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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肃宗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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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亨离开父皇,看上去也是事出偶然。
六月十五日,玄宗一行准备离开马嵬坡,但何去何从却又成了问题。经历了腥风血雨的皇帝变得谦和,甚至虚心地听取了禁卫军的意见。将士们却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有的说去陇西,有的说去灵武,有的说去太原,还有人主张杀回长安。最后,还是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一锤定音:先去扶风避避风头看看再说。这才有了前面所说分蜀锦的一幕。[138]
然而动身之时,乡亲们却来了。
这些纯朴的民众是来挽留玄宗的。他们拦在马前言辞诚恳地说:宫殿是陛下的家居,陵寝是陛下的坟墓。陛下抛弃家居和坟墓,要到哪里去,又能到哪里去?
玄宗无奈,只好留下太子做工作。
父老乡亲们又说:至尊一定要走,就请太子殿下率领我等收复长安。我等生于圣代,世为唐民,愿同心同德,讨伐逆贼。如果至尊和殿下都不留,谁为中原百姓做主?
这时,围住太子的已有数千人。
太子只好不走。
不走也有三个原因。一是走不了,二是不想走,三是不敢走。长期以来,太子李亨先是受李林甫打压,后是被杨国忠排挤,但两任宰相都如此猖狂,不就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父皇吗?如果再跟父皇去蜀中,谁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更何况,此刻是多好的机会呀!杨国忠死了,杨贵妃也死了,一向强势的父皇其实很受伤,也很清楚自己的鞭子现在有多长。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决不能错失良机。
太子这么想,太子党就更是这么想。李亨的两个儿子和宦官李辅国抓住缰绳力陈利害,看出太子心中动摇的父老乡亲更是将他团团围定,太子只好答应他们。于是,一直在远处等待的唐玄宗得到消息:太子殿下走不了啦!
皇帝一声长叹:天意![139]
天意即民意。正如李亨之子李倓(读如谈)所说,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而当前的人心所向就是平叛。平叛就不能去蜀中,而应该去西北,去华北。只有高举义旗,联合西北和华北的力量,才能凝聚人心,重整河山。[140]
因此,太子与皇帝,只能分道扬镳。
实际上,看看前面的图和表就知道,尽管玄宗和李亨的前进速度几乎一样,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皇帝走的是逃亡路线,太子走的是救亡路线。尽管李亨的才干和魄力都远不如父皇,但这一次的选择,却高下立判。
当然,李亨的正确也许是逼出来的。一开始,他也是在逃亡,既要逃离叛军的兵锋,也要逃离父皇的控制,因此头几天几乎是一路狂奔。路途之狼狈,不亚于乃父。[141]
但是到了灵武,就完全不同了。
灵武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北,开元九年(721)帝国在这里设置了朔方节度区。看看地图就知道,由北向南的黄河以东,北边是安禄山的根据地河东、范阳、平卢,中间是双方交战区,南边是洛阳和长安两大沦陷区,河西则是朔方节度区。以灵武为指挥部,朔方为大本营,东进可以直捣安禄山的老窝,南下可以收复两京,可谓左右逢源。
朔方节度区条件也好。境内有大量的营田和牧场,杂居着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等游牧民族,以及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因此,朔方军跟安禄山的叛军一样,也是多民族之混编部队。如果我们还知道,太子李亨曾经兼任朔方节度大使一职,便会觉得这种安排简直就是天意。
李亨也没有错过机会。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三日,也就是跟玄宗分手差不多一个月后,李亨在朔方留守官员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当日,改元至德,因此本年也叫至德元载。[142]
这时,李亨到达灵武只有三天。
如此匆忙即位,是会引起怀疑的,这才有了煞费苦心想出的年号。至德来自《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意为最高道德就是孝。显然,肃宗需要向天下人宣示,他的称帝是为了领导平叛,以便尽快将父皇迎回长安。作为皇太子,这才是大孝,也才是至德,是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正当行为。
问题在于,领导平叛与当起皇帝来,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玄宗对此也没有明确授权,李亨反倒不无参与甚至主导马嵬事变的嫌疑。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陈玄礼向唐玄宗提出诛杀杨国忠之前,是请示过太子的,只不过太子的态度不够明朗。不明朗也可以有多种理解,比如默许,甚至是希望万无一失,或者干脆是后世史家的春秋笔法。[143]
但,陈玄礼为什么要请示太子?
没有证据显示,两人此前有过交集,唐玄宗也不会允许禁卫军司令官与皇太子眉来眼去。实际上,事变之后他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陈玄礼对皇帝依然忠心耿耿,一路护驾去了蜀中。回到长安后,又被肃宗安排提前退休。[144]
陈玄礼不是太子党。
可疑的是王思礼。这个曾经主张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的高丽人,在马嵬坡事变前一天深夜来到金城,被玄宗任命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以后又匆匆离去。问题是此人并没有遵旨履新,而是在肃宗即位后追随了新皇帝,官至司空,成为大唐开国以来唯一不曾担任宰相而位至三公的人。[145]
这就难免让人怀疑,王思礼究竟有什么特殊贡献?莫非在那不寻常的深夜,他与皇太子、高力士或者陈玄礼有过什么密谈,直接导致了第二天事变的发生?可惜,史书上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我们也只能疑罪从无。[146]
可以肯定的是,陈玄礼清楚太子与杨家的关系。洛阳沦陷后,唐玄宗曾经打算御驾亲征,令太子监国。杨氏兄妹得到消息抱头痛哭,贵妃娘娘则嘴含土块,以请求皇帝赐死的方式,梨花带雨般地进行劝阻,太子监国终于泡汤。[147]
显然,杨国忠固然是死敌,杨玉环也是障碍。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杀了杨国忠之后还要杀杨贵妃——如果留下这个女人,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嘴里又会含块石头呢?
杨玉环非死不可。
这一点,皇太子、高力士和陈玄礼都心知肚明。至于他们是进行了密谋,还是心照不宣地听任禁卫军闹事,已经不再重要。就连唐玄宗,恐怕也看清楚了大势所趋,这才不但在马嵬坡放走了李亨,还对他的称帝表示追认。
一切都那么机缘巧合,又那么顺理成章。
当然,该上演的戏码还得照演不误。礼治的中国从来就是政治舞台,忸怩作态是必须要走的过场。因此,李亨即位之前,臣僚的劝进需要多达五到六次,太子才能装着不得已而顺从民意。总之,新历史总算拉开了帷幕,尽管拥戴肃宗的官员其实寥若晨星,正如他的政府不过草台班子。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步又走对了。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出以后,当月就有安禄山手下五千同罗将士向朔方投诚,大唐的京兆尹(首都市长)和长安县令则在西市(外贸区)率众欢呼,杀叛军数千人,然后浩浩荡荡奔赴灵武。[148]
接着,李泌(读如必)来了,带来了平叛方略。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来了,带来了精兵强将。这是肃宗时期最为重要的三个人物。有了他们,在灵武城楼草草登基的肃宗皇帝才不再是孤家寡人,大唐的复兴也才有了希望,虽然这过程漫长曲折得就像黄河,必须走过九曲十八弯。
李亨离开父皇,看上去也是事出偶然。
六月十五日,玄宗一行准备离开马嵬坡,但何去何从却又成了问题。经历了腥风血雨的皇帝变得谦和,甚至虚心地听取了禁卫军的意见。将士们却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有的说去陇西,有的说去灵武,有的说去太原,还有人主张杀回长安。最后,还是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一锤定音:先去扶风避避风头看看再说。这才有了前面所说分蜀锦的一幕。[138]
然而动身之时,乡亲们却来了。
这些纯朴的民众是来挽留玄宗的。他们拦在马前言辞诚恳地说:宫殿是陛下的家居,陵寝是陛下的坟墓。陛下抛弃家居和坟墓,要到哪里去,又能到哪里去?
玄宗无奈,只好留下太子做工作。
父老乡亲们又说:至尊一定要走,就请太子殿下率领我等收复长安。我等生于圣代,世为唐民,愿同心同德,讨伐逆贼。如果至尊和殿下都不留,谁为中原百姓做主?
这时,围住太子的已有数千人。
太子只好不走。
不走也有三个原因。一是走不了,二是不想走,三是不敢走。长期以来,太子李亨先是受李林甫打压,后是被杨国忠排挤,但两任宰相都如此猖狂,不就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父皇吗?如果再跟父皇去蜀中,谁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更何况,此刻是多好的机会呀!杨国忠死了,杨贵妃也死了,一向强势的父皇其实很受伤,也很清楚自己的鞭子现在有多长。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决不能错失良机。
太子这么想,太子党就更是这么想。李亨的两个儿子和宦官李辅国抓住缰绳力陈利害,看出太子心中动摇的父老乡亲更是将他团团围定,太子只好答应他们。于是,一直在远处等待的唐玄宗得到消息:太子殿下走不了啦!
皇帝一声长叹:天意![139]
天意即民意。正如李亨之子李倓(读如谈)所说,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而当前的人心所向就是平叛。平叛就不能去蜀中,而应该去西北,去华北。只有高举义旗,联合西北和华北的力量,才能凝聚人心,重整河山。[140]
因此,太子与皇帝,只能分道扬镳。
实际上,看看前面的图和表就知道,尽管玄宗和李亨的前进速度几乎一样,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皇帝走的是逃亡路线,太子走的是救亡路线。尽管李亨的才干和魄力都远不如父皇,但这一次的选择,却高下立判。
当然,李亨的正确也许是逼出来的。一开始,他也是在逃亡,既要逃离叛军的兵锋,也要逃离父皇的控制,因此头几天几乎是一路狂奔。路途之狼狈,不亚于乃父。[141]
但是到了灵武,就完全不同了。
灵武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北,开元九年(721)帝国在这里设置了朔方节度区。看看地图就知道,由北向南的黄河以东,北边是安禄山的根据地河东、范阳、平卢,中间是双方交战区,南边是洛阳和长安两大沦陷区,河西则是朔方节度区。以灵武为指挥部,朔方为大本营,东进可以直捣安禄山的老窝,南下可以收复两京,可谓左右逢源。
朔方节度区条件也好。境内有大量的营田和牧场,杂居着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等游牧民族,以及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因此,朔方军跟安禄山的叛军一样,也是多民族之混编部队。如果我们还知道,太子李亨曾经兼任朔方节度大使一职,便会觉得这种安排简直就是天意。
李亨也没有错过机会。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三日,也就是跟玄宗分手差不多一个月后,李亨在朔方留守官员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当日,改元至德,因此本年也叫至德元载。[142]
这时,李亨到达灵武只有三天。
如此匆忙即位,是会引起怀疑的,这才有了煞费苦心想出的年号。至德来自《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意为最高道德就是孝。显然,肃宗需要向天下人宣示,他的称帝是为了领导平叛,以便尽快将父皇迎回长安。作为皇太子,这才是大孝,也才是至德,是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正当行为。
问题在于,领导平叛与当起皇帝来,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玄宗对此也没有明确授权,李亨反倒不无参与甚至主导马嵬事变的嫌疑。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陈玄礼向唐玄宗提出诛杀杨国忠之前,是请示过太子的,只不过太子的态度不够明朗。不明朗也可以有多种理解,比如默许,甚至是希望万无一失,或者干脆是后世史家的春秋笔法。[143]
但,陈玄礼为什么要请示太子?
没有证据显示,两人此前有过交集,唐玄宗也不会允许禁卫军司令官与皇太子眉来眼去。实际上,事变之后他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陈玄礼对皇帝依然忠心耿耿,一路护驾去了蜀中。回到长安后,又被肃宗安排提前退休。[144]
陈玄礼不是太子党。
可疑的是王思礼。这个曾经主张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的高丽人,在马嵬坡事变前一天深夜来到金城,被玄宗任命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以后又匆匆离去。问题是此人并没有遵旨履新,而是在肃宗即位后追随了新皇帝,官至司空,成为大唐开国以来唯一不曾担任宰相而位至三公的人。[145]
这就难免让人怀疑,王思礼究竟有什么特殊贡献?莫非在那不寻常的深夜,他与皇太子、高力士或者陈玄礼有过什么密谈,直接导致了第二天事变的发生?可惜,史书上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我们也只能疑罪从无。[146]
可以肯定的是,陈玄礼清楚太子与杨家的关系。洛阳沦陷后,唐玄宗曾经打算御驾亲征,令太子监国。杨氏兄妹得到消息抱头痛哭,贵妃娘娘则嘴含土块,以请求皇帝赐死的方式,梨花带雨般地进行劝阻,太子监国终于泡汤。[147]
显然,杨国忠固然是死敌,杨玉环也是障碍。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杀了杨国忠之后还要杀杨贵妃——如果留下这个女人,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嘴里又会含块石头呢?
杨玉环非死不可。
这一点,皇太子、高力士和陈玄礼都心知肚明。至于他们是进行了密谋,还是心照不宣地听任禁卫军闹事,已经不再重要。就连唐玄宗,恐怕也看清楚了大势所趋,这才不但在马嵬坡放走了李亨,还对他的称帝表示追认。
一切都那么机缘巧合,又那么顺理成章。
当然,该上演的戏码还得照演不误。礼治的中国从来就是政治舞台,忸怩作态是必须要走的过场。因此,李亨即位之前,臣僚的劝进需要多达五到六次,太子才能装着不得已而顺从民意。总之,新历史总算拉开了帷幕,尽管拥戴肃宗的官员其实寥若晨星,正如他的政府不过草台班子。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步又走对了。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出以后,当月就有安禄山手下五千同罗将士向朔方投诚,大唐的京兆尹(首都市长)和长安县令则在西市(外贸区)率众欢呼,杀叛军数千人,然后浩浩荡荡奔赴灵武。[148]
接着,李泌(读如必)来了,带来了平叛方略。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来了,带来了精兵强将。这是肃宗时期最为重要的三个人物。有了他们,在灵武城楼草草登基的肃宗皇帝才不再是孤家寡人,大唐的复兴也才有了希望,虽然这过程漫长曲折得就像黄河,必须走过九曲十八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