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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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给责任家：
责任家，您好：
你说你有铁肩能够担道义，我很佩服。可是我却没有，因为我是作家。作家是些什么人？嵇康弹琴的细手，刘伶零丁的身材，一群手无缚鸡之力、任性无用、自恋的吸毒者、病人，你要他对社会承担什么？我们有那么多职权部门，他们不负责，却把责任推卸给作家，这不是你吃了棕子却把棕子皮贴在我们背上吗？在当今的价值体系中，有理性的人是不会去写作的，我指的是纯文学写作者。有那么多可以得到实惠的事可做啊，去写的往往是一些不知自拔或无法自拔的人。这些人处在社会边缘，在人们看来，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干着莫名其妙的事。当然他们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愤怒，有时也恰好显示了对邪恶的憎恨，对正义的呐喊，但那并不能说明他们有正义感、会承担。他们其实勿宁是疯狗，虽然有时候看似咬了坏人，但是它也咬好人呢！只要它不爽，它就咬，这就是作家。韩非把文人列为“五蠹”之一，我们确实就是社会的蠹虫。马尔克斯说：作家是人类躯体上的蛆。你把我当蛆好了。
历史上，文学总是承担了不合理的重任，乃至屡屡成了政治斗争的替罪羊。现在你还想把文学引入歧途，如果不是对文学无知，就是居心叵测了。所谓你说的从“五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传统，其实就是不断地在歧途上走的传统。干预现实，承担道义，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崇尚现实主义。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几乎无可非议地成为文学的正宗，褒扬一部作品的标准，几乎都是用现实主义的标准。你一定知道“现实主义”这词是从西语realism对译而来的，但是到如今，西方理论家们已经无法从我们的现实主义定义回译到realism了。曾几何时“现实主义”在中国已成了裹挟着一切文学流派的龙头老大、浩浩荡荡的大河。可是我们对比一下几乎同时接受引进realism的、同属于东方文化圈、时代背景和文化条件也相似的日本，就可以发现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多么畸形。在日本，由realism翻译而来的リアリズム一直只是悄然流淌的支流，它甚至没有自己的称谓，因为日本文学历来远离政治中心，即使是作为政治势力象征的天皇，提笔赋诗，抒发的也不是“龟虽寿”的政治抱负，而是以文人墨客的角色吟诵哀情。在日本，儒生文士的地位远不如中国，从未被天降大任于斯人。而在我们中国呢，历来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虽然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引进者们也似乎反对“文以载道”但是他们反对的其实只是所载之道，而不是载道功能本身。也就是说，假如载的是“为人生”之道，就是应该提倡的了。文以载道、代天子立言、忧国忧民、入世干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传统文学中的重实用功利加上现代哲学上的反映论，导致了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蓬勃发展。你和那些对当今文学不满者的言论，也基本上出自现实主义情结。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一直有这样一条主线：真实反映现实，民本思想，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认知功能，弘扬真善美，抨击假丑恶，乃至人道主义从诗经到“五四”到“新时期”一直如此。凡是不在这条主线上的文学就受到遮蔽，比如阮籍嵇康，比如金瓶梅。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所谓的“先锋文学”本来不在这主线上，它是源自于现代主义思潮，他恰恰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怀疑和审丑的基础上的。由于我们的大气候和历史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这些作家也不自信了，觉得自己这样只是小流，纷纷要回归现实主义，觉得自己是偏房，要扶正当正房。于是出现了那么多可歌可泣又可悲可叹的失败之作。固然，正如你所说，他们有问题，我们的文学有问题，但此问题不是彼问题。由于我们思想僵化，一讲有问题，就马上要恢复现实主义正统。中国人的思维怎么就这么简单？让我想起曾经的一个词：“非左即右”关于你说的性描写，也是这样，一边觉得写性刺激，一边就骂写性堕落，一边就觉得写性是叛逆，吵个不休，都哪跟哪嘛！我要告诉你和大家，拿性来叛逆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如果为了写性而写性，是媚俗。
也许你会说，强调文学的功能，不仅只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外国的，正如你所列举的，列夫•托尔斯泰、加缪、苏珊•桑塔格。但是你知道吗？桑塔格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写作者；我知道你举加缪时，心里想着的是鼠疫等等，但是我要告诉你，加缪最好的作品是局外人；至于托尔斯泰，你钟爱的复活其实是他最弱的一部。如果你不信，请你卸下铁肩坐下来读一读，最好躺着读，躺着读书，身体解放了，思想才自由了。说起思想，我该给思想家写信去了。
理想主义者陈希我
第二封：给道德家
道德家，您好：
听说你有思想，我很佩服，我也一直在呼唤思想。我一直觉得中国作家不是技巧不如人，而是思想不如人。但是我也知道，思想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一旦成了人人都知道的，就已经不是思想了。但是我姑且还是把你当作思想家。
湖北开了个如嫣研讨会，你和你的同思想家（以下简称“同思”）就又有了大谈思想的机会。可是你们的话基本让我失望。比如一个你的“同思”说，作为作家，对社会要有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而这个看法和判断是必须从生活中得到的，不能凭空制造，它们都是来源于生活，哪怕是神话和科幻小说，作家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一定跟生活有所对应，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你看“从生活中得到”、“来源于生活”塑造人物，这完全是官方文学理论的翻版嘛！请问，你说“作为作家，对社会要有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你自己有“独立看法判断”了吗？还有一个本来是我景仰的，我曾经崇拜过她的许多文章，但是到了讲宏大主题的时候，居然是也那么平庸：“关心新的思想、关心社会进步、具有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情怀，可以说是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到上个八十年代仍然保持着比较强有力的势头而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不复存在。”很主流嘛！我忽然想问，中国真的有思想家吗？中国真的存在思想界吗？正如中国大学的哲学系并不是真正的哲学系一样，中国的思想界又是什么？只要我们想想这些思想家是在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就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令人可悲了。我们很多所谓的作家也是产生在这个体制中的。实际上，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思想，至多只是民本思想、人道主义（鲁迅也只是生存主义的思想），靠民本思想、靠民本思想、人道主义能够写出好东西来吗？
所以我只能称你们为道德家。恶心的是，现在有些道德家喜欢高喊道德，指责别人没有道德没有信仰。如果要讲道德和信仰的话，它们首先是必须自省的，而不是拿来打别人的棒子（甚至用来打同信仰的人）。你们没有听过吗？耶稣说：“谁没有罪，你们可以拿石头砸她。”我承认我写这封信是因为被你骂急了，狗急了还跳墙，何况人乎？当然也许如你说的，我“连人都不是”也因此我深知达到神的境界是多么的难。信仰是难的，唯其难，才宝贵。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们却活得很轻松、很不错。你们群体中的作家，喜欢高喊信仰，可他自己却不有信仰地认认真真去写好东西，如果说文学具有社会责任，你作为一个作家，应该用好作品来感染人呀，可他的作品却越写越差，只知从旁门歪道挣钱，享受。如果你真有信仰，就应该把钱拿去施舍穷人、帮助弱者。其实你们所谓信仰，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我建议所有道德洁癖的人，把你的房子跟穷人的房子对换一下，把你的存折交给底层（比如我这样一个月工资317元人民币的人）。我还要套用一个你们喜欢的逻辑：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活得滋润的人都是有问题的，都是可耻的。
道德一旦成为针对别人的道德，就成了残暴，成了杀戮。希特勒戈培尔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埃及的亚历山大曾经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邦，但是如今已经看不到了，成了一个很纯洁的城市。柏拉图说：“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按法律程序或不按法律程序，来处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这个国家，使它比以前为好。这是按科学和正义行事。”波普尔指出：柏拉图式的政治家是为了美而创作城邦的。他不是仅仅希望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污点的世界。这是道德家的理想。但是不是思想。最后，我想告诉你：思想和道德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克的。思想家是用来揭露道德家的。所以我就直称你是道德家了。抱歉。
理想主义者陈希我
第三封信：给文学家
文学家，您好：
你说我们同类，其实不是。因为我理解的文学和你不同。不客气地说，你搞了一辈子文学，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你总是把文学跟社会学混为一谈。都是被文学理论教科书教坏了。你把文学不繁荣归咎于跟现在的疏离，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反映现实的作品上，主旋律文学、史诗文学、改革文学、官场文学、反贪文学，婚外恋文学、吸毒文学。有个女作家，写了吸毒，说要告诫人们不要吸毒，珍重生命，不要挥霍生命，破坏生命。但是问题其实并那么简单。你如果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内本来就有一种阿片样物质，有了它，我们才能好好活着，假如失去了它，我们将一刻也不得安宁。毒品的害处无非就是让体内阿片样物质失去了作用，从而依赖由毒品提供的体外阿片样物质。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被麻痹的产物。这是我们的根本宿命。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太乐观，太浅薄。我们过去纠缠着“写什么”的问题，后来又来个“怎么写”虽然对弥补文学手法的粗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到现在几乎每个写作者都会耍弄一两样刀棒棍枪了，我们的文学好起来了吗？并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对世界对我们生存的悲剧境遇没有认识，我们没有眼光。眼光决定了文学的档次。所以你还在信中跟我说，要回到“怎么写”的问题上来，我只能笑话了。现在我们该解决的是“怎么看”的问题。你看到了什么？甚至，这样的“看”应该看到了反常，看到了变态，变态是最隐秘的真实，是对常态世界的最大质疑。文学就是建立在变态之上的。
你跟我列举了你景仰的作品，我也承认它们不错，但是仍然很令人遗憾。原因是，它们太注重世俗逻辑了。我们太势利眼，我们的文学中充满着活命哲学。要生存，要发展，要进步，要正确，要科学，对孔乙己的围剿是中国文学史上世俗主义的最大的合谋。文学跟进步无关，跟科学无关，跟世俗意义上的活命无关。我知道中国人活着历来不容易，但是我是否可以反问一句：我们为什么就一味地要活？文学不是比进步、比科学、比道德，不是比正确、比常态，总之不是比赢。要比赢，可以去当政客、商人、科学家、律师。文学是比弱的，比的是软肋。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一个逻辑。总之与世俗拗劲，这就是理想主义了。旧的理想主义已经死亡。所有坚持真正的文学写作的人，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其实只是无奈，因为比如我，只能写作，写作让我不能做别的事了，不能好好地活了，只能这样了，因为我弱，所以我只能成为理想主义者，别无选择。如果说承担，还真是承担了，就是成为一个被毁灭的活标本。糟糕，我忘了向上面两位说明这了，他们一定在骂我没有理想。
第一封：给责任家：
责任家，您好：
你说你有铁肩能够担道义，我很佩服。可是我却没有，因为我是作家。作家是些什么人？嵇康弹琴的细手，刘伶零丁的身材，一群手无缚鸡之力、任性无用、自恋的吸毒者、病人，你要他对社会承担什么？我们有那么多职权部门，他们不负责，却把责任推卸给作家，这不是你吃了棕子却把棕子皮贴在我们背上吗？在当今的价值体系中，有理性的人是不会去写作的，我指的是纯文学写作者。有那么多可以得到实惠的事可做啊，去写的往往是一些不知自拔或无法自拔的人。这些人处在社会边缘，在人们看来，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干着莫名其妙的事。当然他们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愤怒，有时也恰好显示了对邪恶的憎恨，对正义的呐喊，但那并不能说明他们有正义感、会承担。他们其实勿宁是疯狗，虽然有时候看似咬了坏人，但是它也咬好人呢！只要它不爽，它就咬，这就是作家。韩非把文人列为“五蠹”之一，我们确实就是社会的蠹虫。马尔克斯说：作家是人类躯体上的蛆。你把我当蛆好了。
历史上，文学总是承担了不合理的重任，乃至屡屡成了政治斗争的替罪羊。现在你还想把文学引入歧途，如果不是对文学无知，就是居心叵测了。所谓你说的从“五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传统，其实就是不断地在歧途上走的传统。干预现实，承担道义，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崇尚现实主义。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几乎无可非议地成为文学的正宗，褒扬一部作品的标准，几乎都是用现实主义的标准。你一定知道“现实主义”这词是从西语realism对译而来的，但是到如今，西方理论家们已经无法从我们的现实主义定义回译到realism了。曾几何时“现实主义”在中国已成了裹挟着一切文学流派的龙头老大、浩浩荡荡的大河。可是我们对比一下几乎同时接受引进realism的、同属于东方文化圈、时代背景和文化条件也相似的日本，就可以发现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多么畸形。在日本，由realism翻译而来的リアリズム一直只是悄然流淌的支流，它甚至没有自己的称谓，因为日本文学历来远离政治中心，即使是作为政治势力象征的天皇，提笔赋诗，抒发的也不是“龟虽寿”的政治抱负，而是以文人墨客的角色吟诵哀情。在日本，儒生文士的地位远不如中国，从未被天降大任于斯人。而在我们中国呢，历来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虽然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引进者们也似乎反对“文以载道”但是他们反对的其实只是所载之道，而不是载道功能本身。也就是说，假如载的是“为人生”之道，就是应该提倡的了。文以载道、代天子立言、忧国忧民、入世干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传统文学中的重实用功利加上现代哲学上的反映论，导致了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蓬勃发展。你和那些对当今文学不满者的言论，也基本上出自现实主义情结。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一直有这样一条主线：真实反映现实，民本思想，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认知功能，弘扬真善美，抨击假丑恶，乃至人道主义从诗经到“五四”到“新时期”一直如此。凡是不在这条主线上的文学就受到遮蔽，比如阮籍嵇康，比如金瓶梅。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所谓的“先锋文学”本来不在这主线上，它是源自于现代主义思潮，他恰恰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怀疑和审丑的基础上的。由于我们的大气候和历史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这些作家也不自信了，觉得自己这样只是小流，纷纷要回归现实主义，觉得自己是偏房，要扶正当正房。于是出现了那么多可歌可泣又可悲可叹的失败之作。固然，正如你所说，他们有问题，我们的文学有问题，但此问题不是彼问题。由于我们思想僵化，一讲有问题，就马上要恢复现实主义正统。中国人的思维怎么就这么简单？让我想起曾经的一个词：“非左即右”关于你说的性描写，也是这样，一边觉得写性刺激，一边就骂写性堕落，一边就觉得写性是叛逆，吵个不休，都哪跟哪嘛！我要告诉你和大家，拿性来叛逆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如果为了写性而写性，是媚俗。
也许你会说，强调文学的功能，不仅只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外国的，正如你所列举的，列夫•托尔斯泰、加缪、苏珊•桑塔格。但是你知道吗？桑塔格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写作者；我知道你举加缪时，心里想着的是鼠疫等等，但是我要告诉你，加缪最好的作品是局外人；至于托尔斯泰，你钟爱的复活其实是他最弱的一部。如果你不信，请你卸下铁肩坐下来读一读，最好躺着读，躺着读书，身体解放了，思想才自由了。说起思想，我该给思想家写信去了。
理想主义者陈希我
第二封：给道德家
道德家，您好：
听说你有思想，我很佩服，我也一直在呼唤思想。我一直觉得中国作家不是技巧不如人，而是思想不如人。但是我也知道，思想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一旦成了人人都知道的，就已经不是思想了。但是我姑且还是把你当作思想家。
湖北开了个如嫣研讨会，你和你的同思想家（以下简称“同思”）就又有了大谈思想的机会。可是你们的话基本让我失望。比如一个你的“同思”说，作为作家，对社会要有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而这个看法和判断是必须从生活中得到的，不能凭空制造，它们都是来源于生活，哪怕是神话和科幻小说，作家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一定跟生活有所对应，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你看“从生活中得到”、“来源于生活”塑造人物，这完全是官方文学理论的翻版嘛！请问，你说“作为作家，对社会要有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你自己有“独立看法判断”了吗？还有一个本来是我景仰的，我曾经崇拜过她的许多文章，但是到了讲宏大主题的时候，居然是也那么平庸：“关心新的思想、关心社会进步、具有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情怀，可以说是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到上个八十年代仍然保持着比较强有力的势头而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不复存在。”很主流嘛！我忽然想问，中国真的有思想家吗？中国真的存在思想界吗？正如中国大学的哲学系并不是真正的哲学系一样，中国的思想界又是什么？只要我们想想这些思想家是在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就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令人可悲了。我们很多所谓的作家也是产生在这个体制中的。实际上，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思想，至多只是民本思想、人道主义（鲁迅也只是生存主义的思想），靠民本思想、靠民本思想、人道主义能够写出好东西来吗？
所以我只能称你们为道德家。恶心的是，现在有些道德家喜欢高喊道德，指责别人没有道德没有信仰。如果要讲道德和信仰的话，它们首先是必须自省的，而不是拿来打别人的棒子（甚至用来打同信仰的人）。你们没有听过吗？耶稣说：“谁没有罪，你们可以拿石头砸她。”我承认我写这封信是因为被你骂急了，狗急了还跳墙，何况人乎？当然也许如你说的，我“连人都不是”也因此我深知达到神的境界是多么的难。信仰是难的，唯其难，才宝贵。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们却活得很轻松、很不错。你们群体中的作家，喜欢高喊信仰，可他自己却不有信仰地认认真真去写好东西，如果说文学具有社会责任，你作为一个作家，应该用好作品来感染人呀，可他的作品却越写越差，只知从旁门歪道挣钱，享受。如果你真有信仰，就应该把钱拿去施舍穷人、帮助弱者。其实你们所谓信仰，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我建议所有道德洁癖的人，把你的房子跟穷人的房子对换一下，把你的存折交给底层（比如我这样一个月工资317元人民币的人）。我还要套用一个你们喜欢的逻辑：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活得滋润的人都是有问题的，都是可耻的。
道德一旦成为针对别人的道德，就成了残暴，成了杀戮。希特勒戈培尔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埃及的亚历山大曾经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邦，但是如今已经看不到了，成了一个很纯洁的城市。柏拉图说：“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按法律程序或不按法律程序，来处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这个国家，使它比以前为好。这是按科学和正义行事。”波普尔指出：柏拉图式的政治家是为了美而创作城邦的。他不是仅仅希望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污点的世界。这是道德家的理想。但是不是思想。最后，我想告诉你：思想和道德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克的。思想家是用来揭露道德家的。所以我就直称你是道德家了。抱歉。
理想主义者陈希我
第三封信：给文学家
文学家，您好：
你说我们同类，其实不是。因为我理解的文学和你不同。不客气地说，你搞了一辈子文学，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你总是把文学跟社会学混为一谈。都是被文学理论教科书教坏了。你把文学不繁荣归咎于跟现在的疏离，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反映现实的作品上，主旋律文学、史诗文学、改革文学、官场文学、反贪文学，婚外恋文学、吸毒文学。有个女作家，写了吸毒，说要告诫人们不要吸毒，珍重生命，不要挥霍生命，破坏生命。但是问题其实并那么简单。你如果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内本来就有一种阿片样物质，有了它，我们才能好好活着，假如失去了它，我们将一刻也不得安宁。毒品的害处无非就是让体内阿片样物质失去了作用，从而依赖由毒品提供的体外阿片样物质。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被麻痹的产物。这是我们的根本宿命。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太乐观，太浅薄。我们过去纠缠着“写什么”的问题，后来又来个“怎么写”虽然对弥补文学手法的粗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到现在几乎每个写作者都会耍弄一两样刀棒棍枪了，我们的文学好起来了吗？并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对世界对我们生存的悲剧境遇没有认识，我们没有眼光。眼光决定了文学的档次。所以你还在信中跟我说，要回到“怎么写”的问题上来，我只能笑话了。现在我们该解决的是“怎么看”的问题。你看到了什么？甚至，这样的“看”应该看到了反常，看到了变态，变态是最隐秘的真实，是对常态世界的最大质疑。文学就是建立在变态之上的。
你跟我列举了你景仰的作品，我也承认它们不错，但是仍然很令人遗憾。原因是，它们太注重世俗逻辑了。我们太势利眼，我们的文学中充满着活命哲学。要生存，要发展，要进步，要正确，要科学，对孔乙己的围剿是中国文学史上世俗主义的最大的合谋。文学跟进步无关，跟科学无关，跟世俗意义上的活命无关。我知道中国人活着历来不容易，但是我是否可以反问一句：我们为什么就一味地要活？文学不是比进步、比科学、比道德，不是比正确、比常态，总之不是比赢。要比赢，可以去当政客、商人、科学家、律师。文学是比弱的，比的是软肋。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一个逻辑。总之与世俗拗劲，这就是理想主义了。旧的理想主义已经死亡。所有坚持真正的文学写作的人，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其实只是无奈，因为比如我，只能写作，写作让我不能做别的事了，不能好好地活了，只能这样了，因为我弱，所以我只能成为理想主义者，别无选择。如果说承担，还真是承担了，就是成为一个被毁灭的活标本。糟糕，我忘了向上面两位说明这了，他们一定在骂我没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