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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姚崇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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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点被杀的是郭元振。
郭元振是大功臣。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唐玄宗发兵捕杀太平公主党羽,太上皇李旦闻变登上城楼,正是郭元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率兵前往护驾。他对李旦说:皇帝奉命诛灭乱党。没有别的,请陛下放心![7]
这就不但稳住了李旦,也为事变定了调子。之后,以太上皇名义发布的诏书便声称公主的党羽妄图弑君谋篡,被皇帝奉太上皇之命讨除。李隆基的行动因此有了合法性,郭元振的作用则几乎相当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8]
然而十月十三日的阅兵式上,玄宗却突然翻脸,以“军容不整”的罪名要将郭元振军法从事。只是由于另外两位新任宰相跪在马前苦苦哀求,才饶他不死改判流放。[9]
这很奇怪。军容不整当然牵强,兔死狗烹也未必。郭元振不是韩信,并不对皇权构成威胁,至少可烹可不烹。事实上为他求情的那两人,便正是因为有功而拜相。更何况玄宗当真要杀郭元振,又岂是他们能够劝阻的?
显然,这是假装要杀。
假装要杀也未必是为了立威,至少并不完全如此。威当然要立,却不一定要靠杀人,实际上也没有杀。因此结论只有一个:玄宗不想要郭元振的脑袋,却想要他的职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职位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或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样说,有证据吗?
有。因为就在第二天,即十月十四日,唐玄宗便立即任命他人接替了郭元振的职务。此人时任同州刺史,受命之前不过是阅兵式的观礼人员,也不曾参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的行动,可见玄宗的任免其实深思熟虑蓄谋已久。因此,谁来接替那倒霉的郭元振,便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所在。
继任的叫姚崇。
姚崇是武则天的人。八年多以前,则天皇帝逊位,中宗君臣弹冠相庆,只有姚崇泣不成声。旁边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合时宜,姚崇却表示悲从中来情不自禁,而且惜别旧君正是人臣之义。结果,他当天就由宰相贬为刺史。[10]
玄宗皇帝看中的,却正是这份忠诚。
忠诚历来就是君主对臣僚的要求,只不过忠诚或忠臣也有两种。一种是谋臣之忠。他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殚精竭虑替君主谋划,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敢冒风险也甘冒风险。至于所谋之事是否正当,则不在考虑之列。
另一种是贤臣之忠。他们当然会恪守君臣大义,为君主的事业鞠躬尽瘁。但这与其说是忠于君主本人,不如说是忠于自己认可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这就要求对方是英明的领袖,起码也是合格的君主。如此,贤臣才能借助君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1]
幸运的是,李隆基正好是一个想做圣君的人,姚崇的任命也被描述得极具戏剧性。据说,阅兵式的第二天,唐玄宗在渭水之滨打猎,姚崇被召见在马前。当时玄宗皇帝的心情和兴致都很好,便笑容满面地问他:爱卿会打猎吗?
姚崇说:臣读书不多。要说打猎,老当益壮。
很好!玄宗皇帝说。朕很久没有见你了,正好有些事情要听你的意见,跟着宰相们一起走吧!说完策马而去。
姚崇却不跟着,落在后面。
玄宗奇怪。
姚崇说:臣是小地方官,不该与宰相同列。
玄宗说:你现在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并不谢恩。
皇帝暗自惊讶,却也并不多问。到了行宫,玄宗让宰相们坐定,姚崇却跪下来说:臣有十项主张要奏明圣上。如果陛下认为事不可行,刚才的任命臣不敢奉诏。
玄宗说:尽管言无不尽,朕量力而行就是。
姚崇问:不靠严刑峻法,而以仁义治国,行吗?
玄宗说:这正是朕寄希望于爱卿的。
姚崇问:不穷兵黩武,不好大喜功,行吗?
玄宗说:完全可以。
姚崇问:宦官不得干预朝政,行吗?
玄宗说:考虑已久。
姚崇问:国戚不任宰相,冗官一律淘汰,行吗?
玄宗说:早该如此。
接下来姚崇提出的其他主张,玄宗全部接受,包括所有的臣僚都能犯颜直谏,他们的人格尊严不受欺侮;也包括将两汉和武周的历史教训记录在案,永为警示。于是姚崇山呼万岁:天下万幸!圣君千载难逢,姚崇敢不肝脑涂地。
玄宗说:赐坐。
原本坐在首位的中书令立即起身让座。
姚崇说:中书令是首相,姚崇岂敢僭越。
玄宗说:那就由你来做中书令。[12]
上述故事实在太像小说,所以不被正史采信。但,姚崇有这十项施政纲领是事实,担任了中书令也是事实,只不过要到两个月以后。原来的中书令,则被贬为刺史。[13]
这当然又是姚崇所为。某次上朝,姚崇一瘸一拐。玄宗关切地问:爱卿难道有足疾吗?
姚崇说:没有足疾,只有心病。
玄宗问:病在哪里?
姚崇答:中书令秘密地进了岐王府。[14]
久经沙场的玄宗皇帝立刻就听明白了。想想看,历史上哪一次政变不是因为内外勾结?尽管玄宗相信岐王作为自己的弟弟不会谋反,破坏政治规矩的人却必须严惩。
朝野轰动,因为下台的中书令是张说(读如月)。
张说早在武则天的时代便已名闻天下。长安三年(703)九月,国务委员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谋反,女皇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全体宰相组成合议庭,让魏元忠与原告在御前当面对质。于是张昌宗提出,传张说出庭作证。他的理由是:魏元忠妄议陛下老迈年高,乃是此人亲耳所闻。
没想到,张说进去后却一言不发。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朝堂外,正派的大臣担心张说作伪证,在他进去之前纷纷提出警告。御座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魏元忠沉不住气,高声叫道:张说,难道你要伙同张昌宗诬陷我吗?张昌宗则胜券在握,气焰嚣张地催着张说赶快作证。
张说这才开口。他先是斥责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像贩夫走卒一样没有见识!然后禀告武则天:陛下明鉴!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可以把人逼成这个样子,不难想象在外面何等猖狂。臣不敢欺君,臣确实不曾听见魏元忠有过不当言论,反倒是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黄。[15]
位卑官微的张说从此让人刮目相看。中宗即位后,他从放逐之地被召回京城,后来又跟姚崇和郭元振一起成为李隆基的太子党。只不过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郭元振保住了相位,张说被排挤到洛阳,所以都在七月三日的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姚崇却由于被贬到外地而与此无缘。
因此张说下课,以及其他“七三功臣”纷纷被贬,便被认为是姚崇的嫉妒所致。其实不然。玄宗不是睿宗,更不是中宗,岂是姚崇所能左右?说到底,他的翻脸不认人,根本原因是要开创新纪元。别忘了,新皇帝的新年号可是叫做“开元”的。走马换将,不过意味着启动新的程序而已。
那么,姚崇能让玄宗开门红吗?
差一点被杀的是郭元振。
郭元振是大功臣。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唐玄宗发兵捕杀太平公主党羽,太上皇李旦闻变登上城楼,正是郭元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率兵前往护驾。他对李旦说:皇帝奉命诛灭乱党。没有别的,请陛下放心![7]
这就不但稳住了李旦,也为事变定了调子。之后,以太上皇名义发布的诏书便声称公主的党羽妄图弑君谋篡,被皇帝奉太上皇之命讨除。李隆基的行动因此有了合法性,郭元振的作用则几乎相当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8]
然而十月十三日的阅兵式上,玄宗却突然翻脸,以“军容不整”的罪名要将郭元振军法从事。只是由于另外两位新任宰相跪在马前苦苦哀求,才饶他不死改判流放。[9]
这很奇怪。军容不整当然牵强,兔死狗烹也未必。郭元振不是韩信,并不对皇权构成威胁,至少可烹可不烹。事实上为他求情的那两人,便正是因为有功而拜相。更何况玄宗当真要杀郭元振,又岂是他们能够劝阻的?
显然,这是假装要杀。
假装要杀也未必是为了立威,至少并不完全如此。威当然要立,却不一定要靠杀人,实际上也没有杀。因此结论只有一个:玄宗不想要郭元振的脑袋,却想要他的职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职位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或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样说,有证据吗?
有。因为就在第二天,即十月十四日,唐玄宗便立即任命他人接替了郭元振的职务。此人时任同州刺史,受命之前不过是阅兵式的观礼人员,也不曾参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的行动,可见玄宗的任免其实深思熟虑蓄谋已久。因此,谁来接替那倒霉的郭元振,便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所在。
继任的叫姚崇。
姚崇是武则天的人。八年多以前,则天皇帝逊位,中宗君臣弹冠相庆,只有姚崇泣不成声。旁边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合时宜,姚崇却表示悲从中来情不自禁,而且惜别旧君正是人臣之义。结果,他当天就由宰相贬为刺史。[10]
玄宗皇帝看中的,却正是这份忠诚。
忠诚历来就是君主对臣僚的要求,只不过忠诚或忠臣也有两种。一种是谋臣之忠。他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殚精竭虑替君主谋划,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敢冒风险也甘冒风险。至于所谋之事是否正当,则不在考虑之列。
另一种是贤臣之忠。他们当然会恪守君臣大义,为君主的事业鞠躬尽瘁。但这与其说是忠于君主本人,不如说是忠于自己认可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这就要求对方是英明的领袖,起码也是合格的君主。如此,贤臣才能借助君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1]
幸运的是,李隆基正好是一个想做圣君的人,姚崇的任命也被描述得极具戏剧性。据说,阅兵式的第二天,唐玄宗在渭水之滨打猎,姚崇被召见在马前。当时玄宗皇帝的心情和兴致都很好,便笑容满面地问他:爱卿会打猎吗?
姚崇说:臣读书不多。要说打猎,老当益壮。
很好!玄宗皇帝说。朕很久没有见你了,正好有些事情要听你的意见,跟着宰相们一起走吧!说完策马而去。
姚崇却不跟着,落在后面。
玄宗奇怪。
姚崇说:臣是小地方官,不该与宰相同列。
玄宗说:你现在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并不谢恩。
皇帝暗自惊讶,却也并不多问。到了行宫,玄宗让宰相们坐定,姚崇却跪下来说:臣有十项主张要奏明圣上。如果陛下认为事不可行,刚才的任命臣不敢奉诏。
玄宗说:尽管言无不尽,朕量力而行就是。
姚崇问:不靠严刑峻法,而以仁义治国,行吗?
玄宗说:这正是朕寄希望于爱卿的。
姚崇问:不穷兵黩武,不好大喜功,行吗?
玄宗说:完全可以。
姚崇问:宦官不得干预朝政,行吗?
玄宗说:考虑已久。
姚崇问:国戚不任宰相,冗官一律淘汰,行吗?
玄宗说:早该如此。
接下来姚崇提出的其他主张,玄宗全部接受,包括所有的臣僚都能犯颜直谏,他们的人格尊严不受欺侮;也包括将两汉和武周的历史教训记录在案,永为警示。于是姚崇山呼万岁:天下万幸!圣君千载难逢,姚崇敢不肝脑涂地。
玄宗说:赐坐。
原本坐在首位的中书令立即起身让座。
姚崇说:中书令是首相,姚崇岂敢僭越。
玄宗说:那就由你来做中书令。[12]
上述故事实在太像小说,所以不被正史采信。但,姚崇有这十项施政纲领是事实,担任了中书令也是事实,只不过要到两个月以后。原来的中书令,则被贬为刺史。[13]
这当然又是姚崇所为。某次上朝,姚崇一瘸一拐。玄宗关切地问:爱卿难道有足疾吗?
姚崇说:没有足疾,只有心病。
玄宗问:病在哪里?
姚崇答:中书令秘密地进了岐王府。[14]
久经沙场的玄宗皇帝立刻就听明白了。想想看,历史上哪一次政变不是因为内外勾结?尽管玄宗相信岐王作为自己的弟弟不会谋反,破坏政治规矩的人却必须严惩。
朝野轰动,因为下台的中书令是张说(读如月)。
张说早在武则天的时代便已名闻天下。长安三年(703)九月,国务委员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谋反,女皇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全体宰相组成合议庭,让魏元忠与原告在御前当面对质。于是张昌宗提出,传张说出庭作证。他的理由是:魏元忠妄议陛下老迈年高,乃是此人亲耳所闻。
没想到,张说进去后却一言不发。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朝堂外,正派的大臣担心张说作伪证,在他进去之前纷纷提出警告。御座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魏元忠沉不住气,高声叫道:张说,难道你要伙同张昌宗诬陷我吗?张昌宗则胜券在握,气焰嚣张地催着张说赶快作证。
张说这才开口。他先是斥责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像贩夫走卒一样没有见识!然后禀告武则天:陛下明鉴!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可以把人逼成这个样子,不难想象在外面何等猖狂。臣不敢欺君,臣确实不曾听见魏元忠有过不当言论,反倒是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黄。[15]
位卑官微的张说从此让人刮目相看。中宗即位后,他从放逐之地被召回京城,后来又跟姚崇和郭元振一起成为李隆基的太子党。只不过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郭元振保住了相位,张说被排挤到洛阳,所以都在七月三日的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姚崇却由于被贬到外地而与此无缘。
因此张说下课,以及其他“七三功臣”纷纷被贬,便被认为是姚崇的嫉妒所致。其实不然。玄宗不是睿宗,更不是中宗,岂是姚崇所能左右?说到底,他的翻脸不认人,根本原因是要开创新纪元。别忘了,新皇帝的新年号可是叫做“开元”的。走马换将,不过意味着启动新的程序而已。
那么,姚崇能让玄宗开门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