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4章 弱国无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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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内战之际，中国也没闲着。皖系段祺瑞北洋政|府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逸仙的护法军政|府，又达到削弱直系的目的。
在政治上，段祺瑞操纵“非法的”安福国会（这是孙逸仙、直系、奉系共同的认知），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
这一举动，让皖系大感满足：现在，再没有了府院之争了，政坛清净了，都是自己人了----徐世昌虽是北洋老人，却一向以调解人的姿态立在中枢，又没有兵权，因此对段祺瑞的举动“百依百顺”。爽是爽了，直系愤怒的种子也种下了。
在军事上，在挪用了一部分“西原借款”后，终于被他补足了被奉系两回劫去的军火，于1919年1月成功地建成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所谓“参战军”为其嫡系----一战都结束了，他还用这个名义组建，真的无语了。
这些军队都聘请了日本军官来做顾问。因为双方欲言又止的关系，在武装及训练皖系的军队上，日本是下了真功夫的，因此段政|府对日本政策是抱以容让和妥协的态度。
但直系也有能人，至少吴佩孚就不愿意受他愚弄并看到皖系的扩张，在前线出工不出力，因此军事进度一直不温不火。在他的带动下，直系提出“和平统一”，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段对抗。奉系则抱着韬光养晦的心态立足于关外，浑不理会北京政坛，且对双方的冲突乐见其成。
但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大事使得张汉卿不得不暂时放弃这种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进程，而以更大的视野投入到随后而来的巨变中。在受尽了数十年的凌|辱之后，中华民族终于发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最强音：五四运动。
有时张汉卿也在暗想，他的横空出世，加快了东北（奉）系的强大，让历史上的东北经济、军事能力提前了不止2到3年。但是为什么历史还要按照它原来的轨迹行走呢？难道还要再来一次九﹒一八？一次七七事变？一次八年抗战？还有----一次南京大屠杀？
但是后来他想明白了：他的实力太小了，小到仅仅只能在东北作出有限的作用。而对国际大势，他还没有能力去影响或是改变，他也只能和常人一样，只不过不同的是他可以睁着眼睛看着历史走原来的老路。但是，这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
这是理所当然的战胜国的荣耀和权利。
对于原德国侵占下的青岛和山东特权，因为德国的战败，应该顺势回归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才对，这也是当初一拨子中|央智囊团立主要参战的小算盘。
虽然没能派出兵，但是前前后后有四十余万中国劳工被派出，输出劳务到法、俄等协约国打工，客观上增强了协约国集团的力量，加快了一战的结束，也顺理成章地让中国成为“战胜国”。所以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蔡元培曾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振臂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
可是事实掌脸了：巴黎和会一开始，西方列强就违反了参战前平等对待中国的承诺，以中国贡献很小为由，只给中国两个代表席位，而英、美、法、意、日则各有五个代表席位。这还不算，和会最高机构号称“十人会议”，上述五个国家各有两个代表，而中国，被摒除在外。
更可气的是，日本代表牧野竟声称胶州湾租界地、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应无条件让与日本！理由是中国未派一兵一卒参战，是典型的“宣”而不“战”，凭什么享有这些权利？
二万多华人劳工死在战场上，不是人吗？中国唯一主动请求参战的军官、来自昆明讲武堂的马毓宝就在胜利前夜牺牲在法德之战的疆场上，怎么叫做无人参战？！
马毓宝的遗体就埋在法国陆军公墓，他的家乡昆明为他举办的盛大的公祭哀荣未冷，孙逸仙亲挽的“黄胄光荣”、黎元洪书写的“邦家之光”墨迹未干，陈荣昌亲自写的传还在为万千人诵读，烈士的家乡送来的匾额上分明写着四个大字“中国有人！”怎么叫中国无人参战？！
素有“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力陈中国收复山东的正义性，他以一句“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一样”，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势并博取列强同情。美国国务卿兰辛后来写道：“顾维钧的演讲很有说服力，其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
但是弱国无外交，这种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优势很快便被政治利益所击败。在意大利因利益之争退出和会后，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转而向中国代表施压。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顾维钧说：“我们都是真心想帮助你们，可是你们中国既然和日本签署条约在先，我们就应该尊重条约。”
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时任外交部长的陆征祥：“为什么你们中国要在1915年与日本签署《民四条约》？既然签了条约，就要维护条约的严肃性！”
在4月30日，和会议决“德国在山东之权利、特权、铁路、矿山、海底电线、国有动产、不动产，概让日本”。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离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英国首相路易-乔治见局势弄僵，乃倡议将这件事情交英、法、美三国专门委员会核议。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
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但是因为段政|府有求于日本的缘故，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
俄国内战之际，中国也没闲着。皖系段祺瑞北洋政|府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逸仙的护法军政|府，又达到削弱直系的目的。
在政治上，段祺瑞操纵“非法的”安福国会（这是孙逸仙、直系、奉系共同的认知），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
这一举动，让皖系大感满足：现在，再没有了府院之争了，政坛清净了，都是自己人了----徐世昌虽是北洋老人，却一向以调解人的姿态立在中枢，又没有兵权，因此对段祺瑞的举动“百依百顺”。爽是爽了，直系愤怒的种子也种下了。
在军事上，在挪用了一部分“西原借款”后，终于被他补足了被奉系两回劫去的军火，于1919年1月成功地建成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所谓“参战军”为其嫡系----一战都结束了，他还用这个名义组建，真的无语了。
这些军队都聘请了日本军官来做顾问。因为双方欲言又止的关系，在武装及训练皖系的军队上，日本是下了真功夫的，因此段政|府对日本政策是抱以容让和妥协的态度。
但直系也有能人，至少吴佩孚就不愿意受他愚弄并看到皖系的扩张，在前线出工不出力，因此军事进度一直不温不火。在他的带动下，直系提出“和平统一”，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段对抗。奉系则抱着韬光养晦的心态立足于关外，浑不理会北京政坛，且对双方的冲突乐见其成。
但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大事使得张汉卿不得不暂时放弃这种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进程，而以更大的视野投入到随后而来的巨变中。在受尽了数十年的凌|辱之后，中华民族终于发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最强音：五四运动。
有时张汉卿也在暗想，他的横空出世，加快了东北（奉）系的强大，让历史上的东北经济、军事能力提前了不止2到3年。但是为什么历史还要按照它原来的轨迹行走呢？难道还要再来一次九﹒一八？一次七七事变？一次八年抗战？还有----一次南京大屠杀？
但是后来他想明白了：他的实力太小了，小到仅仅只能在东北作出有限的作用。而对国际大势，他还没有能力去影响或是改变，他也只能和常人一样，只不过不同的是他可以睁着眼睛看着历史走原来的老路。但是，这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
这是理所当然的战胜国的荣耀和权利。
对于原德国侵占下的青岛和山东特权，因为德国的战败，应该顺势回归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才对，这也是当初一拨子中|央智囊团立主要参战的小算盘。
虽然没能派出兵，但是前前后后有四十余万中国劳工被派出，输出劳务到法、俄等协约国打工，客观上增强了协约国集团的力量，加快了一战的结束，也顺理成章地让中国成为“战胜国”。所以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蔡元培曾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振臂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
可是事实掌脸了：巴黎和会一开始，西方列强就违反了参战前平等对待中国的承诺，以中国贡献很小为由，只给中国两个代表席位，而英、美、法、意、日则各有五个代表席位。这还不算，和会最高机构号称“十人会议”，上述五个国家各有两个代表，而中国，被摒除在外。
更可气的是，日本代表牧野竟声称胶州湾租界地、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应无条件让与日本！理由是中国未派一兵一卒参战，是典型的“宣”而不“战”，凭什么享有这些权利？
二万多华人劳工死在战场上，不是人吗？中国唯一主动请求参战的军官、来自昆明讲武堂的马毓宝就在胜利前夜牺牲在法德之战的疆场上，怎么叫做无人参战？！
马毓宝的遗体就埋在法国陆军公墓，他的家乡昆明为他举办的盛大的公祭哀荣未冷，孙逸仙亲挽的“黄胄光荣”、黎元洪书写的“邦家之光”墨迹未干，陈荣昌亲自写的传还在为万千人诵读，烈士的家乡送来的匾额上分明写着四个大字“中国有人！”怎么叫中国无人参战？！
素有“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力陈中国收复山东的正义性，他以一句“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一样”，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势并博取列强同情。美国国务卿兰辛后来写道：“顾维钧的演讲很有说服力，其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
但是弱国无外交，这种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优势很快便被政治利益所击败。在意大利因利益之争退出和会后，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转而向中国代表施压。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顾维钧说：“我们都是真心想帮助你们，可是你们中国既然和日本签署条约在先，我们就应该尊重条约。”
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时任外交部长的陆征祥：“为什么你们中国要在1915年与日本签署《民四条约》？既然签了条约，就要维护条约的严肃性！”
在4月30日，和会议决“德国在山东之权利、特权、铁路、矿山、海底电线、国有动产、不动产，概让日本”。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离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英国首相路易-乔治见局势弄僵，乃倡议将这件事情交英、法、美三国专门委员会核议。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
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但是因为段政|府有求于日本的缘故，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