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大兵瑞恩》观后与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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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拯救大兵瑞恩体现了多么深刻的人道精神，似也未必见得。当然，斯皮尔伯格确是加足作料，烩制了一道人道主义的大餐。他总是善于将各种人类精神奉献给好莱坞的票房。事实上，排除各种渲染，拯救大兵瑞恩也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人道原则。我们中国历来都有独子不当兵的政策，只不过没有加以抒情化解释，强调母亲的原因，倒是以为天经地义，事当如此。再说，故事也并不像那种极端化的讲法，是以八条人命换取瑞恩一命，而是八个人去救一个人。也是从效果考虑，参加拯救的兵力越强，彼此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后来的牺牲，则主要是在保卫桥头的小规模战役中造成，但换来的是这一阵地的决定性胜利，亦是正常的战争伤亡，和八个人拯救大兵一个人关系又不大了。总之，斯皮尔伯格的每一项崇高的名义，都是从一个浅薄的定义扩张而至。但他掌握着电影语言的暴力，每一回他都能成功地将他的成果强加于人们。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次，拯救大兵瑞恩略略事出意外。
当拯救小分队整装就绪，出发上路，故事的真正的形式，方才展开了。这是一个很美妙的形式，隐藏着一种抒情的性质，这才是故事所以为故事的基本要素。在斯皮尔伯格以往的电影里，有的只是过激的场面，由场面铺排而成，故事却都是简单的、粗略的，不究细节的。这回毕竟略有改观。拯救小分队经过一个个阵地、战场，一支支部队，询问着：见没见到瑞恩？故事的美妙形式便呈现了出来。可惜斯皮尔伯格一贯抓不住真正重要的东西，他醉心于强权性质的手段，就是那种直观的，立竿见影的手段。比如诺曼底登陆战，再比如在桥头战斗间歇，听法国女高音的唱片，都是足够煽动情绪的场面，与故事却并无补益。但是他到底还是从指缝里遗漏了些故事的碎屑给我们。比如小分队穿行在前线下来的部队里，四处打听着，见没见到瑞恩，有人告诉他们，某某人说起过瑞恩。这一笔真的很动人，瑞恩初露端倪，在一种游移不定，扑朔迷离的传闻之中。其实，故事要做的就是这个，目标如何渐渐显形，终于从无到有。先前的，在牺牲者的身份牌里寻找瑞恩的名字也很好。分开来挑拣名牌的几伙，不时互相问道：见没见到瑞恩。大兵瑞恩，就在这不到场的场合下被反复点名、询问，继而受到认同，很有诗意。找错的那一笔亦是非常有趣。在此，斯皮尔伯格干得不错，将这场面表述得相当有趣味。他拍了一个长长的跟踪镜头，跟踪那搞错了的瑞恩一路跑来。这瑞恩当然是个年轻、高大、英俊的男孩子，全副武装待命的样子，可他跑步的姿态却怎么也不像个兵，脚步拖着地，腰倒是直的，屁股就有些往后坐，身上的披挂又都不大利索，这里那里松了下来，便哐啷作响。脸上的表情则有点慌张、茫然。他看上去就像个正在地里做活、临时抓夫抓来的农人，在军队里呢，则是个无可无不可的角色，从来也不曾有当官的特别需要召见他的时候。结果闹了个大误会，把这孩子惹哭了，吵着要回家，瑞恩还是没出场。于是硝烟弥漫中继续打问：见没见到瑞恩？有了这些东西，这部电影才好看起来。
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
比如，著名的盛产年画的杨家埠。在往昔的岁月里，收过秋后，就有贩年画的客商，从遥远的东北赶着马车早早来到杨家埠。他们睡在画坊的阁楼上，画坊里通宵达旦刻印年画，赶着定货。客人睡梦里都是，印板拍着印机，啪啪的响声。等货齐了，捆扎着装上车，再上漫漫归程。此时，已近年关。这一个买卖的过程，相当漫长，效率相当低。每一步都须人到手到，就是由于这样具体的动作和环境，情景便产生了。还有，在绍兴的乡间，我认识一位公公，他每天上午要去镇上茶馆喝茶。他背一个竹篮，篮里放着自己爱吃的糕点，篮上再挂一件布衫，以防变天时好添加。一清早起身，沿了河走一段，稻田间的田埂走一段，穿过一两个村落，走过二三座木桥，太阳高了，他就踏进了茶馆。我住镇上的时候，他送过我两次礼，一次是他园子里结的第一个葫芦，二次是他喂的母鸡下的头一批蛋。这就是公公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可称为形式的，因为它的精神性成份，已经超过了实用的任务。再有，我所插队的安徽农村，县里召开基层干部会，是不负责伙食的，那就需要队里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于是，便要带上个专门做饭的，还要到城里联系个做饭的地方。这种方式也是具有人情味的，它包含着人和人具体的特定的关系。在那里，假如有人病重，要送城里医院治疗，病人要去，病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自然也要去。父母一走，孩子怎么办？带去。那么猪谁来喂？鸡谁来喂？于是跟去。狗会自己找食，本是不必去的，可因为眷恋家人，便也去了。就这样，医院的院子里都是一家子，一家子，鸡飞狗跳，烟薰火燎，像个野营宿地。可是，有趣味的形式，就是发生于此。在农村时，有个小姊妹邀我一同去赶集，她怎么动员我？她说，路上要经过两口井呢，都是甜水井！
这种方式在当时都被艰难的生计掩住了，如今，在一个审美的领域里，我重新发现了它们。它们确实是以低效率和不方便为代价的，可是，艺术和现代化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
城市为了追求效率，它将劳动与享受归纳为抽象的生产和消费，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证了功能。细节在制度的格式里简约，具体生动的性质渐渐消失了。它过速地完成过程，达到目的，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形式都是在过程中的。过程缩减了，形式便也简化了。所以，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不得不充满言论和解析，因为缺乏形式，于是难以组织好的故事。现代小说故事的变形、夸张、颠倒，都是为了解决形式的匮乏，但也无济于事。以至于，流浪汉、无业者、罪犯、外乡人、内省人、精神病患者，会成为城市生活小说的英雄，因为他们冲出了格式，是制度外人。他们承担了重建形式的幻想。在这一个发展中的时期，我们的城市其实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格式是有缺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着传奇的表面，它并不就因此上升为形式，因为它缺乏格调。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之下，人都是散了神的。而真正的形式，则需要精神的价值，这价值是在长时间的学习、训练、约束、进取中锻炼而成。而现在，显然时间不够。像我们目前的描写发展中城市生活的小说，往往是恶俗的故事，这是过于接近的现实提供的资料。
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1999年3月8日
要说拯救大兵瑞恩体现了多么深刻的人道精神，似也未必见得。当然，斯皮尔伯格确是加足作料，烩制了一道人道主义的大餐。他总是善于将各种人类精神奉献给好莱坞的票房。事实上，排除各种渲染，拯救大兵瑞恩也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人道原则。我们中国历来都有独子不当兵的政策，只不过没有加以抒情化解释，强调母亲的原因，倒是以为天经地义，事当如此。再说，故事也并不像那种极端化的讲法，是以八条人命换取瑞恩一命，而是八个人去救一个人。也是从效果考虑，参加拯救的兵力越强，彼此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后来的牺牲，则主要是在保卫桥头的小规模战役中造成，但换来的是这一阵地的决定性胜利，亦是正常的战争伤亡，和八个人拯救大兵一个人关系又不大了。总之，斯皮尔伯格的每一项崇高的名义，都是从一个浅薄的定义扩张而至。但他掌握着电影语言的暴力，每一回他都能成功地将他的成果强加于人们。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次，拯救大兵瑞恩略略事出意外。
当拯救小分队整装就绪，出发上路，故事的真正的形式，方才展开了。这是一个很美妙的形式，隐藏着一种抒情的性质，这才是故事所以为故事的基本要素。在斯皮尔伯格以往的电影里，有的只是过激的场面，由场面铺排而成，故事却都是简单的、粗略的，不究细节的。这回毕竟略有改观。拯救小分队经过一个个阵地、战场，一支支部队，询问着：见没见到瑞恩？故事的美妙形式便呈现了出来。可惜斯皮尔伯格一贯抓不住真正重要的东西，他醉心于强权性质的手段，就是那种直观的，立竿见影的手段。比如诺曼底登陆战，再比如在桥头战斗间歇，听法国女高音的唱片，都是足够煽动情绪的场面，与故事却并无补益。但是他到底还是从指缝里遗漏了些故事的碎屑给我们。比如小分队穿行在前线下来的部队里，四处打听着，见没见到瑞恩，有人告诉他们，某某人说起过瑞恩。这一笔真的很动人，瑞恩初露端倪，在一种游移不定，扑朔迷离的传闻之中。其实，故事要做的就是这个，目标如何渐渐显形，终于从无到有。先前的，在牺牲者的身份牌里寻找瑞恩的名字也很好。分开来挑拣名牌的几伙，不时互相问道：见没见到瑞恩。大兵瑞恩，就在这不到场的场合下被反复点名、询问，继而受到认同，很有诗意。找错的那一笔亦是非常有趣。在此，斯皮尔伯格干得不错，将这场面表述得相当有趣味。他拍了一个长长的跟踪镜头，跟踪那搞错了的瑞恩一路跑来。这瑞恩当然是个年轻、高大、英俊的男孩子，全副武装待命的样子，可他跑步的姿态却怎么也不像个兵，脚步拖着地，腰倒是直的，屁股就有些往后坐，身上的披挂又都不大利索，这里那里松了下来，便哐啷作响。脸上的表情则有点慌张、茫然。他看上去就像个正在地里做活、临时抓夫抓来的农人，在军队里呢，则是个无可无不可的角色，从来也不曾有当官的特别需要召见他的时候。结果闹了个大误会，把这孩子惹哭了，吵着要回家，瑞恩还是没出场。于是硝烟弥漫中继续打问：见没见到瑞恩？有了这些东西，这部电影才好看起来。
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
比如，著名的盛产年画的杨家埠。在往昔的岁月里，收过秋后，就有贩年画的客商，从遥远的东北赶着马车早早来到杨家埠。他们睡在画坊的阁楼上，画坊里通宵达旦刻印年画，赶着定货。客人睡梦里都是，印板拍着印机，啪啪的响声。等货齐了，捆扎着装上车，再上漫漫归程。此时，已近年关。这一个买卖的过程，相当漫长，效率相当低。每一步都须人到手到，就是由于这样具体的动作和环境，情景便产生了。还有，在绍兴的乡间，我认识一位公公，他每天上午要去镇上茶馆喝茶。他背一个竹篮，篮里放着自己爱吃的糕点，篮上再挂一件布衫，以防变天时好添加。一清早起身，沿了河走一段，稻田间的田埂走一段，穿过一两个村落，走过二三座木桥，太阳高了，他就踏进了茶馆。我住镇上的时候，他送过我两次礼，一次是他园子里结的第一个葫芦，二次是他喂的母鸡下的头一批蛋。这就是公公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可称为形式的，因为它的精神性成份，已经超过了实用的任务。再有，我所插队的安徽农村，县里召开基层干部会，是不负责伙食的，那就需要队里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于是，便要带上个专门做饭的，还要到城里联系个做饭的地方。这种方式也是具有人情味的，它包含着人和人具体的特定的关系。在那里，假如有人病重，要送城里医院治疗，病人要去，病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自然也要去。父母一走，孩子怎么办？带去。那么猪谁来喂？鸡谁来喂？于是跟去。狗会自己找食，本是不必去的，可因为眷恋家人，便也去了。就这样，医院的院子里都是一家子，一家子，鸡飞狗跳，烟薰火燎，像个野营宿地。可是，有趣味的形式，就是发生于此。在农村时，有个小姊妹邀我一同去赶集，她怎么动员我？她说，路上要经过两口井呢，都是甜水井！
这种方式在当时都被艰难的生计掩住了，如今，在一个审美的领域里，我重新发现了它们。它们确实是以低效率和不方便为代价的，可是，艺术和现代化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
城市为了追求效率，它将劳动与享受归纳为抽象的生产和消费，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证了功能。细节在制度的格式里简约，具体生动的性质渐渐消失了。它过速地完成过程，达到目的，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形式都是在过程中的。过程缩减了，形式便也简化了。所以，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不得不充满言论和解析，因为缺乏形式，于是难以组织好的故事。现代小说故事的变形、夸张、颠倒，都是为了解决形式的匮乏，但也无济于事。以至于，流浪汉、无业者、罪犯、外乡人、内省人、精神病患者，会成为城市生活小说的英雄，因为他们冲出了格式，是制度外人。他们承担了重建形式的幻想。在这一个发展中的时期，我们的城市其实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格式是有缺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着传奇的表面，它并不就因此上升为形式，因为它缺乏格调。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之下，人都是散了神的。而真正的形式，则需要精神的价值，这价值是在长时间的学习、训练、约束、进取中锻炼而成。而现在，显然时间不够。像我们目前的描写发展中城市生活的小说，往往是恶俗的故事，这是过于接近的现实提供的资料。
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1999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