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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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上尉对于吴川所说的谎言完全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在中国待了近八年的他，可从来不觉得中国的政府和达官贵人们有什么仁爱精神。
而佩奇.开普兰则主要关注着伯爵的反应，作为一名美国记者，能够获得采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这种欧洲文豪的机会也是不多的。
如果不是俄国政府不愿意看着他在彼得堡四处乱转，整天和那些反对现政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往来，也就不会给他安排这样一个采访机会，把他哄骗到乡下来了。虽然在佩奇自己看来，他答应离开彼得堡是为了远离彼得堡密探局的严密监视，从地方上打开俄国政府想要对外隐瞒的暴政。
当然，如果还能再捞到一个采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机会，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也是个意外之喜。佩奇.开普兰来到俄国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揭发俄国政府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但也未必没有存有借助这样的大新闻竖立起自己的新闻号召力的。
在这个时代，正是美国新闻界在国内最具有影响力的时代。从1783年美国诞生第一份日报《宾夕法尼亚晚邮报》开始，至今日美国日报社已经达到了2433家。
最廉价的一份报纸，甚至只要1美分。可是现在美国每日发行的报纸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亿多份，在30年前这是一个月发行的报纸数量，而在一百年前每年也不过才发行33万份报纸而已。
和欧洲的报纸主要面向上层人士、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不同，美国的报纸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化的文化消费，美国城市的蓝领工人下班后都会买上一份报纸在回家的交通设施上阅读，因此各家报纸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在这种报业繁荣的背后，是美国在19世纪末业已经覆盖全国范围的初等教育，和正在完善的中等教育。虽然美国人持有高中文凭的年轻人只有9%，但是小学毕业的人数已经占据了适龄儿童的90%以上，在欧洲只有德国的教育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而这也是一个美国本土文学兴起的时代，以杰克·伦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正改变着美国文化荒漠的局面。一个对列文.托尔斯泰伯爵的专访文章，如果能够出现在《美国新闻报》上，将会极大的提高报社和佩奇.开普兰个人的声望。
一名记者的年收入基本和高级蓝领工人持平，但是一位名记者的收入可是能够超过35000美元年薪的存在，这还不包括名记者出书的收入，而塔夫脱总统的工资也不过是75000美元的年薪。
佩奇.开普兰自然是不想浪费这个专访的机会的，只不过他也是生平第一次采访这样的大文豪，即便准备了许久也未能想出一个有特点的专访内容。直到伯爵拉着吴川谈论起了《论语》，他倒是觉得自己可以挖掘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因此也就不再试图把采访拉回自己的节奏，注意倾听着伯爵和吴川的讨论。
而对于这场自己发起的谈话，伯爵是既满意又不满意，吴川的确给了他许多意外的惊喜，让他苦思许久的不少学术问题得到了解答。但是他又能够感觉到，这位中国人虽然熟悉这些充满了人文关怀和修身养性哲理的经典，却又隐隐对这些经典充满了抵触。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吴川会对这样充满着哲理的思想有着偏见。
因此在听了吴川对于“仁”、“道”两字的翻译有所质疑之后，他便趁势问道：“如果你把道解释为一种客观运行的规律，那么我还能勉强接受。但是仁为什么不是解释为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和爱？难道人世间还有比这些更美好的东西吗？”
吴川思考了一会回答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子所描绘的这个大同世界，大约就是仁的最高境界了。”
吴川说完之后，抬头看着众人茫然不解的样子，才想起他刚刚说的是中文。虽然伯爵和谢尔盖上尉能够听懂一点，但是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意思，至于佩奇和丽莎两人更是一点都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了。
“哦，我刚刚是说孔子描绘的大同世界，也就是建立一个既无人上之人，也无人下之人的社会，才是最终极的仁。”吴川用英语再次解释了一遍。
伯爵还在思考时，佩奇终于忍不住插嘴问道：“无人上之人，也无人下之人的社会，究竟是个什么社会？”
吴川沉吟了一下说道：“按照欧洲政治的说法，这就是一个消灭了阶级压迫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规划生活和工作，并获得自己付出劳动应得的报酬。人应当为自己的需要而劳动，而不是为了皇帝、国王、贵族、资本家和奴隶主们去劳动。”
伯爵揪着自己的胡子，小声的说道：“这似乎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很是类似。
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表现为三点：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二是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三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哈哈，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谢尔盖上尉突然出声向吴川嘲讽道：“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居然能够提出同马克思主义者相近的社会理论？这难道不是你在信口开河么，至少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从未在中国的官员身上看到过什么是：仁。
啊，说道这个，我还想起了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小故事。伯爵先生，我能否在这里小小的插嘴说上几句呢？”
托尔斯泰伯爵虽然有些讨厌谢尔盖上尉打断了自己的思路，但是他却不能不让对方说话，因此只能板着脸提醒对方：“少尉先生，请你注意一下场合。这是在我的家里，不是在你的军营里。所以，请遵守你身为客人的本分。”
哪怕谢尔盖上尉知道，伯爵为皇帝陛下所不喜，但他也不敢得罪这位在俄国名声卓著的文豪和大贵族。他稍稍收敛了自己的行为，先向伯爵道了个歉。
吴川虽然并没把上尉的嘲讽放在心上，但是他对于伯爵称呼上尉为少尉，还是有些糊涂了，不由转头看向了美国人，张口无声的问了声。佩奇对着他微微摇了摇头，示意吴川不要在这里谈论上尉的身份问题，吴川于是默默的转回了头。
而此时谢尔盖上尉已经讲起了小故事，“我的叔叔曾经在维特伯爵身边当差，1896年4月18日，在陛下加冕典礼前三周，中国的首相李鸿章阁下曾经来到圣彼得堡，准备参加陛下的加冕典礼，当时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受陛下委托接待这位阁下。
请允许我引用维特伯爵对于这位中国首相阁下的评论，维特伯爵是这样说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接触过不少将会永垂史册的政治家。以李鸿章阁下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这位阁下要算是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
就在陛下加冕典礼于1896年5月14日举行的时候，当天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故：在莫斯科地区的霍顿卡矿场发生了火灾，准备为陛下加冕典礼进行庆祝游行的民众死亡了将近两千人。
这个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时，皇帝皇后正出席音乐家萨尔诺夫指挥的音乐会。当时维特伯爵和李鸿章阁下也在音乐会上，据说这位阁下和维特伯爵就这场事故进行了一场简短的对话。
李鸿章阁下说：可是皇帝还不知道这件事，是吗？
维特伯爵回答：当然他知道，这件事的一切经过肯定已经呈报给陛下了。
李鸿章阁下又说：我看这有点不聪明吧。记得我做总督的时候，我所统辖的身份约一千万人死于黑死病，但我们的皇帝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增添无用的烦恼呢？
事后维特伯爵同身边的人说：我想，我们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的。
伯爵阁下，被维特伯爵视为中国人中最为卓越的李鸿章阁下对于自己的民众都漠不关心，他们又有什么资格谈仁呢？我觉得，李先生刚刚的言论是过于美化中国的文化了…”
谢尔盖上尉对于吴川所说的谎言完全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在中国待了近八年的他，可从来不觉得中国的政府和达官贵人们有什么仁爱精神。
而佩奇.开普兰则主要关注着伯爵的反应，作为一名美国记者，能够获得采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这种欧洲文豪的机会也是不多的。
如果不是俄国政府不愿意看着他在彼得堡四处乱转，整天和那些反对现政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往来，也就不会给他安排这样一个采访机会，把他哄骗到乡下来了。虽然在佩奇自己看来，他答应离开彼得堡是为了远离彼得堡密探局的严密监视，从地方上打开俄国政府想要对外隐瞒的暴政。
当然，如果还能再捞到一个采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机会，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也是个意外之喜。佩奇.开普兰来到俄国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揭发俄国政府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但也未必没有存有借助这样的大新闻竖立起自己的新闻号召力的。
在这个时代，正是美国新闻界在国内最具有影响力的时代。从1783年美国诞生第一份日报《宾夕法尼亚晚邮报》开始，至今日美国日报社已经达到了2433家。
最廉价的一份报纸，甚至只要1美分。可是现在美国每日发行的报纸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亿多份，在30年前这是一个月发行的报纸数量，而在一百年前每年也不过才发行33万份报纸而已。
和欧洲的报纸主要面向上层人士、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不同，美国的报纸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化的文化消费，美国城市的蓝领工人下班后都会买上一份报纸在回家的交通设施上阅读，因此各家报纸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在这种报业繁荣的背后，是美国在19世纪末业已经覆盖全国范围的初等教育，和正在完善的中等教育。虽然美国人持有高中文凭的年轻人只有9%，但是小学毕业的人数已经占据了适龄儿童的90%以上，在欧洲只有德国的教育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而这也是一个美国本土文学兴起的时代，以杰克·伦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正改变着美国文化荒漠的局面。一个对列文.托尔斯泰伯爵的专访文章，如果能够出现在《美国新闻报》上，将会极大的提高报社和佩奇.开普兰个人的声望。
一名记者的年收入基本和高级蓝领工人持平，但是一位名记者的收入可是能够超过35000美元年薪的存在，这还不包括名记者出书的收入，而塔夫脱总统的工资也不过是75000美元的年薪。
佩奇.开普兰自然是不想浪费这个专访的机会的，只不过他也是生平第一次采访这样的大文豪，即便准备了许久也未能想出一个有特点的专访内容。直到伯爵拉着吴川谈论起了《论语》，他倒是觉得自己可以挖掘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因此也就不再试图把采访拉回自己的节奏，注意倾听着伯爵和吴川的讨论。
而对于这场自己发起的谈话，伯爵是既满意又不满意，吴川的确给了他许多意外的惊喜，让他苦思许久的不少学术问题得到了解答。但是他又能够感觉到，这位中国人虽然熟悉这些充满了人文关怀和修身养性哲理的经典，却又隐隐对这些经典充满了抵触。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吴川会对这样充满着哲理的思想有着偏见。
因此在听了吴川对于“仁”、“道”两字的翻译有所质疑之后，他便趁势问道：“如果你把道解释为一种客观运行的规律，那么我还能勉强接受。但是仁为什么不是解释为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和爱？难道人世间还有比这些更美好的东西吗？”
吴川思考了一会回答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子所描绘的这个大同世界，大约就是仁的最高境界了。”
吴川说完之后，抬头看着众人茫然不解的样子，才想起他刚刚说的是中文。虽然伯爵和谢尔盖上尉能够听懂一点，但是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意思，至于佩奇和丽莎两人更是一点都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了。
“哦，我刚刚是说孔子描绘的大同世界，也就是建立一个既无人上之人，也无人下之人的社会，才是最终极的仁。”吴川用英语再次解释了一遍。
伯爵还在思考时，佩奇终于忍不住插嘴问道：“无人上之人，也无人下之人的社会，究竟是个什么社会？”
吴川沉吟了一下说道：“按照欧洲政治的说法，这就是一个消灭了阶级压迫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规划生活和工作，并获得自己付出劳动应得的报酬。人应当为自己的需要而劳动，而不是为了皇帝、国王、贵族、资本家和奴隶主们去劳动。”
伯爵揪着自己的胡子，小声的说道：“这似乎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很是类似。
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表现为三点：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二是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三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哈哈，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谢尔盖上尉突然出声向吴川嘲讽道：“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居然能够提出同马克思主义者相近的社会理论？这难道不是你在信口开河么，至少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从未在中国的官员身上看到过什么是：仁。
啊，说道这个，我还想起了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小故事。伯爵先生，我能否在这里小小的插嘴说上几句呢？”
托尔斯泰伯爵虽然有些讨厌谢尔盖上尉打断了自己的思路，但是他却不能不让对方说话，因此只能板着脸提醒对方：“少尉先生，请你注意一下场合。这是在我的家里，不是在你的军营里。所以，请遵守你身为客人的本分。”
哪怕谢尔盖上尉知道，伯爵为皇帝陛下所不喜，但他也不敢得罪这位在俄国名声卓著的文豪和大贵族。他稍稍收敛了自己的行为，先向伯爵道了个歉。
吴川虽然并没把上尉的嘲讽放在心上，但是他对于伯爵称呼上尉为少尉，还是有些糊涂了，不由转头看向了美国人，张口无声的问了声。佩奇对着他微微摇了摇头，示意吴川不要在这里谈论上尉的身份问题，吴川于是默默的转回了头。
而此时谢尔盖上尉已经讲起了小故事，“我的叔叔曾经在维特伯爵身边当差，1896年4月18日，在陛下加冕典礼前三周，中国的首相李鸿章阁下曾经来到圣彼得堡，准备参加陛下的加冕典礼，当时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受陛下委托接待这位阁下。
请允许我引用维特伯爵对于这位中国首相阁下的评论，维特伯爵是这样说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接触过不少将会永垂史册的政治家。以李鸿章阁下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这位阁下要算是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
就在陛下加冕典礼于1896年5月14日举行的时候，当天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故：在莫斯科地区的霍顿卡矿场发生了火灾，准备为陛下加冕典礼进行庆祝游行的民众死亡了将近两千人。
这个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时，皇帝皇后正出席音乐家萨尔诺夫指挥的音乐会。当时维特伯爵和李鸿章阁下也在音乐会上，据说这位阁下和维特伯爵就这场事故进行了一场简短的对话。
李鸿章阁下说：可是皇帝还不知道这件事，是吗？
维特伯爵回答：当然他知道，这件事的一切经过肯定已经呈报给陛下了。
李鸿章阁下又说：我看这有点不聪明吧。记得我做总督的时候，我所统辖的身份约一千万人死于黑死病，但我们的皇帝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增添无用的烦恼呢？
事后维特伯爵同身边的人说：我想，我们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的。
伯爵阁下，被维特伯爵视为中国人中最为卓越的李鸿章阁下对于自己的民众都漠不关心，他们又有什么资格谈仁呢？我觉得，李先生刚刚的言论是过于美化中国的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