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三大心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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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取得了非常独特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步。大家都知道,在这一年里,在一个备受禁锢的领域-文化领域,一家公司上市了,这家公司叫华谊兄弟。大家都认为电影行业这个领域应该是“国进民退”,实际上这个领域是民进在先。接着,又有两家民营的文化传媒企业在美国上市。
2010年,民营企业也发生了很多故事。我们看到,在房地产行业不断被打压、被调控的情况下,万科的销售业绩超过了1000亿元,这样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看到,比亚迪不仅有奇迹般的增长,还招来了巴菲特帮它做广告。还有国美发生的故事,当一个创办人因为过失而失去自由的时候,他和经理人之间的缠斗引起了媒体的轩然大波。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他依然能操纵这家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买进卖出,在董事会上表决,签字,卖资产,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另外,还有腾讯和360的缠斗,还有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中国……所有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发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作为生意人、买卖人,我们所关心、纠结的无非是三件事。第一,我们每天都要和政府打交道,在复杂的政商关系中,怎样才能避免失足。就像现在把“三陪小姐”叫成“失足妇女”,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失足男子”,怎样才能避免走进倪润峰讲的政商关系的两难困境-民营企业和政府是“离不开、靠不住”的关系?这是我们民营企业最大的纠结。
第二,我们怎样才能不让自己赚到的钱飞了,也就是说,我们怎样赚钱、看钱、花钱、捐钱。我们跟钱睡了一辈子,我们怎样才能知道钱对我们有多好,对社会有多好,怎样才能把财产保住?这是世界上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关心的事情。
第三,我们怎样才能比别人发展得更好,比预期发展得更好,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保持健康、稳定、持续的增长。
通过民营企业发生的这些故事,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密码、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基因能帮我们把这三件事解决好,让我们去做最重要的事,而不是去做紧急的事。
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失足男子”
第一,在处理政商关系时,我们怎样才能保持理性,避免失足?
就我自己的观察,以及在和大家的交流中,我发现,能够帮我们处理好政商关系的法宝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和治理结构,也就是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下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为什么有些人干劲非常大,半夜抱着钱去送给那些不该要的人?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个做房地产的人,有一次拎着包去给人送钱,结果发现那人家门口有很多人。他觉得自己拎的包有点儿小,应该拎个大的,所以他想干脆下次再来吧,于是就回去了。过了一些日子,他又去给这个人送钱,结果这个人生病住院了,病房里人很多,所以他又回去了。第三次,他又去送,结果被一些便衣拦住了,说不能上去。回去后他才知道这个人已经被双规了,钱还没有送出去,这人就坐牢了。后来,他跑到监狱围墙下转悠,想这件事。他想,如果当时我的包够大,现在就和他在一起了。黄光裕的案子也涉及一些民营企业给官员送钱。另外,有人在香港也出了类似的问题,也是在给别人送钱的时候被当场发现。相反,有一家民营企业,就是万科,其领导王石一直在讲,不行贿是他的标签。他为什么不做这件事?他的智商比大家低吗?很多人认为,只要搞定领导,就能得到利益。王石活了60多岁,珠峰都上去两回了,他能不知道这事吗?世界上最高的地方他都上去过,金钱的高峰他也爬上去了,为什么他不做这件事,而有的人做?这就涉及治理结构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股东的结构不同。
大家知道,王石是个非常有理想的人。在万科,王石不是最重要的股东,在创办了万科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只做经理人,不做老板,所以他拥有的股份是微不足道的。而犯错误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自己当大股东,甚至是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王石讲不行贿,大家认为他这是吹牛,其实,大家低估了王石作为正常男人的判断力。作为一个正常人,他不可能做这样的决策-我去行贿,让所有股东得利,最后我一个人坐牢。所以,治理结构在这里起了作用。如果是私人老板,那他就会想,我拎着钱进去搞定领导以后,我至少能得70%。那他的干劲得有多大?他可以铤而走险。而王石不会用自己坐牢、失去自由这个代价让所有股东获得更多的回报,这是他的理性。
大家会发现,股东结构相对分散、创始人所占股份在30%左右的公司是相对比较理性的。而且,这样的公司的老板没有动力去拿钱行贿,因为行贿的回报不如他做好人的回报高。比如你持有30%的股份,搞定人你得30%,给别人70%,最后你还可能坐牢。如果你做好人,对于在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来说,做好人的溢价是10%~15%。也就是说,你的治理结构、价值观、团队、领导人魅力、产品等所有这些在资本市场上的溢价是10%~15%。举例来说,如果公司的价值是100亿元,你占30%的股份,溢价10%就是10亿元,那你就能得3亿元。也就是说,你做好人可以多赚3亿元,而且永远不会出事。但如果做坏人,你得3亿元,别人拿7亿元,最后你还得坐牢。
所以,治理结构会让一个人在处理政商关系时变得理性。我们在海南的时候就发誓,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坚持做好人,我们希望自己成为“夜总会里的处女”,我们要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并且把你的股东结构做好,那你就有可能像我前面讲的这个朋友一样,拎的包稍微大一点儿,就进去了。
企业只有采取“人机分离”的治理模式,才能保住财产
第二,我们来看看,究竟怎样才能把自己的财产保住。
大家知道,飞机一旦失事,基本上是机毁人亡,无一幸存。很多年以前,大陆的个别人脑子有问题,劫持飞机飞到台湾。这种人在大陆这边算叛徒,在台湾那边算义士,给黄金,然后飞机被扣留。后来进步了,进步以后是怎样的?不管是台湾飞到大陆来,还是大陆飞到台湾去,人留下,飞机送回去,这叫“人机分离”模式,也就是人留下,财产送回去。民营企业也存在这种非常有趣的“人机分离”现象,国美的人出状况了,接受了法律的制裁,但它的财产这架“飞机”还在外面正常运转。大家往前看,牟其中“机毁人亡”了,人倒了,公司没了;爱多的人倒了,公司没了。再往前看,在江湖时期,很多老板倒了,公司也随之烟消云散了。而现在呢?物美的原董事长也因为一些过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但物美的运转非常正常,柳传志的基金还投资了物美,现在物美比“大哥”在外面的时候一点儿都不差。为什么会这样呢?凡是能做到“人机分离”的公司,都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股份公司;第二,不是一个老板绝对控股;第三,至少应该上市,最好是在香港上市。只有这样,公司的财产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经理人和职业团队才能有所分工,在脱离了创办人的时候,公司才能正常运转。而“机毁人亡”的这些公司,大部分是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而且没有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人的直接委托关系以及分工明确的授权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私人老板一旦出事,公司就完蛋了。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们房地产行业,有个年轻人二十几岁就进了秦城监狱,当时他的公司完全是他自己当私人老板,唯一不同的是,另一家大公司给他派了经理人和董事,相当于托管了。也就是说,在他失去自由以后,他的公司是由那家大公司派来的董事和经理在管理。他出来之后,发现公司比他在的时候还好,所以他就把公司变成了股份公司,把他自己的股份做了适当的分割,并请了职业的经理人来做。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成为该省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而这个老板才30多岁,他充分体会到了只有“人机分离”,才能保住自己的财产。
2009年,在“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取得了非常独特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步。大家都知道,在这一年里,在一个备受禁锢的领域-文化领域,一家公司上市了,这家公司叫华谊兄弟。大家都认为电影行业这个领域应该是“国进民退”,实际上这个领域是民进在先。接着,又有两家民营的文化传媒企业在美国上市。
2010年,民营企业也发生了很多故事。我们看到,在房地产行业不断被打压、被调控的情况下,万科的销售业绩超过了1000亿元,这样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看到,比亚迪不仅有奇迹般的增长,还招来了巴菲特帮它做广告。还有国美发生的故事,当一个创办人因为过失而失去自由的时候,他和经理人之间的缠斗引起了媒体的轩然大波。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他依然能操纵这家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买进卖出,在董事会上表决,签字,卖资产,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另外,还有腾讯和360的缠斗,还有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中国……所有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发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作为生意人、买卖人,我们所关心、纠结的无非是三件事。第一,我们每天都要和政府打交道,在复杂的政商关系中,怎样才能避免失足。就像现在把“三陪小姐”叫成“失足妇女”,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失足男子”,怎样才能避免走进倪润峰讲的政商关系的两难困境-民营企业和政府是“离不开、靠不住”的关系?这是我们民营企业最大的纠结。
第二,我们怎样才能不让自己赚到的钱飞了,也就是说,我们怎样赚钱、看钱、花钱、捐钱。我们跟钱睡了一辈子,我们怎样才能知道钱对我们有多好,对社会有多好,怎样才能把财产保住?这是世界上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关心的事情。
第三,我们怎样才能比别人发展得更好,比预期发展得更好,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保持健康、稳定、持续的增长。
通过民营企业发生的这些故事,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密码、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基因能帮我们把这三件事解决好,让我们去做最重要的事,而不是去做紧急的事。
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失足男子”
第一,在处理政商关系时,我们怎样才能保持理性,避免失足?
就我自己的观察,以及在和大家的交流中,我发现,能够帮我们处理好政商关系的法宝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和治理结构,也就是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下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为什么有些人干劲非常大,半夜抱着钱去送给那些不该要的人?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个做房地产的人,有一次拎着包去给人送钱,结果发现那人家门口有很多人。他觉得自己拎的包有点儿小,应该拎个大的,所以他想干脆下次再来吧,于是就回去了。过了一些日子,他又去给这个人送钱,结果这个人生病住院了,病房里人很多,所以他又回去了。第三次,他又去送,结果被一些便衣拦住了,说不能上去。回去后他才知道这个人已经被双规了,钱还没有送出去,这人就坐牢了。后来,他跑到监狱围墙下转悠,想这件事。他想,如果当时我的包够大,现在就和他在一起了。黄光裕的案子也涉及一些民营企业给官员送钱。另外,有人在香港也出了类似的问题,也是在给别人送钱的时候被当场发现。相反,有一家民营企业,就是万科,其领导王石一直在讲,不行贿是他的标签。他为什么不做这件事?他的智商比大家低吗?很多人认为,只要搞定领导,就能得到利益。王石活了60多岁,珠峰都上去两回了,他能不知道这事吗?世界上最高的地方他都上去过,金钱的高峰他也爬上去了,为什么他不做这件事,而有的人做?这就涉及治理结构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股东的结构不同。
大家知道,王石是个非常有理想的人。在万科,王石不是最重要的股东,在创办了万科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只做经理人,不做老板,所以他拥有的股份是微不足道的。而犯错误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自己当大股东,甚至是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王石讲不行贿,大家认为他这是吹牛,其实,大家低估了王石作为正常男人的判断力。作为一个正常人,他不可能做这样的决策-我去行贿,让所有股东得利,最后我一个人坐牢。所以,治理结构在这里起了作用。如果是私人老板,那他就会想,我拎着钱进去搞定领导以后,我至少能得70%。那他的干劲得有多大?他可以铤而走险。而王石不会用自己坐牢、失去自由这个代价让所有股东获得更多的回报,这是他的理性。
大家会发现,股东结构相对分散、创始人所占股份在30%左右的公司是相对比较理性的。而且,这样的公司的老板没有动力去拿钱行贿,因为行贿的回报不如他做好人的回报高。比如你持有30%的股份,搞定人你得30%,给别人70%,最后你还可能坐牢。如果你做好人,对于在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来说,做好人的溢价是10%~15%。也就是说,你的治理结构、价值观、团队、领导人魅力、产品等所有这些在资本市场上的溢价是10%~15%。举例来说,如果公司的价值是100亿元,你占30%的股份,溢价10%就是10亿元,那你就能得3亿元。也就是说,你做好人可以多赚3亿元,而且永远不会出事。但如果做坏人,你得3亿元,别人拿7亿元,最后你还得坐牢。
所以,治理结构会让一个人在处理政商关系时变得理性。我们在海南的时候就发誓,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坚持做好人,我们希望自己成为“夜总会里的处女”,我们要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并且把你的股东结构做好,那你就有可能像我前面讲的这个朋友一样,拎的包稍微大一点儿,就进去了。
企业只有采取“人机分离”的治理模式,才能保住财产
第二,我们来看看,究竟怎样才能把自己的财产保住。
大家知道,飞机一旦失事,基本上是机毁人亡,无一幸存。很多年以前,大陆的个别人脑子有问题,劫持飞机飞到台湾。这种人在大陆这边算叛徒,在台湾那边算义士,给黄金,然后飞机被扣留。后来进步了,进步以后是怎样的?不管是台湾飞到大陆来,还是大陆飞到台湾去,人留下,飞机送回去,这叫“人机分离”模式,也就是人留下,财产送回去。民营企业也存在这种非常有趣的“人机分离”现象,国美的人出状况了,接受了法律的制裁,但它的财产这架“飞机”还在外面正常运转。大家往前看,牟其中“机毁人亡”了,人倒了,公司没了;爱多的人倒了,公司没了。再往前看,在江湖时期,很多老板倒了,公司也随之烟消云散了。而现在呢?物美的原董事长也因为一些过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但物美的运转非常正常,柳传志的基金还投资了物美,现在物美比“大哥”在外面的时候一点儿都不差。为什么会这样呢?凡是能做到“人机分离”的公司,都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股份公司;第二,不是一个老板绝对控股;第三,至少应该上市,最好是在香港上市。只有这样,公司的财产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经理人和职业团队才能有所分工,在脱离了创办人的时候,公司才能正常运转。而“机毁人亡”的这些公司,大部分是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而且没有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人的直接委托关系以及分工明确的授权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私人老板一旦出事,公司就完蛋了。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们房地产行业,有个年轻人二十几岁就进了秦城监狱,当时他的公司完全是他自己当私人老板,唯一不同的是,另一家大公司给他派了经理人和董事,相当于托管了。也就是说,在他失去自由以后,他的公司是由那家大公司派来的董事和经理在管理。他出来之后,发现公司比他在的时候还好,所以他就把公司变成了股份公司,把他自己的股份做了适当的分割,并请了职业的经理人来做。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成为该省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而这个老板才30多岁,他充分体会到了只有“人机分离”,才能保住自己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