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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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警察证明了他的到来时间之后，吴川发觉一直盯着他的谢尔盖上尉总算是放过了他，不再有事没事来敲他的门，非要找他聊天了。
于是吴川终于获得了一些人身自由，不过他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卵用，对于一个只会说俄文问候语的中国人，他现在根本不敢独自上街。他可不觉得，再一次惹出麻烦之后，他还会有第二次的好运气遇到佩奇.开普兰这样好管闲事的美国人。
想要找个会中英文的人陪他上街走一走，这旅馆中也没什么人能够符合这个条件。因此他也只能窝在自己的房间内翻着英俄字典，对照着俄文报纸发奋学习俄文了。
穿越到这个时空所带来的唯一后遗症，大约就是让他的记忆力提高到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候，甚至比他读书时还要强的多。这本786页的英俄字典，他每日可以背下5-6页，吴川觉得学习还是需要动力的，特别是在未知的危险环绕下，他学习俄文就更有动力了。
不过在消除了谢尔盖上尉对自己的疑心之后，吴川发觉他同佩奇和上尉一起用餐的次数陡然就变少了。上尉整天往外跑，而佩奇则整日将自己关在房间内写新闻报道，连用餐都是让仆人戴维送上去的。
吴川倒是不介意和能够交流的戴维一起用餐，但是这位虽然是美国人，却依然认同着欧洲的等级观念，认为一名好仆人不应该逾越自己的本分，和老爷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虽然吴川并不是他的主人，但是主人的朋友依然还是主人。于是，吴川倒是过起了一种简单的生活，每日在房间和餐厅之内来回，一边努力学习着俄文，一边不安的等待着从彼得堡返回的消息。
在涅瓦河畔著名的宫殿广场上，一幢三层楼高的长方形封闭建筑耸立在涅瓦河的河边，以蔚蓝色和白色相间的色彩妆点着这座宏伟的建筑，这就是彼得堡的心脏-冬宫。
这座宫殿拥有着1000多个房间，不仅是沙皇的居所，也是沙皇办公的地方。而沙皇政府的各主要大臣也几乎都在这座宫殿或周边的建筑之内占有了一间办公室，在富丽堂皇的冬宫一层西北角落里，就是今日俄罗斯帝国执政的核心，内务大臣斯托雷平的办公室。
虽然外国人喜欢把斯托雷平的职位翻译成总理或是首相，但实际上他的正式职位是内务大臣及大臣会议主席。在1905年革命之前，俄国的一切权力都在沙皇手中。但是在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之后，在知识阶层和俄国工农联合的打击下，沙皇不得不颁发了诏书实施改革。
1905年10月17日宣言，沙皇"赐予"人民以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权利，答应扩大选举权，成立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并任命维特伯爵为大臣会议主席组成俄国执政内阁。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以内务大臣的身份接任了维特伯爵的大臣会议主席一职后，便在1907年六月三日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并撕毁了10月17日宣言，使得俄国政府重新回到了沙皇专制政权的道路上。
不过这个政权的专制权力却从沙皇手中转移到了政府行政首脑的大臣会议主席手中，斯托雷平也因此被其政敌称之为无冕之沙皇。政府官员把过去对于沙皇的崇拜，转移到了对于大臣会议主席的崇拜。
大权在握的斯托雷平，以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推动着对于俄国社会的改革，他的这种专断独行让他陷入了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间的权力争斗。到了1910年八月，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间的矛盾已经越发尖锐了。
当内务副大臣克雷扎诺夫斯基拿着一叠文件前来找斯托雷平签字时，推门进入办公室的他正好听到内务大臣斯托雷平和枢密顾问普尔泽拉德斯基的一段对话。
“…陛下又把文件退回来了？”
“是的大人，陛下让男爵传话给您，既然您可以自行处理海军部的事务，那么这些不重要的公务也就没必要再往他那里送去了。陛下说，他可不是签字的图章…”
克雷扎诺夫斯基不敢再听下去了，他赶紧狠狠的咳嗽了两声，接着敲门说道：“斯托雷平主席，我能够进来吗？”
斯托雷平一边叫着克雷扎诺夫斯基进来，一边示意枢密顾问可以暂且退下，回头他再找时间和对方谈论这件事。
斯托雷平是一个留着一把俄国式八字胡的中年男人，他的身材并不算特别高大，但是当他出现在你面前时，不苟言笑的样子总是能够带来一种压迫感，让你不自觉的向他先行点头致意，这就是斯托雷平带给同僚们的感觉。
克雷扎诺夫斯基也曾经听宫廷大臣说过，就连陛下在这位主席大臣面前，也常常感到极不自在，因此除了公事之外都不愿意和对方进行主动的接触。虽然斯托雷平和皇太后，两位公主的关系还算不错。
斯托雷平一边在克雷扎诺夫斯基送来的文件上签名，一边向他开口问道：“内务部门最近有什么事情要向我汇报的吗？”
克雷扎诺夫斯基立刻从走神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向着上司汇报道：“倒是有这么几件事要向您汇报。第一件就是关于东西伯利亚地区爆发鼠疫的事，当地官员声称，他们能够控制住城市的交通往来，但是乡村和各个伐木场的人员流动就没这么多人手去控制了…”
斯托雷平头也不抬的说道：“那就把那些中国劳工赶回自己的国家去，停止疫区的一切伐木、经商往来，直到疫情控制住为止。”
克雷扎诺夫斯基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么要先通知中国政府吗？”
斯托雷平毫不在意的说道：“我们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通知了中国政府，他们还会准许那些中国劳工自由返回吗？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官员有能力安置那些中国劳工，直到中国政府做好防疫准备？”
内务副大臣明智的跳过了这个问题，进入了下一个话题说道：“有一位叫做库罗什的海军军官写信给您，希望您能够给他做主。
他的17岁儿子在上个月被人从窗外开枪打死，他的邻居目击了这件凶杀案，据说当时凶手曾经对着他的邻居高声喊道：这是为了赫尔辛基的革命党人报仇。
库罗什承认，在1905年他曾经下令军舰向赫尔辛基城开炮，因为当时有革命党人在城中竖立起了红旗。他当时是在为陛下效力，这并不是什么罪过。
可是当地的检察官在调查了这一事件之后，居然无视了他邻居的证词，出具报告说他儿子乃是自杀。他认为这样的事实在是太荒唐了，因此请你向当地的官员下令，重新调查案件，把杀死他儿子的凶手缉拿归案。”
斯托雷平终于停下了签字，抬头看着自己的副手说道：“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革命党，我该上哪去替他缉拿凶手？即便我们每年绞死一千个革命党人，他们还是会像杀不尽的兔子一样四处冒出来。
革命党人就是想要用这种方式向俄国民众展现他们的力量，如果我们把他们做的案子一一曝光，那么整个国家都会陷入恐慌。不，我绝不会如他们所愿的。从现在开始，禁止报纸上刊登革命党人的任何消息，下令各地的警局掩盖掉革命党人制造的恐怖。我倒要看看，在民众无法得到消息的状况下，他们的独角戏还能坚持多久。”
克雷扎诺夫斯基张了张嘴，终究没敢提出反对意见，只能委婉的询问道：“那么这位库罗什军官的信件，是否还要进行答复？”
斯托雷平伸手拍了拍自己的前额，便下了决心道：“以我的名义给他写一封慰问信，在寄一笔慰问金给他。我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当斯托雷平坐回座位将剩下的文件签完，然后准备递还给内务副大臣时，却一不小心看到了对方脸上欲言又止的神情，他顿时皱起了眉头说道：“克雷扎诺夫斯基，你若是有什么还想说的，就请直接说出来，我接下来还要同财政大臣讨论关于到期国债的事务，可没时间等你前思后想的。”
克雷扎诺夫斯基赶紧回道：“抱歉阁下，我只是有些拿不准，这件事该不该向您汇报。”
斯托雷平有些奇道：“到底是什么事，居然连你都拿不准了？”
“美国公馆前几日派人求见我，他们向我打听，最近一些日子密探局有没有逮捕什么外国人，另外还拜托我寻找一位美国人的下落。不过对方并不是正式提出的请求，所以我才拿不准该不该向您报告。”
斯托雷平沉默了片刻，方才冷冷的问道：“那么你查到了什么吗？”
克雷扎诺夫斯基硬着头皮回道：“内务部最近并没有接到任何逮捕美国人的报告，但是阁下，您知道的，自从处决权下放到地方警察局之后，地方上对于死刑的使用是极不慎重的。我已经接到过不少这样的报告了，就连莫斯科的警察局也曾经把向老板讨要薪水的工人当成了工运分子给处决了，其他省份的警察局就更是乱来了…”
作为坚持把处决权下放，并力主简化审判程序的斯托雷平，显然并不乐意听到这样诋毁自己政策的报告，他厌恶的挥了挥手，就像是在驱赶一只令人恼火的苍蝇似的打断了内务副大臣的报告，然后不耐烦的说道：“够了，别再扯那些混账警察的事了。你还是说说，那个美国公馆正在寻找的美国人的下落吧。”
克雷扎诺夫斯基马上省略了想要借机劝谏对方收回地方审核死刑权的想法，转而简单的说道：“美国人的下落并没有找到，不过在图拉省我们发现了一些未经审判的死刑事件，其中有不少人是无身份的犹太人，我担心…”
虽然内务副大臣的话语曳然而止，但斯托雷平倒是听明白了对方话语中的未尽之意。如果失踪的美国人是一位犹太人的话，那么还真有可能已经被地方上的那些坏蛋给处决了。办公室内不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就连斯托雷平也有些棘手于目前的局面了。
在本地警察证明了他的到来时间之后，吴川发觉一直盯着他的谢尔盖上尉总算是放过了他，不再有事没事来敲他的门，非要找他聊天了。
于是吴川终于获得了一些人身自由，不过他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卵用，对于一个只会说俄文问候语的中国人，他现在根本不敢独自上街。他可不觉得，再一次惹出麻烦之后，他还会有第二次的好运气遇到佩奇.开普兰这样好管闲事的美国人。
想要找个会中英文的人陪他上街走一走，这旅馆中也没什么人能够符合这个条件。因此他也只能窝在自己的房间内翻着英俄字典，对照着俄文报纸发奋学习俄文了。
穿越到这个时空所带来的唯一后遗症，大约就是让他的记忆力提高到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候，甚至比他读书时还要强的多。这本786页的英俄字典，他每日可以背下5-6页，吴川觉得学习还是需要动力的，特别是在未知的危险环绕下，他学习俄文就更有动力了。
不过在消除了谢尔盖上尉对自己的疑心之后，吴川发觉他同佩奇和上尉一起用餐的次数陡然就变少了。上尉整天往外跑，而佩奇则整日将自己关在房间内写新闻报道，连用餐都是让仆人戴维送上去的。
吴川倒是不介意和能够交流的戴维一起用餐，但是这位虽然是美国人，却依然认同着欧洲的等级观念，认为一名好仆人不应该逾越自己的本分，和老爷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虽然吴川并不是他的主人，但是主人的朋友依然还是主人。于是，吴川倒是过起了一种简单的生活，每日在房间和餐厅之内来回，一边努力学习着俄文，一边不安的等待着从彼得堡返回的消息。
在涅瓦河畔著名的宫殿广场上，一幢三层楼高的长方形封闭建筑耸立在涅瓦河的河边，以蔚蓝色和白色相间的色彩妆点着这座宏伟的建筑，这就是彼得堡的心脏-冬宫。
这座宫殿拥有着1000多个房间，不仅是沙皇的居所，也是沙皇办公的地方。而沙皇政府的各主要大臣也几乎都在这座宫殿或周边的建筑之内占有了一间办公室，在富丽堂皇的冬宫一层西北角落里，就是今日俄罗斯帝国执政的核心，内务大臣斯托雷平的办公室。
虽然外国人喜欢把斯托雷平的职位翻译成总理或是首相，但实际上他的正式职位是内务大臣及大臣会议主席。在1905年革命之前，俄国的一切权力都在沙皇手中。但是在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之后，在知识阶层和俄国工农联合的打击下，沙皇不得不颁发了诏书实施改革。
1905年10月17日宣言，沙皇"赐予"人民以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权利，答应扩大选举权，成立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并任命维特伯爵为大臣会议主席组成俄国执政内阁。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以内务大臣的身份接任了维特伯爵的大臣会议主席一职后，便在1907年六月三日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并撕毁了10月17日宣言，使得俄国政府重新回到了沙皇专制政权的道路上。
不过这个政权的专制权力却从沙皇手中转移到了政府行政首脑的大臣会议主席手中，斯托雷平也因此被其政敌称之为无冕之沙皇。政府官员把过去对于沙皇的崇拜，转移到了对于大臣会议主席的崇拜。
大权在握的斯托雷平，以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推动着对于俄国社会的改革，他的这种专断独行让他陷入了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间的权力争斗。到了1910年八月，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间的矛盾已经越发尖锐了。
当内务副大臣克雷扎诺夫斯基拿着一叠文件前来找斯托雷平签字时，推门进入办公室的他正好听到内务大臣斯托雷平和枢密顾问普尔泽拉德斯基的一段对话。
“…陛下又把文件退回来了？”
“是的大人，陛下让男爵传话给您，既然您可以自行处理海军部的事务，那么这些不重要的公务也就没必要再往他那里送去了。陛下说，他可不是签字的图章…”
克雷扎诺夫斯基不敢再听下去了，他赶紧狠狠的咳嗽了两声，接着敲门说道：“斯托雷平主席，我能够进来吗？”
斯托雷平一边叫着克雷扎诺夫斯基进来，一边示意枢密顾问可以暂且退下，回头他再找时间和对方谈论这件事。
斯托雷平是一个留着一把俄国式八字胡的中年男人，他的身材并不算特别高大，但是当他出现在你面前时，不苟言笑的样子总是能够带来一种压迫感，让你不自觉的向他先行点头致意，这就是斯托雷平带给同僚们的感觉。
克雷扎诺夫斯基也曾经听宫廷大臣说过，就连陛下在这位主席大臣面前，也常常感到极不自在，因此除了公事之外都不愿意和对方进行主动的接触。虽然斯托雷平和皇太后，两位公主的关系还算不错。
斯托雷平一边在克雷扎诺夫斯基送来的文件上签名，一边向他开口问道：“内务部门最近有什么事情要向我汇报的吗？”
克雷扎诺夫斯基立刻从走神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向着上司汇报道：“倒是有这么几件事要向您汇报。第一件就是关于东西伯利亚地区爆发鼠疫的事，当地官员声称，他们能够控制住城市的交通往来，但是乡村和各个伐木场的人员流动就没这么多人手去控制了…”
斯托雷平头也不抬的说道：“那就把那些中国劳工赶回自己的国家去，停止疫区的一切伐木、经商往来，直到疫情控制住为止。”
克雷扎诺夫斯基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么要先通知中国政府吗？”
斯托雷平毫不在意的说道：“我们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通知了中国政府，他们还会准许那些中国劳工自由返回吗？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官员有能力安置那些中国劳工，直到中国政府做好防疫准备？”
内务副大臣明智的跳过了这个问题，进入了下一个话题说道：“有一位叫做库罗什的海军军官写信给您，希望您能够给他做主。
他的17岁儿子在上个月被人从窗外开枪打死，他的邻居目击了这件凶杀案，据说当时凶手曾经对着他的邻居高声喊道：这是为了赫尔辛基的革命党人报仇。
库罗什承认，在1905年他曾经下令军舰向赫尔辛基城开炮，因为当时有革命党人在城中竖立起了红旗。他当时是在为陛下效力，这并不是什么罪过。
可是当地的检察官在调查了这一事件之后，居然无视了他邻居的证词，出具报告说他儿子乃是自杀。他认为这样的事实在是太荒唐了，因此请你向当地的官员下令，重新调查案件，把杀死他儿子的凶手缉拿归案。”
斯托雷平终于停下了签字，抬头看着自己的副手说道：“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革命党，我该上哪去替他缉拿凶手？即便我们每年绞死一千个革命党人，他们还是会像杀不尽的兔子一样四处冒出来。
革命党人就是想要用这种方式向俄国民众展现他们的力量，如果我们把他们做的案子一一曝光，那么整个国家都会陷入恐慌。不，我绝不会如他们所愿的。从现在开始，禁止报纸上刊登革命党人的任何消息，下令各地的警局掩盖掉革命党人制造的恐怖。我倒要看看，在民众无法得到消息的状况下，他们的独角戏还能坚持多久。”
克雷扎诺夫斯基张了张嘴，终究没敢提出反对意见，只能委婉的询问道：“那么这位库罗什军官的信件，是否还要进行答复？”
斯托雷平伸手拍了拍自己的前额，便下了决心道：“以我的名义给他写一封慰问信，在寄一笔慰问金给他。我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当斯托雷平坐回座位将剩下的文件签完，然后准备递还给内务副大臣时，却一不小心看到了对方脸上欲言又止的神情，他顿时皱起了眉头说道：“克雷扎诺夫斯基，你若是有什么还想说的，就请直接说出来，我接下来还要同财政大臣讨论关于到期国债的事务，可没时间等你前思后想的。”
克雷扎诺夫斯基赶紧回道：“抱歉阁下，我只是有些拿不准，这件事该不该向您汇报。”
斯托雷平有些奇道：“到底是什么事，居然连你都拿不准了？”
“美国公馆前几日派人求见我，他们向我打听，最近一些日子密探局有没有逮捕什么外国人，另外还拜托我寻找一位美国人的下落。不过对方并不是正式提出的请求，所以我才拿不准该不该向您报告。”
斯托雷平沉默了片刻，方才冷冷的问道：“那么你查到了什么吗？”
克雷扎诺夫斯基硬着头皮回道：“内务部最近并没有接到任何逮捕美国人的报告，但是阁下，您知道的，自从处决权下放到地方警察局之后，地方上对于死刑的使用是极不慎重的。我已经接到过不少这样的报告了，就连莫斯科的警察局也曾经把向老板讨要薪水的工人当成了工运分子给处决了，其他省份的警察局就更是乱来了…”
作为坚持把处决权下放，并力主简化审判程序的斯托雷平，显然并不乐意听到这样诋毁自己政策的报告，他厌恶的挥了挥手，就像是在驱赶一只令人恼火的苍蝇似的打断了内务副大臣的报告，然后不耐烦的说道：“够了，别再扯那些混账警察的事了。你还是说说，那个美国公馆正在寻找的美国人的下落吧。”
克雷扎诺夫斯基马上省略了想要借机劝谏对方收回地方审核死刑权的想法，转而简单的说道：“美国人的下落并没有找到，不过在图拉省我们发现了一些未经审判的死刑事件，其中有不少人是无身份的犹太人，我担心…”
虽然内务副大臣的话语曳然而止，但斯托雷平倒是听明白了对方话语中的未尽之意。如果失踪的美国人是一位犹太人的话，那么还真有可能已经被地方上的那些坏蛋给处决了。办公室内不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就连斯托雷平也有些棘手于目前的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