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览他说考试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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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
——吕氏春秋孟夏纪尊师”
中国人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特长：考试。
这个特长如果用x光来透视，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善于参加考试，二是能够出难题把别人考倒，三是会用考试这个武器来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问题。
这是“中国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几千年文化阐变中，循序渐进，学来的独门绝活。
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我记不清楚是来源于哪个章节，这一句话只有四个字。叫做“道德文章”这四个字是给孔子的。中国的古人习惯把文才和德才放到一起。这个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科举开始之后，德才就被文才挤到了一边。在这里先插一句，在隋朝之前，升官晋级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举”在汉代就有“举孝廉”这个说法，所以说以前做官多半是考品德。才能反而被放在一边，所以才会有孔融被杀的历史悲剧。
可是到了官本位代替一切的时代来临之时，品德被悄无声息的挤到了历史的边缘地带。然后一张薄薄的试卷锁住了无数中国学生的命运。考试是无法测量出来中国学生的品德的。所以剩下的，只有所谓的才能。
曾经记得有一个人民教痞说过，学生考试的时候可以考到品德的三个方面，一是不抄袭，体现了尊重知识；二是不交头接耳，体现了独立思考；三是不作弊，体现尊重老师。后来我就拿这三条请教了我的一个忘年之交，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seattle&washingtonuniversity）教授johndeers，此君曾在美国教育界提出“阶梯教科书”理论而名气大振。dr。deers听我把这“三个理论”讲完之后。脸上露出费解的神色，他一脸严肃的说，在美国，这种论调是很荒谬的，显然是不成立的。抄袭当然可以，课本自己所有，查资料怎么不行？交头接耳是合作嘛，在美国通常是很多学生做一个实验或是一个课题，然后得出一个结果。作弊他不理解，我就说是夹带，然后他从自己公文包里面掏出很多纸条，上面都是一些图书馆里弄来的资料或是一些书名。我哭笑不得，他也无奈的耸了耸肩，说无法接受我说的观点。
我认为这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差距，这是先进和落后的差距。我们学校有几个专科班。我听专科班的同学说老师对他们如何苛刻，生怕谁比谁优秀了，然后再择优找出几个“品”学兼优的读本科。所谓品就是怎样拥护社会主义，怎样写入党申请书，至少还要当学生干部，然后造成入党申请书满天飞，为了争一个部长助理的职务叫人打群架种种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一种压抑和茫然。但是在最后又听说哪个本科生打架被开除了之类的。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考试和品德有切合点么？
事实上是没有的，或者说本质上是没有的。只有内容和形式的差别，考试一旦流于形式，品德也就不复存在。
只要有这些偏见者在存在，这些偏见的理论就要就继续。因为特殊的时代造就特殊的人物，浪得虚名的时代造就的就只有吹鼓手。
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拒绝考试这个选拔人才的形式，嵇康曾经对魏晋时期“举官”制度相当不满，才会发出“唯德是举，才且安在？”的怨言。但是那些官员却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竹林七贤却写进了中国文学史。成为一代雅士的代名词。
很早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雅士，日本的武士和西方的骑士。这是我为电影骑士风流在杂志上写的评论。我认为，无论是雅士，武士，还是骑士。这个在特定历史环境里面的产物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具备这个团体的精神。
无论是中国的雅士，日本的武士，还是西方的骑士，在精神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具备让人景仰的品质。在西方骑士在经过产业革命之后变成了绅士，这种品质更是为人称赞。
约翰米尔有一本书，在理论界很出名，叫做功利主义。里面有一段关于道德的论述，堪称经典论述，下面摘录下来：
“道德之所以必需，就在于乃是追求快乐的工具。而公道与否的外在标准则是功利。人们认为不公正的行为往往是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侵犯，或者财产受到侵犯，或者阻止别得到他应得的东西，或者一个人得到了他不应得的东西以失信等等。公道的行为恰好反过来：留重别人的自由和财权，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守约等等。另外，道德之所以成为必需，还在于人们需要互相帮助，建立友谊，制订契约。社会生活关系决定了建立一定的道德就在于确保这种关系。只有无损他人，共同生活才能保证。”
在他的笔下，功利主义从利己主义脱离出来。道德和考试没有了干系。完全成了一种自发性质的社会主动性。约翰米尔断然不是新马主义，更不是哈贝马斯的忠实门徒。但是他的观点却和共产主义道德观点不谋而合。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一针见血指出，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品德和才能两个自我意识的表现形式都不可偏废。
这两者在显然任何时代都需要，只有在特定的时代才会对人才有着特定的要求。但是更多时候却是要求品德和学识的一致性。现在对才能的偏见和误导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道德观的崩溃和唯分数论的恶性循环。
道德文章这个同意复指词语渐渐被人理解成为了一个偏意复指词语。这是时代的悲哀。文章成了八股文，摈弃旧道德不是连礼仪廉耻都不要，而是重视礼仪廉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道德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很抽象的，从老子到李慎之，从屈原到梁启超，无不遵循着这个法则。在英语中，道德这个单词是这样注释的：howtoknowwhatisrightorwhatiswrong。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判断是非的尺度。考试这个东西也不是舶来品，而是正儿八经的国货，也是衡量一个人标准的尺度，只是可以衡量很多方面，由此看来道德是考试的一个方面，两者毫不矛盾。可是现在非要有那种人把它们割裂开来，究其目的，还是惧怕道德真正的和考试结合起来。只要这些人还在，吕老先生的“成身”真正意义的实现起来看来还是很难的。那个“莫大于学”看来还是不要去想的好。至于“知”和“学”的宣传，大概只有拿去写进历史书。让后人去瞻仰，我们给他们留下的是一个何样的世界。
“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
——吕氏春秋孟夏纪尊师”
中国人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特长：考试。
这个特长如果用x光来透视，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善于参加考试，二是能够出难题把别人考倒，三是会用考试这个武器来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问题。
这是“中国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几千年文化阐变中，循序渐进，学来的独门绝活。
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我记不清楚是来源于哪个章节，这一句话只有四个字。叫做“道德文章”这四个字是给孔子的。中国的古人习惯把文才和德才放到一起。这个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科举开始之后，德才就被文才挤到了一边。在这里先插一句，在隋朝之前，升官晋级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举”在汉代就有“举孝廉”这个说法，所以说以前做官多半是考品德。才能反而被放在一边，所以才会有孔融被杀的历史悲剧。
可是到了官本位代替一切的时代来临之时，品德被悄无声息的挤到了历史的边缘地带。然后一张薄薄的试卷锁住了无数中国学生的命运。考试是无法测量出来中国学生的品德的。所以剩下的，只有所谓的才能。
曾经记得有一个人民教痞说过，学生考试的时候可以考到品德的三个方面，一是不抄袭，体现了尊重知识；二是不交头接耳，体现了独立思考；三是不作弊，体现尊重老师。后来我就拿这三条请教了我的一个忘年之交，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seattle&washingtonuniversity）教授johndeers，此君曾在美国教育界提出“阶梯教科书”理论而名气大振。dr。deers听我把这“三个理论”讲完之后。脸上露出费解的神色，他一脸严肃的说，在美国，这种论调是很荒谬的，显然是不成立的。抄袭当然可以，课本自己所有，查资料怎么不行？交头接耳是合作嘛，在美国通常是很多学生做一个实验或是一个课题，然后得出一个结果。作弊他不理解，我就说是夹带，然后他从自己公文包里面掏出很多纸条，上面都是一些图书馆里弄来的资料或是一些书名。我哭笑不得，他也无奈的耸了耸肩，说无法接受我说的观点。
我认为这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差距，这是先进和落后的差距。我们学校有几个专科班。我听专科班的同学说老师对他们如何苛刻，生怕谁比谁优秀了，然后再择优找出几个“品”学兼优的读本科。所谓品就是怎样拥护社会主义，怎样写入党申请书，至少还要当学生干部，然后造成入党申请书满天飞，为了争一个部长助理的职务叫人打群架种种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一种压抑和茫然。但是在最后又听说哪个本科生打架被开除了之类的。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考试和品德有切合点么？
事实上是没有的，或者说本质上是没有的。只有内容和形式的差别，考试一旦流于形式，品德也就不复存在。
只要有这些偏见者在存在，这些偏见的理论就要就继续。因为特殊的时代造就特殊的人物，浪得虚名的时代造就的就只有吹鼓手。
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拒绝考试这个选拔人才的形式，嵇康曾经对魏晋时期“举官”制度相当不满，才会发出“唯德是举，才且安在？”的怨言。但是那些官员却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竹林七贤却写进了中国文学史。成为一代雅士的代名词。
很早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雅士，日本的武士和西方的骑士。这是我为电影骑士风流在杂志上写的评论。我认为，无论是雅士，武士，还是骑士。这个在特定历史环境里面的产物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具备这个团体的精神。
无论是中国的雅士，日本的武士，还是西方的骑士，在精神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具备让人景仰的品质。在西方骑士在经过产业革命之后变成了绅士，这种品质更是为人称赞。
约翰米尔有一本书，在理论界很出名，叫做功利主义。里面有一段关于道德的论述，堪称经典论述，下面摘录下来：
“道德之所以必需，就在于乃是追求快乐的工具。而公道与否的外在标准则是功利。人们认为不公正的行为往往是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侵犯，或者财产受到侵犯，或者阻止别得到他应得的东西，或者一个人得到了他不应得的东西以失信等等。公道的行为恰好反过来：留重别人的自由和财权，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守约等等。另外，道德之所以成为必需，还在于人们需要互相帮助，建立友谊，制订契约。社会生活关系决定了建立一定的道德就在于确保这种关系。只有无损他人，共同生活才能保证。”
在他的笔下，功利主义从利己主义脱离出来。道德和考试没有了干系。完全成了一种自发性质的社会主动性。约翰米尔断然不是新马主义，更不是哈贝马斯的忠实门徒。但是他的观点却和共产主义道德观点不谋而合。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一针见血指出，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品德和才能两个自我意识的表现形式都不可偏废。
这两者在显然任何时代都需要，只有在特定的时代才会对人才有着特定的要求。但是更多时候却是要求品德和学识的一致性。现在对才能的偏见和误导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道德观的崩溃和唯分数论的恶性循环。
道德文章这个同意复指词语渐渐被人理解成为了一个偏意复指词语。这是时代的悲哀。文章成了八股文，摈弃旧道德不是连礼仪廉耻都不要，而是重视礼仪廉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道德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很抽象的，从老子到李慎之，从屈原到梁启超，无不遵循着这个法则。在英语中，道德这个单词是这样注释的：howtoknowwhatisrightorwhatiswrong。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判断是非的尺度。考试这个东西也不是舶来品，而是正儿八经的国货，也是衡量一个人标准的尺度，只是可以衡量很多方面，由此看来道德是考试的一个方面，两者毫不矛盾。可是现在非要有那种人把它们割裂开来，究其目的，还是惧怕道德真正的和考试结合起来。只要这些人还在，吕老先生的“成身”真正意义的实现起来看来还是很难的。那个“莫大于学”看来还是不要去想的好。至于“知”和“学”的宣传，大概只有拿去写进历史书。让后人去瞻仰，我们给他们留下的是一个何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