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我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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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是憋久了,布一掏出来,他就不停地咳嗽。
半天老公才停歇下来,冲着他发出一声吼:不就是要钱吗?多少钱你说话,少给老子来这种下三滥。
我连忙让老公闭嘴,把他惹毛了,这种人,啥事干不出来?
还好,他没有冒火,冷冷地说:“我不要钱,我要我兄弟。”顿了顿又接上,“我妈还等着我们回家过年呢!”
老公也冷静下来了,往前挪了挪身子,对着他说:“挖煤这活,你干过,有些情况你是知道的,就是提着脑袋挣钱,谁敢保证煤洞子不出事。遇不上,是祖坟埋得好;遇上了,是运气孬。你兄弟遇上了,我也难受,听矿上的说,他是干活最卖力的。你没了一个好兄弟,我没了一个好工人,将心比心,我知道你的感受。既然你知道这事了,这是天意,这样,我按照国家标准,赔付给你二十万元。另外,你们农村来的,家庭也不宽裕,我私人多掏三万,总共二十三万,一次性付清,如何?”
老公说完,脑袋往前倾,大约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我舒了一口气,老公这样做,也算尽到仁义了。二十多万,像他这样瘸了一条腿的,怕是干一辈子也挣不来。老公这人啊!别看有钱,抠门得很,我娘家那些亲戚,从来没从他这儿拿走或者借走过一分钱。
一下就给了二十多万,够慷慨的了。
老公脑袋还在茶几上空悬吊着,眼巴巴看着他。
他倏然一动,横起一枪托,砸得老公侧身翻倒。半天老公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费力地把自己搬到沙发上放好,狠狠地盯着他骂:“狗日的,有本事你把我放开,老子和你一对一。”
他绷着的脸忽然放松了,语调清晰地对老公说:“把我兄弟弄出来,你得把他负责送回老家,还得给他披麻戴孝,送他入土。”
老公咕哝了两声说:“这个倒没啥问题。”
“你估计还有多久能挖出来?我没啥耐心了。”他说。
“根据埋的深度,全厂人一起上,估计得一天时间吧!”老公说。
他点点头,喃喃自语:“算是有个着落了,老娘该着急了,得给她说一声。”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的电话边,把枪夹在腋下,拨通了电话。
“喂,叔吗?我是老大啊!我找到我兄弟了,麻烦你叫我妈接个电话。唉!好,好,我等着。”
他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像是花园里绽开的梅花,他甚至连看着我们的时候都在笑。我侧头看了看女儿,居然连我女儿也笑了。
忽然,一声闷响,他的笑容就凝固了,眼睛睁得斗大,电话听筒顺着肩膀掉了下去。再接着,他像一截枯朽的老树,连根拔起,咕咚倒地。
哗啦一声,碎掉的窗户玻璃散落一地。
狙击手
接到支队长的通知,我赶忙给老家的爹妈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妈呀,我总算接到任务了,你儿子这一身本领总算派上用场了,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妈在电话那头也替我高兴,说你要晓得珍惜机会,好好干,把平时练就的一身本领使出来,别丢脸。
这个机会,我等了好久了。
要论枪法,队上没人敢和我比,可是一有任务,就是没我的份儿,为此我还闹过情绪呢!支队长就跟我说,你以为枪法好就行了,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要枪法好,还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要有临场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你以为打死一个人那么简单?尽管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要你亲手打死他,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听他这样一说,我就不敢说话了。这时候支队长就拍拍我的肩说,不要急,有你表现的时候。
我是中午接到的通知,支队长专门找我谈了话,说你不是一直猴急着上吗?机会来了,犯罪分子把一家人给劫持了,手里还有枪。我们去看过地形了,四面都是高墙,不利于谈判,所以研究决定,在不惊动罪犯的情况下,秘密狙杀。从围墙外架好楼梯,每个窗口都布置狙击手,根据罪犯的活动情况,谁有利谁狙杀。但是有一点,必须一枪毙命,不然人质就危险了。
我一拍胸脯,保证完成任务。
支队长一看我的样儿,脸上有些不放心,他说:“现在你猴跳舞跳的,等进入实战,就怕你发软,这和打靶不一样,这次的靶子是个人。”
“打死的是坏人呢,我有把握。”我信心满满地说。
“对,为民除害,有什么好怕的。”支队长也大声说。
我知道,他是给我鼓气呢!
去现场的路上,我抱着枪坐在车里,心还是有些慌,毕竟是第一次执行任务。
怀里是一支八五式七点六二毫米狙击步枪,这支枪这些年为我赢得了好几座奖杯,今天,我就要用它来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狙杀了。我手有点抖,心也突突地跳。
到达事发地,梯子已经架好了,我的位置是靠南的那个窗户。我抬头看了看,围墙上有已经干枯的爬山虎,这样好,利于隐蔽。披上迷彩衣,再把枪身伪装好。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过来对我说:记住,一枪毙命,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开枪,知道吗?我点点头。
爬上围墙,我先目测一下距离,不超过两百米,这样我心里就有数了。我手里的狙击步枪在两百米以内的距离上,就是一头大象被击中胸部,几乎都没有生还的可能。
窗户视线很好,能见到小半个客厅,客厅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只钟,从瞄准镜里,能清楚地看到秒针在跑。靠窗的高脚茶几上放着一部电话。客厅能见部分,足够完成对移动目标的瞄准和狙杀。
时间像黏稠的汤汁,我就是一只掉进汤汁的蚊子,一分钟仿佛一个世纪。我身体开始发热,很热,太阳穴火烤一般。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从来没有。
我开始在心里唱歌,老家的小曲,老家好多人都会唱,田间地头累了,歇下来抽袋烟,喝碗水,都会哼上一小段。我是到了部队才学会这招的,紧张的时候,唱上一小段,立刻就不紧张了。
山歌不唱两年多,
喉咙起了蜘蛛窝;
三朋四友来会到,
先说苦情后唱歌。
山歌好唱口难开,
樱桃好吃树难栽;
大米好吃田难种,
鲜鱼好吃网难结。
天上星多月不明,
地上坑多路不平;
朝中官多不办事,
世上人多事难成。
唱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心口通畅了不少。
就在这时,一个人影出现了,他慢慢走到窗户边。从瞄准镜里,我看见了那支枪,应该是支火枪。他在电话边停了下来,把枪夹在腋下,开始拨打电话。
天,竟然定在那儿了,这比狙杀移动目标容易多了。看来,真是天要收他了,又或许是祖宗有灵,保佑我万无一失地完成一次为民除害的光荣使命。
手指放在扳机上,心跳又加速了,血液成了沸腾的开水。看来支队长说得不错,要狙杀一个活人,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想,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能说话,能呼吸,能思考,可你手指轻轻一勾,他就开始变得冰凉、僵硬,他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的花花绿绿,听不见那些繁杂而又美妙的声音了。
我悄悄跟自己说:不要胡思乱想,你面对的是个坏人,他死了,更多的人就安全了。我就开始默念:他是坏人,他是坏人。念到第十遍,我忽然变成了一匹驰骋在草原上的骏马,飘荡在广阔天空的一块浮云。这该就是一个狙击手的最佳状态了。
瞄准镜的十字对准了他的胸部,那里是一颗正突突跳动的心脏,等炽热的弹头击穿它,危机就会随着他的呼吸远去了。
一切和想象的一样,他倒下去了,我却站了起来,今后,我就是一名真正的狙击手了。
趴在墙上安静了片刻,我顺着梯子滑下来,支队长朝我跑来,两手搭在我肩上用力一拍,一脸的笑容。很好,他上下打量着我说,像是不认识我似的。
一个警察跑来给支队长汇报:一枪毙命,人质全部获救。
支队长高兴了,笑着说:“这年头有钱人也难啊!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的口袋呢!”警察也笑:“既然干了,也该把装备搞得像样些才是啊!你看,”他把那支枪递给支队长,“一把破枪,撞针都没了,连火药都没填。”
支队长拿着枪掂了掂,嘿嘿笑两声。然后转过头对我说:“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能有这样出色的表现,很好很好。”
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过来,支队长把我推到他面前说:“就是他击毙了罪犯。”
那人点点头,连说了几个好,接着握着我的手说:“人民有你这样的保护神,任何犯罪行为都不会得逞。”
我心里涌起来一阵自豪,还有些不好意思,脸发烫。
回到驻地,我给老家的爹妈再打一个电话,我要让他们知道,儿子没有给他们丢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电话打到大伯家,我跟大伯说让我妈接个电话,大伯问啥事这样急?我说是好事,大伯说你等着,我给你叫去。
我把听筒挂在肩上,忍不住又笑了一回。
我妈肯定一路小跑,脸上还带着笑呢!
我们村
守着这个村庄好些年了,我发现村庄仿佛越来越累了。每天,太阳老高了,你都见不到一个人影,细长的乡间小道都成了摆设。越过午后,路上才能见着人,蚂蚁一样,都是些糟了心的老树桩子。五十岁以下的,没几个了,气饱力胀的,都扛着行李进城去了。
村庄啥都慢,人们说话慢,走路也慢,炊烟起来得慢,日头落得也慢,风过来的脚步慢,好像连庄稼都长得慢了。
每天,我守在村委会的屋子里,守着那部黑色的电话机,它连通了村庄和外面的世界。电话每天都是要响的。电话那头全是嫩嫩的声音,喊,叔啊!你让我爸接个电话。我就站在村委会门前的坝子里,敞开嗓子喊:某某某,电话来了。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或者两个老迈的身影,从远处颠颠跑来。女的,也许还沾着一手水,男的,说不定手里还抓着一把泥。吁吁进屋来,把手伸到腋下擦干净,激动地抓起电话,先眼泪汪汪喊声儿啊或者姑娘啊,就开始了不断重复着的絮絮叨叨:衣服要多穿啊!饭要吃饱啊!注意安全啊!总之都是些念得快发了霉的话。啰唆完,对着我笑笑,出门去,还是该干啥干啥,仿佛新翻出的泥土,太阳一过,又恢复原样了。
偶尔,一堆老得松松垮垮的男男女女会来这里坐坐。通常是晚饭后,聊一聊天气,说一说早已远去的奇闻轶事。最后的话题总是奔忙在外的姑娘娃娃。攀比是难免的,我家的在皮鞋厂,一个月能挣头肥猪呢!我家的在服装厂,两年就能往家里寄三间猪圈。争执也是难免的,你说他吹牛了,她说你浮夸了,面红耳赤完毕,就都陷入沉默了。接着就是一屋子的叹气声。每个人都会跌进哀伤的笼子,笼子上了锁,没一个能挣脱出来。
这几日,平姑来得最勤了。她腿脚不好,从小路上过来,得飘荡好些时候。来了也不和我说话,眼睛盯着桌子上的电话机。我知道,她在等,等他们家老大的电话。老大出门那天,从村委会门前经过,我问他干啥去,他憨憨看着我笑笑,说寻老二去。他的笑很勉强,一点不舒坦,他那是担心自己兄弟呢!老二我是知道的,每个月固定的时间,桌上的电话机就会响,不用接,我就知道是老二来的。后来电话不响了,我都有些不习惯了。
平姑就这样,盯着电话呆呆看,有时候看一上午,有时候看一下午。除了忙活,其他时间都给电话机了。电话一串脆响,总能让平姑一激灵,然后她就对我说,他叔,响了呢!你看是不是老大。没一次是老大,看着那些挂着笑进来抓起电话儿啊女啊喊个不停的人,平姑脸上堆满了羡慕。
看她魂不守舍的模样,我就安慰她,说你也别心急火燎的,该来的自然会来。她撩撩花白的头发,也不说话,看着我笑笑。我看得懂她的笑,酸酸的,还夹杂了一些苦。
这些天放晴了,平姑没来了,我想她定是在焐谷种了,这活繁琐,又耗人。
我依旧带着镜子窝在火炉边看报,报上都是好消息呢!我真觉得形势是好了,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了。
老大的电话是午后打过来的,天气好得很,阳光铺满了村庄。抓起电话,老大在那头喊:喂,叔吗?我是老大啊!我找到我兄弟了,麻烦你叫我妈接个电话。
我一听高兴了,说你等等啊!我叫你妈去。
我跑出来,站在院子边,高声喊:平姑,老大来电话了,他找着老二了。
远处的小路上,平姑高高矮矮地跑来。
风撩着她的白发,阳光照着她的脸,她的脸上带着笑。
那笑,像做了幸福的新娘子。(未完待续)
老公是憋久了,布一掏出来,他就不停地咳嗽。
半天老公才停歇下来,冲着他发出一声吼:不就是要钱吗?多少钱你说话,少给老子来这种下三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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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他没有冒火,冷冷地说:“我不要钱,我要我兄弟。”顿了顿又接上,“我妈还等着我们回家过年呢!”
老公也冷静下来了,往前挪了挪身子,对着他说:“挖煤这活,你干过,有些情况你是知道的,就是提着脑袋挣钱,谁敢保证煤洞子不出事。遇不上,是祖坟埋得好;遇上了,是运气孬。你兄弟遇上了,我也难受,听矿上的说,他是干活最卖力的。你没了一个好兄弟,我没了一个好工人,将心比心,我知道你的感受。既然你知道这事了,这是天意,这样,我按照国家标准,赔付给你二十万元。另外,你们农村来的,家庭也不宽裕,我私人多掏三万,总共二十三万,一次性付清,如何?”
老公说完,脑袋往前倾,大约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我舒了一口气,老公这样做,也算尽到仁义了。二十多万,像他这样瘸了一条腿的,怕是干一辈子也挣不来。老公这人啊!别看有钱,抠门得很,我娘家那些亲戚,从来没从他这儿拿走或者借走过一分钱。
一下就给了二十多万,够慷慨的了。
老公脑袋还在茶几上空悬吊着,眼巴巴看着他。
他倏然一动,横起一枪托,砸得老公侧身翻倒。半天老公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费力地把自己搬到沙发上放好,狠狠地盯着他骂:“狗日的,有本事你把我放开,老子和你一对一。”
他绷着的脸忽然放松了,语调清晰地对老公说:“把我兄弟弄出来,你得把他负责送回老家,还得给他披麻戴孝,送他入土。”
老公咕哝了两声说:“这个倒没啥问题。”
“你估计还有多久能挖出来?我没啥耐心了。”他说。
“根据埋的深度,全厂人一起上,估计得一天时间吧!”老公说。
他点点头,喃喃自语:“算是有个着落了,老娘该着急了,得给她说一声。”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的电话边,把枪夹在腋下,拨通了电话。
“喂,叔吗?我是老大啊!我找到我兄弟了,麻烦你叫我妈接个电话。唉!好,好,我等着。”
他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像是花园里绽开的梅花,他甚至连看着我们的时候都在笑。我侧头看了看女儿,居然连我女儿也笑了。
忽然,一声闷响,他的笑容就凝固了,眼睛睁得斗大,电话听筒顺着肩膀掉了下去。再接着,他像一截枯朽的老树,连根拔起,咕咚倒地。
哗啦一声,碎掉的窗户玻璃散落一地。
狙击手
接到支队长的通知,我赶忙给老家的爹妈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妈呀,我总算接到任务了,你儿子这一身本领总算派上用场了,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妈在电话那头也替我高兴,说你要晓得珍惜机会,好好干,把平时练就的一身本领使出来,别丢脸。
这个机会,我等了好久了。
要论枪法,队上没人敢和我比,可是一有任务,就是没我的份儿,为此我还闹过情绪呢!支队长就跟我说,你以为枪法好就行了,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要枪法好,还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要有临场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你以为打死一个人那么简单?尽管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要你亲手打死他,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听他这样一说,我就不敢说话了。这时候支队长就拍拍我的肩说,不要急,有你表现的时候。
我是中午接到的通知,支队长专门找我谈了话,说你不是一直猴急着上吗?机会来了,犯罪分子把一家人给劫持了,手里还有枪。我们去看过地形了,四面都是高墙,不利于谈判,所以研究决定,在不惊动罪犯的情况下,秘密狙杀。从围墙外架好楼梯,每个窗口都布置狙击手,根据罪犯的活动情况,谁有利谁狙杀。但是有一点,必须一枪毙命,不然人质就危险了。
我一拍胸脯,保证完成任务。
支队长一看我的样儿,脸上有些不放心,他说:“现在你猴跳舞跳的,等进入实战,就怕你发软,这和打靶不一样,这次的靶子是个人。”
“打死的是坏人呢,我有把握。”我信心满满地说。
“对,为民除害,有什么好怕的。”支队长也大声说。
我知道,他是给我鼓气呢!
去现场的路上,我抱着枪坐在车里,心还是有些慌,毕竟是第一次执行任务。
怀里是一支八五式七点六二毫米狙击步枪,这支枪这些年为我赢得了好几座奖杯,今天,我就要用它来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狙杀了。我手有点抖,心也突突地跳。
到达事发地,梯子已经架好了,我的位置是靠南的那个窗户。我抬头看了看,围墙上有已经干枯的爬山虎,这样好,利于隐蔽。披上迷彩衣,再把枪身伪装好。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过来对我说:记住,一枪毙命,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开枪,知道吗?我点点头。
爬上围墙,我先目测一下距离,不超过两百米,这样我心里就有数了。我手里的狙击步枪在两百米以内的距离上,就是一头大象被击中胸部,几乎都没有生还的可能。
窗户视线很好,能见到小半个客厅,客厅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只钟,从瞄准镜里,能清楚地看到秒针在跑。靠窗的高脚茶几上放着一部电话。客厅能见部分,足够完成对移动目标的瞄准和狙杀。
时间像黏稠的汤汁,我就是一只掉进汤汁的蚊子,一分钟仿佛一个世纪。我身体开始发热,很热,太阳穴火烤一般。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从来没有。
我开始在心里唱歌,老家的小曲,老家好多人都会唱,田间地头累了,歇下来抽袋烟,喝碗水,都会哼上一小段。我是到了部队才学会这招的,紧张的时候,唱上一小段,立刻就不紧张了。
山歌不唱两年多,
喉咙起了蜘蛛窝;
三朋四友来会到,
先说苦情后唱歌。
山歌好唱口难开,
樱桃好吃树难栽;
大米好吃田难种,
鲜鱼好吃网难结。
天上星多月不明,
地上坑多路不平;
朝中官多不办事,
世上人多事难成。
唱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心口通畅了不少。
就在这时,一个人影出现了,他慢慢走到窗户边。从瞄准镜里,我看见了那支枪,应该是支火枪。他在电话边停了下来,把枪夹在腋下,开始拨打电话。
天,竟然定在那儿了,这比狙杀移动目标容易多了。看来,真是天要收他了,又或许是祖宗有灵,保佑我万无一失地完成一次为民除害的光荣使命。
手指放在扳机上,心跳又加速了,血液成了沸腾的开水。看来支队长说得不错,要狙杀一个活人,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想,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能说话,能呼吸,能思考,可你手指轻轻一勾,他就开始变得冰凉、僵硬,他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的花花绿绿,听不见那些繁杂而又美妙的声音了。
我悄悄跟自己说:不要胡思乱想,你面对的是个坏人,他死了,更多的人就安全了。我就开始默念:他是坏人,他是坏人。念到第十遍,我忽然变成了一匹驰骋在草原上的骏马,飘荡在广阔天空的一块浮云。这该就是一个狙击手的最佳状态了。
瞄准镜的十字对准了他的胸部,那里是一颗正突突跳动的心脏,等炽热的弹头击穿它,危机就会随着他的呼吸远去了。
一切和想象的一样,他倒下去了,我却站了起来,今后,我就是一名真正的狙击手了。
趴在墙上安静了片刻,我顺着梯子滑下来,支队长朝我跑来,两手搭在我肩上用力一拍,一脸的笑容。很好,他上下打量着我说,像是不认识我似的。
一个警察跑来给支队长汇报:一枪毙命,人质全部获救。
支队长高兴了,笑着说:“这年头有钱人也难啊!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的口袋呢!”警察也笑:“既然干了,也该把装备搞得像样些才是啊!你看,”他把那支枪递给支队长,“一把破枪,撞针都没了,连火药都没填。”
支队长拿着枪掂了掂,嘿嘿笑两声。然后转过头对我说:“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能有这样出色的表现,很好很好。”
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过来,支队长把我推到他面前说:“就是他击毙了罪犯。”
那人点点头,连说了几个好,接着握着我的手说:“人民有你这样的保护神,任何犯罪行为都不会得逞。”
我心里涌起来一阵自豪,还有些不好意思,脸发烫。
回到驻地,我给老家的爹妈再打一个电话,我要让他们知道,儿子没有给他们丢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电话打到大伯家,我跟大伯说让我妈接个电话,大伯问啥事这样急?我说是好事,大伯说你等着,我给你叫去。
我把听筒挂在肩上,忍不住又笑了一回。
我妈肯定一路小跑,脸上还带着笑呢!
我们村
守着这个村庄好些年了,我发现村庄仿佛越来越累了。每天,太阳老高了,你都见不到一个人影,细长的乡间小道都成了摆设。越过午后,路上才能见着人,蚂蚁一样,都是些糟了心的老树桩子。五十岁以下的,没几个了,气饱力胀的,都扛着行李进城去了。
村庄啥都慢,人们说话慢,走路也慢,炊烟起来得慢,日头落得也慢,风过来的脚步慢,好像连庄稼都长得慢了。
每天,我守在村委会的屋子里,守着那部黑色的电话机,它连通了村庄和外面的世界。电话每天都是要响的。电话那头全是嫩嫩的声音,喊,叔啊!你让我爸接个电话。我就站在村委会门前的坝子里,敞开嗓子喊:某某某,电话来了。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或者两个老迈的身影,从远处颠颠跑来。女的,也许还沾着一手水,男的,说不定手里还抓着一把泥。吁吁进屋来,把手伸到腋下擦干净,激动地抓起电话,先眼泪汪汪喊声儿啊或者姑娘啊,就开始了不断重复着的絮絮叨叨:衣服要多穿啊!饭要吃饱啊!注意安全啊!总之都是些念得快发了霉的话。啰唆完,对着我笑笑,出门去,还是该干啥干啥,仿佛新翻出的泥土,太阳一过,又恢复原样了。
偶尔,一堆老得松松垮垮的男男女女会来这里坐坐。通常是晚饭后,聊一聊天气,说一说早已远去的奇闻轶事。最后的话题总是奔忙在外的姑娘娃娃。攀比是难免的,我家的在皮鞋厂,一个月能挣头肥猪呢!我家的在服装厂,两年就能往家里寄三间猪圈。争执也是难免的,你说他吹牛了,她说你浮夸了,面红耳赤完毕,就都陷入沉默了。接着就是一屋子的叹气声。每个人都会跌进哀伤的笼子,笼子上了锁,没一个能挣脱出来。
这几日,平姑来得最勤了。她腿脚不好,从小路上过来,得飘荡好些时候。来了也不和我说话,眼睛盯着桌子上的电话机。我知道,她在等,等他们家老大的电话。老大出门那天,从村委会门前经过,我问他干啥去,他憨憨看着我笑笑,说寻老二去。他的笑很勉强,一点不舒坦,他那是担心自己兄弟呢!老二我是知道的,每个月固定的时间,桌上的电话机就会响,不用接,我就知道是老二来的。后来电话不响了,我都有些不习惯了。
平姑就这样,盯着电话呆呆看,有时候看一上午,有时候看一下午。除了忙活,其他时间都给电话机了。电话一串脆响,总能让平姑一激灵,然后她就对我说,他叔,响了呢!你看是不是老大。没一次是老大,看着那些挂着笑进来抓起电话儿啊女啊喊个不停的人,平姑脸上堆满了羡慕。
看她魂不守舍的模样,我就安慰她,说你也别心急火燎的,该来的自然会来。她撩撩花白的头发,也不说话,看着我笑笑。我看得懂她的笑,酸酸的,还夹杂了一些苦。
这些天放晴了,平姑没来了,我想她定是在焐谷种了,这活繁琐,又耗人。
我依旧带着镜子窝在火炉边看报,报上都是好消息呢!我真觉得形势是好了,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了。
老大的电话是午后打过来的,天气好得很,阳光铺满了村庄。抓起电话,老大在那头喊:喂,叔吗?我是老大啊!我找到我兄弟了,麻烦你叫我妈接个电话。
我一听高兴了,说你等等啊!我叫你妈去。
我跑出来,站在院子边,高声喊:平姑,老大来电话了,他找着老二了。
远处的小路上,平姑高高矮矮地跑来。
风撩着她的白发,阳光照着她的脸,她的脸上带着笑。
那笑,像做了幸福的新娘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