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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渔阳鼙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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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华清宫,跟往年并没有太多不同。皇帝照例在十月份就来到骊山,跟他心爱的女人鸳鸯戏水。七十一岁的他对帝国的政务越来越没兴趣,反应也越来越迟钝,以至于安禄山起兵的情报传来时,他竟然只是草草看了一眼,就满不在乎地放在一边,然后笑呵呵地对杨玉环说:爱妃呀,又有人告你那个禄儿谋反了。[93]
贵妃娘娘大约也只是嫣然一笑。他们都没想到,那渔阳敲响的鼙鼓(鼙读如皮)竟会“惊破《霓裳羽衣曲》”。[94]
鼙鼓就是军中的小鼓,渔阳则是现在的天津蓟县(蓟读如纪),因县城在渔山之南而得名。玄宗一直认为,安禄山驻军此地,是为了替他看守帝国的北大门,对付那些不安分的契丹和奚族,哪想到这家伙竟会调转枪头呢?
实际上,安禄山早就利用“双料胡人”的身份,集结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核心当然是他的本族粟特。粟特跟当时的阿拉伯人一样,也是游牧商贸民族,只不过信仰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他们长期在大唐帝国各地经商,积累起来的财富则源源不断地流向柳城大本营,也流向安禄山的库房。
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安禄山的本名轧荦山在粟特语中就是光明,也是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的光明之神。把神赐的财富献给神之子,靠商贸将散居的粟特人凝聚起来,都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甚至顺理成章。[95]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安禄山长袖善舞。
财大气粗的安禄山甚至拥有一支八千人的敢死队,由契丹和奚族的战士组成,号称“曳落河”,意为壮士。至于他的亲兵部队,则全部是英勇善战以一当十的家奴。[96]
这些情况,唐玄宗和杨国忠都一无所知。要知道,就在安禄山回到范阳一个月后,他还上奏朝廷,声称俘虏了奚王李日越。他的敢死队,怎么会是契丹和奚族人?[97]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被安禄山骗了。
没错,契丹和奚族曾经是帝国的边患,但他们早就不再与大唐为敌,只想安安生生在自己的地盘上过日子。安禄山却不肯消停。作为被唐玄宗信任、杨国忠猜忌的边将,他必须制造危机四伏的假象,也必须创造克敌制胜的战功。
结果是什么呢?是一起又一起的谋杀案。那些对安禄山充满信任的契丹和奚族部落酋长,毫无防范地被这家伙以请客吃饭为名诱杀,其部下则被安禄山收为养子。这些勇敢而单纯的人被告知,安禄山这样做,完全是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所有的账都应该向大唐清算。[98]
呵呵,军功就这样建立,仇恨就这样制造,对手就这样消灭,力量就这样壮大。安禄山一箭四雕。
因此,当这个经纪商出身的节度使,决定以此为资本做一笔大买卖时,他很轻易地就组建起以通古斯系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混编部队,号称二十万(实际十五万),以“剿灭国贼杨国忠”为名在华北地区举起叛旗。
这一天,是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99]
叛乱是精心策划的。因为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誓师的第二天,北京(今山西太原)副留守就成了叛军的俘虏。可见这伙人是在按计划展开行动,包括让朝廷误以为他们要沿着当年李渊的路线,从太原直取关中。
唐玄宗却要到七天以后才相信这一事实,杨国忠更是为自己的判断被证实而扬扬得意。他对皇帝说:叛乱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其他人不会响应。过不了几天,这家伙的脑袋就会被送到行宫,兵不血刃而叛乱可平。
群臣面面相觑,玄宗却很以为然。[100]
不能说杨国忠全无道理,因为武则天时代徐敬业谋反的结果就是如此。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如下表所示,帝国的政府军根本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凌厉攻势。从范阳起兵,到洛阳沦陷,竟然只有短短三十四天。难怪安禄山会好奇:杨国忠的脑袋为什么迟迟还没有送来?[101]
作为替罪羊而被杀的,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高丽族裔的高仙芝是帝国名将,也是大唐盛极而衰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故事以后还要讲到。封常清则是高仙芝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人,时任安西节度使。他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跟杨国忠如出一辙,而且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声称将逆胡之首献于阙下,简直就指日可待。[102]
玄宗皇帝转忧为喜。他调兵遣将,在半个多月内设下三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率军一万守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第二道,封常清作为新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守洛阳,就地募兵六万;第三道,高仙芝以兵马副元帅身份守陕郡(今河南省陕县),兵力五万。有此三道防线,又有两位亲密战友并肩作战,安禄山似乎不足为虑。[103]
然而高仙芝在十二月初一刚刚离开长安,初五那天陈留就失守了。奔赴洛阳的封常清也发现,那些临时招募的兵勇根本挡不住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叛军。浴血奋战的封常清五战五败,力不能支,东都洛阳终于沦陷。[104]
屡战屡败的封常清只好西奔陕郡,高仙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退守潼关。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陕郡无险可守,潼关则并无重兵。如果叛军拿下或绕过陕郡直取潼关,帝国的东大门就会被他们打开,首都长安就会危如累卵。
唐玄宗却把高仙芝和封常清杀了。
已经很难判断皇帝当时的心理,只知道封常清兵败之后三次派人报告战况,玄宗都拒不接见;自己想亲赴长安面陈利害方略,走到渭南也被挡回。相反,一个小人的谗言玄宗倒是全听进去了,尽管那家伙无德无能也不会打仗。[105]
小人叫边令诚,是皇帝派到高仙芝身边监军的宦官。监军制度古已有之,宦官监军却是唐玄宗的发明。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出此昏招,结果却不难想象:不懂军事的边令诚颐指气使,身经百战的高仙芝则嗤之以鼻。那个以皇帝为后台的家伙向高仙芝索贿,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响应。[106]
边令诚怀恨在心,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转移则给了他打击报复的口实。洛阳沦陷六天之后,已经被免去职务的封常清又被边令诚奉玄宗之命斩于潼关军中。临刑前,封常清交出了早就写好的遗表,文中希望皇帝不要轻敌,盼望朝廷早日平叛。拳拳报国之心,可谓跃然纸上。
封常清被杀后,边令诚又奉命来杀高仙芝。高仙芝悲愤满腔地对边令诚说:遇敌而退,我死有余辜。但,以贪污军粮军饷为罪名,这是诬陷。上有天,下有地,三军将士个个都在,足下莫非真不知道我高仙芝有没有贪腐罪?
边令诚不回答。
高仙芝便对部下说:弟兄们,我把大家召来,原本是要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现在却只想讨句公道话。如果我真的贪污了诸位的粮饷,就喊有罪;没有,请喊声冤枉。
结果,三军将士齐呼冤枉,吼声震地。[107]
此案影响长远。就唐代而言,它开启了宦官干政左右朝局的祸端。就历史而言,同样的错误明代还要再犯。这就不能不做出深刻检讨,但也只能留待将来。因为宦官之祸要到明代才登峰造极,才真正令人发指。
唐玄宗却一点都没发现错了。照理说,他应该知道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何况被杀的还是既忠心耿耿又英勇善战的名将!他也应该知道,如果不是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稳坐在长安。现在,大敌当前而长城自毁,他又靠谁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安禄山?
皇帝想到了哥舒翰。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华清宫,跟往年并没有太多不同。皇帝照例在十月份就来到骊山,跟他心爱的女人鸳鸯戏水。七十一岁的他对帝国的政务越来越没兴趣,反应也越来越迟钝,以至于安禄山起兵的情报传来时,他竟然只是草草看了一眼,就满不在乎地放在一边,然后笑呵呵地对杨玉环说:爱妃呀,又有人告你那个禄儿谋反了。[93]
贵妃娘娘大约也只是嫣然一笑。他们都没想到,那渔阳敲响的鼙鼓(鼙读如皮)竟会“惊破《霓裳羽衣曲》”。[94]
鼙鼓就是军中的小鼓,渔阳则是现在的天津蓟县(蓟读如纪),因县城在渔山之南而得名。玄宗一直认为,安禄山驻军此地,是为了替他看守帝国的北大门,对付那些不安分的契丹和奚族,哪想到这家伙竟会调转枪头呢?
实际上,安禄山早就利用“双料胡人”的身份,集结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核心当然是他的本族粟特。粟特跟当时的阿拉伯人一样,也是游牧商贸民族,只不过信仰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他们长期在大唐帝国各地经商,积累起来的财富则源源不断地流向柳城大本营,也流向安禄山的库房。
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安禄山的本名轧荦山在粟特语中就是光明,也是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的光明之神。把神赐的财富献给神之子,靠商贸将散居的粟特人凝聚起来,都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甚至顺理成章。[95]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安禄山长袖善舞。
财大气粗的安禄山甚至拥有一支八千人的敢死队,由契丹和奚族的战士组成,号称“曳落河”,意为壮士。至于他的亲兵部队,则全部是英勇善战以一当十的家奴。[96]
这些情况,唐玄宗和杨国忠都一无所知。要知道,就在安禄山回到范阳一个月后,他还上奏朝廷,声称俘虏了奚王李日越。他的敢死队,怎么会是契丹和奚族人?[97]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被安禄山骗了。
没错,契丹和奚族曾经是帝国的边患,但他们早就不再与大唐为敌,只想安安生生在自己的地盘上过日子。安禄山却不肯消停。作为被唐玄宗信任、杨国忠猜忌的边将,他必须制造危机四伏的假象,也必须创造克敌制胜的战功。
结果是什么呢?是一起又一起的谋杀案。那些对安禄山充满信任的契丹和奚族部落酋长,毫无防范地被这家伙以请客吃饭为名诱杀,其部下则被安禄山收为养子。这些勇敢而单纯的人被告知,安禄山这样做,完全是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所有的账都应该向大唐清算。[98]
呵呵,军功就这样建立,仇恨就这样制造,对手就这样消灭,力量就这样壮大。安禄山一箭四雕。
因此,当这个经纪商出身的节度使,决定以此为资本做一笔大买卖时,他很轻易地就组建起以通古斯系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混编部队,号称二十万(实际十五万),以“剿灭国贼杨国忠”为名在华北地区举起叛旗。
这一天,是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99]
叛乱是精心策划的。因为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誓师的第二天,北京(今山西太原)副留守就成了叛军的俘虏。可见这伙人是在按计划展开行动,包括让朝廷误以为他们要沿着当年李渊的路线,从太原直取关中。
唐玄宗却要到七天以后才相信这一事实,杨国忠更是为自己的判断被证实而扬扬得意。他对皇帝说:叛乱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其他人不会响应。过不了几天,这家伙的脑袋就会被送到行宫,兵不血刃而叛乱可平。
群臣面面相觑,玄宗却很以为然。[100]
不能说杨国忠全无道理,因为武则天时代徐敬业谋反的结果就是如此。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如下表所示,帝国的政府军根本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凌厉攻势。从范阳起兵,到洛阳沦陷,竟然只有短短三十四天。难怪安禄山会好奇:杨国忠的脑袋为什么迟迟还没有送来?[101]
作为替罪羊而被杀的,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高丽族裔的高仙芝是帝国名将,也是大唐盛极而衰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故事以后还要讲到。封常清则是高仙芝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人,时任安西节度使。他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跟杨国忠如出一辙,而且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声称将逆胡之首献于阙下,简直就指日可待。[102]
玄宗皇帝转忧为喜。他调兵遣将,在半个多月内设下三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率军一万守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第二道,封常清作为新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守洛阳,就地募兵六万;第三道,高仙芝以兵马副元帅身份守陕郡(今河南省陕县),兵力五万。有此三道防线,又有两位亲密战友并肩作战,安禄山似乎不足为虑。[103]
然而高仙芝在十二月初一刚刚离开长安,初五那天陈留就失守了。奔赴洛阳的封常清也发现,那些临时招募的兵勇根本挡不住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叛军。浴血奋战的封常清五战五败,力不能支,东都洛阳终于沦陷。[104]
屡战屡败的封常清只好西奔陕郡,高仙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退守潼关。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陕郡无险可守,潼关则并无重兵。如果叛军拿下或绕过陕郡直取潼关,帝国的东大门就会被他们打开,首都长安就会危如累卵。
唐玄宗却把高仙芝和封常清杀了。
已经很难判断皇帝当时的心理,只知道封常清兵败之后三次派人报告战况,玄宗都拒不接见;自己想亲赴长安面陈利害方略,走到渭南也被挡回。相反,一个小人的谗言玄宗倒是全听进去了,尽管那家伙无德无能也不会打仗。[105]
小人叫边令诚,是皇帝派到高仙芝身边监军的宦官。监军制度古已有之,宦官监军却是唐玄宗的发明。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出此昏招,结果却不难想象:不懂军事的边令诚颐指气使,身经百战的高仙芝则嗤之以鼻。那个以皇帝为后台的家伙向高仙芝索贿,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响应。[106]
边令诚怀恨在心,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转移则给了他打击报复的口实。洛阳沦陷六天之后,已经被免去职务的封常清又被边令诚奉玄宗之命斩于潼关军中。临刑前,封常清交出了早就写好的遗表,文中希望皇帝不要轻敌,盼望朝廷早日平叛。拳拳报国之心,可谓跃然纸上。
封常清被杀后,边令诚又奉命来杀高仙芝。高仙芝悲愤满腔地对边令诚说:遇敌而退,我死有余辜。但,以贪污军粮军饷为罪名,这是诬陷。上有天,下有地,三军将士个个都在,足下莫非真不知道我高仙芝有没有贪腐罪?
边令诚不回答。
高仙芝便对部下说:弟兄们,我把大家召来,原本是要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现在却只想讨句公道话。如果我真的贪污了诸位的粮饷,就喊有罪;没有,请喊声冤枉。
结果,三军将士齐呼冤枉,吼声震地。[107]
此案影响长远。就唐代而言,它开启了宦官干政左右朝局的祸端。就历史而言,同样的错误明代还要再犯。这就不能不做出深刻检讨,但也只能留待将来。因为宦官之祸要到明代才登峰造极,才真正令人发指。
唐玄宗却一点都没发现错了。照理说,他应该知道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何况被杀的还是既忠心耿耿又英勇善战的名将!他也应该知道,如果不是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稳坐在长安。现在,大敌当前而长城自毁,他又靠谁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安禄山?
皇帝想到了哥舒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