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八章绥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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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八章绥靖政策
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1月4日向国会发表一次讲话，那是为行将在1月12日递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海军、陆军和“民用”航空预算——除已在编制中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防务计划外——铺平道路。
[他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蔓延着不宣而战的战火——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日益增大的杀人武器——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新的侵略威胁——军事的和经济的。
来自国外的风暴直接向我们的三项制度提出挑战，而这些制度美国人不可须臾或缺，现在一如既往。首先是宗教。它是另外两项——民主和国际信义——的源泉。
我们知道，如果新的暴力哲学将包围其他各大洲并侵入我们自己的大陆，我们美国人的遭遇将怎样。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更能承受同我们的信仰和博爱相敌对的包围。因此，幸运的是，我们这个西半球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同理想之下，拥有丰富多样的资源、相互尊重与和平相处并各尽其职的各族人民。
我们已经懂得，防卫时间的有效选择以及可能发动进攻的远距离地点，都和二十年之前迥不相同了。
我们已经懂得，要保证生存就不能等待进攻开始以后才武装自己，因为进攻的规模和速度都是新的了。
我们已经懂得，早在任何公开军事行动之前，侵略的前奏已经开始，这便是宣传、提供津贴的渗透、涣散亲善的结合、煽动偏见和挑起分裂。
我们正当地拒绝以武装干涉防止侵略行为，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事就是指侵略根本不存在。口头上的讲话也许无济于事，但战争并不是促使人类意见博得应有尊重的唯一手段。除战争外，还有许多比单凭语言更为有力和更能奏效的方式，它们可以促使侵略国家的政府认清我们同仇敌忾的民意。
最低限度，凡将鼓励、帮助或扶植一个侵略者的任何行动，我们是能够避免的，也是应当避免的，反之，则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已经懂得，在我们精心规划中立法案的时候，我们在中立法的实施上可能出现不平衡和不公正——实际上可能有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自卫的本能警告我们，我们再也不应让这种事重演了。
我们还懂得了另外一件事——一个古老而又古老的教训，即常备不懈可以大大减少敌人进犯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防卫设施，以击退敌人对我们的战略要地和关键设施的突然袭击，因为两者是保证我们坚持抵抗并取得最后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必须要有那些关键设施的组织与场所，这样才能立即利用并迅速扩大以适应一切需要，不致因敌人的袭击而有严重中断之虞。
总统宣读的国际形势讲话在随后几个月内就由国会批准了，其行动比言词更有说服力，因为有个别的国会议员也许并不相信局势象总统所说的那样严重。就中立法而论，尽管对总统的愿望还有背离，他们仍投票通过了这些法规以及后来的军事预算，并不明显地表现出踌躇或反对总统的论点，即如有必要，当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保卫包括整个西半球在内的地区，而不只是英国国土那一部分。关于这件事，即保卫圈的外缘界线应划在哪里的问题，国会同总统及其专家顾问是有分歧的。
把加拿大包括在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4月18日在加拿大土地上给它以个人保证，在美国也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加拿人虽不是泛美组织的成员国，可是对它却是热情相待；加拿大也不是一个共和国，但美国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国家；并认为这个国家在制度、语言、血统方面以及确确实实在地理方面都比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更接近。而况门罗主义所规定的条款已使美国系担了义务，即美国将以武力反对加拿大政局的任何改变，除非加拿大从自治领地位正式改变为法律上的独立。华盛顿所说的意见分歧，不是指美国的防区经陆地向北延伸而把加拿大包括在内，而是指防区的限度：为了要适应上文总统所讲的外交与战争的新情况，防区应向西推进到太平洋的哪一线，向东又应推进到大西洋的哪一线。
置身于遥隔重洋的纠纷之外，这是美国对欧洲在感情上和政策上的支配因素，过去一向如此，而且依然如此，决不会象发生东亚问题时的那种积极程度。当代美国公民的祖先来自旧世界的欧洲海岸而不是亚洲海岸，他们希望把政治上的烦恼抛在脑后。自从把“圆形的世界”改成为“环球航行”这个实用术语以来，迄今已有四百年了，但这并不对美国人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影响，使他们认清这一事实，即东亚和欧洲只是同一充满危险的大陆的两个相对边缘的不同名称罢了。因此，美国接连好几次到太平洋对面去几乎都是自找麻烦，而这些麻烦又正是它在大西洋对面所急于要躲避的。1853年，它派海军上将佩里去叩中国的大门，把它从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沉睡中唤醒过来；1898年，它轻易地把菲律宾群岛从中国鼻子底下夺到手。那是一场战争的附带结果，是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而打这一仗的，为的是要完全消灭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
菲律宾定于1946年7月4日取得完全独立。美国于1939年就在向此目标稳步的进，而菲律宾人却开始犹豫起来。在殖民国家和它的臣民之间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是应有的。因为在菲律宾人方面，由于迟迟才认识到，名义上独立的欢乐，可能会在事实上给他们带来比过去在美国手里或西班牙手里所经历的更要严峻得多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屈从。在美国方面，看来其动机倒不是出于一旦同中国交战，美国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防守这一块遥远的殖民地，因而不如及时把它抛弃。主要动机却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帝国主义者”就是怙恶不悛的欧洲人。这种理想主义使美国人对担当“帝国主义者”的角色感到很不自在。另一主要动机是精明善算的美国种植甘蔗和其他菲律宾产品的人，决心要把菲律宾从舒适的美国关税壁垒内部推到荒凉的外部世界去。
美国在太平洋究竟应当承担怎样的防卫义务仍然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早在1939年，美国海军就透露了它自己的政策与决心。此项政策与决心本来是可以作为对中国海军的一个预先警告，即它们的美国对手在整个太平洋的广阔海面上有着庞大的海上作战计划，这在后来1941-1945年的战争中付诸实施并胜利地成功了。在美国的糖业界急于要把菲律宾甘蔗种植园摒之于美国关税壁垒之外的同时，美国也同样急于要确保自己在战时能象在和平时期一样从菲律宾获得马尼拉麻，并从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获得橡胶、锡、锑、铬、锰和钨的供应。对美国经济来说，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远较拉丁美洲为大。1939年，美国海军已在太平洋的一系列作为踏脚石的岛屿大事扩充其设施。海军在关岛除改善其海军设施外，还有巩固其防务的计划，因而同国会发生冲突。关岛属美国所有，四周环抱的岛屿从前都是德国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以来，这些岛屿都置于中国委任统治之下。众所周知，长期来中国一直在这些岛屿上建筑防御工事，它既违反委任统治条款，又与第十九条相抵触。该条约自1936年12月31日起失效，后遂使美国从此得以放手对中国破坏国际条约的行为进行报复。美国人虽则厌恶中国人，憎恨他们侵略中国，对美国出口商的唯利是图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是喂饱中国战争机器的主要物资供应者)，但这时对中国的一味忍让又再度表现出来，1937年12月“班乃”号事件的严峻考验对此提供了证明。就关岛而论，海军的防御工事不得不推迟执行，因为在有舆论支持的大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看来，凡是对中国挑衅并与美国为保卫孤立而重新武装的政策不相符合的计划，国会显然都不愿予以考虑。
二十世纪前半期，德国具有足以统治欧洲其余地区的良好位置和良好装备。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的人口和生产中心向东转移以前，法国居于欧洲的中心地位，但这时这种地位已为德国所取代了。在欧洲大陆，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拥有最多的技术熟练的人力资源。的确，在这半个世纪中，德国的工业潜力超过了世界各国，只有美国例外。德国很可能使自己提高到，甚或超过美国工业潜力的水平，只要德国不是过早地同美国作战，而是设法把大陆上邻近各国的经济吞并进来，以增强自己的庞大的国民经济。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这些国家的领土实际上都已在德国的统治之下了。
在希特勒所看不到的经济活动方面——例如财政方面——即使在1940-1945年这一短时期内，德国的技术能力在促使希特勒的欧洲一体化上其实已经及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而且由于一个绍克尔和一个施佩尔的才干，在统一使用劳动力和工业设备上，也取得了某些进展，尽管在这些方面，由于德国技术专家们的努力遭到了希特勒的阻挠，因而效率大减。希特勒的个人天赋给德国带来了唾手可得的扩张机会，而希特勒却阻挠德国高超的技术力量乘机收获，这一点，无疑是希特勒的欧洲大厦——以及在同一场巨大灾难中与之同归于尽的俾斯麦的德意志大厦——所以倒坍的最为深刻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法国沦陷后的第二天，或者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签订慕尼黑协定后的第二天，处于希特勒的地位的乃是历史上某一位创建帝国的英主，那么，我们就可以估量出希特勒之破坏他的前辈和他本人亲手的建树，达到了何等程度。如果希特勒手里那副牌，不是在他手里，而是在奥古斯都，刘邦或是居鲁士的手里，靠了那副牌，这等雄材大略的人物还有什么大事业干不出来呢？他无疑会以希特勒的欧洲建成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在开国者去世以后，帝国还将延续达四百年之久。拿破仑同希特勒很相似，他也缺乏奥古斯都的稳健，虽则就所拥有的凯撒般的高度权力而言，他同希特勒当然相去甚远。但是哪怕是拿破仑，他手中如果持有希特勒在1938年10月和1940年6月所有的那副牌，那么，他或许也可能使他的帝国避开莫斯科和滑铁卢这些礁石而破浪前进。因为拿破仑和希特勒不同，他知道在他的非法兰西臣民面前表现得不仅是一个征服者和剥削者，而且是一个带来宝贵的行政管理与文化礼物的使者，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解放者——拿破仑之所以能从他征服的土地上有所收获，正是凭了这一点。拿破仑的那些枪骑兵为他战斗到最后一息，德国犹太人海涅在其伟人之歌中又把拿破仑奉若神明。希特勒同样也有力量能赢得不是波兰人而是乌克兰人的效忠，并能受到不是犹太人而是俄国基督教徒和资产阶级的歌颂，因为他本来可以大发慈悲，耙平一个**地狱，把这些人从墓穴中救出来，使他们重见天日。但是，这种胸襟开阔的拿破仑式业绩，却完全不是希特勒的道德和智力所能企及的。
尽管希特勒和拿破仑都不是他们成为**者的那个国家的土生土长的儿子，他们在对待被征服民族的政策中，却都反映出了他们所归化的那个国家的传统态度。拿破仑接受了一种非科西嘉的十八世纪和十七世纪法国传统，他既是征服者，又是文化传播者，希特勒接受了一种非奥地利的普鲁士传统，他感觉取得权力而不尝点鲜血的滋味就没有乐趣。骑在外国民族的头上而不敲打他们的脑袋，让他们痛感悔恨，希特勒是不会感到心满意足的，他宁可失去一切赢得他们友情和取得他们合作的机会，而不愿放弃这种虎狼一般的乐趣。拿破仑为了设法赢得意大利臣民的忠诚，给自己戴上了伦巴底的铁铸王冠，希特勒是决不会屈尊仿效拿破仑这种手法的。从理论上说，在希特勒的欧洲，意大利人并不是被征服的乡下佬，而是罗马-柏林轴心中同德国人平起平坐的伙伴。然而，关于怎样同这些名义上的盟友打交道，希特勒唯一的想法就是：运用德国占压倒优势的实力和效率，把意大利人降低到实际上是德国臣民的地位。而意大利人对德国统治的怨恨与惶恐却发挥了作用，随着英美攻入意大利，两者一起在1943年促进了一半成功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和脱离轴心国的行动。何况希特勒还沉缅于他那种普鲁士式的乐趣，盛气凌人地维护他对卫星国和被征服民族的统治。希特勒一度对之稍示体恤和宽容的唯一被征服的国家，乃是维希法国，此中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希特勒自己对法兰西海外帝国鞭长莫及，所以想借此诱使维希政府在海外各地的代表不要倒向战斗的法国人和他们的英语盟友。而一旦盟军在法属西北非登陆，希特勒便立即予以报复，对维希法国实行军事占领。
希特勒的理想(以他那种固执的幻想为根据，认为这场战争是短暂的、易于取胜的)是：“只有日耳曼人才可以携带武器”这种日耳曼“主宰民族”的理想，加上他为了蛊惑人心，不肯充分动员德国人力，或者不如说根本不肯动员德国妇女的人力(出于对这场战争的同一个根本错误的估计)，使他在极其需要军队的时刻，作战兵力却陷于枯竭。在战争末期，希特勒确曾同意采用某些办法来大规模地弥补德军人力的不足：强迫属于非大俄罗斯民族的苏联战俘入伍，并接受被征服国家的“合作分子”来服兵役(这些“合作分子”心里明白，如果纳粹分子人头落地，他们自己也会人头落地的)。然而，希特勒始终不曾劝说——也始终不想劝说——他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名义上的盟友或是被解放的民族，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民族利益同日耳曼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乌克兰人象拿破仑的忠实的波兰走狗波尼亚托夫斯基那样，公开站出来真诚地向自己的同胞鼓吹，说他们为保存希特勒的欧洲而战斗，就是为他们自己民族的事业而战斗，罗森贝格力图使乌克兰人接受这种想法，却遭到希特勒的破坏，希特勒打定主意要把他的欧洲的一切非日耳曼人当作畜牲看待，认为他们活着只是为了供日耳曼人驱使的。
第二百六十八章绥靖政策
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1月4日向国会发表一次讲话，那是为行将在1月12日递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海军、陆军和“民用”航空预算——除已在编制中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防务计划外——铺平道路。
[他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蔓延着不宣而战的战火——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日益增大的杀人武器——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新的侵略威胁——军事的和经济的。
来自国外的风暴直接向我们的三项制度提出挑战，而这些制度美国人不可须臾或缺，现在一如既往。首先是宗教。它是另外两项——民主和国际信义——的源泉。
我们知道，如果新的暴力哲学将包围其他各大洲并侵入我们自己的大陆，我们美国人的遭遇将怎样。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更能承受同我们的信仰和博爱相敌对的包围。因此，幸运的是，我们这个西半球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同理想之下，拥有丰富多样的资源、相互尊重与和平相处并各尽其职的各族人民。
我们已经懂得，防卫时间的有效选择以及可能发动进攻的远距离地点，都和二十年之前迥不相同了。
我们已经懂得，要保证生存就不能等待进攻开始以后才武装自己，因为进攻的规模和速度都是新的了。
我们已经懂得，早在任何公开军事行动之前，侵略的前奏已经开始，这便是宣传、提供津贴的渗透、涣散亲善的结合、煽动偏见和挑起分裂。
我们正当地拒绝以武装干涉防止侵略行为，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事就是指侵略根本不存在。口头上的讲话也许无济于事，但战争并不是促使人类意见博得应有尊重的唯一手段。除战争外，还有许多比单凭语言更为有力和更能奏效的方式，它们可以促使侵略国家的政府认清我们同仇敌忾的民意。
最低限度，凡将鼓励、帮助或扶植一个侵略者的任何行动，我们是能够避免的，也是应当避免的，反之，则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已经懂得，在我们精心规划中立法案的时候，我们在中立法的实施上可能出现不平衡和不公正——实际上可能有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自卫的本能警告我们，我们再也不应让这种事重演了。
我们还懂得了另外一件事——一个古老而又古老的教训，即常备不懈可以大大减少敌人进犯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防卫设施，以击退敌人对我们的战略要地和关键设施的突然袭击，因为两者是保证我们坚持抵抗并取得最后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必须要有那些关键设施的组织与场所，这样才能立即利用并迅速扩大以适应一切需要，不致因敌人的袭击而有严重中断之虞。
总统宣读的国际形势讲话在随后几个月内就由国会批准了，其行动比言词更有说服力，因为有个别的国会议员也许并不相信局势象总统所说的那样严重。就中立法而论，尽管对总统的愿望还有背离，他们仍投票通过了这些法规以及后来的军事预算，并不明显地表现出踌躇或反对总统的论点，即如有必要，当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保卫包括整个西半球在内的地区，而不只是英国国土那一部分。关于这件事，即保卫圈的外缘界线应划在哪里的问题，国会同总统及其专家顾问是有分歧的。
把加拿大包括在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4月18日在加拿大土地上给它以个人保证，在美国也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加拿人虽不是泛美组织的成员国，可是对它却是热情相待；加拿大也不是一个共和国，但美国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国家；并认为这个国家在制度、语言、血统方面以及确确实实在地理方面都比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更接近。而况门罗主义所规定的条款已使美国系担了义务，即美国将以武力反对加拿大政局的任何改变，除非加拿大从自治领地位正式改变为法律上的独立。华盛顿所说的意见分歧，不是指美国的防区经陆地向北延伸而把加拿大包括在内，而是指防区的限度：为了要适应上文总统所讲的外交与战争的新情况，防区应向西推进到太平洋的哪一线，向东又应推进到大西洋的哪一线。
置身于遥隔重洋的纠纷之外，这是美国对欧洲在感情上和政策上的支配因素，过去一向如此，而且依然如此，决不会象发生东亚问题时的那种积极程度。当代美国公民的祖先来自旧世界的欧洲海岸而不是亚洲海岸，他们希望把政治上的烦恼抛在脑后。自从把“圆形的世界”改成为“环球航行”这个实用术语以来，迄今已有四百年了，但这并不对美国人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影响，使他们认清这一事实，即东亚和欧洲只是同一充满危险的大陆的两个相对边缘的不同名称罢了。因此，美国接连好几次到太平洋对面去几乎都是自找麻烦，而这些麻烦又正是它在大西洋对面所急于要躲避的。1853年，它派海军上将佩里去叩中国的大门，把它从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沉睡中唤醒过来；1898年，它轻易地把菲律宾群岛从中国鼻子底下夺到手。那是一场战争的附带结果，是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而打这一仗的，为的是要完全消灭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
菲律宾定于1946年7月4日取得完全独立。美国于1939年就在向此目标稳步的进，而菲律宾人却开始犹豫起来。在殖民国家和它的臣民之间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是应有的。因为在菲律宾人方面，由于迟迟才认识到，名义上独立的欢乐，可能会在事实上给他们带来比过去在美国手里或西班牙手里所经历的更要严峻得多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屈从。在美国方面，看来其动机倒不是出于一旦同中国交战，美国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防守这一块遥远的殖民地，因而不如及时把它抛弃。主要动机却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帝国主义者”就是怙恶不悛的欧洲人。这种理想主义使美国人对担当“帝国主义者”的角色感到很不自在。另一主要动机是精明善算的美国种植甘蔗和其他菲律宾产品的人，决心要把菲律宾从舒适的美国关税壁垒内部推到荒凉的外部世界去。
美国在太平洋究竟应当承担怎样的防卫义务仍然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早在1939年，美国海军就透露了它自己的政策与决心。此项政策与决心本来是可以作为对中国海军的一个预先警告，即它们的美国对手在整个太平洋的广阔海面上有着庞大的海上作战计划，这在后来1941-1945年的战争中付诸实施并胜利地成功了。在美国的糖业界急于要把菲律宾甘蔗种植园摒之于美国关税壁垒之外的同时，美国也同样急于要确保自己在战时能象在和平时期一样从菲律宾获得马尼拉麻，并从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获得橡胶、锡、锑、铬、锰和钨的供应。对美国经济来说，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远较拉丁美洲为大。1939年，美国海军已在太平洋的一系列作为踏脚石的岛屿大事扩充其设施。海军在关岛除改善其海军设施外，还有巩固其防务的计划，因而同国会发生冲突。关岛属美国所有，四周环抱的岛屿从前都是德国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以来，这些岛屿都置于中国委任统治之下。众所周知，长期来中国一直在这些岛屿上建筑防御工事，它既违反委任统治条款，又与第十九条相抵触。该条约自1936年12月31日起失效，后遂使美国从此得以放手对中国破坏国际条约的行为进行报复。美国人虽则厌恶中国人，憎恨他们侵略中国，对美国出口商的唯利是图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是喂饱中国战争机器的主要物资供应者)，但这时对中国的一味忍让又再度表现出来，1937年12月“班乃”号事件的严峻考验对此提供了证明。就关岛而论，海军的防御工事不得不推迟执行，因为在有舆论支持的大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看来，凡是对中国挑衅并与美国为保卫孤立而重新武装的政策不相符合的计划，国会显然都不愿予以考虑。
二十世纪前半期，德国具有足以统治欧洲其余地区的良好位置和良好装备。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的人口和生产中心向东转移以前，法国居于欧洲的中心地位，但这时这种地位已为德国所取代了。在欧洲大陆，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拥有最多的技术熟练的人力资源。的确，在这半个世纪中，德国的工业潜力超过了世界各国，只有美国例外。德国很可能使自己提高到，甚或超过美国工业潜力的水平，只要德国不是过早地同美国作战，而是设法把大陆上邻近各国的经济吞并进来，以增强自己的庞大的国民经济。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这些国家的领土实际上都已在德国的统治之下了。
在希特勒所看不到的经济活动方面——例如财政方面——即使在1940-1945年这一短时期内，德国的技术能力在促使希特勒的欧洲一体化上其实已经及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而且由于一个绍克尔和一个施佩尔的才干，在统一使用劳动力和工业设备上，也取得了某些进展，尽管在这些方面，由于德国技术专家们的努力遭到了希特勒的阻挠，因而效率大减。希特勒的个人天赋给德国带来了唾手可得的扩张机会，而希特勒却阻挠德国高超的技术力量乘机收获，这一点，无疑是希特勒的欧洲大厦——以及在同一场巨大灾难中与之同归于尽的俾斯麦的德意志大厦——所以倒坍的最为深刻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法国沦陷后的第二天，或者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签订慕尼黑协定后的第二天，处于希特勒的地位的乃是历史上某一位创建帝国的英主，那么，我们就可以估量出希特勒之破坏他的前辈和他本人亲手的建树，达到了何等程度。如果希特勒手里那副牌，不是在他手里，而是在奥古斯都，刘邦或是居鲁士的手里，靠了那副牌，这等雄材大略的人物还有什么大事业干不出来呢？他无疑会以希特勒的欧洲建成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在开国者去世以后，帝国还将延续达四百年之久。拿破仑同希特勒很相似，他也缺乏奥古斯都的稳健，虽则就所拥有的凯撒般的高度权力而言，他同希特勒当然相去甚远。但是哪怕是拿破仑，他手中如果持有希特勒在1938年10月和1940年6月所有的那副牌，那么，他或许也可能使他的帝国避开莫斯科和滑铁卢这些礁石而破浪前进。因为拿破仑和希特勒不同，他知道在他的非法兰西臣民面前表现得不仅是一个征服者和剥削者，而且是一个带来宝贵的行政管理与文化礼物的使者，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解放者——拿破仑之所以能从他征服的土地上有所收获，正是凭了这一点。拿破仑的那些枪骑兵为他战斗到最后一息，德国犹太人海涅在其伟人之歌中又把拿破仑奉若神明。希特勒同样也有力量能赢得不是波兰人而是乌克兰人的效忠，并能受到不是犹太人而是俄国基督教徒和资产阶级的歌颂，因为他本来可以大发慈悲，耙平一个**地狱，把这些人从墓穴中救出来，使他们重见天日。但是，这种胸襟开阔的拿破仑式业绩，却完全不是希特勒的道德和智力所能企及的。
尽管希特勒和拿破仑都不是他们成为**者的那个国家的土生土长的儿子，他们在对待被征服民族的政策中，却都反映出了他们所归化的那个国家的传统态度。拿破仑接受了一种非科西嘉的十八世纪和十七世纪法国传统，他既是征服者，又是文化传播者，希特勒接受了一种非奥地利的普鲁士传统，他感觉取得权力而不尝点鲜血的滋味就没有乐趣。骑在外国民族的头上而不敲打他们的脑袋，让他们痛感悔恨，希特勒是不会感到心满意足的，他宁可失去一切赢得他们友情和取得他们合作的机会，而不愿放弃这种虎狼一般的乐趣。拿破仑为了设法赢得意大利臣民的忠诚，给自己戴上了伦巴底的铁铸王冠，希特勒是决不会屈尊仿效拿破仑这种手法的。从理论上说，在希特勒的欧洲，意大利人并不是被征服的乡下佬，而是罗马-柏林轴心中同德国人平起平坐的伙伴。然而，关于怎样同这些名义上的盟友打交道，希特勒唯一的想法就是：运用德国占压倒优势的实力和效率，把意大利人降低到实际上是德国臣民的地位。而意大利人对德国统治的怨恨与惶恐却发挥了作用，随着英美攻入意大利，两者一起在1943年促进了一半成功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和脱离轴心国的行动。何况希特勒还沉缅于他那种普鲁士式的乐趣，盛气凌人地维护他对卫星国和被征服民族的统治。希特勒一度对之稍示体恤和宽容的唯一被征服的国家，乃是维希法国，此中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希特勒自己对法兰西海外帝国鞭长莫及，所以想借此诱使维希政府在海外各地的代表不要倒向战斗的法国人和他们的英语盟友。而一旦盟军在法属西北非登陆，希特勒便立即予以报复，对维希法国实行军事占领。
希特勒的理想(以他那种固执的幻想为根据，认为这场战争是短暂的、易于取胜的)是：“只有日耳曼人才可以携带武器”这种日耳曼“主宰民族”的理想，加上他为了蛊惑人心，不肯充分动员德国人力，或者不如说根本不肯动员德国妇女的人力(出于对这场战争的同一个根本错误的估计)，使他在极其需要军队的时刻，作战兵力却陷于枯竭。在战争末期，希特勒确曾同意采用某些办法来大规模地弥补德军人力的不足：强迫属于非大俄罗斯民族的苏联战俘入伍，并接受被征服国家的“合作分子”来服兵役(这些“合作分子”心里明白，如果纳粹分子人头落地，他们自己也会人头落地的)。然而，希特勒始终不曾劝说——也始终不想劝说——他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名义上的盟友或是被解放的民族，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民族利益同日耳曼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乌克兰人象拿破仑的忠实的波兰走狗波尼亚托夫斯基那样，公开站出来真诚地向自己的同胞鼓吹，说他们为保存希特勒的欧洲而战斗，就是为他们自己民族的事业而战斗，罗森贝格力图使乌克兰人接受这种想法，却遭到希特勒的破坏，希特勒打定主意要把他的欧洲的一切非日耳曼人当作畜牲看待，认为他们活着只是为了供日耳曼人驱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