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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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青光有时好，
春日青光有时坏，
有时不好也不坏。
在端村时，点儿上一个男生写过这么一首诗。杨青觉得那诗既滑稽又真切，止不住常在心里背诵。
如今，写诗的和背诗的都回了平易，杨青依然重复着那首诗。平易市悄悄地接受了他们。
杨青也说不清为什么要用"接受"二字来形容这伙人的复归，他们原来就是平易人。现在见了面还要互相打问：哪里接受了谁，或者谁不被哪里接受。直到杨青像平易人那样骑车上了班，才觉出眼前的豁亮——春日青光有时好。
那时车轮碾轧在不算平坦的马路上，不算稠密的旧商店从她眼前缓缓滑过，小胡同里还不时传出对于香油或豆腐的叫卖声。她觉得这才是平易人应该享受到的。就连过十字路口不小心闯了红灯，警察把她叫上便道罚款训话时，她也能生出几分自豪。假如你不是个平易人呢，假如你还在端村呢？端村没人为了走路罚你的款，端村也没有红灯。
你付给警察五角钱，警察撕给你一张收据。你又开始骑车，店铺又从你眼前滑过——有时不好也不坏。
有时，豁亮也能从你眼前消失。一走进接受了杨青的那家工厂，一走上那间水泥铺成的潮湿、滑腻的车间地面，她立刻就想起那诗的第二句——春日青光有时坏。
那是一个不算大的造纸厂，在离车间不远的一片空地上，挺挺地戳着几个麦秸垛。那旧垛的垛顶也被黄泥压匀，显出柔和的弧线，似一朵朵硕大的蘑菇；新垛的垛顶只蒙一张防雨帆布。那布的四角被绳子拉紧，坠着石头。
新垛很快就变作了纸浆，变作了纸，总是剩下那几座老垛。垛顶的黄泥慢慢变成了青泥，碎麦秸在檐边参差，不再耀眼，不再像一轮拥戴着它的光环，像疯女人的乱发。
它们诱惑了她，又威慑着她；唤醒过她，又压抑着她。如今，它们仿佛是专门随了她来到这里，又仿佛，她本不曾离开端村。
世界是太小了，小得令人生畏。世上的人原本都出自乡村，有人死守着，有人挪动了，太阳却是一个。
杨青常常在街上看女人：城市女人们那薄得不能再薄的衬衫里，包裹的分明是大芝娘那双肥奶。她还常把那些穿牛仔裤的年轻女孩，假定成年轻时的大芝娘。从后看，也有白皙的脖梗、亚麻色的发辫，那便是沈小凤——她生出几分恐惧，胸脯也忽然沉重起来。
一个太阳下，三个女人都有。连她。她分明地挪动了，也许不过是从一个麦场挪到另一个麦场吧。
冬天，人们把自己裹得很厚。杨青在街上仍然盯了人们看，骑车的人，步行的人。
一日，三个步行的人走出长途汽车站，往火车站走。两个大人牵着一个小人，那小人扁脑袋，篬耳朵。杨青立刻认出了他们，还认出了那双大皮鞋：牛皮、翻毛、硬底。走在城市的便道上，城市的声音虽然淹没了它的声音，但那声音一定比在黄土小道上清晰得多。另一个男人背上斜背一只花土布包袱。包袱很沉，坠得那人脊背向一边倾斜，弓着。
杨青骑车绕到三人面前，紧紧刹住闸，故意不言语，让他们辨认。
老少三人迟疑了好一阵，显得很慌张，以为是他们走错了这个世界的规矩。杨青笑了。
"栓子大爹，小池大哥，你们不认识我了？我是杨青。这是五星吧？"她低头盯住那个死攥住小池衣角的小人儿。
"可不是杨青！"栓子大爹恍然大悟，一脸的喜出望外。他万没想到在这个人挤人的大地方，还有人能认出他们。
"你们这是"杨青打量着小池的包袱。
"出趟远门。"栓子大爹说。
小池规规矩矩地把说话的机会让给了栓子大爹，他牵着五星的手只是笑。笑时嘴角两边多了几条皱纹，"括弧"一般。
杨青猜出了他们的去向。端村人不做大买卖，不攀大单位、大干部，通常没什么远门可出。
"是不是去四川？"杨青问。
栓子大爹没有立时回答。小池涨红了脸。五星怯生生地看着杨青，将头靠在小池腿上。
"我送你们去车站吧，来，快把包袱夹在后尾架上。"杨青去摘小池的包袱。
小池说："不沉，不沉。"
杨青还是摘下那包袱，夹上后尾架。他们在杨青的带领下，慌恐地躲着车辆和行人。
到了火车站，杨青替他们看好车次，让小池排队买票。栓子大爹这才跟杨青说起去四川的事。
"你看，说话间五星都长大了，可那边还有咱端村的骨肉。叶落归根，好比命该你们还得回平易一样，那边的骨肉终得归咱们端村。"栓子大爹说。
"那，五星呢？"杨青问。
"先让五星见见娘，再看花儿的意思。花儿也是个底细人，亲的热的，就是亲的热的。"
栓子大爹说得很婉转，但杨青还是听懂了那意思。她想，五星就要留在花儿身边了。她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
五星的两眼很茫然。杨青又想起他小时脸上常有的那种愁苦相儿。
小池买来车票。杨青从站前小摊上给五星买了两根膨香酥，一包江米条；给栓子大爹买了一包黄蛋糕。她觉得和他们相遇，一切做得都得体。
五星将那两根拐棍似的膨香酥使劲搂在怀里，那俩"拐棍"一红一黄。
栓子大爹双手捧着那包蛋糕。
五星的那包江米条，被小池用小拇指勾住，悬得很高。有人撞在上面。
上车的人很多，栓子大爹和小池挟着五星，旋即就被挤车的人卷走。他们憋红了脸，不惜力气地挤着，栓子大爹那皮鞋踩着别人的鞋，也叫别的鞋踩着。
后来站台上只剩下杨青。她想起刚才他们向她打问了所有的男生女生，唯独没提沈小凤，也没提陆野明。
陆野明和杨青不常见面。离开端村，杨青便失却了驾驭谁的欲望。陆野明也不再得到那种激动和那种安静。见面就是见面，如同上班、吃饭。但每次见面他们都能给对方留下恰如其分的印象，似乎都想对得起在端村的日子。晚上，他们走在一条条有着稀薄林荫的林荫道上，注视着装点在那里的男女，寻找、摹仿着他们应该做出的一切。
陆野明像所有男者一样，把自行车支在路灯不照的地方，半个身子斜倚在后尾架上，有分寸地抽烟。杨青站的离他很近，又不失身分地显出点淡漠。谈话也总是由远而近。
"我们厂定了新规矩，出门、进门都得下车。"陆野明说。
"噢。"杨青说。
"你们厂呢。"陆野明问。
"我们厂随便走。"杨青说。
"你说有必要吗？"陆野明问。
"麻烦。"杨青说。
两人愣一会儿，杨青又说："热了。"
"越来越热了。"陆野明说。
"反正厂里得防暑降温。"杨青说。
"我们车间发了茶叶、白糖"陆野明说。
"我们厂还没信儿。"杨青说。
又愣了一会儿。
终归，他们接触到那个不可少的实质性问题，又是陆野明吞吐着先开口。他用了最微弱的眼光看杨青语气里带着试探和要求。端村，"尼迈里"访问过的那个黑夜，仿佛留给了他永远的怯懦。
杨青没有说过"行"，也没有说过"不行"。
他们还是如约见面，听音乐会，看话剧，游泳，划船，连飞车走壁都看。每次，陆野明总是把一包什么吃的举到杨青眼前。陆野明托着，杨青便在那纸包里摸索着，嚼着，手触着食物，触着包装纸。那包装纸总是分散着杨青的注意力。她想，她触及的正是他们厂生产的那种纸，淡黄，很脆。那种纸的原料便是麦秸。
每天每天，杨青手下都要飘过许多纸。她动作着，有时胸脯无端地沉重起来。看看自己，身上并不是斜大襟褂子。她竭力使活计利索。
一个白得发黑的太阳啊。
一个无霜的新坑。
春日青光有时好，
春日青光有时坏，
有时不好也不坏。
在端村时，点儿上一个男生写过这么一首诗。杨青觉得那诗既滑稽又真切，止不住常在心里背诵。
如今，写诗的和背诗的都回了平易，杨青依然重复着那首诗。平易市悄悄地接受了他们。
杨青也说不清为什么要用"接受"二字来形容这伙人的复归，他们原来就是平易人。现在见了面还要互相打问：哪里接受了谁，或者谁不被哪里接受。直到杨青像平易人那样骑车上了班，才觉出眼前的豁亮——春日青光有时好。
那时车轮碾轧在不算平坦的马路上，不算稠密的旧商店从她眼前缓缓滑过，小胡同里还不时传出对于香油或豆腐的叫卖声。她觉得这才是平易人应该享受到的。就连过十字路口不小心闯了红灯，警察把她叫上便道罚款训话时，她也能生出几分自豪。假如你不是个平易人呢，假如你还在端村呢？端村没人为了走路罚你的款，端村也没有红灯。
你付给警察五角钱，警察撕给你一张收据。你又开始骑车，店铺又从你眼前滑过——有时不好也不坏。
有时，豁亮也能从你眼前消失。一走进接受了杨青的那家工厂，一走上那间水泥铺成的潮湿、滑腻的车间地面，她立刻就想起那诗的第二句——春日青光有时坏。
那是一个不算大的造纸厂，在离车间不远的一片空地上，挺挺地戳着几个麦秸垛。那旧垛的垛顶也被黄泥压匀，显出柔和的弧线，似一朵朵硕大的蘑菇；新垛的垛顶只蒙一张防雨帆布。那布的四角被绳子拉紧，坠着石头。
新垛很快就变作了纸浆，变作了纸，总是剩下那几座老垛。垛顶的黄泥慢慢变成了青泥，碎麦秸在檐边参差，不再耀眼，不再像一轮拥戴着它的光环，像疯女人的乱发。
它们诱惑了她，又威慑着她；唤醒过她，又压抑着她。如今，它们仿佛是专门随了她来到这里，又仿佛，她本不曾离开端村。
世界是太小了，小得令人生畏。世上的人原本都出自乡村，有人死守着，有人挪动了，太阳却是一个。
杨青常常在街上看女人：城市女人们那薄得不能再薄的衬衫里，包裹的分明是大芝娘那双肥奶。她还常把那些穿牛仔裤的年轻女孩，假定成年轻时的大芝娘。从后看，也有白皙的脖梗、亚麻色的发辫，那便是沈小凤——她生出几分恐惧，胸脯也忽然沉重起来。
一个太阳下，三个女人都有。连她。她分明地挪动了，也许不过是从一个麦场挪到另一个麦场吧。
冬天，人们把自己裹得很厚。杨青在街上仍然盯了人们看，骑车的人，步行的人。
一日，三个步行的人走出长途汽车站，往火车站走。两个大人牵着一个小人，那小人扁脑袋，篬耳朵。杨青立刻认出了他们，还认出了那双大皮鞋：牛皮、翻毛、硬底。走在城市的便道上，城市的声音虽然淹没了它的声音，但那声音一定比在黄土小道上清晰得多。另一个男人背上斜背一只花土布包袱。包袱很沉，坠得那人脊背向一边倾斜，弓着。
杨青骑车绕到三人面前，紧紧刹住闸，故意不言语，让他们辨认。
老少三人迟疑了好一阵，显得很慌张，以为是他们走错了这个世界的规矩。杨青笑了。
"栓子大爹，小池大哥，你们不认识我了？我是杨青。这是五星吧？"她低头盯住那个死攥住小池衣角的小人儿。
"可不是杨青！"栓子大爹恍然大悟，一脸的喜出望外。他万没想到在这个人挤人的大地方，还有人能认出他们。
"你们这是"杨青打量着小池的包袱。
"出趟远门。"栓子大爹说。
小池规规矩矩地把说话的机会让给了栓子大爹，他牵着五星的手只是笑。笑时嘴角两边多了几条皱纹，"括弧"一般。
杨青猜出了他们的去向。端村人不做大买卖，不攀大单位、大干部，通常没什么远门可出。
"是不是去四川？"杨青问。
栓子大爹没有立时回答。小池涨红了脸。五星怯生生地看着杨青，将头靠在小池腿上。
"我送你们去车站吧，来，快把包袱夹在后尾架上。"杨青去摘小池的包袱。
小池说："不沉，不沉。"
杨青还是摘下那包袱，夹上后尾架。他们在杨青的带领下，慌恐地躲着车辆和行人。
到了火车站，杨青替他们看好车次，让小池排队买票。栓子大爹这才跟杨青说起去四川的事。
"你看，说话间五星都长大了，可那边还有咱端村的骨肉。叶落归根，好比命该你们还得回平易一样，那边的骨肉终得归咱们端村。"栓子大爹说。
"那，五星呢？"杨青问。
"先让五星见见娘，再看花儿的意思。花儿也是个底细人，亲的热的，就是亲的热的。"
栓子大爹说得很婉转，但杨青还是听懂了那意思。她想，五星就要留在花儿身边了。她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
五星的两眼很茫然。杨青又想起他小时脸上常有的那种愁苦相儿。
小池买来车票。杨青从站前小摊上给五星买了两根膨香酥，一包江米条；给栓子大爹买了一包黄蛋糕。她觉得和他们相遇，一切做得都得体。
五星将那两根拐棍似的膨香酥使劲搂在怀里，那俩"拐棍"一红一黄。
栓子大爹双手捧着那包蛋糕。
五星的那包江米条，被小池用小拇指勾住，悬得很高。有人撞在上面。
上车的人很多，栓子大爹和小池挟着五星，旋即就被挤车的人卷走。他们憋红了脸，不惜力气地挤着，栓子大爹那皮鞋踩着别人的鞋，也叫别的鞋踩着。
后来站台上只剩下杨青。她想起刚才他们向她打问了所有的男生女生，唯独没提沈小凤，也没提陆野明。
陆野明和杨青不常见面。离开端村，杨青便失却了驾驭谁的欲望。陆野明也不再得到那种激动和那种安静。见面就是见面，如同上班、吃饭。但每次见面他们都能给对方留下恰如其分的印象，似乎都想对得起在端村的日子。晚上，他们走在一条条有着稀薄林荫的林荫道上，注视着装点在那里的男女，寻找、摹仿着他们应该做出的一切。
陆野明像所有男者一样，把自行车支在路灯不照的地方，半个身子斜倚在后尾架上，有分寸地抽烟。杨青站的离他很近，又不失身分地显出点淡漠。谈话也总是由远而近。
"我们厂定了新规矩，出门、进门都得下车。"陆野明说。
"噢。"杨青说。
"你们厂呢。"陆野明问。
"我们厂随便走。"杨青说。
"你说有必要吗？"陆野明问。
"麻烦。"杨青说。
两人愣一会儿，杨青又说："热了。"
"越来越热了。"陆野明说。
"反正厂里得防暑降温。"杨青说。
"我们车间发了茶叶、白糖"陆野明说。
"我们厂还没信儿。"杨青说。
又愣了一会儿。
终归，他们接触到那个不可少的实质性问题，又是陆野明吞吐着先开口。他用了最微弱的眼光看杨青语气里带着试探和要求。端村，"尼迈里"访问过的那个黑夜，仿佛留给了他永远的怯懦。
杨青没有说过"行"，也没有说过"不行"。
他们还是如约见面，听音乐会，看话剧，游泳，划船，连飞车走壁都看。每次，陆野明总是把一包什么吃的举到杨青眼前。陆野明托着，杨青便在那纸包里摸索着，嚼着，手触着食物，触着包装纸。那包装纸总是分散着杨青的注意力。她想，她触及的正是他们厂生产的那种纸，淡黄，很脆。那种纸的原料便是麦秸。
每天每天，杨青手下都要飘过许多纸。她动作着，有时胸脯无端地沉重起来。看看自己，身上并不是斜大襟褂子。她竭力使活计利索。
一个白得发黑的太阳啊。
一个无霜的新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