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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3章 老子化胡,提出资本主义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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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3章 老子化胡,提出资本主义理论基础
面对郭康的解释,让娜公主一时无言以对。
小让娜好几次想开口,但郭康甚至能拿出神学论证来,证明汉字直接源于天父,是超越巴别塔的、原初的语言。因此,它也具有非凡的灵性,是研究知识的最合适方式。
这也不是郭康突然领悟,提升了神学知识,而是因为同样的道理——这东西,早就被当年欧洲最聪明的学者们论证过一遍了。他直接搬欧洲人在18世纪前后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就行。
按后世的总结,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学习和羡慕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物质文明,比如瓷器、丝绸等等器物。到17世纪,人们开始关注中国哲学。而到启蒙时代,学习东方先进文明的层次,已经上升到政治和经济理论,乃至中国的宗教了。
当时,欧洲人对东方的研究,可以集中为三个问题:
首先,是天赋观念的问题。上帝是不是天赋的、普世性的观念?
其次,是文明本原的问题。汉字是不是原初语言?
最后,是远古历史和纪年的问题。中国上古史的记载是否可信?如果是,那欧洲的记录呢?
这三个问题,可以覆盖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面,甚至动摇整个欧洲的宗教和理论基础。
比如第一点,就是自由主义鼻祖约翰·洛克的研究重点。
洛克搜集了大量资料,甚至自己就天天在中国地图下写作。他对中国的信仰进行了颇多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主要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
当时,耶稣会为首的传教士们,倾向于把中国的信仰和天主教联系起来,以此方便传教。但洛克为首的一众学者更加激进,认为孔子之学,尤其是宋代开始的新儒学,显然是一种无神论或者唯物主义。
洛克认为,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万物一体”。他们的上帝不是欧洲的上帝,而是对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的精妙规律的概括性称呼。孔子等古代哲学家开创了这个“教派”,而中国皇帝就是祭祀这个概念的大祭司。
因此,他得以证明,上帝概念并不是普世的。洛克以此为依据,和支持“君权神授”的人进行论战:如果中国这么先进的文明,都不信奉上帝,那有什么理由说上帝信仰就是天赋的?如果上帝信仰本身都不是天赋的,祂又如何有资格给人类君主授权?
洛克的学说得到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欢迎。当然,有些人干脆比他激进,认为当其他哲学转向神性时,中国哲学却一直关注着人。所以,欧洲人始终在用神性论的目光注视人性,而中国人则从人性论里发掘出了神性,认定“我就是神”,造成了根本性的差别。
他们这些研究结果,一直到几百年之后都被沿用。只不过后世的欧洲人,自己都开始反对理性和启蒙思想,因此换了个方向,借此攻击中国了。
当然,除了孔子,老子也是欧洲人吹捧的对象之一。“自由放任”这个词,最早就是魁奈和他的追随者们,对“无为”这个词的法语翻译。
按他们这个思路,甚至可以说老子和孔子是自由主义先驱,儒道两家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泉……
而后两个问题,影响也同样巨大。
“原初语言”这个概念,一度颇为流行。把这个概念完善起来的,正是另一个著名清吹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的思路受法国“国王数学家”、耶稣会教士白晋的影响。白晋等人推崇《易经》,认为这里面的远古知识,启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易经里用来表意的汉字,则是具有神性的“一切发明之母”,是所有知识的真正的钥匙。
这个想法其实充满了天主教的神学逻辑,但莱布尼茨等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声称汉字是哲学性质的,应该加以引进,把欧洲文字也变成这种知性符号。他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虽然没能成功,但对《易经》的钻研却有了成果,给他的二进制算法提供了灵感。这更是加强了众人的信心,让他们更加相信易经真的有用。
但这种行为,负面作用也很大。按后人的总结,莱布尼茨的梦想,已经威胁到了欧洲文化存在真理的可能性。因为按他们的理论,欧洲的那些拙劣语言距离真正的知识太远,是不可能发展好哲学、也包括自然哲学的。
但从后世的情况看,科技发展和语言的关系,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连英语这玩意儿都能当国际学术语言,牛顿都不敢这么想(牛顿自己也不用英语写书)。而莱布尼茨知道了估计都能给气活过来……
而如果这两条,还是威胁“西方权威”,第三点干脆就是直接否定“西方历史”本身。那个时代,主流学者们往往十分反对教会提出的“古埃及——古希腊——罗马——西欧”这种“法统”,认为“古希腊”和教会,都是哲学发展和人类启蒙的绊脚石。很多人因此反对亚里士多德,甚至否认原本的古代历史,认为必须把它们推翻。
牛顿就写了本《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认为波斯之前的历史都不可信。希腊人的年表明显都是夸大其词,充满了“诗意的虚构”,关于希腊和埃及的那些记述,明显都是瞎编的。
可惜,牛顿在这方面不太专业,经常用神话否定神话,用圣经故事否定希腊年表。所以这本书影响也有限。当然,也不止他说,哪怕除了伏尔泰那种“欧洲古代史都是抄中国的”极端观点,质疑者也不在少数,连牛顿的老仇人胡克,都认为古典历史是大量虚构除出来的,以此来反对教会的约束。
之后,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欧洲人。
在后世,面对众多成果,已经很少有人质疑欧洲的字母文字是否有成功的可能。然而对于历史的质疑,却依然没停止。到20世纪,斯宾格勒依然还在质疑,所谓“西方”的源头不可能在希腊,因为它就是个“非文字文化体”。欧洲现代成就的基础不可能从这里而来,只可能是其他地方。进而,古典时代——中世纪——现代的三段理论也就不可能成立了。
到最后,这一个质问,甚至比前两点的生命力还顽强。
所以,郭康也根本不怕其他人怀疑。这一套理论接受了众多欧洲学者,在几百年间的不断质问和反思,其中不乏名垂千古的泰斗级人物。它已经被锤炼得十分完善,只是因为处境尴尬,才不太出名。但拿来对付现在的质疑者,肯定是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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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忘了说了,在此特意专门提醒下。有兴趣的书友可以去书评区看看。
第303章 老子化胡,提出资本主义理论基础
面对郭康的解释,让娜公主一时无言以对。
小让娜好几次想开口,但郭康甚至能拿出神学论证来,证明汉字直接源于天父,是超越巴别塔的、原初的语言。因此,它也具有非凡的灵性,是研究知识的最合适方式。
这也不是郭康突然领悟,提升了神学知识,而是因为同样的道理——这东西,早就被当年欧洲最聪明的学者们论证过一遍了。他直接搬欧洲人在18世纪前后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就行。
按后世的总结,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学习和羡慕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物质文明,比如瓷器、丝绸等等器物。到17世纪,人们开始关注中国哲学。而到启蒙时代,学习东方先进文明的层次,已经上升到政治和经济理论,乃至中国的宗教了。
当时,欧洲人对东方的研究,可以集中为三个问题:
首先,是天赋观念的问题。上帝是不是天赋的、普世性的观念?
其次,是文明本原的问题。汉字是不是原初语言?
最后,是远古历史和纪年的问题。中国上古史的记载是否可信?如果是,那欧洲的记录呢?
这三个问题,可以覆盖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面,甚至动摇整个欧洲的宗教和理论基础。
比如第一点,就是自由主义鼻祖约翰·洛克的研究重点。
洛克搜集了大量资料,甚至自己就天天在中国地图下写作。他对中国的信仰进行了颇多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主要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
当时,耶稣会为首的传教士们,倾向于把中国的信仰和天主教联系起来,以此方便传教。但洛克为首的一众学者更加激进,认为孔子之学,尤其是宋代开始的新儒学,显然是一种无神论或者唯物主义。
洛克认为,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万物一体”。他们的上帝不是欧洲的上帝,而是对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的精妙规律的概括性称呼。孔子等古代哲学家开创了这个“教派”,而中国皇帝就是祭祀这个概念的大祭司。
因此,他得以证明,上帝概念并不是普世的。洛克以此为依据,和支持“君权神授”的人进行论战:如果中国这么先进的文明,都不信奉上帝,那有什么理由说上帝信仰就是天赋的?如果上帝信仰本身都不是天赋的,祂又如何有资格给人类君主授权?
洛克的学说得到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欢迎。当然,有些人干脆比他激进,认为当其他哲学转向神性时,中国哲学却一直关注着人。所以,欧洲人始终在用神性论的目光注视人性,而中国人则从人性论里发掘出了神性,认定“我就是神”,造成了根本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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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孔子,老子也是欧洲人吹捧的对象之一。“自由放任”这个词,最早就是魁奈和他的追随者们,对“无为”这个词的法语翻译。
按他们这个思路,甚至可以说老子和孔子是自由主义先驱,儒道两家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泉……
而后两个问题,影响也同样巨大。
“原初语言”这个概念,一度颇为流行。把这个概念完善起来的,正是另一个著名清吹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的思路受法国“国王数学家”、耶稣会教士白晋的影响。白晋等人推崇《易经》,认为这里面的远古知识,启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易经里用来表意的汉字,则是具有神性的“一切发明之母”,是所有知识的真正的钥匙。
这个想法其实充满了天主教的神学逻辑,但莱布尼茨等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声称汉字是哲学性质的,应该加以引进,把欧洲文字也变成这种知性符号。他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虽然没能成功,但对《易经》的钻研却有了成果,给他的二进制算法提供了灵感。这更是加强了众人的信心,让他们更加相信易经真的有用。
但这种行为,负面作用也很大。按后人的总结,莱布尼茨的梦想,已经威胁到了欧洲文化存在真理的可能性。因为按他们的理论,欧洲的那些拙劣语言距离真正的知识太远,是不可能发展好哲学、也包括自然哲学的。
但从后世的情况看,科技发展和语言的关系,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连英语这玩意儿都能当国际学术语言,牛顿都不敢这么想(牛顿自己也不用英语写书)。而莱布尼茨知道了估计都能给气活过来……
而如果这两条,还是威胁“西方权威”,第三点干脆就是直接否定“西方历史”本身。那个时代,主流学者们往往十分反对教会提出的“古埃及——古希腊——罗马——西欧”这种“法统”,认为“古希腊”和教会,都是哲学发展和人类启蒙的绊脚石。很多人因此反对亚里士多德,甚至否认原本的古代历史,认为必须把它们推翻。
牛顿就写了本《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认为波斯之前的历史都不可信。希腊人的年表明显都是夸大其词,充满了“诗意的虚构”,关于希腊和埃及的那些记述,明显都是瞎编的。
可惜,牛顿在这方面不太专业,经常用神话否定神话,用圣经故事否定希腊年表。所以这本书影响也有限。当然,也不止他说,哪怕除了伏尔泰那种“欧洲古代史都是抄中国的”极端观点,质疑者也不在少数,连牛顿的老仇人胡克,都认为古典历史是大量虚构除出来的,以此来反对教会的约束。
之后,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欧洲人。
在后世,面对众多成果,已经很少有人质疑欧洲的字母文字是否有成功的可能。然而对于历史的质疑,却依然没停止。到20世纪,斯宾格勒依然还在质疑,所谓“西方”的源头不可能在希腊,因为它就是个“非文字文化体”。欧洲现代成就的基础不可能从这里而来,只可能是其他地方。进而,古典时代——中世纪——现代的三段理论也就不可能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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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郭康也根本不怕其他人怀疑。这一套理论接受了众多欧洲学者,在几百年间的不断质问和反思,其中不乏名垂千古的泰斗级人物。它已经被锤炼得十分完善,只是因为处境尴尬,才不太出名。但拿来对付现在的质疑者,肯定是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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