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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0章 罗慕路斯也是韩国人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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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0章 罗慕路斯也是韩国人么?(下)
对于整个文明中绝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希望掌权者能尽量履行职责,不行的话换一个人,反而更好。
但对于掌权者本人来说,他们非常不希望换人,甚至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千秋万代地统治,哪怕干得再差,最好也别换下来。
这两种愿望必然会发生冲突。而世袭君主制度,与其说是来自权力的集中,不如说是不同阶层相互妥协的结果。
过度的军事化水平,和高出历史常态的组织能力,使得中原政权常年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直白地说,就是这种大一统王朝,本来就不该在这个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出现,属于整个社会强行“超频”,硬给逼出来的。
这种形式的组织,对于决策效率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所以大家其实没什么办法,只能这么来。
这个环境下,对于权力来源最好的解释,就如上文所说,是直接告诉大家“我是来带领你们更好地应对灾难,战胜敌人,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实际上,皇帝们对此也心知肚明,只要有机会,就要鼓吹自己治下太平安宁,河清海晏。因为这就是最好的说服证据。
只要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给大家一个差不多的答案,普通民众往往也不会过于纠结。这种情况下,像雍正这样的统治者,也可以配合“地域论”,说服大家接受他的管理。
但主要问题在于,他不能只考虑自己,还得考虑整个家族。也就是说,要说服大家,哪怕自己的后代不行,大家也得让他掌握最高权力。
而且,这个要求是王朝权力的核心。作为皇帝,必须去满足这个条件,哪怕自己没有这个私心,不在意是不是亲儿子即位,都不行。
这个原因,从明末就可以看出端倪。
当初,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消息传到江南,当地立刻爆发了奴仆的暴动。士绅们的家奴纷纷造反,拷打甚至杀死主人。因为在他们看来,皇帝的死亡和王朝的结束,也意味着以往秩序的整体崩塌——今后没有君臣,自然也就没有主仆了。
这个原理,其实和残唐五代的情况差不多。秩序的存在,是自上而下一个整体的网络。皇帝的军事独裁权被破坏,节度使的军事独裁权就也破坏了;同理,皇帝的人身控制权被破坏,士绅的人身控制权就也被破坏了。
这件事的结果,是江南士绅大为震动,纷纷行动起来,邀请清军赶紧南下,平定局势。显然,在这种情况面前,华夷之辨又成了可有可无的规矩了。
所以,皇帝维持世袭制,其实不止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皇族,更是为了天下所有士大夫、乡绅。
哪怕皇帝不让自己的儿子即位,选一个养子当继承人,都不是不行——这事还不止一次发生过。但只要想当个“正统”王朝,就得走这条路。因为对士绅们来说,必须有一个坐在皇位上、维持这种秩序的人,如果皇帝敢碰这个红线,那他也就会被抛弃了。
所以,就算有些朝代,确实是因为前朝过于暴虐,起兵推翻前朝,才得以上位的,但他们也没法把这种理由当做合法性的主要部分。哪怕是汉朝这种,堪称合法性最高的大一统帝国,也得找一堆谶纬之类,来进行修饰,避免“马肝之论”式的尴尬局面。
而明末,传统大一统帝国的合法性叙事,其实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这一点,在清朝入关之前,从李自成等人那边,就能够发现了。
李自成不仅自己没能转型,连部下里都没有出现朱元璋、刘秀这样的人,甚至没法“为王前驱”。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时,传统思路已经快到头了。
同样是底层出身,李自成却没有像朱元璋那样,与农民军切割;也没有做怀念前朝、声称自己不是故意造反等一系列的表态,而是打出“剿兵安民”之类的旗号。在这一点上,比朱元璋当年又更往前走了几步。
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他始终得不到士绅的支持。
另一方面,士绅虽然不支持李自成等人,但居然也没能自己扶持一个“刘秀”出来。他们最后投靠了满洲八旗,但只能给人家当奴仆,已经没法像以往一样,成为王朝的“合伙人”。这个信号,似乎也在表明,他们的时代已经接近了尾声,实力已经大幅下降了。
后世有人觉得,中原文明似乎没有其他地方常见的君主制复辟阶段,因此认为这里反而更适合共和,一旦被新概念启发,立刻就把原来的过时观念抛弃了。但从合法性理论这方面来看,其实整个清朝,都可以看做中原文明的“复辟时代”。
明朝的法统构建已经非常完备,甚至用上了在其他地方,可能要近现代才会出现的民族大义口号。但明王朝也撑不住之后,传统的合法性构建已经拿不出更多的新东西了。
这个时候,中原内部的士绅、军阀等诸多势力,借助边疆地区处于半文明状态的外族军队,粉碎了中原内部,李自成等人的改良尝试,把蛮族部落首领奉为了皇帝。
这可以说,是一种倒退,但也意味着,传统的世袭王朝已经要结束了。
清朝的制度确实非常完善,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平均素质其实也很高。但这方面越是先进、有力,越在证明这个王朝、乃至整个中原文明的王朝时代,已经日薄西山。
所以,清朝也就显示出一种“反动”和“先进”共存的奇怪状态——它必须维持高效的组织,去压制前所未有的激烈反抗。在这方面,清朝做的甚至算是比较成功的。
然而,这个高效的统治机器,也在高效地消耗着中外各路支持者的力量。到最后,清朝几乎做出了所有能做的尝试,却依然走向失败。而这时,蛮族军队、保皇士绅、乃至“洋忠臣”,都已经完全无力阻挡历史潮流了。
这样一来,清朝之后,没有有效的复辟,其实不难解释:宋朝之后,君主制和对应的士绅阶层就开始衰败;明朝之后,就走向覆亡。而清朝是个漫长的复辟过程,在所有力量燃烧殆尽之后,想再来一次,也已经没有能力了。
第350章 罗慕路斯也是韩国人么?(下)
对于整个文明中绝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希望掌权者能尽量履行职责,不行的话换一个人,反而更好。
但对于掌权者本人来说,他们非常不希望换人,甚至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千秋万代地统治,哪怕干得再差,最好也别换下来。
这两种愿望必然会发生冲突。而世袭君主制度,与其说是来自权力的集中,不如说是不同阶层相互妥协的结果。
过度的军事化水平,和高出历史常态的组织能力,使得中原政权常年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直白地说,就是这种大一统王朝,本来就不该在这个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出现,属于整个社会强行“超频”,硬给逼出来的。
这种形式的组织,对于决策效率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所以大家其实没什么办法,只能这么来。
这个环境下,对于权力来源最好的解释,就如上文所说,是直接告诉大家“我是来带领你们更好地应对灾难,战胜敌人,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实际上,皇帝们对此也心知肚明,只要有机会,就要鼓吹自己治下太平安宁,河清海晏。因为这就是最好的说服证据。
只要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给大家一个差不多的答案,普通民众往往也不会过于纠结。这种情况下,像雍正这样的统治者,也可以配合“地域论”,说服大家接受他的管理。
但主要问题在于,他不能只考虑自己,还得考虑整个家族。也就是说,要说服大家,哪怕自己的后代不行,大家也得让他掌握最高权力。
而且,这个要求是王朝权力的核心。作为皇帝,必须去满足这个条件,哪怕自己没有这个私心,不在意是不是亲儿子即位,都不行。
这个原因,从明末就可以看出端倪。
当初,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消息传到江南,当地立刻爆发了奴仆的暴动。士绅们的家奴纷纷造反,拷打甚至杀死主人。因为在他们看来,皇帝的死亡和王朝的结束,也意味着以往秩序的整体崩塌——今后没有君臣,自然也就没有主仆了。
这个原理,其实和残唐五代的情况差不多。秩序的存在,是自上而下一个整体的网络。皇帝的军事独裁权被破坏,节度使的军事独裁权就也破坏了;同理,皇帝的人身控制权被破坏,士绅的人身控制权就也被破坏了。
这件事的结果,是江南士绅大为震动,纷纷行动起来,邀请清军赶紧南下,平定局势。显然,在这种情况面前,华夷之辨又成了可有可无的规矩了。
所以,皇帝维持世袭制,其实不止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皇族,更是为了天下所有士大夫、乡绅。
哪怕皇帝不让自己的儿子即位,选一个养子当继承人,都不是不行——这事还不止一次发生过。但只要想当个“正统”王朝,就得走这条路。因为对士绅们来说,必须有一个坐在皇位上、维持这种秩序的人,如果皇帝敢碰这个红线,那他也就会被抛弃了。
所以,就算有些朝代,确实是因为前朝过于暴虐,起兵推翻前朝,才得以上位的,但他们也没法把这种理由当做合法性的主要部分。哪怕是汉朝这种,堪称合法性最高的大一统帝国,也得找一堆谶纬之类,来进行修饰,避免“马肝之论”式的尴尬局面。
而明末,传统大一统帝国的合法性叙事,其实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这一点,在清朝入关之前,从李自成等人那边,就能够发现了。
李自成不仅自己没能转型,连部下里都没有出现朱元璋、刘秀这样的人,甚至没法“为王前驱”。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时,传统思路已经快到头了。
同样是底层出身,李自成却没有像朱元璋那样,与农民军切割;也没有做怀念前朝、声称自己不是故意造反等一系列的表态,而是打出“剿兵安民”之类的旗号。在这一点上,比朱元璋当年又更往前走了几步。
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他始终得不到士绅的支持。
另一方面,士绅虽然不支持李自成等人,但居然也没能自己扶持一个“刘秀”出来。他们最后投靠了满洲八旗,但只能给人家当奴仆,已经没法像以往一样,成为王朝的“合伙人”。这个信号,似乎也在表明,他们的时代已经接近了尾声,实力已经大幅下降了。
后世有人觉得,中原文明似乎没有其他地方常见的君主制复辟阶段,因此认为这里反而更适合共和,一旦被新概念启发,立刻就把原来的过时观念抛弃了。但从合法性理论这方面来看,其实整个清朝,都可以看做中原文明的“复辟时代”。
明朝的法统构建已经非常完备,甚至用上了在其他地方,可能要近现代才会出现的民族大义口号。但明王朝也撑不住之后,传统的合法性构建已经拿不出更多的新东西了。
这个时候,中原内部的士绅、军阀等诸多势力,借助边疆地区处于半文明状态的外族军队,粉碎了中原内部,李自成等人的改良尝试,把蛮族部落首领奉为了皇帝。
这可以说,是一种倒退,但也意味着,传统的世袭王朝已经要结束了。
清朝的制度确实非常完善,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平均素质其实也很高。但这方面越是先进、有力,越在证明这个王朝、乃至整个中原文明的王朝时代,已经日薄西山。
所以,清朝也就显示出一种“反动”和“先进”共存的奇怪状态——它必须维持高效的组织,去压制前所未有的激烈反抗。在这方面,清朝做的甚至算是比较成功的。
然而,这个高效的统治机器,也在高效地消耗着中外各路支持者的力量。到最后,清朝几乎做出了所有能做的尝试,却依然走向失败。而这时,蛮族军队、保皇士绅、乃至“洋忠臣”,都已经完全无力阻挡历史潮流了。
这样一来,清朝之后,没有有效的复辟,其实不难解释:宋朝之后,君主制和对应的士绅阶层就开始衰败;明朝之后,就走向覆亡。而清朝是个漫长的复辟过程,在所有力量燃烧殆尽之后,想再来一次,也已经没有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