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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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养成了不停写信给天文的习惯。
很小就出社会工作了，在一个破碎的家庭环境里，我一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孩子，甚至有点自闭。
从小没有和母亲在一起，也没见过父亲几次，一直以来，都是住眷村和卖爱玉冰的养父母一起，那段日子，其实是非常快乐的。
门岁时去日本读书，忽然面对了自己的母亲和继父，我像走到了黑暗的隧道对这世界失去了信任，再加上就读侨校时不断被欺负，我既不想上学，又不想回家，只能在学校附近的四之谷车站望着纷落的樱花。枫叶，一次又一次地强忍泪水。
为了逃避，我有了第一份打工的工作，在一间中华料理店端盘子，当时的我，13岁。
在那段打工的日子里，学会了看来来往往的人，学会了忍耐，亦学会了独立。
直到高中毕业，一个意外，我进入了这个圈子。
娱乐圈。
娱乐别人的圈子。
也许是因为成长的过程，使找许多言行及做法，都令这个娱乐别人的工作所不容。不过，我好像还是一意孤行的居多。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天文。
她找到我，在电话中告诉我要找我拍一部戏，戏中需要说些日文，角色正是我的年纪，然后我们约在一处茶艺馆。
我梳了一个光光的头发，露出额前的一个小疤，那是我和姐姐小时候在阁楼玩，不小心摔落泥地所留下的记号。
17岁，天文常说：“十七之女天之骄。”眉亦带霜。
而我是一只眼神闪烁的小动物，完全的兽类。
在茶艺馆里天文说着故事。
一个17岁的日本女学生，在动乱的时代，看到樱花的凋零，感到樱花实在太美，生命实在太灿烂，于是纵身投入瀑布。
这个新闻在当时，对青春的男女们来说实在是太浪漫的情怀
这就是后来的悲情城市。
当时的我正陷入此生第一次的苦恋，对我来说拍一部电影，和追求永生永世的承诺，简直是不能比拟的，因此初时虽答应演出，后来却为了这段情感，失踪了。
我的失踪带给电影公司的迷惑，实在是自己从来没想到的。
可是，这段苦恋，却也如樱花般飞快的调逝了。
我这一生一直没有感受过真正的爱，即使和家人，也因为长久的分离，而无法培养深深的情感，因此这第一次的付出，在爱和被爱之间，我受了重伤。
我没有跳进瀑布里，我还是过下去了。
亲生父亲，在我踏入这个行业后不久，于福和桥车祸意外过世。
当时台湾只有我一个人，姐姐和母亲都在国外，清晨6时，我和父亲一生挚友，一起去台大认尸c
永远忘不了，那180多公分的身躯，躺在那冰冷的铁造平台上，那安详的睡容。
那时，我以为我哑了，三天，我无法说话。
这些亲情。爱情。工作叠出来的层层苦痛，唯一能让我倾诉的，就是天文。
因为悲情城市擦身而过，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连给了。
却在1991年的夏日，侯导为拍摄一夜名为天地有情的酸雨公益广告，又找到了我。也是我正正式式的和侯导及他的工作人员合作。
拍摄的地点在十分寮，饰演我新婚先生的是林强。
那也是我第一次和林强见面。
拍摄完很久以后，我都还常常在忙完的深夜里，拿出录影带，看看泼墨似的吊桥、山水。天地，一个自己亦陌生的自己，带着伞，在细雨中，跨过铁路，走向平凡的幸福。
那阵子，我很爱哭。
大型的八开杂志不停地攻击我，甚至影射我的家人，种种难听的字眼，惊心动魄的印刷在笑得明艳照人的女郎杂志封面上。
那一阵子，我几乎不敢踏出家门寸步，深怕看到超级商店里整排的书架上，那些关于自己的传言。
为家里买了房子，高额的贷款，使我不停地来往秀场、工地，赚到了钱，又立即付出手，我没有埋怨，只想要一个正常的家。
然后接演了七亿新娘连续剧，一边演，一边为唱片做宣传，一边又作秀跑场。
我在给天文的信上说：‘俄知道，再这样下去，我会死，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的躯体，麻木地向前。”
我有时很悲观，有时很乐观，有时只要天气晴朗，我就会对着天傻笑，相信这些很快就会过去。
那阵子，我和天文见的越来越多，侯导有空时亦会在，大都是我说他们听，那时的我，像个老孩子。
我还记得候寻常说：“好好练身体吧，将来才能拍戏。”
侯导一直都很关心每个演员的身体状态，因为没有身体，就没有意志，就不能和社会这个大怪物作战。
给天文写信成了我的习惯，我像对自己说话一样，不停地写信，常常是厚厚的一叠，也不再看就寄了出去，天文甚少回信，她只是让我知道，她是在的，而且会一直在的。
1993年，生日才过，为苏芮姐拍了一支电视录影带，导演是柯一正，歌词是为了纪念苏姐已逝的父亲。
堆积了这许多年对父亲的愧疚、悔恨，都在拍摄时哭得不能自已。
幼时父母离异，我其实恨过他的，恨他不成器，恨他太风流，又恨他太有才气，恨自己崇拜他。
更恨他抛下了我们。
却没想过，神会以这样的方式将他一生带走。
1993年7月，找只身一人到香港发展，回台北时，和家人发生了争执，我搬离了家，一个人在东区找了一幢大的旧公寓，又开始了自闭的生活。
在香港宣传时，常常无法适应，夜里失眠，想着自己才不过这般岁数，却仿佛很老了，但又是个孩子，只要有明天，像乱世佳人中的郝思佳一般，我常对自己说：“只要有明天啊。”
宣传到一半时，我忽然厌倦了一切，决定到英国游学。
当时候导及天文拿了许多和台湾历史有关的书籍，包括幌马车之歌。马克思和他的女人。沉尸。流亡、二二八等等。
在英国，我每天早晨9时上课，3时半下课，写完作业，我就细细读这些书。
1993年尾，何平导演找我演出帼道封闭其中小女贼一角，初次接触真正的电影，定装时，被拔光了眉毛，回到家，哭了许久，才发觉真正的电影，是绝不能有半点虚饰，亦万万不能顾着自己偶像身份的。
1994年初，电影因故意外停拍，我却和何平成了好朋友，他介绍了许多关于电影的西方书籍，我像打开了另一扇窗，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不久后，天文告诉我，侯导想拍较现代的电影，会找我饰演一角。
晚上回到家中，收到天文的传真，当天候导们正准备出发去京都，为平安建都12叫年庆祝活动，其中一项贤人会议演讲。
侯导还笑他自己是“闲人”、“咸人”
从英国回台湾后，我停下了好多工作，在一片混沌期中做了一张语无伦次的专辑唱片，然后，我终于开始正视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偶像歌手，我好像从来没有开心过；只是努力地迎合，也曾经有一段日子，只要有排行榜等等竞争活动出现，我就忧心自己能不能上榜。上电视。拍照。玩游戏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在音乐上的制作，而每一次出现时的焦点，又总是在如何把自己穿的更争奇斗艳上。
这段日子，我和家人常一起吃饭，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庭，随着生活物质没有了负担，我却不得不开始反省自己，看清自己，我到底想做些什么？
恰好此时，日本一家颇具名气的唱片公司联络上我，我决定放下一切，回到日本，重新开始。
在日本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自己打扫，洗衣服，看书写字，偶尔做些采访，谈的也大都是音乐，很多日本媒体知道候孝贤导演将找我拍戏也都好奇不已，但我却只想回到真正的平凡。
7月，日本难得的酷暑，侯导希望我回台北，讨论些细节。
回台北后，却听到一些语言，以及许多人反对侯导选用我做女主角的话语。
我习惯以沉默对待。
此时，知道电影要以戏中戏方式表达，我饰演两个角色，其中一位是40年代的真实人物，也就是一年多前读幌马车之歌中令自己印象十分深刻的蒋碧玉女士。
7月底回东京，约好12月底回台北专心为电影筹备。
8月19日，天文将剧本留在茶艺馆，我一个人点了杯洛神茶，很专注地看完，随后留了张字条给天文及俟导，只留了数字，认为蒋碧玉女士的部分十分完整，却对另一角色——梁静有些疑问。
20日下午天文急急找我，约我去沟通，一见她，一向少话的她就说：“今天让我说一点。”她说候导认为不该给我看剧本，使我有了先见的自觉，又问我：“是不是不能接受？”
我答不是，其实在接触到梁静这个复杂的角色时，我就强烈地感觉她应该是更深。更赤裸的，但我知道天文及候导对我的关怀，因此在写剧本的时候，多少为我考虑了种种可能，包括多年建立的偶像身份提否担心会被破坏。
我告诉天文：“因为我会是一个好演员，所以请让她真实吧。”
天文也告诉我：“我们相信你，但实际发生时会如何，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一定要抱着专心做事的态度，不要为周遭动摇。”
对日晚，收到她清扬的字体。
当时的谈话，最大的收获就是确定了你可以彻底表露不必遮掩。
说老实话，在这之前，我跟侯导都担忧你会有所谓形象的顾虑而有所保留，而我们又都是绝不勉强入的，如此明白了你的心境和状态就好办了。
这两天，侯导会开始调整修改剧本。
当天曾提到“冰山”的比喻，若是演员够真实，够结榥的话，他只是站在那里，可信度已有了一半。再来，只需几笔一勾，就出来了，譬如米开朗基罗雕刻大卫像，他是感觉到石头里有个大卫在那儿，他只是把大卫显影（唤）出来。
我认为候导使用演员比较接近这种方式，侯导不太喜欢用过多的事件跟设计来塑造演员，以他自己来说是“瞬间的真实”达到“片段呈现全部”的效果。
他是看到你里面的那个大卫，你所要做的，其实只有两件，一是专注，一是毫不保留，让他能把大卫唤出来。
尽量坦诚、率直。
天文，1994年8月21日晚。
8月26日，回东京，夜里辗转难眠，租来的小屋虽布置的十分温暖，我却没有安全感，有晚睡到一半，还感觉和式的糊纸门被缓缓拉开，一抹魂走到我面前，俯身望我，我睡在地上，只感觉他十分巨大，却毫无害意，甚至有隐隐的哀伤，这件事后来转述给侯导听，他便告诉我落碧玉在祭钟浩东时，也是这样的感受。
9月中，虽应该开始入秋，却依然是热得惊人，我从东京回台，天文约了我，但到茶艺馆时却只有候导在场，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侯导很直接地对我说：“不拍了，太麻烦了，以后再拍吧。”
我很清楚一切，没说什么，回家的路上，忍不住大哭起来。
其实，不拍电影真的没关系，可是天文和侯导是不是就此放弃我了呢？
从一开始要拍电影以后，就有许多人反对，认为我并不适合，而其余各种猜测也纷纷而至。
我只是没说、没想“到底这些年来，我做了什么，令别人如此看我？”
回到家后，订了数天往返回本的机票，告诉自己：“把一切忘了回日本去吧。”
只是觉得好疲倦。
但这世上真是有奇迹的。
在纽约一直从事美术视觉的黄文英，很喜欢侯导的作品，于是自荐地为候导做这次的视觉工作，在筹备前期，侯导早已把剧本寄去纽约给她，却没想到，不久后她竟然做回了相当完整的场次设计及整理。
就在决定回日的前两天，天文又约我出来，一见到我，就说；“可以拍了，可以拍了。”
那一天，第一次当着侯导及天文的面哭了出来：“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不拍电影没关系，可是，请你们不要放弃我”
天文看着我，低低地说：“你也真是的。”侯导在一旁说：“拼了吧！就是把事情做好什么也别管。”
那也是第一次，我看到永远是笑容的天文红了眼眶。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养成了不停写信给天文的习惯。
很小就出社会工作了，在一个破碎的家庭环境里，我一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孩子，甚至有点自闭。
从小没有和母亲在一起，也没见过父亲几次，一直以来，都是住眷村和卖爱玉冰的养父母一起，那段日子，其实是非常快乐的。
门岁时去日本读书，忽然面对了自己的母亲和继父，我像走到了黑暗的隧道对这世界失去了信任，再加上就读侨校时不断被欺负，我既不想上学，又不想回家，只能在学校附近的四之谷车站望着纷落的樱花。枫叶，一次又一次地强忍泪水。
为了逃避，我有了第一份打工的工作，在一间中华料理店端盘子，当时的我，13岁。
在那段打工的日子里，学会了看来来往往的人，学会了忍耐，亦学会了独立。
直到高中毕业，一个意外，我进入了这个圈子。
娱乐圈。
娱乐别人的圈子。
也许是因为成长的过程，使找许多言行及做法，都令这个娱乐别人的工作所不容。不过，我好像还是一意孤行的居多。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天文。
她找到我，在电话中告诉我要找我拍一部戏，戏中需要说些日文，角色正是我的年纪，然后我们约在一处茶艺馆。
我梳了一个光光的头发，露出额前的一个小疤，那是我和姐姐小时候在阁楼玩，不小心摔落泥地所留下的记号。
17岁，天文常说：“十七之女天之骄。”眉亦带霜。
而我是一只眼神闪烁的小动物，完全的兽类。
在茶艺馆里天文说着故事。
一个17岁的日本女学生，在动乱的时代，看到樱花的凋零，感到樱花实在太美，生命实在太灿烂，于是纵身投入瀑布。
这个新闻在当时，对青春的男女们来说实在是太浪漫的情怀
这就是后来的悲情城市。
当时的我正陷入此生第一次的苦恋，对我来说拍一部电影，和追求永生永世的承诺，简直是不能比拟的，因此初时虽答应演出，后来却为了这段情感，失踪了。
我的失踪带给电影公司的迷惑，实在是自己从来没想到的。
可是，这段苦恋，却也如樱花般飞快的调逝了。
我这一生一直没有感受过真正的爱，即使和家人，也因为长久的分离，而无法培养深深的情感，因此这第一次的付出，在爱和被爱之间，我受了重伤。
我没有跳进瀑布里，我还是过下去了。
亲生父亲，在我踏入这个行业后不久，于福和桥车祸意外过世。
当时台湾只有我一个人，姐姐和母亲都在国外，清晨6时，我和父亲一生挚友，一起去台大认尸c
永远忘不了，那180多公分的身躯，躺在那冰冷的铁造平台上，那安详的睡容。
那时，我以为我哑了，三天，我无法说话。
这些亲情。爱情。工作叠出来的层层苦痛，唯一能让我倾诉的，就是天文。
因为悲情城市擦身而过，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连给了。
却在1991年的夏日，侯导为拍摄一夜名为天地有情的酸雨公益广告，又找到了我。也是我正正式式的和侯导及他的工作人员合作。
拍摄的地点在十分寮，饰演我新婚先生的是林强。
那也是我第一次和林强见面。
拍摄完很久以后，我都还常常在忙完的深夜里，拿出录影带，看看泼墨似的吊桥、山水。天地，一个自己亦陌生的自己，带着伞，在细雨中，跨过铁路，走向平凡的幸福。
那阵子，我很爱哭。
大型的八开杂志不停地攻击我，甚至影射我的家人，种种难听的字眼，惊心动魄的印刷在笑得明艳照人的女郎杂志封面上。
那一阵子，我几乎不敢踏出家门寸步，深怕看到超级商店里整排的书架上，那些关于自己的传言。
为家里买了房子，高额的贷款，使我不停地来往秀场、工地，赚到了钱，又立即付出手，我没有埋怨，只想要一个正常的家。
然后接演了七亿新娘连续剧，一边演，一边为唱片做宣传，一边又作秀跑场。
我在给天文的信上说：‘俄知道，再这样下去，我会死，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的躯体，麻木地向前。”
我有时很悲观，有时很乐观，有时只要天气晴朗，我就会对着天傻笑，相信这些很快就会过去。
那阵子，我和天文见的越来越多，侯导有空时亦会在，大都是我说他们听，那时的我，像个老孩子。
我还记得候寻常说：“好好练身体吧，将来才能拍戏。”
侯导一直都很关心每个演员的身体状态，因为没有身体，就没有意志，就不能和社会这个大怪物作战。
给天文写信成了我的习惯，我像对自己说话一样，不停地写信，常常是厚厚的一叠，也不再看就寄了出去，天文甚少回信，她只是让我知道，她是在的，而且会一直在的。
1993年，生日才过，为苏芮姐拍了一支电视录影带，导演是柯一正，歌词是为了纪念苏姐已逝的父亲。
堆积了这许多年对父亲的愧疚、悔恨，都在拍摄时哭得不能自已。
幼时父母离异，我其实恨过他的，恨他不成器，恨他太风流，又恨他太有才气，恨自己崇拜他。
更恨他抛下了我们。
却没想过，神会以这样的方式将他一生带走。
1993年7月，找只身一人到香港发展，回台北时，和家人发生了争执，我搬离了家，一个人在东区找了一幢大的旧公寓，又开始了自闭的生活。
在香港宣传时，常常无法适应，夜里失眠，想着自己才不过这般岁数，却仿佛很老了，但又是个孩子，只要有明天，像乱世佳人中的郝思佳一般，我常对自己说：“只要有明天啊。”
宣传到一半时，我忽然厌倦了一切，决定到英国游学。
当时候导及天文拿了许多和台湾历史有关的书籍，包括幌马车之歌。马克思和他的女人。沉尸。流亡、二二八等等。
在英国，我每天早晨9时上课，3时半下课，写完作业，我就细细读这些书。
1993年尾，何平导演找我演出帼道封闭其中小女贼一角，初次接触真正的电影，定装时，被拔光了眉毛，回到家，哭了许久，才发觉真正的电影，是绝不能有半点虚饰，亦万万不能顾着自己偶像身份的。
1994年初，电影因故意外停拍，我却和何平成了好朋友，他介绍了许多关于电影的西方书籍，我像打开了另一扇窗，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不久后，天文告诉我，侯导想拍较现代的电影，会找我饰演一角。
晚上回到家中，收到天文的传真，当天候导们正准备出发去京都，为平安建都12叫年庆祝活动，其中一项贤人会议演讲。
侯导还笑他自己是“闲人”、“咸人”
从英国回台湾后，我停下了好多工作，在一片混沌期中做了一张语无伦次的专辑唱片，然后，我终于开始正视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偶像歌手，我好像从来没有开心过；只是努力地迎合，也曾经有一段日子，只要有排行榜等等竞争活动出现，我就忧心自己能不能上榜。上电视。拍照。玩游戏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在音乐上的制作，而每一次出现时的焦点，又总是在如何把自己穿的更争奇斗艳上。
这段日子，我和家人常一起吃饭，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庭，随着生活物质没有了负担，我却不得不开始反省自己，看清自己，我到底想做些什么？
恰好此时，日本一家颇具名气的唱片公司联络上我，我决定放下一切，回到日本，重新开始。
在日本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自己打扫，洗衣服，看书写字，偶尔做些采访，谈的也大都是音乐，很多日本媒体知道候孝贤导演将找我拍戏也都好奇不已，但我却只想回到真正的平凡。
7月，日本难得的酷暑，侯导希望我回台北，讨论些细节。
回台北后，却听到一些语言，以及许多人反对侯导选用我做女主角的话语。
我习惯以沉默对待。
此时，知道电影要以戏中戏方式表达，我饰演两个角色，其中一位是40年代的真实人物，也就是一年多前读幌马车之歌中令自己印象十分深刻的蒋碧玉女士。
7月底回东京，约好12月底回台北专心为电影筹备。
8月19日，天文将剧本留在茶艺馆，我一个人点了杯洛神茶，很专注地看完，随后留了张字条给天文及俟导，只留了数字，认为蒋碧玉女士的部分十分完整，却对另一角色——梁静有些疑问。
20日下午天文急急找我，约我去沟通，一见她，一向少话的她就说：“今天让我说一点。”她说候导认为不该给我看剧本，使我有了先见的自觉，又问我：“是不是不能接受？”
我答不是，其实在接触到梁静这个复杂的角色时，我就强烈地感觉她应该是更深。更赤裸的，但我知道天文及候导对我的关怀，因此在写剧本的时候，多少为我考虑了种种可能，包括多年建立的偶像身份提否担心会被破坏。
我告诉天文：“因为我会是一个好演员，所以请让她真实吧。”
天文也告诉我：“我们相信你，但实际发生时会如何，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一定要抱着专心做事的态度，不要为周遭动摇。”
对日晚，收到她清扬的字体。
当时的谈话，最大的收获就是确定了你可以彻底表露不必遮掩。
说老实话，在这之前，我跟侯导都担忧你会有所谓形象的顾虑而有所保留，而我们又都是绝不勉强入的，如此明白了你的心境和状态就好办了。
这两天，侯导会开始调整修改剧本。
当天曾提到“冰山”的比喻，若是演员够真实，够结榥的话，他只是站在那里，可信度已有了一半。再来，只需几笔一勾，就出来了，譬如米开朗基罗雕刻大卫像，他是感觉到石头里有个大卫在那儿，他只是把大卫显影（唤）出来。
我认为候导使用演员比较接近这种方式，侯导不太喜欢用过多的事件跟设计来塑造演员，以他自己来说是“瞬间的真实”达到“片段呈现全部”的效果。
他是看到你里面的那个大卫，你所要做的，其实只有两件，一是专注，一是毫不保留，让他能把大卫唤出来。
尽量坦诚、率直。
天文，1994年8月21日晚。
8月26日，回东京，夜里辗转难眠，租来的小屋虽布置的十分温暖，我却没有安全感，有晚睡到一半，还感觉和式的糊纸门被缓缓拉开，一抹魂走到我面前，俯身望我，我睡在地上，只感觉他十分巨大，却毫无害意，甚至有隐隐的哀伤，这件事后来转述给侯导听，他便告诉我落碧玉在祭钟浩东时，也是这样的感受。
9月中，虽应该开始入秋，却依然是热得惊人，我从东京回台，天文约了我，但到茶艺馆时却只有候导在场，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侯导很直接地对我说：“不拍了，太麻烦了，以后再拍吧。”
我很清楚一切，没说什么，回家的路上，忍不住大哭起来。
其实，不拍电影真的没关系，可是天文和侯导是不是就此放弃我了呢？
从一开始要拍电影以后，就有许多人反对，认为我并不适合，而其余各种猜测也纷纷而至。
我只是没说、没想“到底这些年来，我做了什么，令别人如此看我？”
回到家后，订了数天往返回本的机票，告诉自己：“把一切忘了回日本去吧。”
只是觉得好疲倦。
但这世上真是有奇迹的。
在纽约一直从事美术视觉的黄文英，很喜欢侯导的作品，于是自荐地为候导做这次的视觉工作，在筹备前期，侯导早已把剧本寄去纽约给她，却没想到，不久后她竟然做回了相当完整的场次设计及整理。
就在决定回日的前两天，天文又约我出来，一见到我，就说；“可以拍了，可以拍了。”
那一天，第一次当着侯导及天文的面哭了出来：“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不拍电影没关系，可是，请你们不要放弃我”
天文看着我，低低地说：“你也真是的。”侯导在一旁说：“拼了吧！就是把事情做好什么也别管。”
那也是第一次，我看到永远是笑容的天文红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