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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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章
需要英联邦各国磋商的问题中，大多数都没有产生任何严重的意见冲突就得到了解决的，尽管有的问题后来证明确实是棘手的。1941年，在将来如何驻防托卜鲁克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一次这样意见分歧。该年9月，澳大利亚政府急于想把那支曾在保卫这个要塞的战斗中起过极大作用的澳军调回本国，因为这支军队的健康情况这时正使国内的人相当担忧。奥金莱克和丘吉尔都反对这个建议，可是澳大利亚人仍然坚持要求，最后，这支军队还是调防回国。这是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在军事方面许多争执中的第一件事。
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月，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提过建议，认为英联邦各国进行磋商的方法应予改变，以便适应新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建议，各自治领应当在伦敦常驻一个高级部长，这些部长将作为英联邦的战时内阁同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大臣们取得协调。可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伦敦或其他英联邦国家首都的赞同。丘吉尔指出，英联邦各国的常驻部长并不能赋有随时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这种做法毫无用处。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内，主要是通过电报或者通过各自治领部长之间的相互访问来进行磋商。这个办法证明是有效的。英联邦国家的高级部长在战争期间每年访问伦敦，并在访问期间参加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会议。1941年6月，英国政府也任命了一位常驻内阁大臣为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总部设在开罗。第一任是奥利弗？利特尔顿，他在战争初期曾当过贸易大臣。他以英国内阁阁员的身份而享有威望，他对1941年在中东发生的军事危机有过重大的影响。利特尔顿后来由一个澳大利亚人r？g？凯西接任，后者曾经是澳大利亚驻华盛顿第一任公使。1941年12月，又作了类似的任命，以达夫？库珀(后为诺里奇勋爵)为常驻远东国务大臣，他在那一年中曾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协调抵御日本的防务计划。
战争也使各自治领外交活动的范围显著地扩大了。战前，只有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自由邦在国外驻有外交使节，而且也只有在极少数几个国家的首都驻节。1940年，澳大利亚向美国派驻公使，从而开设了它在国外的第一个使馆。1941年底，新西兰也效法澳大利亚派了公使。1941年，澳大利亚向日本派了公使，向加拿大派了高级专员。加拿大已经在巴黎和华盛顿设有大使馆，这时又同巴西、阿根廷、爱尔兰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也进一步加强了加拿大同美国的关系。
1940年8月18日，麦肯齐？金在加拿大-美国边境附近的奥格登斯堡会晤罗斯福总统，两位领袖同意常设一个联合防务委员会，规划北美的防务。1941年初，加拿大和美国又采取进一步措施，使两国防务一体化。有关北美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航道和发电工程的规划，终于也达成了协议。1941年4月20日，麦肯齐？金和罗斯福发表了海德公园宣言，这个宣言使加拿大的美元问题大大缓和下来，也使加拿大和美国的生产努力结合在一起。另外，还在加拿大新建了七个飞机场，把阿拉斯加与美国连接起来。
加拿大的地面部队仍然留在欧洲和香港待命作战，因此没有参加1941年的中东地面战争，不过加拿大的空军却在中东和欧洲积极作战，而它迅速扩充的海军则忙于护航工作。到1941年底，驻在联合王国的加拿大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个满员的军、一个坦克旅和一个装甲师。它的海军力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它的空军也有了很大的扩展。
在印度，1941年也象以前的几个战争年头那样，是既有政治冲突而又作出了卓越的作战努力的一年，这种情况表明了自相矛盾。1941年4月，印度事务大臣l？s？艾默里经英国议会同意，把下述公告的有效期延长十二个月。该公告授权印度各省省长，在他们确信局势的发展已使代议制政府无法再存在下去时，即停止其工作。7月间，印度总督把他的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名额扩大，作为一种起平衡作用的姿态，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足以使他同印方达成协议。1941年12月3日，当日本从东面威胁印度，印度的形势变得越加危急时，政府宣布，决定释放因从事不合作运动而服刑的全体犯人，不问这些人的罪名是正式的还是象征性的。被释放的人中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在获释时声称，虽然他对盟国表同情，可是，只要英国不给他的国家自由，他就不考虑给英国帮助。这种态度后来就成了12月底时国大党的正式方针，那时国大党宣称，只有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印度，才能够在全民的基础上担负起保卫国家的工作。可是，这个自由和独立的印度的性质仍然是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其他印度团体之间展开激烈争论的问题。
与此同时，缅甸也出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明显迹象。整个1940年间，发生了许多民族主义骚动，尽管立法机关和内阁继续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政府。但在1941年，政局越来越紧张。吴苏总理要求能有机会访问伦敦，目的是向英国政府表示友好，并要求英国阐明对缅甸自治问题的态度。11月4日，他向报界宣称，英国政府不肯保证让缅甸在战后马上获得自治领的地位，而要等到讨论过防务政策和外交政策以后再作决定，使他感到失望。英国内阁对此大为诧异。于是，艾默里代表英国政府重申了英国以前作过的让缅甸逐步取得自治领地位的历次保证，但是不肯为此定出一个日期。在吴苏返回缅甸途中抵达火奴鲁鲁时，日本突然在太平洋发动进攻。在他出国期间任代总理的包吞爵士，全力支持英国对日作战。但在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发觉，吴苏在国外访问时曾同日本当局接触，于是就把他扣留起来。
但是，到年底时，缅甸的军事形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政治形势的发展。1941年12月7日日本参战时，正是英联邦的资源已经到了极为紧张的时刻。在中东方面，由于11-12月间在西迪雷泽格周围的那场战役的结果，西部沙漠的战局暂时变得有利于英联邦，可是那里的形势仍然是不稳定的。英国人已在叙利亚集结了一切可以从西部沙漠调出的兵力来保卫其北翼，以防止德军突破高加索后再向他们进攻，这种挺进看来是非常可能的。香港的驻军虽然有加拿大援军去加强，还是处于几乎孤立的状态，至多只能打一场阻滞性的战斗。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虽然已经集结了相当多的英**队，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兵力仍不足以应付今后的任务。在以后的六个月里，不仅英国在远东的那些属地相继被蹂躏，连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受到入侵的威胁，开罗也将再一次遭到严重危险。因此，英联邦本身将在印度、南太平洋、非洲和欧洲等地区直接受到威胁。但在1942年，英联邦击退了所有这些进犯，开始了它那缓慢而又艰苦的走向胜利的反攻进军。
战争头两年内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没有外援独自作战的那十二个月的特别严峻的考验，对英联邦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英国人民在德国狂轰猛炸之下坚持抗战而赢得的尊敬，以及各**队在中东战场和在遍及半个世界的海上与空中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都是加强英联邦团结的有力因素。可是，这些事情也产生了一种反作用。各自治领的陆、海、空军人员把自己同联合王国的那些著名的陆、海、空军部队的士兵和指挥官相比之下，不但认为自己毫无逊色，而且由于萌发了对自己国家的信心，甚至往往认为自己比那些来自母国的同志和同事还要强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许多自治领的部队中都有英国指挥官或参谋人员参加，而这一次则不然，自治领的部队不仅能够在没有英国人协助的情况下作战，而且有时还能够派出军官去指挥联合王国的军队。这种体会加速地增强了英联邦各国对自已国家的信心，使它们越发感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发展成熟。同样的倾向在经济领域里更加显著。英联邦国家需要改进工业生产，并在许多得不到伦敦方面指导的遥远地区发挥主动积极性，这一切，都加强了它们在经济方面的自给自足和信心。而且，联合王国已经由它们的债权国变成了它们的债户。战争真是一种强烈的催化剂。它对英联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将把这个独特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盟引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前面已经谈过，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和捷克第一共和国瓦解后，匈牙利对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要求和保加利亚对多布罗加南部的领土要求比以前更有希望达到，因此两国也就更加咄咄逼人和更加坚决了。另外，由于苏联从来没有承认过俄国已丧失比萨拉比亚省，因此罗马尼亚的东部边界也一直受到威胁。
当年，奥地利人曾认为有可能利用中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混水摸鱼。现有的证据表明了，希特勒有过之无不及。例如，他在同其轴心国盟邦的所有谈判中，都强调了德国对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的宽宏大量。他还说，德国在东南欧除了谋求经济利益之外并无其他要求，以让意大利在政治方面可自由行动。在同苏联搞好关系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于1939年8月2第三条说：“关于东南欧，苏联方面强调了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方面声明，它在这些地区的政治方面完全没有利害关系。”他一会儿宣扬极权主义，一会儿又把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区别开来，这种做法自相矛盾得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德国人会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希特勒于1939年8月12日在伯希特斯加登曾激动地怂恿齐亚诺说，必须把自己背后不可靠的朋友清除掉，正象德国因此而一定要消灭波兰那样，意大利也必须干掉南斯拉夫。但是十一天后，即从第一个莫斯科协定签订的那一天起，他的政策却改变了，这时他坚决主张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巴尔于地区的和平。他从未考虑过找保加利亚的麻烦。对此，他在伯希特斯加登告诉齐亚诺，轴心国可以完全信赖它。“为了这个原因，德国已尽量以武器支援了保加利亚，并将继续这样做下去。”情况是：捷-南-罗小协约国的崩溃，已经削弱了反对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协约国；保加利亚王后是意大利国王的女儿；保加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同德国并肩作战；德俄两国重修旧好，抚慰了保加利亚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感情。最后的一点是，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并未引起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这个要求普遍地被认为相当有道理。
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在1938年11月铁卫队领袖科德里亚努逝世之前，希特勒一直是同情罗马尼亚的。他认为，通过建立铁卫队，罗马尼亚人已比马扎尔人组织了一个更好的**运动，德意志少数民族在罗马尼亚受到的待遇比在匈牙利好，而罗马尼亚当局为讲德语的居民提供的条件，也比为讲马扎尔语的居民提供的条件有利。最后一点是希特勒不喜欢匈牙利社会中仍然流行的贵族习气。由于墨索里尼自命为支持马扎尔人修改条约的主要靠山，故而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已经不止一次使轴心国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战争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在经济上的价值自然而然地上升了，但是在政治上，由于它在9月17日准许那些被打败的波兰领导人在它的国土上避难，因而它在希特勒眼中的价值下降了。由于同波兰有盟约关系，罗马尼亚这样做是它最起码的义务，但是这件事也促使它在外交上作好把比萨拉比亚交给苏联和把多布罗加南部交给保加利亚的准备。可是，如果德国将同意罗马尼亚把这些领土割让的话，那么，倘若它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仍然置若罔闻，那就未免太会引起反感了。固然，马扎尔人也热情地收容了许多地位较低的波兰难民；但另一方面，来自匈牙利的粮食供应，即使不象罗马尼亚的汽油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必不可少的，再说，德**队随时有可能需要使用匈牙利的铁路，因此希特勒不想过于鲁莽从事而与匈牙利结怨。如果说，德国和罗马尼亚在1939年春季达成了一项极为令人满意的经济协定，那么，在这之前，匈牙利已经决定支持轴心国的一项政策，还加入了**产国际公约，而接着罗马尼亚却接受了法英两国的保证。还应当再指出一点，德国的民情——不论是真是假——是亲马扎尔人的，因为匈牙利人同样也吃过1919年和约的苦头。
匈牙利人对泛德意志主义的野心是熟悉的，同时他们几乎也有种种理由要强烈反对俄国。自从苏联占领波兰南部而与匈牙利接壤以后，匈牙利首相捷列基特别害怕俄国的压力。因此，在1939-1940年的那个冬天，当齐亚诺于12月16日向意大利议院发表演说表明意大利的中立以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原则时，这种中立就使罗马和布达佩斯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两国甚至还讨论了将圣斯蒂芬王冠授与奥斯塔公爵的可能性。1940年1月6-7日，齐亚诺在威尼斯会见了匈牙利外相恰基，当时恰基出示了表明匈牙利在领土方面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的两幅地图。最高要求是要占领拥有四百二十万人口的七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一半是罗马尼亚人，百分之十是德意志人。最低要求是要占领拥有二百七十万人口的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在人数上大致是相等的，在任何情况下，匈牙利人都要求占有特兰西瓦尼亚东南角的塞克莱尔兹地区的这三个县。恰基坚决认为，这是要防止在匈牙利发生“箭十字”暴动的最低条件；这个要求比匈牙利在翌年夏天实际获得的领土只稍微多一些。由于匈牙利不想削弱罗马尼亚对抗苏联的力量，恰基表示，如果罗马尼亚人准备对苏联的进攻进行抵抗，他愿意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可是，如果罗马尼亚人不经一战就将领土割让给苏联或保加利亚，那么，匈牙利将自行采取行动。在这以前二周，罗马尼亚人曾向意大利政府呼吁，要求它阻止匈牙利在罗马尼亚背后进行威胁，因为这种做法有可能迫使布加勒斯特屈从俄国同时提出的要求。
罗马尼亚的那些不幸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德俄两国的修好有可能使波兰也使他们本国遭到瓜分的危险。罗马尼亚发觉自己面临双重危险：俄国正对它的东部和北部各省虎视耽耽，而德国则“不动声色地”垂涎着所有其余地方。一旦波兰被击溃后，罗马尼亚人就时刻准备着俄国向他们提出割让比萨拉比亚的要求。象罗马尼亚外相加芬库这样的人心里非常明白，比萨拉比亚问题就是争夺多瑙河河口的问题，它同海峡问题只有一步之差。在罗马尼亚这个多瑙河流入黑海的地方，再善于投机取巧也无法防止希特勒同斯大林发生冲突。
第三百六十章
需要英联邦各国磋商的问题中，大多数都没有产生任何严重的意见冲突就得到了解决的，尽管有的问题后来证明确实是棘手的。1941年，在将来如何驻防托卜鲁克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一次这样意见分歧。该年9月，澳大利亚政府急于想把那支曾在保卫这个要塞的战斗中起过极大作用的澳军调回本国，因为这支军队的健康情况这时正使国内的人相当担忧。奥金莱克和丘吉尔都反对这个建议，可是澳大利亚人仍然坚持要求，最后，这支军队还是调防回国。这是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在军事方面许多争执中的第一件事。
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月，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提过建议，认为英联邦各国进行磋商的方法应予改变，以便适应新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建议，各自治领应当在伦敦常驻一个高级部长，这些部长将作为英联邦的战时内阁同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大臣们取得协调。可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伦敦或其他英联邦国家首都的赞同。丘吉尔指出，英联邦各国的常驻部长并不能赋有随时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这种做法毫无用处。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内，主要是通过电报或者通过各自治领部长之间的相互访问来进行磋商。这个办法证明是有效的。英联邦国家的高级部长在战争期间每年访问伦敦，并在访问期间参加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会议。1941年6月，英国政府也任命了一位常驻内阁大臣为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总部设在开罗。第一任是奥利弗？利特尔顿，他在战争初期曾当过贸易大臣。他以英国内阁阁员的身份而享有威望，他对1941年在中东发生的军事危机有过重大的影响。利特尔顿后来由一个澳大利亚人r？g？凯西接任，后者曾经是澳大利亚驻华盛顿第一任公使。1941年12月，又作了类似的任命，以达夫？库珀(后为诺里奇勋爵)为常驻远东国务大臣，他在那一年中曾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协调抵御日本的防务计划。
战争也使各自治领外交活动的范围显著地扩大了。战前，只有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自由邦在国外驻有外交使节，而且也只有在极少数几个国家的首都驻节。1940年，澳大利亚向美国派驻公使，从而开设了它在国外的第一个使馆。1941年底，新西兰也效法澳大利亚派了公使。1941年，澳大利亚向日本派了公使，向加拿大派了高级专员。加拿大已经在巴黎和华盛顿设有大使馆，这时又同巴西、阿根廷、爱尔兰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也进一步加强了加拿大同美国的关系。
1940年8月18日，麦肯齐？金在加拿大-美国边境附近的奥格登斯堡会晤罗斯福总统，两位领袖同意常设一个联合防务委员会，规划北美的防务。1941年初，加拿大和美国又采取进一步措施，使两国防务一体化。有关北美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航道和发电工程的规划，终于也达成了协议。1941年4月20日，麦肯齐？金和罗斯福发表了海德公园宣言，这个宣言使加拿大的美元问题大大缓和下来，也使加拿大和美国的生产努力结合在一起。另外，还在加拿大新建了七个飞机场，把阿拉斯加与美国连接起来。
加拿大的地面部队仍然留在欧洲和香港待命作战，因此没有参加1941年的中东地面战争，不过加拿大的空军却在中东和欧洲积极作战，而它迅速扩充的海军则忙于护航工作。到1941年底，驻在联合王国的加拿大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个满员的军、一个坦克旅和一个装甲师。它的海军力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它的空军也有了很大的扩展。
在印度，1941年也象以前的几个战争年头那样，是既有政治冲突而又作出了卓越的作战努力的一年，这种情况表明了自相矛盾。1941年4月，印度事务大臣l？s？艾默里经英国议会同意，把下述公告的有效期延长十二个月。该公告授权印度各省省长，在他们确信局势的发展已使代议制政府无法再存在下去时，即停止其工作。7月间，印度总督把他的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名额扩大，作为一种起平衡作用的姿态，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足以使他同印方达成协议。1941年12月3日，当日本从东面威胁印度，印度的形势变得越加危急时，政府宣布，决定释放因从事不合作运动而服刑的全体犯人，不问这些人的罪名是正式的还是象征性的。被释放的人中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在获释时声称，虽然他对盟国表同情，可是，只要英国不给他的国家自由，他就不考虑给英国帮助。这种态度后来就成了12月底时国大党的正式方针，那时国大党宣称，只有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印度，才能够在全民的基础上担负起保卫国家的工作。可是，这个自由和独立的印度的性质仍然是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其他印度团体之间展开激烈争论的问题。
与此同时，缅甸也出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明显迹象。整个1940年间，发生了许多民族主义骚动，尽管立法机关和内阁继续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政府。但在1941年，政局越来越紧张。吴苏总理要求能有机会访问伦敦，目的是向英国政府表示友好，并要求英国阐明对缅甸自治问题的态度。11月4日，他向报界宣称，英国政府不肯保证让缅甸在战后马上获得自治领的地位，而要等到讨论过防务政策和外交政策以后再作决定，使他感到失望。英国内阁对此大为诧异。于是，艾默里代表英国政府重申了英国以前作过的让缅甸逐步取得自治领地位的历次保证，但是不肯为此定出一个日期。在吴苏返回缅甸途中抵达火奴鲁鲁时，日本突然在太平洋发动进攻。在他出国期间任代总理的包吞爵士，全力支持英国对日作战。但在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发觉，吴苏在国外访问时曾同日本当局接触，于是就把他扣留起来。
但是，到年底时，缅甸的军事形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政治形势的发展。1941年12月7日日本参战时，正是英联邦的资源已经到了极为紧张的时刻。在中东方面，由于11-12月间在西迪雷泽格周围的那场战役的结果，西部沙漠的战局暂时变得有利于英联邦，可是那里的形势仍然是不稳定的。英国人已在叙利亚集结了一切可以从西部沙漠调出的兵力来保卫其北翼，以防止德军突破高加索后再向他们进攻，这种挺进看来是非常可能的。香港的驻军虽然有加拿大援军去加强，还是处于几乎孤立的状态，至多只能打一场阻滞性的战斗。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虽然已经集结了相当多的英**队，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兵力仍不足以应付今后的任务。在以后的六个月里，不仅英国在远东的那些属地相继被蹂躏，连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受到入侵的威胁，开罗也将再一次遭到严重危险。因此，英联邦本身将在印度、南太平洋、非洲和欧洲等地区直接受到威胁。但在1942年，英联邦击退了所有这些进犯，开始了它那缓慢而又艰苦的走向胜利的反攻进军。
战争头两年内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没有外援独自作战的那十二个月的特别严峻的考验，对英联邦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英国人民在德国狂轰猛炸之下坚持抗战而赢得的尊敬，以及各**队在中东战场和在遍及半个世界的海上与空中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都是加强英联邦团结的有力因素。可是，这些事情也产生了一种反作用。各自治领的陆、海、空军人员把自己同联合王国的那些著名的陆、海、空军部队的士兵和指挥官相比之下，不但认为自己毫无逊色，而且由于萌发了对自己国家的信心，甚至往往认为自己比那些来自母国的同志和同事还要强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许多自治领的部队中都有英国指挥官或参谋人员参加，而这一次则不然，自治领的部队不仅能够在没有英国人协助的情况下作战，而且有时还能够派出军官去指挥联合王国的军队。这种体会加速地增强了英联邦各国对自已国家的信心，使它们越发感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发展成熟。同样的倾向在经济领域里更加显著。英联邦国家需要改进工业生产，并在许多得不到伦敦方面指导的遥远地区发挥主动积极性，这一切，都加强了它们在经济方面的自给自足和信心。而且，联合王国已经由它们的债权国变成了它们的债户。战争真是一种强烈的催化剂。它对英联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将把这个独特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盟引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前面已经谈过，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和捷克第一共和国瓦解后，匈牙利对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要求和保加利亚对多布罗加南部的领土要求比以前更有希望达到，因此两国也就更加咄咄逼人和更加坚决了。另外，由于苏联从来没有承认过俄国已丧失比萨拉比亚省，因此罗马尼亚的东部边界也一直受到威胁。
当年，奥地利人曾认为有可能利用中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混水摸鱼。现有的证据表明了，希特勒有过之无不及。例如，他在同其轴心国盟邦的所有谈判中，都强调了德国对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的宽宏大量。他还说，德国在东南欧除了谋求经济利益之外并无其他要求，以让意大利在政治方面可自由行动。在同苏联搞好关系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于1939年8月2第三条说：“关于东南欧，苏联方面强调了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方面声明，它在这些地区的政治方面完全没有利害关系。”他一会儿宣扬极权主义，一会儿又把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区别开来，这种做法自相矛盾得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德国人会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希特勒于1939年8月12日在伯希特斯加登曾激动地怂恿齐亚诺说，必须把自己背后不可靠的朋友清除掉，正象德国因此而一定要消灭波兰那样，意大利也必须干掉南斯拉夫。但是十一天后，即从第一个莫斯科协定签订的那一天起，他的政策却改变了，这时他坚决主张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巴尔于地区的和平。他从未考虑过找保加利亚的麻烦。对此，他在伯希特斯加登告诉齐亚诺，轴心国可以完全信赖它。“为了这个原因，德国已尽量以武器支援了保加利亚，并将继续这样做下去。”情况是：捷-南-罗小协约国的崩溃，已经削弱了反对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协约国；保加利亚王后是意大利国王的女儿；保加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同德国并肩作战；德俄两国重修旧好，抚慰了保加利亚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感情。最后的一点是，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并未引起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这个要求普遍地被认为相当有道理。
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在1938年11月铁卫队领袖科德里亚努逝世之前，希特勒一直是同情罗马尼亚的。他认为，通过建立铁卫队，罗马尼亚人已比马扎尔人组织了一个更好的**运动，德意志少数民族在罗马尼亚受到的待遇比在匈牙利好，而罗马尼亚当局为讲德语的居民提供的条件，也比为讲马扎尔语的居民提供的条件有利。最后一点是希特勒不喜欢匈牙利社会中仍然流行的贵族习气。由于墨索里尼自命为支持马扎尔人修改条约的主要靠山，故而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已经不止一次使轴心国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战争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在经济上的价值自然而然地上升了，但是在政治上，由于它在9月17日准许那些被打败的波兰领导人在它的国土上避难，因而它在希特勒眼中的价值下降了。由于同波兰有盟约关系，罗马尼亚这样做是它最起码的义务，但是这件事也促使它在外交上作好把比萨拉比亚交给苏联和把多布罗加南部交给保加利亚的准备。可是，如果德国将同意罗马尼亚把这些领土割让的话，那么，倘若它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仍然置若罔闻，那就未免太会引起反感了。固然，马扎尔人也热情地收容了许多地位较低的波兰难民；但另一方面，来自匈牙利的粮食供应，即使不象罗马尼亚的汽油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必不可少的，再说，德**队随时有可能需要使用匈牙利的铁路，因此希特勒不想过于鲁莽从事而与匈牙利结怨。如果说，德国和罗马尼亚在1939年春季达成了一项极为令人满意的经济协定，那么，在这之前，匈牙利已经决定支持轴心国的一项政策，还加入了**产国际公约，而接着罗马尼亚却接受了法英两国的保证。还应当再指出一点，德国的民情——不论是真是假——是亲马扎尔人的，因为匈牙利人同样也吃过1919年和约的苦头。
匈牙利人对泛德意志主义的野心是熟悉的，同时他们几乎也有种种理由要强烈反对俄国。自从苏联占领波兰南部而与匈牙利接壤以后，匈牙利首相捷列基特别害怕俄国的压力。因此，在1939-1940年的那个冬天，当齐亚诺于12月16日向意大利议院发表演说表明意大利的中立以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原则时，这种中立就使罗马和布达佩斯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两国甚至还讨论了将圣斯蒂芬王冠授与奥斯塔公爵的可能性。1940年1月6-7日，齐亚诺在威尼斯会见了匈牙利外相恰基，当时恰基出示了表明匈牙利在领土方面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的两幅地图。最高要求是要占领拥有四百二十万人口的七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一半是罗马尼亚人，百分之十是德意志人。最低要求是要占领拥有二百七十万人口的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在人数上大致是相等的，在任何情况下，匈牙利人都要求占有特兰西瓦尼亚东南角的塞克莱尔兹地区的这三个县。恰基坚决认为，这是要防止在匈牙利发生“箭十字”暴动的最低条件；这个要求比匈牙利在翌年夏天实际获得的领土只稍微多一些。由于匈牙利不想削弱罗马尼亚对抗苏联的力量，恰基表示，如果罗马尼亚人准备对苏联的进攻进行抵抗，他愿意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可是，如果罗马尼亚人不经一战就将领土割让给苏联或保加利亚，那么，匈牙利将自行采取行动。在这以前二周，罗马尼亚人曾向意大利政府呼吁，要求它阻止匈牙利在罗马尼亚背后进行威胁，因为这种做法有可能迫使布加勒斯特屈从俄国同时提出的要求。
罗马尼亚的那些不幸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德俄两国的修好有可能使波兰也使他们本国遭到瓜分的危险。罗马尼亚发觉自己面临双重危险：俄国正对它的东部和北部各省虎视耽耽，而德国则“不动声色地”垂涎着所有其余地方。一旦波兰被击溃后，罗马尼亚人就时刻准备着俄国向他们提出割让比萨拉比亚的要求。象罗马尼亚外相加芬库这样的人心里非常明白，比萨拉比亚问题就是争夺多瑙河河口的问题，它同海峡问题只有一步之差。在罗马尼亚这个多瑙河流入黑海的地方，再善于投机取巧也无法防止希特勒同斯大林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