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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是非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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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夏有史以来所有帝王之中,唐太宗李世民算得上是 第 364 章 ,神莫能测。

    然而在杜睿看来,这个评价虽然有逢迎之嫌,然确实不为过。太宗所创造的功业,也确实称得上是千古一帝,若以后世人的眼光来品评的话,还可以再加上一点,那就是:他同时也是一个见识宏远、有勇有谋的军事家、思想家、战略家、政治家。

    总管太宗的一生,他初出茅庐, 第 364 章 ,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焉。”很显然,太宗当时对敌我情况分析是相当精准的,用其计,云定兴果然解了雁门之围。

    杜睿倒是觉得,太宗这招与诸葛亮的运兵战略有雷同之处。在冷兵器时代,这种“空城计”既需要头脑异常清醒,对敌方和己方的实力判断正确,也需要大气魄,有心理上的绝对优势,不然战争最后的结局就会要改写,但是历史证明太宗的决策是正确的。

    太宗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不仅聪慧过人,而且在青年时代就显露出了自己的“宿志”拿后世的话来说,太宗小小年纪就有做国家元首的宏伟志向。

    其父李渊在太原为地方长官,人脉资源很广,他就利用这一局面就广交朋友,礼贤下士,当时的“群盗大侠,仰其名,纷纷投奔于他”也就是这群豪杰,随同太宗出生入死,协力同心,逐一把隋末的地方割据势力剿灭殆尽。

    可以说,太宗在青年时代,就在为自己将来能做帝王做好了人才储备的铺垫工作,这是有为之君的远见之处。人们常说:得人才者,得天下。环顾当今之世界,国与国之间、省与省之间的人才争夺,其长远意义不也是如此吗?

    太宗对于认准了的事情,就会执著地做下去,原则的方面毫不含糊。太原起兵后,其父在霍邑受挫,粮尽欲退兵太原。太宗据理力争,认为:既然扛举义旗,目的也在于挽救苍生,现在应该进入咸阳,号令天下,哪有刚刚遇到一点小挫折,就半途而废的道理,更重要的是,此刻退兵,响应义旗号召组成的大军就会立即解体。退兵太原,显然是自取灭亡之路。

    太宗的分析入情入理,可是李渊还是不予采纳,下令大军返回太原。此种情况下,太宗推出绝招,洒泪苦谏高祖李渊。李渊行军帐内传入太宗的阵阵惨凄哭声,召问其故,太宗对答:“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

    太宗的话,让李渊醒悟过来,立即撤销了退兵令,决定与宋老生展开决战。结果是反败为胜,斩杀敌军主将宋老生,平定了霍邑城,为唐军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后来平定地方割据势力时,太宗长远见识又一次得到印证。唐建国之初,宋金刚兵锋锐利,连陷许多州县,首都长安受到巨大威胁。这种情况下,李渊与群臣商议,认为:敌人来势凶猛,很难对付,黄河以东的地盘应该放弃,守住潼关以西的地方就可以了。

    太宗则上表分析指出:“太原是王业的根基所在,国家的根本,黄河以东的物产富饶,是首都长安的依靠,放弃它们,实在是让人感到愤怒不已!给我几万精兵,我一定能够剿灭他,平复丢失太原等地。”

    最后李渊采纳了太宗的建议,让太宗亲征宋金刚,最终大胜而归。

    武德七年,突厥颉利、突利二汗乘唐王朝立国未稳,国势不强,率兵侵扰关中一带。面对强悍的突厥势力,唐帝国大臣们又一次忧心忡忡,劝说李渊火烧长安,迁移都城于它处。李渊对此深以为然,拟采纳之。此时,也有一部分大臣,认为移都不可取,但又不敢触龙颜、逆圣听,只能干着急,独有太宗上表指陈其厉害,言语间豪气万丈。李渊为此还大发脾气,但是太宗始终不为所动,坚持己见,直到李渊做出让步为止。

    太宗在被立为皇太子之前,东征西讨,参加的大小战役无数,可谓战功赫赫。其亲自指挥大战役有克薛仁杲、破宋金刚、擒窦建德、降王世充等。这些战役充分展示了太宗的杰出的军事才华。在多数情况下,太宗都能出敌不意,以少胜多。他指挥的战役之所以大多能获得胜利,究其原因,在杜睿看来,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一群能征善战、不贪生怕死的高级将领,上下能故同心合力。另一方面,太宗作为统帅,身先士卒,分析战况丝丝入扣,察敌情于微里。

    太宗的战略战术原则类似于杜睿前世所在共和国的毛太祖,大抵上也是围绕,敌进我退,敌退我扰,敌疲我打的原则进行。

    如克薛仁杲一役,将士们对太宗出奇制胜深为惊异,有将士问:“您在敌人守城不出,攻城器械又缺乏的情况下,却发动骑兵主动出击,此时步兵尚未跟进,大家都认为攻城困难,想不到的是您把它攻下来了,原因何在?”

    太宗答曰:“我这是以计迫敌,让他们来不及考虑发兵,所以赢了。”

    太宗还进一步分析道:“往年,敌人打了很多胜战,养精蓄锐已久,很久不见我军出击战斗,突然间见我军主动出击,必然会率全部势力与我们争斗,后来虽然为我军所败,但是擒杀之敌并不多,此时若不穷追猛打的话,敌方的士兵多为陇西人,其回逃的话,必将是后患无穷,我军若急追不舍,敌人当畏惧请降。”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太宗每次大战总会在了解敌情后立即做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战斗对策。

    如擒窦建德一役,太宗观察敌情细致入微,牢牢地把握了战争的机遇。在敌人饥疲至极,敌方将士们争先抢夺饮水的时候,太宗亲率骑兵如天兵降至,让对手防不胜防。这次战役结果是,包括敌军主将窦建德本人也做了俘虏,王世充受震慑,也主动请降,山东割据势力就此彻底剿灭,唐王朝的后方解除了后顾之忧。

    关于他的战术原则,杜睿替太宗总结了四点:一是坚壁挫锐。二是准确利用骑兵,在敌后打反击战。三是勇追穷寇,以绝后患。四是亲自侦察,细致部署。

    并且太宗其他方面的经验也有很多,特别是作战时身先士卒,休息时与将士同吃同行,同甘共苦,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这对于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

    太宗之所以能在年轻时代纵横天下,登基称帝之后,将大唐打造出了一个贞观盛世,出了他本身的英明神武之外,还因为他的手下,谋臣如云,猛将似海。这些将帅们随同太宗东征西讨,剿灭各地割据势力,平定地方内乱,震慑周边各国,可谓是战果累累、战功赫赫。毫无疑问,这群贤臣良将是太宗的重要参谋和帮手。

    太宗在太原起兵之前,就广结地方豪侠为己所用,战争过程中他更是大胆使用和提拔那些有德有才的将领。其用人的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例如宋金刚战败后,猛将尉迟敬德来降,为太宗所器重。后来与尉迟敬德同降的另一将领反叛,太宗周围的将士认为降将敬德必反,不问青红皂白,将其囚于军中。

    屈突通等将领还劝说太宗:“这个人勇健非常,刚刚归降我方,又被我们猜忌,留下来养痈遗患,不如把他杀了。”

    太宗却说:“你们不要说了,以他的个性,要反的话,早在他人之前了,怎么还会在别人造反后再反呢?”

    不仅派人放了尉迟敬德,还让他来到自己的卧室,赐予金银,安慰他说:“大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

    太宗这些推心置腹的话,让尉迟敬德感动不已,下定决心要报太宗的知遇之恩。就是这个尉迟敬德,在接下来的大战王世充之役中,拼死命救下了太宗。

    隐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前,欲买通太宗身边的这员悍将,以为内应,他亲自写信给尉迟敬德,并赠送他一车金银,为其所拒。

    尉迟敬德还将此事通报了太宗,表示自己没有二心,太宗安慰他说:“公之素心,郁如山岳,积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来但取,宁须虑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阴计,足为良策。”

    通过对待尉迟敬德,就可以看得出太宗用人,可谓用情正,用情实,玄武门之变,正是尉迟敬德死命相保,才有太宗转危为安!

    太宗继位之后,高祖留给他的并非是一个强盛的帝国,概因大唐帝国建国之初,四面临敌,尤其北方突厥势力虎视眈眈,让太宗寝卧难安。

    太宗以史为鉴,认为中原和突厥之间的势力是此消彼长,抗御北方势力最好的办法是“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于是每天都有数百人在殿前操演,随后士兵的战斗力逐步提高,成为精锐之师。

    太宗还时常与重臣探讨治国理政之道,以隋文帝为例,认为天下之广,一人独专,虽劳形苦神,也不能尽善尽美,因此要选天下优秀人才,为天下之务所用,委任责成,各尽所用。也就是选拔优秀人才,组成一个团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所用。

    为得天下之人才,太宗皇帝两次昭布天下诸州,要求各州举尽举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同时他还实行开科取士,尽揽人才。这才有了后来那句很有名的诗句一一太宗皇帝真长策,赚的英雄尽白头。

    只要是人才,不管是前朝遗老,还是以前的敌手,太宗都能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们。尉迟敬德,以及贞观名臣魏征得到重用就是很好的例子。

    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基本上能做到人尽其才,扬长避短。如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的使用就是一个典型,房、杜二人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太宗让他们官拜宰相,站在宏观层面治理国家。戴胄等人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在微观层面做出业绩。

    特别是对待杜睿,太宗敢在杜睿冲龄之时,便委以重任,虽然杜睿几起几落,但总归在太宗晚年得到了绝对的信任,这才使得杜睿能够从容的应对几次政变,用雷霆之势,将其破灭,避免了大唐的动荡,挽救了来之不易的大唐盛世。

    太宗在位期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这与他吸取隋亡教训,大力推崇节俭的做法是分不开的。

    在节俭方面,他首先以身作则。如贞观二年,大臣们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移一阁一居之。”

    太宗对曰:“朕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来请。靡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

    对大臣的建议,太宗表示了拒绝,这为群臣开了一个节俭的好头,这才使得上行下效。

    而且每当太宗奢欲上来,大臣反对,太宗总能从谏如流,立刻制止,作为一个君王,尤其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反思。

    公元630年,太宗突然下令让人修缮洛阳乾元殿。大臣张玄素听说后,当即反对,上表说:“陛下当初平定洛阳时,很看不惯隋炀帝奢靡**的生活,曾下令放火烧掉洛阳一切豪华宫殿,并告诫后人要引以为戒,现在您当政不到十年,难道忘了当初自己说过的话吗?”

    太宗听后,虽很恼怒张玄素将自己和隋炀帝扯在一起,可他还是克制了奢欲,下令立即停工,并对手下人说:“以后有事要去洛阳,就是住在露天,也不会再干劳民伤财的事情了。”

    治国理政难免有糊涂的时候,关键是能否听取别人的建议,从别人的建议中得启发、受教益呢?

    太宗就是这样的人!如魏征所谏两百余事,多为采纳,为求谏言,数次引魏征入卧内,访以得失。纳谏一次可以,数次如此,需要何等胸怀?一个帝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遍览史册,肯怕也只有太宗这一人而已。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贞观年间,社会太平,君臣和谐,毫无疑问与太宗能够吸取隋王朝的败亡的教训,肯于纳谏,从善如流有关。

    张玄素敢于直谏其奢侈,甚至把他和隋炀帝扯到一起,要是遇上一位不开明的君王,脑袋早已搬家了。

    即使事情放到讲究民主的后世,人们大概也会感叹有忠心没有忠胆。

    原因何在?

    但凡上位者,一般都习惯听好话,好话让人心情舒畅,上下一团和气。若有下属对上官敢提异常尖锐的意见,首先的前提就是这个上官有接纳意见的宽广胸怀,否则不是流于形式,就会恼羞成怒,耿耿于怀,反过来让那个进谏的下属“难受”一番。

    恰如魏征所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可谓一语破的,从这一层面来看,大唐帝国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强的国家,就是因为有太宗这样心胸开阔的帝王而使然。

    总管太宗的一生,其智勇双全,战功赫赫,打天下咸服对手,其虚心纳谏,宽厚爱民,治天下军民同乐。

    在他治理下的大唐,才会有如今这般盛世景象。在后世人们谈到济世安邦的伟业君王时,会很自然地想起太宗皇帝。谈到虚怀若谷的帝王之时,人们同样会习惯性的把标的立即指向太宗。

    当然,太宗是人不是神,也不是一个完人,处理家事方面,史书说他“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在外交和军事层面上,晚年也是失策频频,特别晚年纳谏不如贞观初年,奢侈之风有所抬头。

    当然,人们不会因为这些瑕疵而否认太宗皇帝的伟业。旧唐书说的好: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世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后世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即便是站在杜睿这个后世人的角度,也可以说一句:伟哉,千古一帝唐太宗,他的出现是经历了隋末战乱,困苦时代的华夏子民的大幸,即便是后世人,也没有理由不羡慕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如今这一切都到了要盖棺定论的时候了,一代圣明英主即将告别人世,对于他的是非功过,也只能交由后世人去评说了。

    杜睿想来,大概也正是因为太宗的身上存在着瑕疵,他并非是一个圣人,这才使得后世人们对他这位华夏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皇帝念念不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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