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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回芦沟桥全面抗战起委员长庐山谈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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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回芦沟桥全面抗战起

    委员长庐山谈话行

    法肯豪森的战略建议,逐项被蒋介石所采纳,于是他以这份建议书为蓝图,逐步开展布署。法肯豪森根据德国重建国防军的经验,助蒋以全副德式装备训练与装备8万中国军队,另成立若**兵团与装甲旅,准备战事一旦发生,迅速驰援前线。其中第86、88师重点驻扎在宁沪国防要地,在“八一三松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19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革命军陆军为18个师,又46个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0个独立团,总计约170万人。空军拥有飞机600架,(其中战斗机为05架)海军军舰约11万吨位。

    “七.七”事变前夕,中日双方军事力量相差悬殊。此时日本已是世界军事大国,197年,日本已武装50万人,可供前线使用的兵力超过100万,还有预备役兵员00万。日军经长期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训练,陆军武器装备比中国先进得多。海军舰艇190万吨。航空队拥有飞机约700架,其中陆军飞机1480架,海军飞机10架。

    中国历来是军事弱国,虽然经过战前整顿,能够用于前线者只有百余万人,装备落后,训练很差,没有预备役制度;海军仅为日本1/18,空军能用于战斗的飞机不过00架左右。

    日本近卫内阁于197年6月上台,即鼓吹战争,扩大侵略。6月5日,被派往中国东北、华北等地打探情况的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向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对政府的建议中说:“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如我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以除去我背之威胁,相信此为最。”

    于是日本增兵华北,分驻于丰台、通县、南口、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等地。日军在华北各地遍设特务机关,刺探情报。为了准备战争,日军连续派人到华北视察、“旅行”。197年春夏间,公平少佐和井本大尉来华北后,乘汽车沿北平、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青岛视察。他们在北平甚至视察了第9军的西苑、北苑、清河、南苑驻军的装备与防务。还到芦沟桥察看了永定河西岸和长辛店西北地区,并以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与现地进行对照。

    日军经常在平、津近郊进行军事演习,从6月开始,这种演习频繁起来。尤其是驻丰台的日军,竟以攻夺苑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举行演习,有数次演习部队竟要求穿城而过。6月1日,日本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课,一时间,平、津氛围诡谲。日本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盛传:“七夕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此时北平处于被三面包围态势,自丰台至山海关铁路沿线有日军重兵驻扎;东面有日军卵翼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面和西面有察北的伪军;仅西南面为国军宋哲元部第9军驻守。自从日军侵占丰台,切断了华北与南方的联系后,北平西南约15公里,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芦沟桥,便成为北平对外联系的唯一咽喉要道。

    面对日军随时即可发动战争的紧张局面,驻守北平的中国军队采取严密警戒,密切监视日军行动。从6月开始,第9军加强了对北平市区、郊区的巡逻和城门的守卫。在芦沟桥一带既设阵地,也增加了兵力,并对沙岗实行夜间警戒,由第7师师长冯治安负责指挥。

    197年7月7日下午7时0分,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1联队第大队,在芦沟桥北,进行以芦沟桥为进攻目标的挑衅性军事演习。午夜1时许,日军借口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听到宛平城的枪声。断言志村菊次郎被中国军队打死,要求进城搜查,并鸣枪示威。

    驻宛平的国军第7师19团,团长吉星文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第9军副军长秦德纯为避免事态扩大,乃派人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等进行交涉。日军在失踪士兵业已归队,借口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派兵包围宛平城。

    8日晨4时,中日双方交涉人员正在宛平城内实地调查时,由丰台站出动的日军偷渡到永定河以西,包围了芦沟桥,并向宛平城开炮攻击。中国守军吉星文团三营,在营长金振中的带领下,奋起抗击。奉命到铁路桥头助李毅岑排守卫的第10连申仲明排长,被日军突然开枪打死。

    申排长的鲜血,激怒了第9军战士,他们在李排长的指挥下,打响了保卫芦沟桥的战斗。两个排的战士,面对几百日军毫不畏惧,机关枪和步枪一齐,喷射出仇恨的子弹。当日军冲上阵地,战士们抡起大刀,冲入敌群,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两个排的勇士几乎全部战死在桥头阵地上。日军攻占了龙王庙和铁路桥东头,在东河堤上丢下了上百具日寇的尸体。

    与此同时,日军另一部分兵力向宛平县城东门发起进攻,并用大炮轰击城墙。守军营长金振中负伤。面对日寇的进攻,战士们沉着应战,待日军进入我有效射程时,再予以猛烈射击,日军伤亡惨重,一次又一次冲锋被打退。

    芦沟桥战斗打响后,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召集了紧急会议,第9军军部发出命令:“芦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英勇的第9军官兵奋勇杀敌,表现了中国军人的气质。

    7月8日1时,牟田从北平到达宛平城东北的沙岗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下午时50分,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也赶到丰台督战。日军几次进攻都被打退,河边正三命令第大队在龙王庙附近渡过永定河,占领西岸,待援军到达后,9日拂晓再攻宛平城。

    日军欺我城内只有1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用8辆坦克向阵地冲来,妄图一举突破我军的防线,占领宛平城。

    第9军官兵不惧危险,用手中的步枪,手榴弹等武器,硬是把日寇的8辆坦克全部打退。日寇完全没有料到,他们的挑衅会遭到如此强硬的抵抗。这时,何基沣旅长率西苑驻军已开到八宝山一带,正向大井村等地截断日军的后路,日军感到形势不妙,悉紧急退缩。

    8日夜,细雨纷霏,吉星文团突击队用绳梯爬出城,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沿永定河两岸,向铁路桥靠近。夜1时,突击队员秘密接近铁路桥,出敌不意两头夹击,大刀在敌群中翻飞闪耀,日寇猝不及防,有的成为刀下之鬼,有的跪地求饶,日军1个中队被全歼在铁路上。9日凌晨,中国军队收复了失地,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少了宛平城侧后的威胁。收复阵地后,我军军心为之大振。

    事变发生后,7月8日,蒋介石电令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速返保定坐镇指挥,作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必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的指示。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停止军事行动。

    7月9日,蒋介石密电第6路军孙连仲部,由平汉线方面调两个师,第40军庞炳勋部1个师另1个旅、万福麟的第5军以及商震部向石家庄、保定方向开进;令第10师、第17师、第1师、第5、第8师,以及第军集结待命。

    宋哲元于9日复电蒋介石表示: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现状,坚决遵守“不丧权,不失地”之意旨,誓与周旋。

    蒋介石仍放心不下,又于次日连续给宋哲元电报两封,令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并强调“守土应具决死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

    同日,国民政府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

    10日晚,军政部长何应钦由重庆飞抵南京,并于次日召开“芦沟桥事件”第一次会议,会商弹药、粮秣、燃料的准备与储存。各地部队的现状与调动,新到武器及空军的使用等。并传达蒋介石指示,在熊斌与曹浩森两位参谋次长中,选派1人赴北平,传达中央坚决抗击的旨意。

    1日下午,蒋介石在庐山召集汪精卫、程潜、陈诚等人协商对策,决定了下列方针: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部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基于这个方针,应扩大动员范围。当天下午7时,蒋介石对驻守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的国军部队发布动员令,命令上述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两条铁路线集结。同时命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担任津浦路北段的防守;令平汉、陇海、津浦三铁路局集结军用列车,各汽船公司将船只回航到指定地点备用;在南昌的中央军飞机0架,立即编队飞行北上。蒋介石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当晚,何应钦在“芦沟桥事件”第二次会议上,决定派熊斌北上,向宋哲元传达蒋介石“不挑战,必抗战”的旨意。

    14日,孙连仲部开抵石家庄。熊斌于当日到达保定,并派人赴天津,向宋哲元交待两点:一、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9军;二、如能平和解决,亦可为9军助威。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就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作和战双重准备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忙于增兵华北,到7月中旬,日军以为对华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意扩大侵华战争的意图已表现得相当明了,华北日军云集。

    鉴于事态日益严重,中国政府的方针逐渐倾向于战的方面,外交方面渐趋强硬。对日本侵犯中国主权肆意扩大事态,提出严正抗议。同时,将“芦沟桥事件”备忘录送交9国公约签字国及苏联、德国等国家,敦请他们注意。同时宣布:“中国政府已通知各国政府,凡日本强令华北地方当局所缔结之协定,非经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国概不承认。”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他首先指出了“七.七”事变的严重性:“现在冲突地点已到达了北平门口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X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说:“中国民族本身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和平未到根本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楚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只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图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蒋介石指出:中国政府对于“芦沟桥事变”的总原则是,“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同时,蒋介石还阐明了中国政府最低限度的4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中央政府所派的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三、中国民众的自发抵制行动,不得进行干预。四、第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在谈话中强调:“芦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19日,这个演说公开发表,并送交日本大使馆。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以来的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表明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抵抗侵略的严正立场。主席曾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频繁举行四相、五相和内阁会议,研究处理事变的策略。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决定立即增兵华北,从日本国内派遣第0师团,并将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和驻朝鲜的1个师团开赴华北。

    芦沟桥事变发生时,肩负冀察重任的宋哲元尚在山东乐陵老家,他在收到蒋介石的电令后,于11日夜才赶回天津。此时,宋哲元对“七.七”事变的严重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他幻想和平,企图以让步达到妥协,以保冀察地区的既成局面。他误信日本“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谎言。同时,宋哲元也不相信蒋介石会真正抗日。作为军阀,宋哲元还想竭力保存实力。在他认为,正是因为第9军是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他宋哲元才把持了冀察平津大权。尽管蒋介石三番五次电令,他还是打算周旋于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

    正在此时,7月11日下午时,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收到日本国内打来的特急电话,向今井武夫传达了东京内阁会议的决定:“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从这时起,日本华北驻屯军把芦沟桥事件,上升到了华北问题的高度,并确立了武力解决的方针。

    华北驻屯军在确立这一方针后,考虑到需要拖延时间以准备战争,因此,仍未停止与中方代表的谈判。7月11日晚,松井还煞有介事地与秦德纯搞了一个《芦沟桥事件现地协定》,似乎芦沟桥事变真的就要以和平方式“就地解决了”。

    在和平烟幕下,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将要开始,就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北平方面为表示自己的友好和诚意,当天晚上,把几天来俘虏的00多名日本兵送回了丰台。

    自7月11日起,日军增派华北的部队陆续到达密云、古北口、高丽营、唐山、通州等地,完成了对平、津的包围。同时,大批飞机、大炮、坦克也由日本、朝鲜和东北源源不断地运往平津一带。占据芦沟桥附近的日军,仍未依约撤退。

    日军的和谈是缓兵之计,但和平对企图保存实力的宋哲元有诱惑力。为制造和平气氛,他于1日下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军摩擦。”为博得日本人好感,还特意将此令通报日军。

    就在宋哲元做出和平姿态的同时,7月14日,日本华北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了**、取缔排日言论和团体,中国军队撤出华北等7项要求。

    这7项要求苛刻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宋哲元表示原则上无异议,惟希望延缓实行。在此期间,宋哲元一直没有进行有效的抗战准备。

    宋哲元的妥协努力都是徒劳的。7月中旬,日本陆军本部认为,对华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借口中国军队北上,把对华交涉政策改为有限期交涉。他们估计华北驻屯军在7月19日前后,可以完成作战部署,于是把限期定为19日。其最低要求是:一、宋哲元正式道歉。二、处罚责任者包括冯治安。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四、在7月11日协定上改为宋哲元签字。同时要求南京政府使中央军恢复旧态势,中止对日军事行动,并不得妨碍就地解决。这实际上是向中国发出的最后通牒。

    在防御问题上,第9军高级将领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主张以攻为守,一种主张以退为守。两种意见争论不下,宋哲元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一划说:“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我们以守为守吧!”

    这时,日军第一批增援兵力已全部进入华北,不管宋哲元方面如何让步,日本都不会满意。华北驻屯军发表声明说:“从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日本外务省0日凌晨1时也发表声明,认为国民政府的《备忘录》所言,日本政府难以接受。而且,目前事态恶化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一面阻碍现地协定,一面不断调中央军北上。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决定使用武力解决事变的方案,得到了日本内阁的批准。

    0日下午,日军猛烈炮击宛平城和长辛店,以此作为当天宋哲元关于“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信任,彼此推诚”的答复。

    1日,大批日军抵达丰台,日军飞机结队在北平上空侦察、示威。日,日军50架飞机飞抵天津,机械化部队也秘密运到华北。据南京中央7月日获得的情报,除关东军增援部队外,尚有日军8个师团计16万人正在来华途中,天津日军以40辆载重汽车往丰台运送军火。

    7月5日,日本铁甲车载兵100多人,当天下午以修理平津之间军用电话线为借口,从天津抵达廊坊,强行侵占车站,与当地驻军8师11团发生武装冲突,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日军派援兵千余人,在14架飞机和数辆装甲车掩护下,向廊坊发动猛烈攻击。车站、营房均毁于日军炮火。中国守军拼死抵抗,伤亡惨重,退出廊坊,转至黄村。日军随即进占北仓、杨村、落垡等车站,切断了北平与天津之间的交通。

    日军侵占廊坊后,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9军限期撤出北平,移驻保定地区。6日下午,日军乘6辆卡车由丰台向北平城内开进。到广安门时,遇到1师刘汝珍团阻击。由于日军卡车以最快速度冲过城门,使日军一部分冲进城内,另一部分被阻于城外。当晚10时左右,战斗停止,已入城的日军分散隐蔽在附近高粱地里。次日晨,入城日军被迫按照9军指定的路线,到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没有入城的日军退到丰台。

    7月7日,日军向通县发动总攻,激战到中午,中国军队突围撤退。直到此时,宋哲元才电请蒋介石速派军队北进,以解北平之围。

    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之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

    宋哲元当即答复日方,6日提出的最后通牒,对日方的一切无理要求,均予以拒绝。并于当日召集军政要员会议,会后通电全国,决心誓死守土。同时电令第9军各部奋勇抵抗。

    7月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北平郊区发动进攻,日军集中大量兵力,并配有个炮兵团,百余辆战车,10多架飞机,大举进攻南苑。中国驻南苑守军第1师,在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浴血奋战,激战5个多小时,中国守军伤亡000多人,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气节。

    当日,南苑陷入日寇手中。

    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和第11旅团主力,分别向北苑等地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宋哲元见大势已去,遂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第9军各部奉命于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9日,北平陷落。

    9日凌晨,驻守天津的第9军8师6旅一部,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偕同天津保安警察部队,向日本驻天津各机关及租界发动进攻。李文田与副指挥刘家鸾、天津市秘书长马彦忡联名通电:“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中国军队一度攻占了北仓飞机场及日军驻守的车站,逼近日租界中的海光寺营房,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后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在战车、飞机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反扑。天津总车站、南开大学校舍等处大半毁于战火。中国军队血战一昼夜,决定放弃天津,向马厂撤退。三日之内,平、津陷落。

    平津陷落只是战争的开始,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意图十分明确,随即便开始向整个华北进攻。中日全面战争由此展开。那么,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将指向何处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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