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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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八点半,李耀正在省长楼三楼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范志鹏走过来汇报说:“老板,江左锰都开发集团公司的刘老板想见见你?”
李耀头也没抬,继续看着文件说:“是那个刘双城吧?”
范志鹏说:“是。”
李耀想了一下,知道这个时候来见自己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借机来送礼的。春节前的这十几天,李耀家里每天晚上都是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到家里来送礼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商人,多得他都记不清。因为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刚坐了一会儿,那个又进门了,于是前面的人赶紧站起来告辞,给后面的人让地方。有的人晚上去家里感到说话不方便,干脆追到办公室里。所以,前几天一上班,那些厅长、局长,还有各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们,坐在接待室里等着他会见的一大排。
前几年,李耀刚调来西江省工作,当分管宣传的省委副书记,逢年过节,到他家里看望的人实在是不多,因为他在西江省人生地不熟,和他直接打交道的官员并没有多少。
等他当了江城市的市委书记,到了春节,就完全不一样了,江城市是省城,是全省最大的城市,这里生活着两百多万人口,是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毫无疑问也是经济中心。江城市委、市政府有几千个科级以上干部,许多人眼巴巴的,都希望自己的职务能够尽快升上去。混到正科级的,就千方百计想着升副处级;混到副处级的,更盼望着升正处级;当了正处级的,还想着升副厅级。在清水衙门当官的,就想调换到更有权力更得实惠的岗位上捞一把。反正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谁当市委书记,谁就是老大,这个社会,都是老大说了算。他们的官到底能不能升上去,有时候就是李耀一句话的事。所以逢年过节,到李耀家里探望的人,一时间门庭若市,又让他找回了原来的感觉。
像李耀这种从基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官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有能力,也会钻营。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提拔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那个时候,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但是,他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身体不好了,知识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所以邓小平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老干部要给年轻人让路,主动让贤。各级领导班子要尽快充实一批年纪轻,有知识,有技术,在“文革”期间没有参与打砸抢活动,是逍遥派的人。
从此,在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这样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大多数出身草根,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唯一自豪的,就是拥有一张那个年代一般人没有的大学文凭,仅仅几年以前,他们拥有的这张文凭曾经为他们贴上了知识分子的标签,走到哪里,他们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还会遭来一些工农干部的白眼和群众的冷嘲热讽。他们是整个社会不待见的人,是群众帮助和改造的对象。
但是,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一夜之间成了这个社会最炙手可热的一批人,上级组织部门仅仅靠一纸档案,就断定他们是符合条件的年轻干部,虽然此前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或者是技术员,大部分都在生产的第一线,当组织上派人把他们从田地里、车间里喊回来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纸文件,他们就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员,有许多从来没有任何领导经验的人,很快就做了副县长,县长,局长,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迅速地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运气极好的,有幸被国家领导人看中的,就一下子进了中央,成了第三梯队,四十岁刚出头,就成了省部级干部,为将来接班,进入中国最高权力的核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个年代,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年代。官场上的风气也很好,大家都是简简单单的,请客送礼的情况很少,谁和谁感情好了,逢年过节到家里坐一坐,吃顿饭,感情就表达了,送礼更是简单得很,送几只老母鸡也行,送一只羊也可以,搬一箱饮料也行。李耀这个农村孩子,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走上政坛的。
李耀记得,自己在老家的乡里当上乡党委委员的时候,没有向当时的乡党委书记牛德厚送过任何厚礼,那个时候的干部都非常正直,谁能不能提拔,关键是看能力,看群众基础。当时李耀在乡里当团委书记,各方面工作开展得非常好,连续两年都得了县里的先进。所以,当上级来考核的时候,牛德厚说:“李耀这个孩子不错,有能力,工作也认真,他如果不被提拔,我们乡其他的人就更没有资格了。”这样,李耀就被提拔成了乡党委委员。后来,李耀看有文凭的干部开始吃香了,于是就决定考大学,因为他基础好,第一年参加高考就考取了省里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大学毕业,当时的分配政策是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他被分回到老家的地区。人事部门一看他的档案,就把他分到了地区行署办公室,做了秘书科的秘书。谁也不用找,根本用不着请客送礼,大学生到了哪里,都是根据你的专业,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几年之后,他就被提拔做了行署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老专员说了句话,就把他下派,到了下面的县里,做了副县长。从此李耀就进入了官场升迁的快车道。三两年一个台阶,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一步一步上去了。
越往后走,李耀发现,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坏,能不能升迁,看的不是你的政绩,你个人的能力,而是你的关系,你有没有强硬的后台。像李耀这样草根出身的人,官场上根本没有强硬的后台,李耀当时总结了一下,他发现,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在官场上你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这些客观因素。第一,你是红二代,爹妈是开国元勋,这样你进入了官场,四平八稳地做,随随便便就能混到副省级以上。表现优秀的,还可以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第二,你是大领导的秘书出身。在官场上有大人物为你说话,也是顺风顺水,四十岁左右就能混到省部级,像王一鸣那样的就属于这种类型。第三,你投靠权门,当上门女婿。不管大官的女儿长得多丑,你都要踊跃去巴结,当上乘龙快婿,她们家的政治资源你就可以完全用上了。虽然你是草根出身,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跳板,你的发展就进入了快车道。对于女人,大家都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对于在官场混的男人,还有一句话,就是干得好不如娶得好。这三条升官的捷径你占有一条,就可以飞黄腾达了。
但是对于李耀这样的人,这三条他都占不住,他祖祖辈辈是农民,自己当的又是小秘书,老婆是农村姑娘,自己当大队干部的时候就结了婚,生了孩子,就是离了婚,在那个小地方,也当不上大官的上门女婿。
那么,等待他的只有一条路了——金钱开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官场上已经兴起了请客送礼的风潮,礼数越来越大,买官卖官开始蔚然成风。李耀的老家W省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私营经济非常发达,大家都有钱了,所以官场上的价码水涨船高,在县里,想当个正科级干部,关键的岗位大家心里都有数的,像县财政局局长,你不送个十几万,是没有可能的。县城城关镇的党委书记,因为容易提拔,你不送个二十万,根本不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当上县长、县委书记的,干上个三年两年的,就发了。
李耀在老家的一个县当了三年的县长,一年县委书记,每年的收入都能够达到上百万,那个时候,这是一笔大钱了,北京、上海的商品房当时才卖三千多一平方。李耀拿这些钱一路送上去。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就给市委书记送钱;当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的时候,就给省委书记、省长送钱。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的,他能怎么办?不跑不送,只能是原地不动。他想升官,想干事,没有平台怎么行?所以在中国的官场上,有些真正有能力、有理想的官员,在当前的体制下,尤其是他们羽翼未丰,还当着小官的时候,他们迫不得已,做了许多不合法的事情,实在是情有可原。在当前的干部选拔体制下,他们如果不那样干,他们就出不来,就会被淘汰,那样他们的才华就被埋没了。他们不是没有操守,而是现实逼迫他们要同流合污,放弃自己的操守才能出人头地,飞黄腾达。
而那些像陶渊明、李白那样有政治理想,有自己的气节,对歪风邪气丝毫不妥协,相反还冷嘲热讽的官员,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他们首先会被淘汰,被放逐出官场,他们成了官场上的失败者,越是有才华,越是有高洁的品质,他们的官运就越差,整个中国的官场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逆淘汰的机制,这是时代的悲剧,是权力商品化的必然结果。
刘双城进来的时候,李耀还在看文件,本来,他对刘双城这样的大老板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这些人都是靠出卖国家的资源,靠私挖乱采才发了大财的。这些资源本来是应该属于全民的,但是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失误,上世纪八十年代,竟然为了短期效益,追求经济增长,允许私人拥有探矿权、采矿权,这个口子一开,全国一下子成了一个疯狂的大工地,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开矿,多得根本没办法统计,允许私人开矿,是在短期内创造了财富增长,但是,由此造成的问题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哄而上,滥挖滥采,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矿难频发,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国一些主要的矿产资源已经基本上接近于枯竭了。所带来的环境退化,环境污染,更是令全世界感到震惊。现在的中国,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绝大部分都在我们这里。江河湖海几乎都逃脱不了被污染的命运,五大水系都出现了水质退化。黄河开始断流,湖泊动不动就出现水藻事件,毒大米、毒食品更是层出不穷,整个国家面临环境衰退,矿产资源枯竭的威胁。而那些发了大财的大老板却一个一个鞋底抹油,全家移民去了海外,他们通过地下钱庄,把自己的资产悄悄地转移到了国外,在国外养女人,买别墅,买豪车、游艇、飞机,一掷千金,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国的富翁都瞠目结舌。
邓小平曾经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而现实是残酷的,这批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不仅不打算先富带后富,而且早早地就做好了准备,移民海外,转移走他们搜刮的财富,到国外过逍遥的日子去了,他们的子子孙孙,从此以后也成了外国人,留下的只是一个百疮千孔的国家和积贫积弱的人民。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李耀虽然不廉洁,但是他知道,自己有时候是迫不得已,不这样就升不上去,就会被官场淘汰掉,也就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更浪费了自己的大好年华。他从心底里对刘双城这样的大老板是看不起的。
他想起看过的一个内部材料,上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其弟弟邓垦在一次谈话中,再次谈到社会分配和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小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是啊,有些人是富了,你想分他们的财富,搞共同富裕,可能吗?他们会心平气和地听从你的摆布吗?!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是公开保护私有财产的,他们可以把资金转移走,你什么也分不到,共同富裕,这样下去,看来只能是白日做梦而已了。
刘双城笑着走进来,李耀抬头看了他一眼,中等个子,身材适中,皮肤黑黪黪的,留着一缕小胡子,眼光冷峻,有一股杀气,或者说是江湖气,有些黑老大的意思。上身穿了一件黑色的风衣,下面是深蓝色的西裤。手里提着几个礼品袋,笑容很灿烂。
范志鹏笑着介绍说:“老板,这是刘董事长。”
李耀微笑了一下,从老板椅里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伸出手,和刘双城握了握,说:“欢迎啊欢迎!”
刘双城说:“李省长,兄弟我是仰慕得很呐!早就该来拜见省长了,实在是失礼得很!罪过罪过!”
李耀说:“大家都忙,况且我从来没有到你的地面上视察过,所以有情可原吗。”于是张罗着让刘双城坐下来,两个人在沙发上随便地聊着天。
刘双城简单地汇报了一下公司的经营情况,年产值多少,纳税多少,公司的利润有多少。李耀听着,不断地点头。
刘双城汇报完毕,李耀做了几点指示,第一,要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安全无小事,最近国家在加大对于全国矿山安全的治理整顿工作,有隐患的矿山,到时候排查出来,一定会关闭。第二,要进一步做大企业的规模,搞好产品的深层次开发,增加附加值,延伸产业链。第三,保护好环境,不能搞破坏性开发,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第四,要扩大就业,多为社会做贡献。
刘双城掏出笔记本,装模作样地做着记录。本来他见一般的领导人,很少亲自拿着笔记本记录领导讲话的。他是老板,又不是公务员,没必要见了官员谨小慎微的,像是老鼠见了猫似的。
都是范志鹏提前做了工作,对他说:“你见李省长,汇报完工作,按照惯例要请求李省长对你们的企业做些指示,这个时候你最好找个笔记本,在本子上记着,这样显得你对领导很尊重,也就给领导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今后再见就方便些。”
这个建议刘双城就采纳了。
谈话进行了二十多分钟,因为范志鹏交待过,一般谈个十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如果省长很有兴致,你也可以多谈谈。省长的指示一结束,基本上就可以告辞了。要主动撤退,不能让省长显示出不耐烦的样子。
刘双城笑着对李耀说:“省长,要过春节了,第一次来看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随便挑了几份礼物,希望省长不要推辞,给兄弟我一个面子。”说着把几个礼品店放到李耀办公桌上。
李耀看也没看就笑着收下了,说:“好,都说你刘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江湖上名气很大啊!”
刘双城说:“都是兄弟们捧场,我这个人信奉一句话,有钱大家赚,有财大家发,钱财是身外之物,不能没有,但太多了也是负担,还是兄弟情义最长久,最可贵。所有我这个人最爱交朋友,也对得起朋友。”
李耀说:“你这句话我爱听,钱这个东西,没有确实不行,但太多了,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作为企业家,一定要有更高的追求才行。民营经济现在是我们国家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大有前途,中央号召要大力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我们省里也很快会再出台一些措施,在政策上、资金上对于非公经济以更大的支持。希望你的企业做大,做强,在全国闯出名气,三两年之内成为上市公司,成为我们西江省的一张名片。”
刘双城说:“我也有这个意向,今后还需要李省长多多关照!”
李耀说:“会的,会的。”
刘双城告辞后,李耀把他送到门口,握了握手,就回到自己办公室,随手就把几个礼品店放到了柜子里。
下午下班前,范志鹏过来为他整理东西,看到上午刘双城送过来的几个礼品袋。范志鹏知道刘双城一向出手很大方的,是不会仅仅送一些茶叶、保健品之类的东西的,肯定会有现金。果然在一个袋子里发现了一个大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两捆钞票,花花绿绿的,上面是英文,范志鹏一看,是美元,面值都是一百的,两捆也就是两万美元。
范志鹏把信封拿出来,放到李耀黑色的公文包里,说:“老板,刘双城送了两万美元给你,我放在包里了。”
李耀看了范志鹏一眼,说:“小范,你看这个刘双城可靠吗?”
范志鹏说:“听说他为人很讲义气,很大方的。上上下下都有人,和杨春风、刘放明、郑天运、牛振海、秦书海关系都很好。估计他们那里,他也会送钱的。说不定比你这里还多,他这一次我估计,也就是投石问路。等今后熟悉了,会更大方。”
李耀于是就不再说什么。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李耀正在省长楼三楼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范志鹏走过来汇报说:“老板,江左锰都开发集团公司的刘老板想见见你?”
李耀头也没抬,继续看着文件说:“是那个刘双城吧?”
范志鹏说:“是。”
李耀想了一下,知道这个时候来见自己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借机来送礼的。春节前的这十几天,李耀家里每天晚上都是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到家里来送礼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商人,多得他都记不清。因为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刚坐了一会儿,那个又进门了,于是前面的人赶紧站起来告辞,给后面的人让地方。有的人晚上去家里感到说话不方便,干脆追到办公室里。所以,前几天一上班,那些厅长、局长,还有各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们,坐在接待室里等着他会见的一大排。
前几年,李耀刚调来西江省工作,当分管宣传的省委副书记,逢年过节,到他家里看望的人实在是不多,因为他在西江省人生地不熟,和他直接打交道的官员并没有多少。
等他当了江城市的市委书记,到了春节,就完全不一样了,江城市是省城,是全省最大的城市,这里生活着两百多万人口,是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毫无疑问也是经济中心。江城市委、市政府有几千个科级以上干部,许多人眼巴巴的,都希望自己的职务能够尽快升上去。混到正科级的,就千方百计想着升副处级;混到副处级的,更盼望着升正处级;当了正处级的,还想着升副厅级。在清水衙门当官的,就想调换到更有权力更得实惠的岗位上捞一把。反正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谁当市委书记,谁就是老大,这个社会,都是老大说了算。他们的官到底能不能升上去,有时候就是李耀一句话的事。所以逢年过节,到李耀家里探望的人,一时间门庭若市,又让他找回了原来的感觉。
像李耀这种从基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官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有能力,也会钻营。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提拔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那个时候,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但是,他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身体不好了,知识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所以邓小平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老干部要给年轻人让路,主动让贤。各级领导班子要尽快充实一批年纪轻,有知识,有技术,在“文革”期间没有参与打砸抢活动,是逍遥派的人。
从此,在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这样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大多数出身草根,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唯一自豪的,就是拥有一张那个年代一般人没有的大学文凭,仅仅几年以前,他们拥有的这张文凭曾经为他们贴上了知识分子的标签,走到哪里,他们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还会遭来一些工农干部的白眼和群众的冷嘲热讽。他们是整个社会不待见的人,是群众帮助和改造的对象。
但是,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一夜之间成了这个社会最炙手可热的一批人,上级组织部门仅仅靠一纸档案,就断定他们是符合条件的年轻干部,虽然此前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或者是技术员,大部分都在生产的第一线,当组织上派人把他们从田地里、车间里喊回来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纸文件,他们就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员,有许多从来没有任何领导经验的人,很快就做了副县长,县长,局长,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迅速地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运气极好的,有幸被国家领导人看中的,就一下子进了中央,成了第三梯队,四十岁刚出头,就成了省部级干部,为将来接班,进入中国最高权力的核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个年代,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年代。官场上的风气也很好,大家都是简简单单的,请客送礼的情况很少,谁和谁感情好了,逢年过节到家里坐一坐,吃顿饭,感情就表达了,送礼更是简单得很,送几只老母鸡也行,送一只羊也可以,搬一箱饮料也行。李耀这个农村孩子,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走上政坛的。
李耀记得,自己在老家的乡里当上乡党委委员的时候,没有向当时的乡党委书记牛德厚送过任何厚礼,那个时候的干部都非常正直,谁能不能提拔,关键是看能力,看群众基础。当时李耀在乡里当团委书记,各方面工作开展得非常好,连续两年都得了县里的先进。所以,当上级来考核的时候,牛德厚说:“李耀这个孩子不错,有能力,工作也认真,他如果不被提拔,我们乡其他的人就更没有资格了。”这样,李耀就被提拔成了乡党委委员。后来,李耀看有文凭的干部开始吃香了,于是就决定考大学,因为他基础好,第一年参加高考就考取了省里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大学毕业,当时的分配政策是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他被分回到老家的地区。人事部门一看他的档案,就把他分到了地区行署办公室,做了秘书科的秘书。谁也不用找,根本用不着请客送礼,大学生到了哪里,都是根据你的专业,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几年之后,他就被提拔做了行署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老专员说了句话,就把他下派,到了下面的县里,做了副县长。从此李耀就进入了官场升迁的快车道。三两年一个台阶,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一步一步上去了。
越往后走,李耀发现,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坏,能不能升迁,看的不是你的政绩,你个人的能力,而是你的关系,你有没有强硬的后台。像李耀这样草根出身的人,官场上根本没有强硬的后台,李耀当时总结了一下,他发现,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在官场上你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这些客观因素。第一,你是红二代,爹妈是开国元勋,这样你进入了官场,四平八稳地做,随随便便就能混到副省级以上。表现优秀的,还可以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第二,你是大领导的秘书出身。在官场上有大人物为你说话,也是顺风顺水,四十岁左右就能混到省部级,像王一鸣那样的就属于这种类型。第三,你投靠权门,当上门女婿。不管大官的女儿长得多丑,你都要踊跃去巴结,当上乘龙快婿,她们家的政治资源你就可以完全用上了。虽然你是草根出身,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跳板,你的发展就进入了快车道。对于女人,大家都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对于在官场混的男人,还有一句话,就是干得好不如娶得好。这三条升官的捷径你占有一条,就可以飞黄腾达了。
但是对于李耀这样的人,这三条他都占不住,他祖祖辈辈是农民,自己当的又是小秘书,老婆是农村姑娘,自己当大队干部的时候就结了婚,生了孩子,就是离了婚,在那个小地方,也当不上大官的上门女婿。
那么,等待他的只有一条路了——金钱开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官场上已经兴起了请客送礼的风潮,礼数越来越大,买官卖官开始蔚然成风。李耀的老家W省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私营经济非常发达,大家都有钱了,所以官场上的价码水涨船高,在县里,想当个正科级干部,关键的岗位大家心里都有数的,像县财政局局长,你不送个十几万,是没有可能的。县城城关镇的党委书记,因为容易提拔,你不送个二十万,根本不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当上县长、县委书记的,干上个三年两年的,就发了。
李耀在老家的一个县当了三年的县长,一年县委书记,每年的收入都能够达到上百万,那个时候,这是一笔大钱了,北京、上海的商品房当时才卖三千多一平方。李耀拿这些钱一路送上去。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就给市委书记送钱;当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的时候,就给省委书记、省长送钱。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的,他能怎么办?不跑不送,只能是原地不动。他想升官,想干事,没有平台怎么行?所以在中国的官场上,有些真正有能力、有理想的官员,在当前的体制下,尤其是他们羽翼未丰,还当着小官的时候,他们迫不得已,做了许多不合法的事情,实在是情有可原。在当前的干部选拔体制下,他们如果不那样干,他们就出不来,就会被淘汰,那样他们的才华就被埋没了。他们不是没有操守,而是现实逼迫他们要同流合污,放弃自己的操守才能出人头地,飞黄腾达。
而那些像陶渊明、李白那样有政治理想,有自己的气节,对歪风邪气丝毫不妥协,相反还冷嘲热讽的官员,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他们首先会被淘汰,被放逐出官场,他们成了官场上的失败者,越是有才华,越是有高洁的品质,他们的官运就越差,整个中国的官场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逆淘汰的机制,这是时代的悲剧,是权力商品化的必然结果。
刘双城进来的时候,李耀还在看文件,本来,他对刘双城这样的大老板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这些人都是靠出卖国家的资源,靠私挖乱采才发了大财的。这些资源本来是应该属于全民的,但是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失误,上世纪八十年代,竟然为了短期效益,追求经济增长,允许私人拥有探矿权、采矿权,这个口子一开,全国一下子成了一个疯狂的大工地,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开矿,多得根本没办法统计,允许私人开矿,是在短期内创造了财富增长,但是,由此造成的问题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哄而上,滥挖滥采,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矿难频发,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国一些主要的矿产资源已经基本上接近于枯竭了。所带来的环境退化,环境污染,更是令全世界感到震惊。现在的中国,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绝大部分都在我们这里。江河湖海几乎都逃脱不了被污染的命运,五大水系都出现了水质退化。黄河开始断流,湖泊动不动就出现水藻事件,毒大米、毒食品更是层出不穷,整个国家面临环境衰退,矿产资源枯竭的威胁。而那些发了大财的大老板却一个一个鞋底抹油,全家移民去了海外,他们通过地下钱庄,把自己的资产悄悄地转移到了国外,在国外养女人,买别墅,买豪车、游艇、飞机,一掷千金,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国的富翁都瞠目结舌。
邓小平曾经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而现实是残酷的,这批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不仅不打算先富带后富,而且早早地就做好了准备,移民海外,转移走他们搜刮的财富,到国外过逍遥的日子去了,他们的子子孙孙,从此以后也成了外国人,留下的只是一个百疮千孔的国家和积贫积弱的人民。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李耀虽然不廉洁,但是他知道,自己有时候是迫不得已,不这样就升不上去,就会被官场淘汰掉,也就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更浪费了自己的大好年华。他从心底里对刘双城这样的大老板是看不起的。
他想起看过的一个内部材料,上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其弟弟邓垦在一次谈话中,再次谈到社会分配和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小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是啊,有些人是富了,你想分他们的财富,搞共同富裕,可能吗?他们会心平气和地听从你的摆布吗?!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是公开保护私有财产的,他们可以把资金转移走,你什么也分不到,共同富裕,这样下去,看来只能是白日做梦而已了。
刘双城笑着走进来,李耀抬头看了他一眼,中等个子,身材适中,皮肤黑黪黪的,留着一缕小胡子,眼光冷峻,有一股杀气,或者说是江湖气,有些黑老大的意思。上身穿了一件黑色的风衣,下面是深蓝色的西裤。手里提着几个礼品袋,笑容很灿烂。
范志鹏笑着介绍说:“老板,这是刘董事长。”
李耀微笑了一下,从老板椅里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伸出手,和刘双城握了握,说:“欢迎啊欢迎!”
刘双城说:“李省长,兄弟我是仰慕得很呐!早就该来拜见省长了,实在是失礼得很!罪过罪过!”
李耀说:“大家都忙,况且我从来没有到你的地面上视察过,所以有情可原吗。”于是张罗着让刘双城坐下来,两个人在沙发上随便地聊着天。
刘双城简单地汇报了一下公司的经营情况,年产值多少,纳税多少,公司的利润有多少。李耀听着,不断地点头。
刘双城汇报完毕,李耀做了几点指示,第一,要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安全无小事,最近国家在加大对于全国矿山安全的治理整顿工作,有隐患的矿山,到时候排查出来,一定会关闭。第二,要进一步做大企业的规模,搞好产品的深层次开发,增加附加值,延伸产业链。第三,保护好环境,不能搞破坏性开发,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第四,要扩大就业,多为社会做贡献。
刘双城掏出笔记本,装模作样地做着记录。本来他见一般的领导人,很少亲自拿着笔记本记录领导讲话的。他是老板,又不是公务员,没必要见了官员谨小慎微的,像是老鼠见了猫似的。
都是范志鹏提前做了工作,对他说:“你见李省长,汇报完工作,按照惯例要请求李省长对你们的企业做些指示,这个时候你最好找个笔记本,在本子上记着,这样显得你对领导很尊重,也就给领导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今后再见就方便些。”
这个建议刘双城就采纳了。
谈话进行了二十多分钟,因为范志鹏交待过,一般谈个十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如果省长很有兴致,你也可以多谈谈。省长的指示一结束,基本上就可以告辞了。要主动撤退,不能让省长显示出不耐烦的样子。
刘双城笑着对李耀说:“省长,要过春节了,第一次来看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随便挑了几份礼物,希望省长不要推辞,给兄弟我一个面子。”说着把几个礼品店放到李耀办公桌上。
李耀看也没看就笑着收下了,说:“好,都说你刘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江湖上名气很大啊!”
刘双城说:“都是兄弟们捧场,我这个人信奉一句话,有钱大家赚,有财大家发,钱财是身外之物,不能没有,但太多了也是负担,还是兄弟情义最长久,最可贵。所有我这个人最爱交朋友,也对得起朋友。”
李耀说:“你这句话我爱听,钱这个东西,没有确实不行,但太多了,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作为企业家,一定要有更高的追求才行。民营经济现在是我们国家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大有前途,中央号召要大力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我们省里也很快会再出台一些措施,在政策上、资金上对于非公经济以更大的支持。希望你的企业做大,做强,在全国闯出名气,三两年之内成为上市公司,成为我们西江省的一张名片。”
刘双城说:“我也有这个意向,今后还需要李省长多多关照!”
李耀说:“会的,会的。”
刘双城告辞后,李耀把他送到门口,握了握手,就回到自己办公室,随手就把几个礼品店放到了柜子里。
下午下班前,范志鹏过来为他整理东西,看到上午刘双城送过来的几个礼品袋。范志鹏知道刘双城一向出手很大方的,是不会仅仅送一些茶叶、保健品之类的东西的,肯定会有现金。果然在一个袋子里发现了一个大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两捆钞票,花花绿绿的,上面是英文,范志鹏一看,是美元,面值都是一百的,两捆也就是两万美元。
范志鹏把信封拿出来,放到李耀黑色的公文包里,说:“老板,刘双城送了两万美元给你,我放在包里了。”
李耀看了范志鹏一眼,说:“小范,你看这个刘双城可靠吗?”
范志鹏说:“听说他为人很讲义气,很大方的。上上下下都有人,和杨春风、刘放明、郑天运、牛振海、秦书海关系都很好。估计他们那里,他也会送钱的。说不定比你这里还多,他这一次我估计,也就是投石问路。等今后熟悉了,会更大方。”
李耀于是就不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