声。杨卫字瓮声瓮气地说:“我叫她们什么?”

    钟春开玩笑地说:“叫什么,当然应该叫大姐二姐。”

    杨卫文脸仍然板着,是一种小孩生气的表情,大家没想到他早不叫,迟不叫,会突然在饭桌上叫起来,仍然是瓮声瓮气:“大姐!二姐!“他好像很不情愿这么称呼她们,气呼呼的,就像吃了多大的亏。钟春和钟秋不由地被他的滑稽样逗笑起来,他仿佛天生就准备被人捉弄似的,一看就不像他的哥哥杨卫字那么坏。因为人长得很矮小,杨卫文看上去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等到他走了以后,钟秋随口说道,他那模样,在电视剧中,扮演特型人物倒挺合适。包巧玲一听这话,连忙忙不迭地凑上来,说他在话剧团里也没什么事做,钟秋以后拍电视剧,可以带着他,让他打打杂也行,如果有合适的角色,让他跑跑龙套,更好。

    钟秋根本就没把包巧玲的话放在心上,家宴已经进入尾声,一直不曾开口的徐芳闷闷不乐离席了,钟春看出有些不对,就追过去跟她说话。两人到了小房间里,钟春问徐芳钟夏今天不来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徐芳说:“我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了。“钟春很吃惊地说:“你们现在还分开来住?“徐芳不说话,只是笑了笑。

    这时候,钟秋也进来了,听见钟春正在开导徐芳,她以大姐的身份,说了弟弟钟夏几句,怪他任性和不懂事。徐芳似乎早已经下定决心了,她先是不接钟春的茬,由她去说,到后来,终于打断了她的话,以一种十分肯定的声音说:“大姐,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和他的缘分已经到了头。”

    钟春说:“我自己是过来人,知道离婚有什么不好。我还是那句话,夫妻之间,能不走这一步,还是不走的好。”

    钟秋没有插嘴,在一旁听她们说话。钟春又说了些别的,话题转了方向,徐芳和钟秋为钟春说的一句什么话,笑了起来。她们的笑声把小雷引了进来,看见小雷,钟春叹气说:“就算是看在这孩子的面子上,你们也不应该闹,老头要知道这事,还不知道怎么急呢,你也知道,他最喜欢小雷。“徐芳说,她知道钟天喜欢小雷,因此就算她和钟夏分手了,也会经常让小雷到这来探望爷爷。小雷现在还小,以后人大了,用不着人送,他自己会来。

    钟天饭后习惯要休息一会,他看见大家都在小房间,也跑过来凑热闹。钟秋让他睡觉去,说这没他的什么事。包巧玲也跑过来,喊钟天去午睡,钟天说难得有一天不睡觉,问题也不大。包巧玲立刻用医生的话警告他,大谈午睡的重要性,她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钟天的两个女儿知道,自己在照顾她们父亲方面,是如何的尽心尽职。钟天不知趣地赖着还不肯走,钟春和钟秋便像呵斥小孩一样,撵他走。这一下,钟天没办法了,只好搭讪着离去,临走还在孙子小雷圆圆的脑袋上摸了摸。

    包巧玲像押着犯人似的,把钟天送进卧房,钟天上了床,让包巧玲也休息一会,包巧玲对他做了个娇态,意思是现在她也睡觉,他的两个女儿会怎么想呢。这一天,她对钟天的照料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惜卧房里的这一幕,别人看不见,她为钟天铺被子,帮他脱毛线衣,最后还为他倒了一点茶。钟天在临睡觉前,总习惯象征性地喝两口水,量不大,像喝酒一样。安排好钟天的午睡,她悄悄地走出来,让大家别挤在小房间里,到客厅的沙发上坐。

    大家便到了客厅里,钟秋随手打开了电视,正在放一部儿童片,小雷立刻嚷着不许再换频道。钟秋非要把所有的频道浏览一遍,于是小雷便怪叫,叫得钟秋只好让步。徐芳做出要打小雷的架势,没想到现在的小孩都被宠坏了,徐芳只是做了做样子,还没出手,小雷已经先反击打了她一下。包巧玲惦记着刚刚和钟秋的说话,继续向她咨询筹拍的电视剧的情况。钟秋不耐烦地说:“你问那么仔细干什么,是不是也想演个角色?”

    包巧玲被她说得很不好意思,脸上像年轻人一样通红,尴尬地笑着说:“我还能演什么戏,都一把老骨头了,谁还要看。”

    钟秋不动声色地说:“这有什么关系,电视剧就是生活,生活中的人,谁都可以演电视剧。”

    在钟家的两姐妹中,包巧玲觉得妹妹钟秋更难对付一些,钟春是长女,又是离了婚的,动不动会发一通姑奶奶脾气,可是她是直来直去,不像钟秋,总存在着一种潜藏的敌意,而且喜欢察颜观色,屡屡摔出一句让她下不了台的话出来。不过她并不是太在乎,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她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她脸皮厚。想想她这一辈子,如果脸皮太薄了,她怎么活。剧团里的女人,有时候为了吃醋,指着她的鼻子,跳着脚,一连能骂上几个小时,她的涵养早在那时候就修炼到家。真没有好胃口,也没胆子进钟家的门,包巧玲明知道钟秋不愿意和她谈自己的电视剧,但是她忍不住还要继续问下去。她的脑子里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现在大家既然已经成了一家人,她就得想办法说服钟秋,让自己的小儿子杨卫文有机会进她的剧组。

    钟秋于是只好采取不理睬的办法,不回答任何问题。包巧玲把话转向小儿子杨卫文的身上,说了说他们剧团如何不景气,还提到现在小有名气的一位青年女演员,因为她曾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中,扮演了主角。话不投机半句多,钟秋也懒得打断她的话,很没有礼貌地陪同侄儿小雷一起看起了电视。包巧玲低声下气地继续说着,倒是钟春有些看不下去,插嘴说:“别说那么多了,到她的电视剧开拍的时候,你让你儿子直接去找她不就行了。

    徐芳的父亲曾经当过劳动局长,在她记忆中,父亲当局长的那些年头里,她的母亲总是往外撵人,那些人拎着大包小包来了,徐芳的母亲就很生气地撵人家走。她家是三个姐妹,徐芳位于中间,她姐姐现在澳大利亚定居,妹妹在香港常住,只有她仍然是中国大陆的公民。这是她想到就要生气的地方,因为三姐妹中,她的学习成绩最好,上的大学的牌子最硬,而人也是长得最漂亮,如今混得最差的却是她。

    徐芳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和钟夏离婚。刚开始可能只是憋气,大家都要强,到后来,便觉得再不离婚,反而说不过去。通常离婚都是要有理由的,譬如有一方有了第三者。徐芳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钟夏和陶红之间,有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种事很容易相信,因为如果是正常的工作关系,钟夏绝不可能把经济大权冒冒失失放在陶红手里,让她肆无忌惮地去投机期货。最初让徐芳伤心的,还不是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问题,而是钟夏死活不肯承认这种关系。对于骄傲的徐芳来说,钟夏的不承认,比承认的伤害更大。徐芳觉得自己丈夫有花心,还是个可以原谅的错误,犯了错误不承认,这才是真正的不可原谅。好汉做事好汉当,徐芳很伤心的是自己丈夫不是好汉。

    终于徐芳相信钟夏和陶红之间确实没有那件事。她没有那种一块石头落地的感觉,恰恰相反,反而更有了一种落空的不自在。钟夏和陶红之间没事,便意味着徐芳是无理取闹,是瞎吃醋,而这恰恰又是冤枉了她。事实是,钟夏一方面死活不承认,一方面又有意在误导她,让她感觉到他是在说谎。徐芳觉得钟夏的可恨之处,在于他存心让她醋意大发,他显然是故意要让她出丑。钟夏的一举一动,并不大像个男子汉,徐芳在读大学的时候,最出色的一门课,是“行为逻辑“,在这门课的考试中,她拿到了全班的最高分。她把钟夏的行为称之为精神上的通奸。所谓精神上,往白里说,就是意淫,这种有贼心没贼胆的意淫,与公开的通奸相比,好不到哪里去。

    在钟夏保释期间,他们夫妻之间,进行了十分激烈的争吵。这些争吵的直接结果,造成了后来钟夏被判刑,徐芳竟然从未去探过一次监。既然在监狱里的时候,她都没有去看过他,他从监狱里出来,她自然也没有主动去看他的道理。徐芳并不在乎他是否坐过牢,在他刚出事的那一阵,她曾经真正地为他着急过。只要他的表现仍然像个男子汉,表现得光明磊落一些,徐芳相信自己可以接受一切。她不在乎自己和他在一起会不会吃苦受穷,而且就算他真和别的女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只要他能认识错误,她还是可以原谅他。

    徐芳不能原谅的,是钟夏非要做出一副成全她的样子。他出狱以后,主动提出来要分手,理由是他已经没有工作,前途不可知。徐芳觉得自己就冲这一点,就可以和他分手,因为他应该知道她根本就不在乎他是否有工作,事业是否发达,他是故意把她看得很俗气。也许在他的心目中,徐芳就是一个俗气的女人,他对她显然没有任何爱可言。

    如果说,在保释期间,徐芳不应该说出要离婚的气话,现在人都从监狱里出来,钟夏就不应该重提离婚二字。他应该知道他只要提出离婚,徐芳是不可能拒绝的。在这一点上,钟夏显然深思熟虑,他显然一点退路都没留,自己没留,也没给徐芳留。

    他们决定很好地谈一谈,既然大家都认为分手为好,那就客客气气结束。两个人谁也不愿意往回缩,徐芳有一个大学同学分在法院,知道他们要离婚,从法律上给他们很多帮助,他们没有走上法庭,而是在这位同学的安排下,在两人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友好地分了手。徐芳的那位老同学,在大学读书时曾经追求过徐芳,他也力劝徐芳不要离婚。自从分到法院以后,熟悉他的朋友,常常为离婚的事情找他,不在法院里待过,不知道离婚率上升,他看到一些好端端的家庭,也不为什么事,就跑到了法庭上,因此对任何一对要求离婚的夫妻,他采取的办法,都是劝人别离婚。

    在正式协议离婚手续之前,徐芳约老同学在一家咖啡馆见了一次面。老同学无数遍地劝徐芳回心转意,结果弄得她十分恼火。徐芳所以要找到他,只不过是现在社会上办事流行的一种习惯,这就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希望找熟人帮帮忙。老同学一个劲地劝她,而且不时地以自己的家庭为例子,结果很容易给人产生一个误会,他好像是害怕徐芳会对他有什么意思。徐芳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同时还稍稍感到有些遗憾。她觉得自己要和钟夏离婚,真有些不明不白,真的第三者没有出现,假想的第三者事实上也不存在。她现在已经不承认丈夫有第三者,因为这样,意味着是她被丈夫抛弃了,如果是有第三者,她愿意是自己先有外遇,因为只有这样,才表示在夫妻生活中,是她炒了丈夫的鱿鱼。

    在街道办事处,一位胡子拉碴的办事员问他们为什么要协议离婚。由于已经打过招呼,这样的询问只是走过场。钟夏让徐芳说,徐芳有点为难,看着办事员,想了想说:“难道一定非要有什么理由?”

    办事员笑着说:“总得在‘理由'这一栏上,写几个字。”

    徐芳不知道说什么好,淡淡一笑,看着钟夏说:“还是你说吧,你找个理由,随便找个理由。

    办事员还是笑,说:“也不能太随便,这毕竟是离婚,是大事,对不对?”

    钟夏灵机一动,问道:“别人一般怎么说?”

    办事员说:“怎么说的都有。”

    徐芳就说:“那就找个好听的。”

    办事员说:“就说夫妻感情不和。”

    钟夏立刻接着他的话说:“对,就这么写。”

    办事员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笑着说:“可是,要我说,我看你们好像没有感情不和嘛。”

    钟夏和徐芳都笑了,离婚看来真是一种解脱。他们都以为自己心情会很沉重,然而他们流露出来的,都是不可遏制的轻松。在来办事处以前,徐芳就想过,自己应该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别人离婚又吵又闹,他们能够很平静地分手,这本身就极有诗意。他们必须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如果说刚开始的那种轻松,多少还有些做作的成分,因为她不过是想向钟夏表明,自己并不在乎和他分手,很显然对方的用心也是如此。但是当表示正式离婚的公章一盖以后,原来还有些做作的轻松,竟然变成了一种真正的解脱。

    在这之前,一些事还只是可能,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了不可能,说结束就真的结束,他们已经成为两个毫不相干的人。

    走出办事处时,徐芳和钟夏一起拉着手,十年前,他们也是这么拉着手去登记的。

    那时候是一种亲密,现在只是一种客气。过分的平静,反倒让他们两个人都感到有些不自在。他们的缘分事实证明是真到了尽头,要不然绝对不应该这样平静。徐芳想,钟夏多多少少也该做出一些依依不舍的样子来,一日夫妻百日恩,何至于这么轻轻松松地就分了手,她没想到钟夏心里恰恰也在这么想。他们的心里又轻松,又乱,说不出个所以然。钟夏说:“这样吧,我们去接小雷,然后一起吃一顿饭。”

    这顿饭大约是最后的晚餐的意思。徐芳想不出什么理由应该反对,于是两人拦了辆出租车,直接去小雷的学校。离放学还有一段时候,小保姆已经站在学校门口等待,还有许多大人也都站在那里,聊天的聊天,看报纸的看报纸。现在的小学生,放学了都要大人去接,徐芳要上班,天天接小雷的任务,就由小保姆完成。徐芳现在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离婚以后,她和钟夏原来住的房子,仍然归她和小雷,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她只能住自己父母那里,因为小雷要靠他们照顾。

    离正式放学还有一个多小时,徐芳突然改变了主意,她邀请钟夏和她一起去喝茶。

    两人来到徐芳曾经到过的咖啡厅,拣了墙角边的两个空位子坐下来,要了一壶乌龙茶。

    咖啡厅里很空,他们是唯一的客人。这里显然是谈话的好地方,钟夏不知道她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眼睛直直地看着面前的茶壶。徐芳没话找话地说:“这儿的环境很好。”

    说完,有些后悔,她想起自己曾经在这和老同学商量过她和钟夏的离婚事宜,服务员小姐如果还能记得她,一定会想她不是个正派女人,因为不久前,她还和另一个男人来过这里。出现在这里的一男一女,有那种不正当关系的,肯定占多数,与第三者在这幽会,再自然也不过。徐芳还听人说过,咖啡厅通常不是个好地方,有的咖啡厅里的小姐,其实就是三陪,而这样的咖啡厅本身就成了色情场所。

    咖啡厅的大门,这时候是敞开着的,由于没什么客人,服务员小姐一个个显得很慵懒。徐芳觉得现在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敞开心扉说真话的机会,现在不说,以后想说也没有机会。她举起小茶杯,一口把茶喝了,默默地笑了一会,她的笑很神秘,钟夏不知道她为什么笑,呆头呆脑地看着她。徐芳想说又有些犹豫,咬了咬嘴唇,突然很认真地说:“钟夏,我们都到现在这一步,你给我说一句老实话,你和陶红之间,到底有没有事。现在,也没必要再瞒我,反正我们已经分手。”

    钟夏感到哭笑不得,没想到她一本正经,就为了问这句话。这样的问题,他实在懒得回答:“我们不谈这件事怎么样?”

    徐芳坚持要谈。她很诚恳地说:“你可以说实话,也可以不说实话。”

    钟夏想她要听实话,而自己从来就是说的实话,现在要说,也只能把说过的话,十分无聊地重复一遍:“徐芳,我发誓没有,行了吧。”

    “真的没有?”

    “真没有。”

    徐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是不满意。她怔了一会,笑着说:“你跟我说掏心窝的话,就算你没跟陶红那丫头有过什么事,你有没有别的艳遇,对于一个成功的男人来说,没有艳遇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实在没有魅力。“她看钟夏一脸不明白的模样,又补了一句:“不管是我们结婚前,还是结婚后,你跟我说实话,怎么样,我想你现在不会在乎我们讨论这话题吧?“钟夏觉得两人既然已经分手,到如今还说这些,起码是很无聊。

    结婚以后,徐芳老是怀疑他有外遇,明明是吃醋,又总是装作不在乎的样子,现在,他们已经离婚,在法律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他不愿意自己像罪犯一样继续被审问,于是反问了一句:“在我正式回答以前,我想问问你有没有艳遇?如果有,这时候你也没必要瞒我。“他的目的是想将徐芳一军,看她还能说什么,没想到徐芳很干脆地说:“我当然有,只是过去没有说而已。

    钟夏觉得自己被深深地震动了一下。他做出不在乎的样子,看着徐芳。徐芳眼睛不看他,慢吞吞地说:“当然,现在说出来也不要紧。“她告诉钟夏,说自己上大学时,曾经和班上的一个同学相好过,那同学是西安人,她到西安去玩,就住在他家。她和他姐姐住一个屋,他们试着偷了好几次情,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家的环境不太好,老是有人打扰。徐芳转过脸来,注意到钟夏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继续不动声色地叙述下去,她说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停地尝试,可惜大家都没经验,始终完成不了最后的插入。

    徐芳很投入地说着,钟夏对她的话深信不疑,其实这并不是徐芳的故事,这是她妹妹和前任男朋友的交往中的一段情节,徐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蓄谋已久,要把妹妹的故事移植到自己身上,这时候,她看到钟夏很痛苦,不禁感到一种快意,感到自己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也许这就是她的目的,她就是要让他难受,让他妒忌,让他恨她,让他以后一想到自己就跟吃了苍蝇似的。既然大家不能爱,那就干脆恨,爱能够刻骨铭心,恨也能。

    徐芳最后说:“跟你结婚,我可以算是处女,当然也可以算不是,你得到了我的处女膜,但是你并不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钟秋对电视剧的最后一稿,感到很满意。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到了成立剧组的时候,该轮到制片主任老王大显身手。首先是男女主角的选择,老王倾向于多花些钱,用眼下正值走红的男演员王志文,理由是他名气大,收视率必然高。在讨论剧本的时候,过路和黄文也觉得男主角由王志文来扮演比较合适,黄文对王志文的演技十分赞赏,她老是说自己写剧本,就忍不住会想他演这一角色时会怎么表演。为了决定人选,钟秋特地借了王志文演的电视剧的录相带,看完了,她觉得他不合适。观众太熟悉他,熟悉了,就很难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钟秋觉得男主角应该找一位戏曲演员。因为在电视剧中,得演戏中戏,要有很好的戏曲演员的功底才行。当然唱可以用配音,身段可以用替身,但是什么都是假的,这戏就很难演好。物色演员是一件很头疼的事,老王的强项仅仅是和演员砍价,他的眼睛中就只有钱,用很少的钱,做尽可能多的事。他甚至提议让钟秋的丈夫吴敬来演男主角,理由是自己人好说话,肥水不流外人田。钟秋决定这一次将采取和以往不同的办法,她必须讲究一些,只能是自己选演员,而却不让演员选剧组。她决定要和拍一部好电影一样,花相当长的时间来试镜头,那些不适合的演员,坚决不用,如果真不合适,就算是签了合同,也仍然要解约。

    很多演员来应聘,由于钟秋的上部电视剧很成功,招聘演员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以后,老王每天都能接到许多电话。有的是毛遂自荐,有的则是毫不搭界地推荐。住老王楼上的一位中年妇女,平时见了老王,不过是点点头,有一天晚上,都快十一点了,突然很热情地敲开老王家的门.然后就进入房间敷衍,绕了半天,原来她有个远方的侄女儿想演个角色。老王只想打发她赶快离去,因为自己的老婆觉得这时候还有女人上门,心里很不痛快。虽然是邻居,楼上的那位中年妇女平时见了老王老婆,爱理不理,现在有事要求人,突然笑得像朵花,她最恨这样的女人。老王老婆从来不干涉丈夫的工作,那天晚上她实在忍不住,说:“用谁不用谁,又不是我家老王说了算,你应该去找导演。“老王觉得老婆小看了自己的权力,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不是主要演员,演个一般的角色,我这点主还能做,你可以让她人来一下,如果合适,问题也不大。你侄女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女邻居说侄女在东北某个城市的什么艺术学校读书。老王一听那么遥远,立刻说没必要来。女邻居连声说不要紧,说侄女儿也想来玩玩,她当晚就回了电话,于是那所谓的侄女儿,第二天就坐了火车,从几千里路之外,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其实这侄女儿也是假的,是女邻居一个熟人的侄女儿,女邻居怕老王对于拐了弯的亲戚不给面子,便把别人的侄女儿,说成是自己的侄女儿。那个女孩子来了,说一口东北话,一看就知道绝对不能演戏。她只是喜欢影视,大学考不上,自费在读民办的艺术学校,这种学校的主办单位,通常也就是区文化馆。女孩子心比天高,却什么事都不明白,开口就是最好能演女主角,不行演配角也行,说得老王哭笑不得。现在人已经来了,就这么叫她走,心太狠了些,可是不叫她走,又怎么办。

    倒是老王的老婆,有些心软,女邻居拼命攻她的关,买了礼物,说了一大堆好话。

    她于是怪罪自己男人,说要么别让人来,人家既然来了,就应该有个交待。老王说:“小丫头一点都没开窍,她这样的,到哪所中学里,都可以找到一大群,而且现在女孩子喜欢影视,随便找几个女学生,根本不要付报酬。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最后女邻居大约也看出来实在没可能,就让老王无论如何,都要多鼓励鼓励那个伪侄女儿,因为据她的父母说,她的感情脆弱得很,别一盆冷水扑得太猛,弄得她想不开,生出一些别的什么事来。她大学没有考上,家里想逼着她再考,她便说自己已准备吃安眠药。女邻居说自己早先也没想到这女孩是这样,早知如此,真不该多此一举。老王的老婆吓得不轻,老王一到家,就跟他烦这事,老王没办法,最后只好认一半的路费。老王很心疼地说:“我出这一半的路费,绝对是没原则,像她这样的条件,谁也不会出这个钱。她还在读书,回去和同学说,有剧组花钱让她试镜头,她就应该算是很有面子,这次算是我倒霉,告诉你,这钱,我出得绝对冤枉。”

    剧组自从成立以后,各式各样的事情,让老王头昏脑涨。他也因此成天把“忙死了”

    三个字挂在嘴上。有一天,有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找了来,说是钟导演的弟弟。老王说:“钟导演是有个弟弟,可是你不像。你给我说老实话,谁让你来的?“小伙子说是他妈让他来找钟秋的,想在剧组里找点事干。老王没好气地说:“你小子也昏了头,冒充谁不行,我们钟导演她妈死了不知多少年,怎么会突然冒出你这么个弟弟。你说是你妈叫你来的,你妈现在在哪,难道死人也能说话?”

    小伙子恶狠狠地说:“你妈才是死人呢。”

    老王说:“我妈是早死了,既然你是钟秋的弟弟,你妈也不可能活着,我这话有什么错?”

    到后来,老王终于搞清楚了,这小伙子是钟秋继母的小儿子杨卫文。这一阵,来找老王的差不多都是演员,除了主要演员,凡是剧中出现的人物,是否录用,都得先经过老王这一关。老实说他也有些眼花缭乱,很多事都不过是走过场,因为那些想演戏的演员,对自己常常缺乏最基本的判断,老王和钟秋已经习惯于往对方身上推卸责任,这是他们多年合作达成的一种默契,老王推脱演员的绝招,是这事得导演说了算,而钟秋不想用谁,就说要听制片的意见。每拍一次电视剧,都要推掉一大批想演而没戏演的演员。

    像杨卫文这样冒冒失失,主动跑来要求打杂的人也有,但是不多。

    老王和钟秋商量,是不是把杨卫文留下来。钟秋说,她不管,既然打杂,老王用谁不用谁,跟她没关系。老王又把杨卫文愣头愣脑跑来时的情景说给钟秋听,钟秋听了,笑着说:“我看这人脑子有点毛病。”

    老王点点头,说:“我看也是。”

    钟秋不赞成把杨卫文留下来。老王却借口杂事太多,有这么个帮手也好。他告诉钟秋,杨卫文已经表过态,只要让他留下来,哪怕是不给钱也行。老王又说,既然把他留下来,当然一点钱不给也不可能,不过小伙子这么说了,说明他也不在乎钱,只是想在剧组里玩玩,象征性地有些劳务费就行。钟秋知道老王的脾气,只要能省钱,嫡亲爹娘替他白干活,他也乐意。虽然自剧组成立以后,老王差不多一直把忙死了这句话挂在嘴上,但是忙归忙,牢骚归牢骚,说什么也不肯再雇个人帮他当副手,不是怕别人威胁到他的制片主任职务,而是舍不得钱。他是天生制片主任的料,脑子里永远都打着如何省钱的小算盘。

    事实也证明老王会挑人,杨卫文是个腿勤的小伙子,脑子不好使,干不用动脑筋的笨事,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让他去机场火车站接演员,半夜三更地去排队买车票,缴电话费,买盒饭,借录像带,去银行取很少的钱,好歹都能完成。有时候也常办错事,让他买盒饭,他有一次随手多拿人家一盒,结果被人发现,给恶狠狠骂了一顿,弄得陪他去拎盒饭的人,也很下不了台。别人要骂,自然就一起痛骂,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一伙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人也不会和坏人搅和在一起,杨卫文一看就知道头脑不清楚,显然是有人指使他这么做。杨卫文跟在老王后面跑腿,不多久也学会了抠门,花起钱来比老王还吝啬,不管买什么东西,都问人家能不能打折,他算数字总是算不过来,有时候真遇上打折,他根本就算不过来。

    很快,主要演员基本上都到位了,钟秋决定在正式开拍以前,再做些前期工作。首先是调一些片子来看,譬如能够找到的戏曲片,又譬如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桃花扇,还有一些五十年代拍摄的故事片,像暴风骤雨等,钟秋希望通过观看不同的影片,能让演员感受到不同的东西。由于男女主角,最初都是戏曲演员,在舞台上如何表演,已不用多说,对于他们来说的,是走下舞台以后的表演,他们身上既要有现代的气息,又得演像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人物,作为男女主角,他们必须分别在三个不同时态里表演。

    一环套着一环,演好了,可以出奇制胜,演得不好,那就全砸。

    钟秋的丈夫吴敬向钟秋推荐了一位女演员,这人和吴敬合演过一部戏,表演马马虎虎。她刚从电影学院毕业,雄心勃勃,一看就属于那种善于抓住机会的女人。影视界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她们年纪轻轻,美貌动人,早就是闯荡江湖的老手。很显然,吴敬还没有和这女演员勾搭上,因为两人真要是已经有了一手,吴敬绝不会再把她介绍给钟秋。

    钟秋对丈夫的那点心机,已了如指掌,向钟秋推荐女演员,只是他试图勾引女演员的一个小手段。无论多好的男人,进入影视圈,不久就会学会,他们身边美女如云,只要自己稍稍有些名气,机会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抓住。钟秋认识一位有些名气的男导演,在一次年轻导演的年会上,他曾不无得意向她宣布,自己已经成了庙里面供展览的铜柱子,什么人从他身边走过,都要摸他一下,弄得他贼亮贼亮的。他说他已记不清自己睡过多少女演员,钟秋当时的想法,就是这男导演已经成了一名男妓,她想不明白,男人都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吴敬推荐的那位女演员,在剧中扮演女二号,她的戏不多,只是男主角的无事生非的妻子。这个女人身上,有很多包巧玲的影子,就像女一号身上,难免有不少冷悠湄的故事一样。钟秋想自己的下一部电视,恐怕就要拍她和吴敬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之间,曾经有过非常浪漫的一段日子,然而影视界这个圈子,把他们彻底毁了。他们变得难以理喻的现代,他们是夫妻,然而更多的情况却是有名无实。一年里,他们根本见不了几次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其实已经把对方忘了。他们没有离婚,只是因为没时间离婚,或者说没时间想到离婚。婚姻的形式还在,婚姻的内容已经死亡。钟秋对吴敬背着她干些什么,已经不太在乎,在这一点上,她的心早就麻木了。吴敬的不忠诚,曾经极大地刺伤了钟秋的自尊心,她曾经也的确感到过痛不欲生,但是钟秋很快就明白,现在影视圈里的人,很多事已不能算成是背叛。太顶真太计较反倒显得不正常,见怪不怪,女人让丈夫戴绿帽子,男人吃女演员豆腐,这是影视圈之外的人,喜欢津律乐道的花边新闻,老百姓们都喜欢这么说,是因为影视圈里的人自己不争气,确确实实地总是在这么做。

    电视剧还没有正式开拍,刚结识不久的一对男女演员,就传出了绯闻。尽管查无实据,并没有罪证确凿地把两人按在床上,但是大家都忍不住悄悄地议论开了。谁都看出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一男一女,虽然都已经有家有小,却把偷情当作了家常便饭,胆子也太大了,压根就不管别人会怎么想。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本身就不对,这是动摇军心,当事者不在乎,别人很在乎。好在这是两个不太重要的演员,老王找他们谈了一次话,代表全剧组宣布一个决定,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必须有一个人立刻离开。事情发展得也太快了一些,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他们得悠着点,就算是动了真感情,贾宝玉见到了林妹妹,也应该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一开始就直奔主题,心思都用到旁门左道上去了,这电视剧没办法再往下拍。

    钟夏在刚离婚的那几天里,心情一直不好。徐芳显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钟夏不愿意想到她,但是忍不住就要想到,想到她,就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她分手时说过的话。钟夏在男女问题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无可挑剔的男人,当他回忆往事时,发现自己对异性,差不多像一张白纸一样无瑕。除了前妻徐芳之外,他没有和其他女人有过什么感情上的纠葛,更谈不上肉体之间的接触。他所生长的那个年代里,男孩对女孩充满了敌意。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钟夏和班上大多数的男孩一样,都以和女孩说话为耻。尽管他有姐妹,但是他并不能从她们身上了解女性,钟家住的是一种旧式的两层小楼,这是当年一位国民党官员留下的房产,钟夏睡在楼上的小房间里,和父母的房间紧挨着,姐姐钟春和妹妹钟秋与奶奶住在楼下。

    和徐芳结婚以后,还是在蜜月里,有一天,徐芳在卫生间里招呼他,让他帮她拿一把梳子。他找到了梳子,送进浴室,虽然已不是第一次见到新婚妻子的裸体,然而这一次却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湿漉漉的徐芳让他想到了自己对异性的初次认识。他想起刚上中学时的一幕情景,那是夏天的黄昏时分,他的母亲冷悠湄从什么地方回来,敞开了卫生间的门在那洗澡,也许天气太热的缘故,也许压根就没想到儿子在家,那年头大家都用一个大的木头盆洗澡,冷悠湄慢吞吞地洗完了,从木盆里站起来,擦干了身子,赤条条地站在窗前,用梳子一下又一下地梳着头。夕阳中,母亲的裸体让钟夏感到木然,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感到羞耻,可是接连多少天,只要他合上眼睛,眼睛就会出现难以忘怀的一幕。

    后来他就有了弟弟钟冬,当钟夏对生育有所了解以后,他总是排除不了一种联想,那就是钟冬的受孕,和母亲的那次回家有关。母亲长年累月都不在家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楼上只有他和父亲两个人。完全是凭想象,钟夏就能够想明白,那天晚上父母之间会干些什么。不过当时的钟夏还不是太明白,他毕竟还只是个中学生,陷入在深深的羞耻中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对于钟夏来说,在此次偷窥之前,女性的不同之处,只是她们穿着花衣服,胸前有些隆起,要去只能去女厕所,而这以后,钟夏和女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她们裸体时的模样。这种下流的念头一直是种折磨,为了坚强自己的意志,钟夏在婚后总是有意识地回避徐芳的裸体。

    结婚后的徐芳对裸露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好。她总是借口卫生间太小,喜欢脱光了进去,然后再光着身子出来。她还喜欢一丝不挂地在房间里无目的地闲荡,钟夏常担心别人会从窗户里窥探到这个家庭里的隐私,这种担心毫无必要,事实上,远处大楼必须用望远镜才能看到,而且要看,也只是很小的一块局部。让钟夏感到别扭的,是徐芳根本就忘了儿子是个男孩,她从来就不回避他,在冬天,她带着他一起去单位的浴室洗澡,在家里,更是无遮无拦肆无忌惮。钟夏有时候对儿子会产生一种毫不相干的敌意,儿子唤起了他的一种不曾得到的母爱。母亲从没带他去过女浴室,母亲的心思从来就不用在他身上,她心中从来就只有工作,难怪父亲钟天会有第三者。

    钟夏从记事起,奶奶就喋喋不休地在他耳边灌输,让他长大了以后,千万不要跟父亲学。钟家的人,谁也不会原谅钟天和包巧玲之间的偷情,这种偷情破坏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应有的幸福。儿女们都相信,母亲长年累月在外面工作,是由于父亲不学好的缘故。钟天从来不说自己妻子的坏话,他只是屡教不改,但是又绝对痛心疾首地指责自己,这样一来,大家更加不肯原谅他,因为他是知错犯错。钟夏想自己这一生,无论如何不能做一个不忠实的丈夫,他从来没试图背叛徐芳。在生意场上,男女混杂,他却始终表现得像个君子,他一直觉得自己和徐芳无论如何不和,如何心存芥蒂,然而有一点不容置疑,这就是他们都得相互忠实,共同遵守婚姻的契约。

    离婚之后的钟夏,仍然住原来的小家,从产权上来说,这套房子属于徐芳母子,徐芳住在父母那边,房子算是暂时借给他住。为了忘掉不愉快的往事,钟夏决定尽快从这搬出去,他让陶红留意报纸上的房屋出租消息,准备先租一个小套,他反正是一个人,哪怕是租个单间也可以,只要水电卫齐全就行。公司的业务这一段时候,一直很顺利,好消息不断,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公墓巨大的升值潜力,已经显山露水。市政府对城市规划做了新的调整,郊区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切都像原先预料的那样,近郊的墓地,在红头文件的勒令下,全部都得往远处迁移,于是公司经营的第一笔大生意,便是众多的迁墓者。与刚开始的拼命拉客形成对比,现在公司完全是坐在那收钱,源源不断的迁墓者,在市政府规定的日子里,纷纷赶到公司里来买墓地。最初的几块墓地都是打了折才卖出去,如今公司已经偷偷地涨了两次价,还是供不应求。

    很快,陶红在离公司不远的地方,为钟夏租了一个小套,人家本来是装修过的,家具也现成,稍稍收拾了一下,便搬进去住。陶红好像也觉得钟夏迟早是要离婚,凭着女人的直觉,她隐隐约约已经感受到,徐芳怀疑她和钟夏之间有什么事。对于这一点,她一点都不在乎,身正不怕影子歪,再说现在都什么年代,就算她真和钟夏有了什么,又怎么样。钟夏从来不和她说自己家的事,陶红也从来不问,大家心照不宣。她只是出于本能地替徐芳感到惋惜,因为这年头,像钟夏这样的好丈夫,差不多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她知道钟夏心里不痛快,想安慰他,又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好。钟夏是个心灵深处能藏住事的男人,他性格要强,做事负责,天生是做大干部和大老板的料子,根本就不需要别人的帮助。陶红打内心里希望他能尽快找到一个女人。

    这一阵,公司里的事很多,又添了一些人,从萧条时只剩下陶红和钟夏两个人,很快发展到近二十名员工。钟夏似乎要汲取上次惨败的教训,对公司的财务抓得很紧,事必躬亲。他对陶红依然很信任,但是经济上却不让她过问得太多。他又聘请了一个揣着很多证书的女会计,建立了严格的会计制度。陶红现在的职务,说起来是副总经理,事实上有职无权。办事时,还不如部门经理说话管用。钟夏有意无意地在减少她在公司里的作用,特别是他离婚以后,这种迹象更加明显。陶红并不在乎自己已经被架空,因为从打定主意跟钟夏干起,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快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她欠他的情,她继续跟着他干,只是还债的一种形式。现在,他已经重新振作起来,自己对他已经变得不太重要,陶红决定离开钟夏。

    陶红是在一天下午向钟夏辞职的,让她感到意外的是钟夏没有任何挽留的意思。他很平静地接受了她的辞职,好像早就等着她这么做。一种失落感萦绕在陶红的心头,她压抑自己心头的激动,默默地从钟夏的办公室退了出去。她没想到钟夏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陶红发现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且几乎都快爱上钟夏,真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不当一回事地接受了她的辞职。在她即将离开钟夏办公室的时候,钟夏约晚上和她一起吃饭,陶红立刻以自己晚上有事为托辞。钟夏说:“不管有什么事,饭一定要吃,你随便找一家馆子,我请客。”

    陶红说:“我今天晚上真的有事。”

    钟夏很固执地说:“不行,无论如何,今天晚上的饭一定要吃。”

    陶红想,钟夏以为自己用一顿饭就能打发她,这种想法太愚蠢了,他应该明白,这顿饭对于她,反而是一种伤害。陶红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闷闷不乐地整理着抽屉,她没想到自己这么轻易地就失了业。她脑海里回响着钟夏不久前说过的一句话,陶红提出辞职时,钟夏不动声色地说:“说老实话,我也不希望你在这公司里长久待下去,你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工作。“这样一句话,让陶红根本就无话可说,她原来准备的,都是钟夏如果挽留,她应该怎么说,现在钟夏既然毫无挽留之意,她准备的一番话,就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一时间,陶红的脑子里想了很多,突然她想明白了,钟夏一定还惦记着过去的事情,毕竟那件事,中断了钟夏如日中天的事业,害得他丢了工作,吃了官司。从表面上看,钟夏似乎根本就不在乎,事实上,也许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下班以后,钟夏来找她,她尽管不愿意,还是一起和他出去吃饭。钟夏让她挑一家馆子,她招了辆出租车,对司机说了个馆子的名字。那馆子显然没什么名气,陶红不停地为他指着方向。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钟夏吃了一惊,因为他们曾在这家馆子吃过饭,那是他们最潦倒的时候,他们和民政厅的朋友一起来过这,当时还是那位朋友慷慨解囊,不过这位朋友已经为了这顿饭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钟夏没想到陶红把他带到这来,笑着说再找一家好点的馆子。陶红说这家馆子挺好,坚持要在那,站在门口的迎宾小姐,热情滚滚地冲过来招呼他们。钟夏拗不过陶红,便和她一起进去了,找了个位子坐下来。钟夏对四处看看,问有没有雅座,小姐连声说有,把他们带到楼上一看,是间鸽子笼似的小房间,闷得透不过气来,而空调又是坏的,远不如楼下的大堂宽敞,于是又回到原来的位子坐下。

    陶红没情绪吃饭,钟夏有什么话要说,但是好像有障碍,就是不肯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大堂里乱哄哄的,有一桌正在闹酒,大呼小叫鬼哭狼嚎。菜是陶红点的,钟夏的胃口很好,一个劲吃,不时让陶红也吃。陶红有些不高兴,他也知道她不高兴,然而像逗小孩玩似的,她越是不高兴,他就越做出高兴的样子来。陶红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高兴。吃完饭,钟夏不让她走,要拉着她一起散步,说还有话要对她说。陶红这时候,就想听钟夏说些什么,也不坚决反对,因为她觉得自己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打发了,总有些不死心。

    外面已经是黑夜,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人。钟夏的话,几次都是已经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最后,他很认真地说:“这样吧,我们还是去公司,还是在那里说话方便。“陶红不知道他要说什么,看他的样子,确实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两个人再一次坐车回到公司,大家都已下班,公司已经上了锁,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住在楼下。钟夏跟老头要了钥匙,和陶红一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郑重其事地泡了茶,考虑着如何开始。

    陶红看着钟夏神秘兮兮的样子,想无非是自己要走了,说些感激之类的客套话,这些话早就可以说了,她终于有些忍不住,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话,快说,干吗要这么吞吞吐吐的!”

    钟夏笑着说:“我说话怎么吞吞吐吐了,你急什么,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呢。“钟夏是个没有太多幽默感的人,他平时很少和员工说笑,因此,偶尔开些玩笑,别人也弄不清是真是假。陶红等着他的下文,没想到又没了。钟夏看着她,就像领导干部准备和群众谈话,表情很认真,态度很和蔼,然而要说什么,就像个悬念,迟迟没有结果。陶红想今天的情形实在滑稽,她向他提出辞职,他不当回事地就批准了,然后两人一起吃饭,然后做出有什么话要说的样子,绕了半天,仍然还是没说,这压根就是在浪费时间。

    钟夏终于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出来。难怪会憋那么长时间,他的话,吓了陶红一跳,因为她什么话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他会说这样的话。钟夏突然很动情地说了一句:“陶红,你嫁给我吧。”

    这是一句深思熟虑的话,也不知为什么,陶红希望他能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也许,玩笑的口吻,让陶红拒绝起来,能轻松一些。这是一个很突然的信息,在此之前,陶红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陶红希望钟夏不过是随口说说,这只是男人勾引女人的一种借口,她宁愿他是在引诱自己,也不希望他一本正经地谈论婚嫁,陶红觉得自己嫁给什么人都可以,惟独不会嫁给像钟夏这样的男人,因为钟夏太一本正经,始终像个领导,就算是说:“你嫁给我吧“,仍然还是领导的口吻。她几乎立刻就知道这绝不是随便说说,钟夏从来就没有和她调过情,如果他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像很多轻薄的男人一样,那么,他有太多便利的机会。吃女人豆腐,占女人便宜,这不像是钟夏喜欢做的事情,当他很动情地说出要陶红嫁给他时,陶红知道他是绝对当真的。

    陶红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她很感激,女人总是乐意被男人所爱,但是好像一下子转换不过来所扮演的角色,陶红仍然觉得他们是在谈工作,钟夏好像仍然还是她的老板,他坐在办公桌前,正为某一件事情做出决定。陶红觉得这种谈话应该在公园里谈,应该在海边,或者是在咖啡馆。现在谈,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钟夏在等待她的回答,她却在想着如何拒绝,才不让对方下不了台。由于想的时间太长了,钟夏以为她已经默认,于是干脆大举进攻。钟夏坦言,自己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尽管岁数比她大了许多,可是他会对她的一生负责,他要让她的这一生,过得都很幸福。

    陶红知道必须赶快中止钟夏的想法,她说自己从来就没想过要嫁给他。她说他肯定是误会了,他应该知道她已经有男朋友,而且年龄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她的男朋友年龄就不小,她说自己喜欢年龄大一些的男人,但是她不会嫁给他,因为她只是尊敬他,而并非爱他。尊敬和爱不是一回事,作为男人,他要比杨卫字出色得多,他是个有事业心的男人,有毅力,也有魅力,勇于承担责任,但是陶红宁愿选择杨卫字。人不一定总是选择最好的,男女之间讲究的是缘分,缘分往往比什么都重要。她的话有些语无伦次,为了让钟夏死心,陶红连自己和杨卫字同居过这话都说了出来。她告诉钟夏,自己不仅和杨卫字同居过,已经堕过两次胎。

    钟夏说:“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你的过去,对我已经不重要,你和我在一起,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陶红对钟夏过分的自信感到有些不快,他的用辞都仿佛是在做什么决定。这是自信的男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他们总是以自己的意志,替别人作出判断。陶红从来就不认为过去不重要,如果过去真的不重要,将来也同样可以不重要。钟夏的行为让陶红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表示父爱的愚蠢方式,就是常常自以为是为陶红做安排。陶红真心地喜欢自己的父亲,但是她并不愿意让像父亲这样的男人,成为自己的丈夫。爱情用不着深思熟虑,爱情也不是许诺,用不着非要等自己离了婚,把一切都安排好,再郑重其事地向别人求婚。对于真正的爱情来说,婚姻并不重要,像钟夏这样以求婚来表示爱情的方式,已经显得太古典了。陶红觉得钟夏没有必要这么理智,这么古板,话多说没什么意思,陶红想自己已经拒绝,他明白这道理就行。

    钟夏说:“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陶红很坚决地说:“用不着再考虑,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有男朋友,如果我要结婚,我也是和他结婚。”

    钟夏心里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似乎料到她会这么说,依然是很有信心的样子,他十分平静地对她说:“我会和他竞争的,我相信自己有能耐从他的手里,把你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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