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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新的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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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贡献在七律。
七律是格律诗的一种,在后世更是常用的一种。但在初唐和盛唐,诗人们更喜欢的是古体,比如李白和岑参;或者五绝和五律,比如孟浩然和王维。王昌龄的名作更清一色都是七绝,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和“一片冰心在玉壶”。创作七律的也有,却乏善可陈。
让事情发生变化的,是杜甫。
杜甫当然是全才。他的五古如《羌村三首》,七古如《饮中八仙歌》已于前介绍,其余则五律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五绝如“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七绝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也全都脍炙人口。[257]
但真正超越了前人的,还是他的七律。
比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被称为古今七律之冠的作品,因为不但完全符合格律,而且做到了极致: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简直就是既可以学习又无法企及的范本。[258]
也许,必须稍微讲点这方面的知识。
跟所有格律诗一样,七律最重要的是平仄。平,大体上就是现代汉语四声中的阴平和阳平。仄,则是上声(上读如赏)和去声,再加古代的入声。所以,某些现在读平声的字比如发、七、出,也是仄,因为在古代是入声。
平仄的要求叫粘对。粘就是相同,对就是相反。一般地说,一句当中,第二个字与第四个字,第四个字与第六个字都要平仄相反。一首诗当中,第一句和第二句要相反,否则叫失对。第三句和第二句却要相同,否则叫失粘。以下由此类推。不过,韵脚的字,平仄是一样的。句中某些字,也可以马虎,但平脚的句子不能除韵脚外只有一个平声。[259]
符合要求,又怎么样呢?
就会错落有致。因为字与字,句与句,都是相反之后又相同,相同之后又相反,读起来特别好听。
这是音乐之美。
平仄之外是对仗,包括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比如杜甫的“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就是每个字都对上了,可称工对。[260]
这是文学之美。
词性要相同,平仄要相反,这当然很难。但,由于我们这个世界原本充满了矛盾,对仗的使用便可能因为张力而产生奇效,比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或者“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261]
至于七律,也有它的优越性:七言较之五言,八句较之四句,空间更大,余地更多,可以游刃有余地起承转合,尽管难度也因此更大。所以中唐以后,七律便佳作频出,金句迭现。比方说,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以及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262]
当然,更多的名句应该还是出自七绝。比方说,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及白居易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263]
杜牧就更是堪称七绝之王,他的许多佳作恐怕是必须整首照录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实在让人爱不释手,更不用说“停车坐爱枫林晚”和“牧童遥指杏花村”了。[264]
七言和律绝成为主流,已是趋势。
这当然有原因,有道理。五绝太短,不能尽兴,长歌又不便于记忆。包括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那样的名作,也没有多少人背得下来。真正流传千古的,恰恰是那些明白如话让人一见倾心的七绝,比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265]
再就是七律了。七律其实是七绝的叠加,只不过三四两句(颔联)和五六两句(颈联)都必须对仗,四五两句又平仄相同,因此读起来回肠荡气,比如李商隐的《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在这里,看要读如堪。
无疑,正如杜甫不同于李白,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也各有千秋。商隐耐人寻味,杜牧清新可人,体现出的时代精神却相当一致,那就是沉稳、多样和内向。
沉稳是必然的。安史乱后,人心思治,天下求稳,受够了动乱的君臣都希望过安生日子。所以,尽管有藩镇时不时地叛乱,却很快就平息;尽管朝中派系针尖对麦芒,也最多只是把对手贬到地老天荒,赶尽杀绝的事不大发生。
稳定压倒一切,可谓朝野共识。
于是,尽管有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和派系斗争,中唐的统治集团仍然致力于国家管理的有序化,包括财政收入实行两税法,人才选拔完善科举制。这两种制度及其深远意义是下面一节要展开讨论的,但可以肯定,较之初盛唐生龙活虎的开拓进取,中唐更希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程式化规范化的七律,便很符合这种心理。尽管它因为过于工整而难免呆滞,但严守格律却能保证基本品质,至少读起来抑扬顿挫。可见平仄和对仗很有意义,呆滞的缺憾则可以由晚唐五代兴起的“长短句”(词)来弥补。
何况没有谁只写七律,即便同为七律也气质不同。事实上,中晚唐文坛人才之辈出,个性之鲜明,风格之多样,均远胜于前,甚至有幽奇诡异如李贺: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266]
这可真是堪称“鬼才”。
个性鲜明是因为感情细腻。的确,如果说初盛唐更关注外部世界,那么中晚唐便更在意内心感受。因此,就连边塞诗的调性也不同于高适和岑参,比如李益: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267]
没错,反映戍边之苦,批判相关政策的不合理,历来是边塞诗的主题之一。高适就说: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但,高诗是陈述事实,表达的是谴责;李作是描写氛围,表达的是伤感。区别是微妙的,也是明显的。[268]
只不过,这也是时代之别。
杜甫的贡献在七律。
七律是格律诗的一种,在后世更是常用的一种。但在初唐和盛唐,诗人们更喜欢的是古体,比如李白和岑参;或者五绝和五律,比如孟浩然和王维。王昌龄的名作更清一色都是七绝,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和“一片冰心在玉壶”。创作七律的也有,却乏善可陈。
让事情发生变化的,是杜甫。
杜甫当然是全才。他的五古如《羌村三首》,七古如《饮中八仙歌》已于前介绍,其余则五律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五绝如“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七绝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也全都脍炙人口。[257]
但真正超越了前人的,还是他的七律。
比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被称为古今七律之冠的作品,因为不但完全符合格律,而且做到了极致: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简直就是既可以学习又无法企及的范本。[258]
也许,必须稍微讲点这方面的知识。
跟所有格律诗一样,七律最重要的是平仄。平,大体上就是现代汉语四声中的阴平和阳平。仄,则是上声(上读如赏)和去声,再加古代的入声。所以,某些现在读平声的字比如发、七、出,也是仄,因为在古代是入声。
平仄的要求叫粘对。粘就是相同,对就是相反。一般地说,一句当中,第二个字与第四个字,第四个字与第六个字都要平仄相反。一首诗当中,第一句和第二句要相反,否则叫失对。第三句和第二句却要相同,否则叫失粘。以下由此类推。不过,韵脚的字,平仄是一样的。句中某些字,也可以马虎,但平脚的句子不能除韵脚外只有一个平声。[259]
符合要求,又怎么样呢?
就会错落有致。因为字与字,句与句,都是相反之后又相同,相同之后又相反,读起来特别好听。
这是音乐之美。
平仄之外是对仗,包括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比如杜甫的“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就是每个字都对上了,可称工对。[260]
这是文学之美。
词性要相同,平仄要相反,这当然很难。但,由于我们这个世界原本充满了矛盾,对仗的使用便可能因为张力而产生奇效,比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或者“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261]
至于七律,也有它的优越性:七言较之五言,八句较之四句,空间更大,余地更多,可以游刃有余地起承转合,尽管难度也因此更大。所以中唐以后,七律便佳作频出,金句迭现。比方说,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以及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262]
当然,更多的名句应该还是出自七绝。比方说,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及白居易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263]
杜牧就更是堪称七绝之王,他的许多佳作恐怕是必须整首照录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实在让人爱不释手,更不用说“停车坐爱枫林晚”和“牧童遥指杏花村”了。[264]
七言和律绝成为主流,已是趋势。
这当然有原因,有道理。五绝太短,不能尽兴,长歌又不便于记忆。包括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那样的名作,也没有多少人背得下来。真正流传千古的,恰恰是那些明白如话让人一见倾心的七绝,比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265]
再就是七律了。七律其实是七绝的叠加,只不过三四两句(颔联)和五六两句(颈联)都必须对仗,四五两句又平仄相同,因此读起来回肠荡气,比如李商隐的《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在这里,看要读如堪。
无疑,正如杜甫不同于李白,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也各有千秋。商隐耐人寻味,杜牧清新可人,体现出的时代精神却相当一致,那就是沉稳、多样和内向。
沉稳是必然的。安史乱后,人心思治,天下求稳,受够了动乱的君臣都希望过安生日子。所以,尽管有藩镇时不时地叛乱,却很快就平息;尽管朝中派系针尖对麦芒,也最多只是把对手贬到地老天荒,赶尽杀绝的事不大发生。
稳定压倒一切,可谓朝野共识。
于是,尽管有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和派系斗争,中唐的统治集团仍然致力于国家管理的有序化,包括财政收入实行两税法,人才选拔完善科举制。这两种制度及其深远意义是下面一节要展开讨论的,但可以肯定,较之初盛唐生龙活虎的开拓进取,中唐更希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程式化规范化的七律,便很符合这种心理。尽管它因为过于工整而难免呆滞,但严守格律却能保证基本品质,至少读起来抑扬顿挫。可见平仄和对仗很有意义,呆滞的缺憾则可以由晚唐五代兴起的“长短句”(词)来弥补。
何况没有谁只写七律,即便同为七律也气质不同。事实上,中晚唐文坛人才之辈出,个性之鲜明,风格之多样,均远胜于前,甚至有幽奇诡异如李贺: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266]
这可真是堪称“鬼才”。
个性鲜明是因为感情细腻。的确,如果说初盛唐更关注外部世界,那么中晚唐便更在意内心感受。因此,就连边塞诗的调性也不同于高适和岑参,比如李益: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267]
没错,反映戍边之苦,批判相关政策的不合理,历来是边塞诗的主题之一。高适就说: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但,高诗是陈述事实,表达的是谴责;李作是描写氛围,表达的是伤感。区别是微妙的,也是明显的。[268]
只不过,这也是时代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