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笑转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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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时候，母亲又来封信，张老太爷也溘然长逝。仅仅时隔一年，这两位老人便相继去世，我原本压抑的情绪更加悲哀了。
祸不单行。季编辑由于“意见有反革命倾向”将要被划成“现行反革命”他正在走投无路，上诉无门，将饮泣南冠的时候，忽然看见我那封家信。因为组里的信由他分发，他对我们的信都很熟悉，他便用他新闻的敏感和专业的手法，调查了一下我的老家。几天后，这位副编辑便喜笑颜开了。单位里那最后一个“右派”的名额也水到渠成地扣到了我头上。
我，这个下人的孩子，这个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这个从华云山走出的记者，我能因何成为右派呢？除非是——薰子！
让我吃惊的是，这个灾难并不是由薰子带来的——我那朴实的乡党，他们没有有一个说出过我曾有一位日本女友——而是由于我自己的出身。在我整整二十九岁的时候，我才知道了父亲是谁。也许我应该感谢季编辑吧。
我的父亲是满族一位朝臣，因政见不同，而不被重用。后来他和朋友因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等事件牵连，只好携带家小逃出了故乡。但不幸的是他悲愤交加，再有路上行道辛苦，在途中不久就与世长辞。母亲带着我四处流浪，隐姓埋名，才保得生路，最终流落到四川。
“你的人生在一开始时就定了格，注定了你的阶级成分！”这是季编辑把一分备分的党案防在我面前时冷冷地说的话。我面对这张向我揭示身世秘密的略黄的纸片和接踵而来的“右派”头衔哭笑不得。
不久，我便打上行李，被大卡车拉到崇德岛当农工被管制劳动了，从此离开上海，甚至没有和亲人告别一番。我是直接从报馆被带走的，最后一句话是门卫老张对我讲的，他说你好好改造，我等你回来。可我再也没有家过这位和善的老人。
我和薰子就这样分开了。我庆幸季编辑没有查到这位莫须有的远房“表妹”但我们的爱情，这段浸透着忧患与无奈的感情，似乎从此早夭了。
我在崇德岛的头两年被管制劳动，没有通信自由，过的是囚犯的生活，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我不知道母亲的生活如何，没有我每月给她寄钱，她会担心我的，她怎么生活呢？还有薰子，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会如何呢？
可我也顾及不了她们了，我每天从早劳动到晚，累的全身的骨头像散开了一样。日头把身上的皮晒红了、裂了，长出一层新的才不怕暴晒。我又黑又瘦，手上长满老茧，学会像一个地道的农工一样干活，学会说这里的土话，学会用眼角看人，吃饭时也放下斯文，挤着打饭，并且狼吞虎咽——实在啊，如果去晚了都没有剩饭吃！农活我很快学会了、干熟练了。我不是一个好把式，成天被人管理着，机器一样没有自主，牲口一样地在地里劳动。我这双手每个手指都有伤痕，就是劳动的痕迹。这些伤痕和我的记忆一样，永远不会消失。
60年代困难时期，农场上的农工们也都处在生死存亡的火线上。但当时在政治处理上，对我却宽松了一点，让我去农场小学当老师，因还是管制劳动，没有工分，在其他待遇上比别人低三等。终年吃不饱，有时候饿的没力气干活，看见粮食眼睛就会冒出光来。孩子们也饿，饿的两眼发青。我这时在生存线上浮浮沉沉，早年的生活已恍如云烟，以后的生命也宛若幻境。我很觉得那时像行尸走肉，因为每天的目的便是给自己尽量多找点东西吃，让自己活下去。“狗日的粮食”！我已经是为了生命而吃饭，为了生存而生存，作为人的任何其他特性，都消失殆尽。我会终日回想少年的时候，在家乡吃过的红苕、白苕、藕粉、醪糟等等吃食。可当时，已经对味道是否鲜美没有了要求，只要求吃饱，只要求不饿死。
有天下课后，孩子们都走了，我刚要锁上教室门，有位带头巾的妇女用地道的上海话叫住我，多么熟悉的声音，我回头一看——薰子！不知道在我与她断绝联系两年之后她是怎样找到我的，不知道她用什么手段来到这里的。
我们相对而坐，冬风刮的紧，在窗外呜呜地响。薰子的手又红又粗，她从挂兜里掏出一个又一个包子，她告诉我，包子的馅都是用大米作的，她还从怀中取出一段腊肉，一包辣子。最后，我发现她还带着我教她写字时用的那支笔，那支笔放在贴身的衣袋中，那衣袋里还有两小盒点心，她看的很珍贵才放在贴身的兜里。她说：“吃吧吃吧，看你都瘦成这样了！”我亲爱的姑娘啊！我忠诚的姑娘啊！
我忍着眼泪，问她生活的好不好。她于是一边网我手里塞食物，一边说：“自从你走后，我也无法在上海生活了，我起先把能卖的都卖了，赚了路费来看你，可他们不让我来，说你有历史问题，又有现行问题，要劳改、管制。我就只好回石门湾老家。可是老家那地方也不太安生，况且李妈妈又死了，我没有别人照看，一个女子家，好几门子人都想把我召上门做媳妇。那里呆不下去，我逃回上海，你的报馆我是不能去的，从上海我厚去了四川崇州你母亲那里。她到底收留了我。我和她生活在一起。”当我问到她在家乡是不是也正挨饿，她底着头，说没有，吃的饱，又把吃食往我手里塞。我抓过她的臂，一摸，一把骨头。
我低着头问她：“你和我母亲过还过的去吗？”她们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在这样遍地饥馁的环境中怎么生活下去呢？我无颜面对，而今又是她找到我，给我送来比黄金还宝贵的粮食。可我还能问什么呢？！
薰子温婉的讲着“过的去，你放心好了。克杰克儒两位大哥月月寄钱来。娘娘身体不好，不过我会照应她的。你放心你快吃啊！”克杰、克儒、薰子，这些人们帮助着我和我的母亲，用他们的真诚的爱与关怀！
那天晚上没有人管我回大铺去睡，我和薰子一直相对而坐直坐到天明。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指点，薰子才能在偌大个崇德岛上找的到我。
在我的印象中，薰子当时是那样一个面目清秀、风尘仆仆、骨瘦如柴的姑娘呦！
第二天薰子就走了，告诉我她知道我在哪里了，还会常常来看我，让我千万忍去，活下去！
是啊，当时人面临的问题很简单又很严峻——那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而活下去就要吃东西！可没有东西吃还想活下去确实是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卡夫卡的小说饥饿艺术家，讲述一个以忍受饥饿为职业的人，创下不饮食而保持生命的最高记录！在60年代的中国，我们有多少这样的“饥饿艺术家”啊！生存下来很容易，让我吃饱就行！
薰子给我送来的干粮是杯水车薪，饿到如此地步的人，吃多少也不会饱，无论是心理的饱还是生理的饱！
农场上也经常有讨饭的人出现，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嘴里小声含糊地哀求着，大声的话他们都没力气讲呀。“糊口”人活着就是为糊口。
有次我正吃着饭，听见外面一处嘈杂，我抓着剩下的半块豆饼跑出去看，一个乞丐，在地上昏死了过去，一身的瘦骨，满脸尘土，看不清形容。初春那样阴冷的天气中，只穿了一件破烂的夹衫、一条长裤，手黑的，赤脚。劳改犯人中几位好心肠的把他扶到墙根张，有人端来一碗热水，他喝了才醒。哪有东西给他吃呢？！我只有手中没吃完的半个豆饼。什么是豆饼？豆饼是玉米炸完油之后的那层皮压成的；这东西平时给牲口都不吃，人吃干的咽不下，吃了就拉不出屎。但就这东西还不是天天能吃上，更谈不上吃饱了！我只有半个豆饼，下午还要讲课，但我狠了狠心，递给他了——我还不至饿死。旁边几个人也把自己剩下的两三口东西给他。他捧着，颤巍巍地吃了，我看他吃东西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这人在墙下躺了很久才欠起身要下跪道谢，连忙被扶住了。我又去给他打了碗热水。真不忍看他！
下课了，我从教室走出来，暮色中我正巧看见这个乞丐向远走去。他在这儿再也讨不到什么了。他走路一跛一跛的，那样一跛一跛一跛一跛如此熟悉的身影、姿势。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是他？是他！是那个父母死在日本鬼子刀下，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讨饭讨到四川的刘大哥；是那个不惜力气做教工的刘大哥；是那个告诉我“小兄弟，你瘦，多多吃饭”的刘大哥；是那个积攒了一木箱吃食以防不测的刘大哥！他一跛一跛地走远了。
我真想冲上去，抱住他啊！我的刘大哥，是他教我怎样干活，怎样在城里过生活，是他一碗一碗催我多吃，尽给我夹菜。可我终究没有动，只是望着他，我能给他什么吃食呢？我连自己都未必活的下来！我只是看着他那样一跛一跛地消失在愈加浓重的夜色中了。天黑了， 我还字门口长长地长长地张望。
两天后，我听家旁大队长和人议论：“有一个讨饭的饿死在路边上，真惨，瘦成那样， 嗯，还是个瘸子”
第二年春天时，薰子又来看我一次。当时青黄不接，一丁点粮食都看不见。我不知道她怎么搞来的玉米，做成玉米面饼，给我拿里几个来。同时，她告诉我母亲身体还好，不至于很挨饿，克杰克儒兄弟依旧寄钱来。然而，克非一直音信渺然，我以为克非也如我一般不知在哪里角落饿着肚子劳改呢。淑珍和梓印也没有消息。
薰子黑了，瘦是不用讲的，头发也干枯了，眼睛没神，嘴裂的，手上划伤处处，只穿了一件小袄，没有头巾了。她用关怀的、深沉的目光凝视我，看的我心疼。
她终于告诉我她要回国去了。她已经和她父亲联系上了，她要回日本去了，是来和我作别的。说完这件事，薰子的眼泪就没完没了地淌起来了。我深情的姑娘呃，她宁愿挨饿也希望和我生活在一起，希望离我近些。她的故乡没有饥荒，有父女情深；没有身世之忧，有同胞之谊；然而，她对我表现出这样的有情有义和忠诚！
可她一定要走。我想让她走， 因为我不敢保证明天饿死的人中没有她、没有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这样的饥饿是否会有尽头，她应该走。她自己也想回国，最重要的是她认为我母亲可以自己照料自己，她不想给她老人家添一张吃饭的嘴——她走了毕竟我母亲会宽裕一点呀。
薰子走的时候我只把她送到门口，回头就关上了门，紧坐在屋里，我没有看她的背影。我眼前闪过的是那个为我做饭、扫屋，给我爱情、温情的女子，是那个在饥饿年代中把最宝贵的粮食留给我吃的女子。我对她有过承诺吗？我对她的生活担负过责任吗？是的，我们不需要誓言、也不需要承诺，这样的相伴、相助是无言的山盟海誓：薰子的爱如此深沉。我是她的恩人，还是她是我的恩人呢？！
可是，现实无法逆转，她终于还是走了。
“在那绝望的忧伤的折磨中/在那喧嚣的奔忙的烦恼中/你温柔的声音久久响在我耳边/夜梦常出现你可爱的容颜/年华消逝，那暴风雨般的激情/已卷走我旧日的幻想/而我也已忘却你温柔的声音/和你那美如天仙的倩影/在穷乡僻壤，在阴暗的幽禁中/我挨过那些无声的岁月/没有神明的启迪，没有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活，也没有爱情”
值得庆幸的是我活下来了，在挨过饥饿之后，日子终于一天好似一天，虽然我还经常吃不饱，但已经不会饿死了。这一场饥饿消尽了我所有的幻想、梦想。生活，终于以其赤裸裸的面貌和我交锋了，赢得了生命的人才是胜利者！
但我虽然摆脱了饥饿的痛苦，另一个更为巨大的痛苦向我袭来——我突然接到克杰的电报，母亲病重。我向对里请了假，日夜兼程回到崇州，为时以晚，我只看了一眼弥留时期的母亲。克儒和我守在病床边上，我那风雨一肩挑、勤劳一生的母亲微笑着与世长辞了。她临走前拉着我们的手，说：“好好生活。”
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这床已经很有年头了。从此，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了任何血亲，只有我自己，面对茫茫前程。
安葬了母亲，我没有马上返回崇德岛，我想在这个滋养我长大的地方多驻留几天，我漂泊不定的生活使我可能永远回不来这里了。然而，我推看门，想到的是母亲坐在床上的身影，走到田间，想到的是母亲早上摘菜的劳动，坐在桌旁，向导的是母亲和我吃饭是的情景。这个地方，每一寸土地都饱含着我对慈母的回忆呵！这是我的故乡，是我和母亲的家园。现在，家园不像家园，而女主人已永远地离去了。谁知道，她在幽冥的国度，会否体验我那心痛的哀愁？！母亲很美，依然能看出她年轻的风韵。她伴我十八年平安的成长，这颗已停止跳动的心，把世界上最无私的爱给予我，让我拥有如此宝贵的感情。
睹物思人，年青时的欢笑情如旧，而今却物是人非。我的心早已有了一份沉甸甸的沧桑感，也早已有了一份无奈的现实感。年愈而立的我，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没有最起码的生活，一人站在依旧绿意盎然的田间垅头，心里是什么滋味都有了。母亲永远地走了，像草原上露水已唏，一生短暂而不平静，而我却可以说：她是好人。我不知道我将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我那看不到光亮的岁月哪里是尽头呢？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决定我自己的人生道路，只能沉浮于空阔广漠的世间“ ，飘零任转篷”
没办法再久留于故乡，我被召回农场小学。所幸，薰子把上海寓所中的几箱书里拣重要的保留了下来，大约有五六十本，我难以想象她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是怎样抢救出这些书的。实话，我早已不看书了，农场小学没有什么书，就是有也不会给我看，我自己身边是没有书，剩下的几身好衣些的衣服早在前二年卖了换粮食了。薰子！薰子！又怎样留下的这些书呢？！我用一个木箱把书带回农场小学，算是有点东西看，还要隐藏好注意不要被发现。可惜的是这几十本书在后来数十年一次次被处理、被劳改时，不能随我迁徙，不久都风流云散了。
在农场小学教书教的久了，生活也平静下来，即看不到希望，久而久之也放弃了希望，我关于哲学、国学的知识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眼前的生活还顾不及呢！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人可以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适应生存，可以慢慢地调整自己；可对于一个曾经有过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人，让他永远在精神荒漠中生存是很痛苦的，这样的日子也是很恐怖的。
当我刚一意识到这个问题，生活的波澜又把我卷起来，抛入更深澈冰冷的水中。
66年我又被管制，这次迁到江苏的某城镇，叫“蹲牛棚”几十个人，白天劳动，什么活都干过，晚上睡在大铺上，还要把腰带、鞋带都交给看门的——怕有人上吊。这时候更没有书看了，可幸而巨大的劳动量使我一时难以有精神活动的空间，夜里睡的和死人一样，梦都不作。
这样一年后，我才适应了劳动。看门人转换了一位。这位心肠好，是我同室被管制的老曹以前工厂的工人，他看我们可怜，偷弄了点烟叶给我们抽。没纸，他就随手从家里拿来一本小书，一张张撕给我们。我溜一眼那页纸，却认出是红楼梦，我像被烫着了一样，失声大叫。老曹他们一窝蜂围上来，这张纸片像珍珠般被大家一个个捧在手上读了一遍再读一遍。第二天晚上，老曹代表了我们十来个人的意思，悄悄央看门的工人把书给我们看看。那工人楞了一下，问他：“那你不抽烟了？”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说：“不抽，不抽了。”那工人咧嘴笑了“我就知道你们知识分子爱看个书啥的，那我明就给你们带开——嗯，不过一次只能带一本，你们操心点看，转天我再带一本来，也不好被人家知道咯。”我们十几个人用多么感激与欣喜的眼光目送那位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一脸苦相的工人啊。那时候，我把一本残缺不全的红楼梦，和另一本聊斋志异各看了不下六七遍。
出忽的意料，在最困难——这个困难已不单是生活的窘迫与恶劣，而是心理上承受能力已达极限的时候，我收到了淑珍和梓印的一封信。收到信，这在那时就已经是很稀罕的事情了，何况信是从北大荒寄来的！
淑珍在信上告诉我，他们夫妇已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前几年还在干重体力活，而今已住在农民家，种地上工分劳动了。北大荒有一望无边的黑土地，有淳厚的乡亲，有粗犷的性格。他们知道我还在劳动管制期间，在信中鼓励我要坚持下去。我记得他们曾给我写来一首当时另一位被下放到北大荒的著名文人写的诗。“冰水浸盆捣杵歌，掌心膝上正翻搓。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卷多。缚得苍龙归北面，管教红日莫西搓。能将此草绳搓紧，泥里机车定可拖。”“君自舀来仆自飘，燕召台上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稀稠一把瓢”另人佩服，搓草绳、挑粪，都能写出诗！而我在当时，连最基本的文化素养都快丧失殆尽了。
74年，我也被下放到北大荒农村继续改造，但这阶段，生活条件已好的多了。我可以自己喂上鸡，也学会了养猪，我住在一位村民家里，这村民姓田，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孩子，大的十五岁，小的十三岁。
在农村，我多少恢复了点人身权利。农家的饭菜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却很滋养人，我的生活也是节制而有规律的，这两年间，我身体恢复了许多。而且，事有凑巧，我和淑珍夫妇住的屯子相隔仅70里路，70里路对于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我们可以常见面。
算起来，我和淑珍已有十八年未谋面了，恍如一刹，那个穿旗袍穿绣鞋的大家小姐已经变成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了——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了！淑珍见了我，高兴的哭了，用手撩起围裙来擦眼睛。给我盛了一满碗二米饭，尽着给我倒酒、夹菜，风风火火地在院子里喂鸡鸭、拣蛋，去地里一把把地摘来黄豆，顺手又掰了几岁包米糊上了。同时又要照看他们房东的小儿子，那孩子才四岁半，正是淘气的时候，淑珍脚不沾地，可没有一眼看不到他。我要上去帮忙，她手一挥把我推回炕上坐，说：“你坐，你歇着，我又不忙，下晚给你烙油饼，这面还好呢！”说话就去面袋里舀了两碗面，和上醒着，出去一转身，抱回来一绑隔年的包米秆子来烧火，蹲在灶边地上，把火点着，刚着时冒出一缕烟，呛的她睁不开眼睛，她用袖子一抹脸。一眨眼就揉好了面，擀成饼，铺在大锅里，一边蹲在地上加柴，一边不时抬身把饼翻个身，麻利地在灶上的大锅里一齐烙了五张出来。又忙接上火墩上菜，菜里埋了两个鸭蛋——这里待贵客的礼数。淑珍笑着说这里的东西很好吃，她很喜欢我回想起淑珍小的时候，几十年前，张老太爷很疼爱她，除过一日三餐讲究的饭菜，还经常个给她零食，让她随手买来“叮叮糖”“担担面”我记得那个卖“叮叮糖”的小贩，每次用小锤敲的糖叮叮当当响，小孩子们就跑出来卖一块，他用小锤敲一块下来，所以那糖叫“叮叮糖”很细腻的甜。我记得那个卖“担担面”的小贩，挑一个扁担，后边是瓶瓶罐罐的作料，前边挑个小炉子，不一会就做好一碗香辣的面，因为这样的行头，面才叫“担担面”我们吃的人很斯文，小贩看着、笑着。淑珍活泼泼地跑在院子里，满院她的笑声现在，除了她还有四川口音，除了她已苍老的脸庞还依旧能看见年轻的风韵，我再也找不到旧日的她的身影了。那个身材苗条的姑娘，已变成强壮结实的妇人；那个活泼欢快的姑娘，已变的沉着、现实、热情而又冷静；没有了粉裙衫，她穿的是土布衣服，灰的、蓝的。
晚上掌灯时分梓印才回来，说大队里刚组织学习。他一身风尘，手里还抓着几个倭瓜，说要给我糊倭瓜吃，我放他快坐下歇歇，他却高声说“不累，你刚来不习惯，吾们习惯了，其实这儿也挺好，没人批斗，日子清苦点， 但”那个在夜路上笑谈国、风流倜傥的大学生，现在也老了，有了年岁的痕迹，甚至说话都用“吾们”“嗯那”这样道地的土话了。我想问问他这里有什么文化生活，有学校吗，有书看吗，话到嘴边又咽住了。他却兴奋地给我讲，队里组织农民开忆苦思甜会，说着就说到从前给地主打短工那会儿，到了秋收，一天两顿白面馒头，逢初二四六有酒喝，那馒头，又大又香，说完梓印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笑笑，又仿佛想起什么来，笑声断了，在一边忙活的淑珍也不言语了。
夜里，他们夫妇让我住在炕头上——炕头暖和，这也是东北农村待客的礼数。这里的房东住的是最普遍的“三间房”；中间是正屋，也是灶房，东西两间里有“南北炕”炕是火炕，正屋里的灶坑和侧室中的炕相连，一把火，热了饭菜也烧热了炕，除了冬天冷极了才在炕头烧把火专门热炕，平时灶热了，炕也热了。火炕下面是曲折的烟道，烟就从“三间房”的东西两头出去了，屋里是没有烟的。但隔年要把火炕面拆开来清理烟道中的烟灰，以免堵塞。要是炕面不结实，小孩子在上面一跳，说不定会掉到烟道里去。炕尾一般摆上个炕桌，那还是富裕的人家，炕桌上面会摞上几床被褥；平常人家哪有被褥，炕上面就是一张席子，硬的很，有的人家席子用了多年，很脏。一家子所有的活动除了在地里、在院里，就是在炕上了。饭要在正屋大灶上做好，拿到炕上开吃的，来了客人，也请“上炕”住下的客人当然会被请让的住“炕头”了。
淑珍夫妇有一儿一女，大儿已经在长春某工厂工作了，是一名带有历史问题的工人，没读过多少书，但勤劳好学，非常聪明。淑珍那么坚强乐观的一个女人，却在和我谈起儿子时声音哽咽。这孩子是被耽误了，不耽误又能怎样呢？我很想问她：你年轻时读过书，有学问有思想，现在还不是在农村养鸡看孩子？梓印也读过书，还不是种地当农民？！可我没有说，我们都一样，还多说什么呢？淑珍比我强的多，有一小间弥漫着亲情的土房，有一群挤在炕桌上吃饭的人；而我呢？不惑之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然而那一个晚上我睡的很沉，很香，很温暖。人啊，是会多么准确地抓住机会，汲取一点点的温情啊。淑珍和梓印并不是我的亲人，但是，我们之见却都为对方送上了亲情，也都从对方那里收获了亲情，这是多么宝贵。
第二天早上，淑珍又去菜园里给我摘来新下的柿子，用手提着围裙，兜了一衣袋都是，笑呵呵大踏步走进了门，高声告诉我说：“这几个柿子还好，你等罢园，罢园的时候好吃的更多，那茄子、豆角，包你尝新！”说着就把柿子往我的网兜里装，装的满满的，叫我带回去。我不禁又想起多年以前，她从我的包袱中拣出那本苦儿流浪记时，也是这样弯着腰，这样眯着眼睛笑的。不会了，她再也不会从我包中翻出苦儿流浪记了，甚至一片带字的纸都没有。
中午我就离开了他们家，原本想等他们的女儿小静回来的，但这孩子去城里她哥哥那玩，也不定何时回，我想下次再见她吧，于是梓印就送我走了几里路。临别时，他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再回来住，又告诉我他会找空子来看我，我点点头，转身走时，听见他在身后突然说：“武陵路远载不动百年忧患，人生苦短经不起半世萧索。”我静静的站住了，这温文而雅又悲彻深厚的话，是耶？非耶？
在田家的农家小院，我慢慢张罗起自己过的日子。田家也是三间房，一间我独自住，另一间他们一家四口住。白天我和他们夫妇两人下地劳动，晚上帮他们喂个猪呀、鸡呀的。饭是各吃各的，可媳妇儿俊华却执意让我去与他们合灶，我也就月月在租金中多加点钱，他们也就收下了。相处久了，这夫妻而人劝我也养点家禽，我说我不会养，俊华就说你不会我会呀，十个也是喂，二十个也一样喂，赶开春我给你报小鸡崽子去。于是第二年，我就有了十个小鸡，俊华还要给我喂头猪，说过冬的时候就有猪肉吃了。其实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没养鸡、猪的时候，他们吃肉也尽给我让。农村人喜欢吃肥肉，我吃不惯，而且南方口淡，却却不了他们的好意，也得像北方人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了。
东北有很多土话方言，听都听不懂，俊华的名字我也是好久以后才听明白的。他们会把俊念成zun，把嫩念成nun，把肉念成you。有时候听起来觉得有趣。
有一天我正在炕上坐着百无聊赖，听见院子里鹅开始大叫——这家没养狗，鹅可见了生人就叫——接着听见也个清脆的喊声：“之桓叔在家不？”我希奇地跳下炕，走到院里，看见活脱脱一个年青的淑珍站在眼前，就是黑瘦些，单薄些，穿着家常布衣。
这个姑娘就是淑珍的女儿小静，她把我邀去梓印那里又住了好些日子。他们需要我，我同样也需要他们，我们互相温暖着对方。
小静十六岁了，长的蛮漂亮，只读过乡里的小学，初中就被淑珍给退了学了。淑珍和梓印自己教他们这个女儿。没有书他们就把知识回忆起来教这个丫头，竟让她学了不少东西。用淑珍的话讲“她比她哥有出息”她哥就不出息了吗？！
小静很善良，她从小只受过淑珍夫妇的正面教育，他们因为见了世间太多的无奈与痛苦，所以更加精心呵护女儿的心灵。美、善、爱是她人生的主题，无论命运发生什么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小静是淑珍夫妇的一个理想，一个人文理想，可这达不到，也使小静的性格并不健全。淑珍告诉我说：我希望让她用善意的思想来面对这个世界，那么即使这个世界有龌龊与丑恶，她终究会拥有一份别人无法改变的纯洁与真实。我知道这是淑珍理想话的浪漫作法。在以后的生活中，小静的善良与单纯让她拥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并受了两位道貌岸然的女人的骗。经历了感情上的大变动，她才能作到“爱憎分明”要恨起来并不是容易的，尤其是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一切感情与美好的夙愿都会被毫不留情地击碎，也是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她才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这都是后话。
在57年劳改后的这十几年中，如果可以说我多少学到点劳动的本领，那么在东北农村，我又见识了更多不同的劳动。看农民们打场、碾豆子，帮他们拖土坯盖房子，有时十来家的男人们都汇集在一起，帮人家盖“拉和辫儿”房子。把草秆和着泥，一节一节地辫成墙，墙上要再抹一层泥，以后每年秋天都要再抹一遍，省的雨水冲了，风能刮进房里。技术高的人会被请去擅“缮房草”我真是见到了草房了，草擅的又细又密，即不透风雨又保暖。这种房子没有一根木头，更别说砖瓦了，但能用十几二十几年。
在东北农村，再没有人管制我、批斗我，这里人“衣冠简朴古风存”他们把我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人一样看待，甚至对我们还更好些，更亲厚些。常常有老乡叫我去家里吃饭；逢谁家做了什么稀罕的食品，别家的孩子也要每人分半碗。
田家夫妇两人在屯子里是出了名的会过日子。这两个人可真是“白手起家”刚结婚那阵子，连房子都盖不起，可后来不也过的红红火火！在我看来是正经的富裕人家了。
我每天也天亮起床，但东北天亮的比南方早，夏天3、4点钟就亮天，这时人们就起来了，屯子上头也有了炊烟气。东北人能吃，大气。我想这也和广漠的黑土地、粗犷的经营方式有关。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有两双手，只要肯干、能干，保证饿不死人！我跟着下地、干农活。队里只让我干一个上午，下午我可以歇着。我们这样下放的人是没有工分的，我们有一点菲薄的工资，是从前的单位开发的。我们干活的工分全义务地送给大队。队长有权利管我们，可他的确只让我干半天，一直都是这样。我很感激那位人高马大的队长。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和车老板去去赶集。田家夫妇认识一位姓马的车老板，他常带上我去镇上。田家夫妇地里家里活多，我帮他们买东西回来。这位车老板在冬天穿的棉裤，厚的能立在地上站的住。
我多年来由于劳累和营养严重不良而损害的身体，在黑土地的滋养下，渐渐康复了；我那已经很脆弱的神经和日益僵死的心，也在老乡中间慢慢变的柔和起来。
这一片黑色的土地上，认字的人很少，除了队长、上了学的半大孩子、那个姓马的车老板，我不记得谁还认识字。这里没有我昔日的典雅与庄淑，却有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温情、热情、真情！
我曾在头一年冬天生了一场严重的病，高烧不退。是当地的百姓把我救过来的，田家夫妇尽心竭力地照应我，好象我是他们的亲人。那头一个春节也是在田家过的，东北吃饺子，以前在四川是吃汤圆的。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俊华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糯米，生生给我做了一碗热乎乎的汤圆！那时候，就是连淑珍家也没有想过吃汤圆呀。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我不会时常感到那种文明的愉悦，但却时时刻刻能体悟人性的真善。
北方气候干冷，我生活不习惯，我在适应，也在调养，可一口吃不成胖子，身体要慢慢恢复。村东头有个老太太，一个人生活，养了许多鸡，那时候俊华还没帮我养鸡，每天早上老太太都健步走到我住的土屋里，给我两个鸡蛋。她说俊华一家有小孩子，鸡蛋怕不够吃，我又是来这里的人中身体最不好的，她看着心疼。头几次我推脱不要，她竟然生气了，说我“真不知好歹，白瞎了我这鸡蛋”我哪是“白瞎”了鸡蛋，是“白瞎”了她的心。她知道我不容易，她真心心疼我，我也就收了下来，一收就收了一年。
北大荒地大物博，人们也是粗犷的，也是毫无矫饰的。俊华有次照顾一个临死的人，接回来住的，就住在炕头上。那人病的很厉害，年岁也不小了，看来活不长了。我常去安慰他，可俊华却当他和我面说：“刘大哥，你甭劝他，他活不了几天了，没看棺材我都让他爸预备上了嘛！”我当时拼命使眼色，想打住她的话，可她摇头笑一下，说：“这有啥！咱不说他自己还不知道？！”病人听着这话也不介意。俊华却尽心竭力的照顾他，一天四顿的好吃好喝供着，没黑没白地看护着。其实，他们并不惧怕死亡，他们还未真正脱离愚昧，但他们会好好地在人世作一常人，把该做的都做了。这位病人和俊华不是亲戚，只是认识老乡，以往没有什么过深的情谊。可他安享俊华忙里忙外的照料，俊华也把这活儿当成分内的事儿。死亡是生活的一个过程，互相照料扶持也是生活的一个过程，天经地义。
这儿的土地，这儿的人啊！是粗犷的，也是细腻的；是无知的，也是真诚的；是闭塞的，也是古朴的；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我常常一个人在田间走走，看着秋天风里那望不到边界的麦浪，金黄的颜色一直接到天边。偶尔在远处会看见一两棵或一两排挺拔的杨树，叶子还没有落，枝干在天幕下把时间与空间划分。田野里飘来炊烟的气息，还有秋天各种成熟了的庄稼散发出来的香浓的味道，让人很是惬意，多么宁静的、富足的、饱满的感觉！我少年时代在四川，四川的天终年是灰灰的、流云不散，无论阴晴，仿佛时间的长河就在头上看的见；后来去了上海，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看天看云了，可南方的梅雨却不尤的人不去注意，那是带点霉味的气候，细腻而不爽朗，陈旧而不轻灵，熨贴而不明净。这些个比较的感想都是我在见到了北大荒的天空以后才生发出来的，什么叫万里无云，什么叫风和日丽，没到过北大荒的人没见过。地大的望不到边，天也大的望不尽望不透，秋天天高的很，让人有种很畅快很爽直的笑意萦回在心上。抬头是高天，底头看见厚土，地上的谷穗压着枝子，什么样的愁绪解不开呢？！我渐渐学会了接受生活的磨砺，也学会了在这片我漂泊中来到的土地上寻找豪情。
冬天很冷，平整整的地上都是雪，下一层积一层，再下一层再积一层，空气里纤尘不染，好个银色的世界。下雪的时候天不是黑的，却经常是蓝的，蓝的出奇，空中飘着那六角形瑰丽的奇花，大地上的一切都是纯粹的白色。这是怎样的壮丽！如此的阔大，如此的广博，只有在这片银白下的黑色土地上才能看到。冬天其实是一种孕育的过程，在厚厚的雪下，一切生命都在纯净中等待着成长。透彻的寒冷是对生活的考验，也是对生命的历练，正因为每天有三分之一的这样的寒冷的浸润，这片土地上的生命才能蓬勃、茁壮。是冬天的寒冷催生了春、夏、秋；也是冬天的哺育了这里的生命。从没有经历过北大荒的冬天的人，是不懂什么叫作真正的冬天的，也不知道什么叫作真正的季节更迭。自然以其恢弘的气度和本真的面貌降临在这里，日出的辉煌、落照的苍凉、悠远的歌声、古朴的人们，和起来，组成豁达而纯粹的生活。
我在这里住的两年，是心里慢慢净化的两年，是让我永生怀念的两年。没来过北大荒的中国人，没看过这里春夏秋冬轮回的中国人，不算有完整的人生。
我的问题被彻底澄清后，于76年离开了北大荒，调回上海工作；淑珍夫妇也已平反，调回北京工作。从此，我离开了生活了两年的土地，告别了亲厚淳朴的田家夫妇，也告别了近二十年我的管制生活，回复了一个清白的人的生活中来。
走在上海的华亭路，我还能想起当年初来华亭，饥馁困窘的夜晚。而上海依旧霓虹闪烁，我已不是青春年少了。生活给了我年龄赋予不了的阅历，年龄又给了我另一分深重的历程。四十八岁，在报社当编辑，从二十九岁到76年四十八岁，我仿佛丢了二十年的光阴，一切都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除了这些年的亲身经历，也没有剩下什么好带回来的。当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是只身的，而今我回来也是只身，几乎没有行李。
收发室里早换了人，新来个姑娘，妖里妖气的。
我住的地方是单位分配的房子，二室一厅，很宽敞，自己住嫌大，中午也在食堂吃饭了，有兴致的时候晚上回来自己做。我可以做从南到北很多地方的地方菜，自己吃着，品着，很有滋味，说不清也道不明。
78年我回重庆老家看了一次，房舍已经有些变动了，又去了成都，找到了克杰克儒兄弟俩。这两位大哥曾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的母亲，我永远对他们心存感激。他们在工厂做技术工作，生活普通，在芸芸众生中流水样地过日子。我没什么好带给他们的，只是送了他们一些上好的茶叶，他们喝茶的讲究还没有变。
那年从成都回来，我就又接到了淑珍夫妇的信，他们在北京生活的很好，两个人都恢复教师的身份，可以站在讲台上了。而且小静参加了高考，头一年就考上了北京某师范院校。信中还告诉我另一个在我意料之外的消息——克非在美国。失散了二十年的克非，我终于有了他的音信。
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克非一封来自硅谷的长信，他给我讲述了当年他也是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之前，可是熬到七四年，接受了美国某同仁的邀请函，偶然地机会出国交流技术，接着在硅谷某公司转变了l1身份，定居美国，早已改变了国籍。十几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信中说：“我们就如同站在深渊边沿的人，在那阵龙卷风来的前一刹那，我不自知地躲开了风暴，而你、大妹夫妇却被风卷入斗争之中。我漂泊了十几年，辛苦了十几年，你们也漂泊了二十年，痛苦了二十年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你们、惦念你们。如今我在美国定居，根不在这儿，家不在这儿。你们的生活也可谓安定下来，希望你们的家都能安稳下来。还记得吗，我们携手来到重庆，我们在川大的美丽时光？时间翻了一页，我们隔了大洲又隔大洋”见字如晤，见字如晤。
那年秋天，何茹也从北大荒返回了上海。何茹也是早年下放的知识分子在北大荒与淑珍夫妇同一个村子。当时她还报着返城的希望，尽管年龄很大了，也坚决不在北方安家。74年我下放去了时，淑珍极力撮合我们，希望我们这两个南方人，能组成家庭，无论是之后回与不回城，都可以一起生活。说实话，当时的我确实需要一位主妇，一位帮助我、支持我、关心我的人，一位能给我温情的人，但一系列的斗争与人情的政治化让我不敢去奢望过多的感情。我只是报着不伤害淑珍的心肠去与何茹交往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在一片大豆地中间，看见一个女人的背影，轻捷地在田间垄头穿行而走，姿势优美而灵活，不时用手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掠向脑后。她身穿一件蓝布衬衫，一条灰色劳动布裤子，中发，身材适中。淑珍从地的这头向她召唤，她听到后转身回了挥手，冲我们走来，渐行渐近，我看出她还相当年青，不像四十岁的年纪。
原本这种性质的会面是要令双方都显紧张的。但由于我根本不怀希望，只想答对淑珍的好意，而她则根本不知情，所以我们都可以作到大方沉静。当这位女子听说我也是下放到这里来的，她就更加放松——下放来的人都一样，那时认为，也许会在北大荒呆一辈子的。我在她心中，显然不够格，她毕竟想嫁一个能把她带回上海的人啊。
何茹长相并不能说是漂亮，但绝对很有风度，即使在大豆田里，穿着朴素甚至有些寒怆，未加任何修饰的时候，她身上都带着一种其他女性身上很少有的即落落大方又典雅含蓄的气质。我第一眼就看出她也一定是大家出身。的确，她还有着男子一样浓浓的书卷气。怪不得她和淑珍成为好朋友，二人可谓晴投意合。淑珍曾向我夸奖过她的博学慎思。
我虽然并不赞赏何茹的选婿标准，但在那样一个年代，这也是很现实的价值观，我也没有资格存异议。可是由于何茹的学养与修为，我真心实意地希望和她成为朋友——在北大荒，天地间的一切都是有朴素构建起来的，不可避免的存有一些无知——这会给我单调的生活和贫瘠的精神很好的调剂。也许何茹把我当作朋友也事实出于这样动机吧。
在北大荒的两年中，我和何茹渐渐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然，谈的最多的是文学，她在大学中是学古典文学的，而我在家塾中六七年的学养和之后的苦读使我和她交流起来并不嫌废力，其次便是生活、婚姻。
有天傍晚我从淑珍家刚起身要离开，偏巧何茹来了，说话就要送我一段。只有我们两个中年人走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何茹娓娓地给我讲她的中学、大学生活——回忆是件美好的事情，对当时的我们来讲，在北大荒的朗朗长空中和茫茫大地上，回忆所带来的愉悦远远大于其带来的痛苦。我记得她说：“我一直希冀一种优雅的人生，无论在什么样的现实面前，都能让人保持自尊与体面。我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让我的人生定位在一个即有的高度，我曾经度过那种良辰美境、赏心乐事的光阴，也有过东篱把酒、向晚数花的闲情，当这一切都在生命中恍如前尘，我明白即无风雨也无情的道理。可我的生活却在遥远的天涯，晓风残月，冰壶凉簟”是的，何茹的语言也是优美的。她向我讲述她对爱情与婚姻的美好向往，她说，她曾经渴望过暴风雨般猛烈的爱，也曾幻想要寻求举案齐眉的温馨，最终，她有一个做梦年纪的少女长大成为一个女人时，她对爱情的形容是：“窗外，风又飘飘、雨又潇潇，我可以与他相对而坐；在云淡碧天如水的时候，我可以与他携手同行，静静地看流年逝水。”我惊异于面前这个如此现实的未婚中年妇女，也曾有过那样浪漫而纯洁的梦幻，而这个梦会一直伴她到老，虽然也许不会实现。她告诉我：“如今，我早已过了梦断西园的年华，我的生活中即没有了青春的幻想与无奈的失落，也没有了脉脉清愁幽幽残梦。这些是一个人成长中必须要经历的，我已经走过来了，现实地面对世界是一个人最终成熟的标志。也许我的生活经历有助于我的成熟。其实现在的我很放达、很超脱。我希望能返城，也希望我的婚姻能成全这种人生理想，这是很有意义的。”
也许是我当时无望返城的条件够不上她这个“很有意义的理想”我们竟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我不赞成何茹这种现世的小市民般的人生价值观，自然也不会担心有超越友谊的感情。无论从哪方面上讲，和何茹作朋友是很值得的。和淑珍相比，何茹多了那么一分现实，少了那么一分随遇而安的霍达与超旷。淑珍虽一力撮合我们，却没完成心愿。
自我认识何如两年来，她一直在北大荒广漠的厚土地上寻找这样一个丈夫，始终没有找到，始终不放弃希望。也许这也是她早年的浪漫遗留下来的执着？
不过她对于朋友热切的关怀也是发自内心让人感动的。梓印讲过，淑珍的小静十岁时曾害过一场急性肠炎，当时淑珍也有病在床，梓印不在家里，是她何茹一个人背着小静走了几十里夜路去找大医院看病，救回了小静这条命。农忙时，淑珍在家忙不过来，何茹常来帮助；就是我的家里，也有很多是何茹帮助收整的；并且她做的一手地道上海菜，逢年节常常一揽大灶，让我们大饱口福。除了何茹现世功利的婚姻观，其它一切我们都可以融洽相处，而这种婚姻观又没有你对我错之分。何茹是个成熟的女人，成熟也是她的魅力。她的人格是优秀的。
淑珍夫妇先返回城市，接着我也调回上海，何茹把我送走。我深知自己对何茹是一种深厚沉重的患难中建立的友情，这种情谊和爱情是迥然不同的，但相同的是：爱情和患难之交都可以相携度过岁月。我曾提出如果可能我是会和她结婚，帮助她完成调回上海的心愿的。在车站，何茹回答了我这个问题：“你回上海吧，我不想拖累你，也许我们结婚了，都回不去。之桓，你是个很优秀的人，我很高兴能认识你，也很欣慰你能在这个时候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也许，我们还会相逢，到了那时如果你还问我同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我向她微笑地点点头，挥手做别。心想：这个女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等她嫁到上海，我又怎么可能向她再提这个要求？！她回答应？难道她真的对我有爱情？
一年后我在办公室接到何茹的电话请我去车站接她时，我同样吃惊又奇怪。
何茹并不很显老，依旧风度超群。她看我的眼神分明带着笑意。何茹第一句话就是：“老乡，吾们又见面了。”这句双关俏皮话说的我捧腹大笑。
何茹在上海教委工作，清闲而优雅的工作帮她实现她希望的优雅人生。我们俩人也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当然，我并没有爱上过她，可我很尊敬她——她是没有嫁人，是一直等到把她调回上海才回来。她是我一位引以为荣的朋友。
在淑珍和梓印的大力说服下，我和何茹终于办理了结婚的手续。淑珍和梓印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婚礼，克杰克儒也来了，克非打来国际长途电话道贺。这是多少年之后我们这些亲如兄弟的人们又一次聚会。
婚礼那天，淑珍高兴的像个小孩子。她这时已经又恢复了她以往大方而活泼的天性，穿着文雅清丽，脸色很好，心态很好，风度依然是众人之上的，有说有笑。倒是和她相貌如此相似的女儿小静比她沉静。梓印是一位饱学的中年教授。除他们的大儿子在吉林没来。他们家依旧是一个让我羡慕的美满家庭。不过，这时的羡慕中也有了憧憬——我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吗？！
我和何茹的家庭生活是和谐的、温馨平实的。何茹不仅是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好伴侣。她让我体会到了二十年未曾有过的温情与亲情。如果要说我们的婚姻建立在什么上，那是友谊、是交情，而并非爱情。可谁又能说这样的婚姻不幸福呢？！幸福有很多种，这是其中一种。如果相比之前二十年的岁月，这就不单是幸福，简直是生活在天堂了！
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向她问起为何不在车站答应我的要求，嫁回上海，何茹狡诘地笑着说：“我认为，大批大批下放知识分子返城，这是一种潮流，我的回上海的理想已经不需要用‘嫁’这样的努力来实现了。虽然我当时就选择了你，但与其嫁过来，不如再等我回来再议，这样我们会平衡许多，和谐许多，不必要的隐患当然要排除。”何茹啊何茹！精明的何茹！现实的何茹！
如果问我什么样的婚姻会长久，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与何茹这样的会长久。我们都是有过丰富人生阅历的人，也都对对方有着患难中深彻的了解，我们对对方敬爱有加，并且有着真诚的友谊。如果说我们的婚姻缺少爱情，那么也许爱情的定义应该宽泛一点了。这样的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之后拥有的那种平实、厚重、深隐的个感情难道不是一种寻常爱人难以启及的亲情吗？！我以为，激情与浪漫和青春总是相生相伴的，在我们这些经历过风霜，有过艰苦心路历程的人来说，成熟的感情更持久、更有生活的魅力。也许我们的婚姻会有美中不足，但以我们相识的年龄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两人都该庆幸。
和何茹结婚后，我那两室一厅的屋子显得生气勃勃了，不只是偶尔晚上会点火烧菜，而是每天花样翻新。何茹为我织了几件毛衣，我穿的很合身。这些点滴的生活小事是可以让我一个人转变精神面貌的，我自认为我年轻了、更有活力了。最另我庆幸的是何茹是一个知识女性，她在婚后保持着我们在北大荒黑土地上的那种文学与学问的探讨，这是我家庭生活中的又一个乐趣。休息日我会带她逛书店，每当她挽起我的胳膊，我们一同缓缓走在一排排书架边，浏览并小声闲谈时，我能感到其他人羡慕的眼光，也能体会自己从心底涌起的幸福之感。何茹虽然不漂亮，但风度却很年轻，看上去不过才四十岁不到的样子，而我也不算很老，我们有时去公园坐坐，像一般的中年妇女那样温馨与默契。什么是美满家庭？这就是美满家庭。
唯一的一点遗憾是：我们没有孩子。不过，我坚持认为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我们即没有纯粹的爱情产生过，没有孩子也无所谓。
调回上海几年后，我被上调文化局，工作也并不很忙。何茹还是在教委工作，我们基本上在一条线上工作，也有共同的语言。
生活比流水还长，又如白驹过隙。就这样把日子在平实与妥当的安宁中打发走了。
小静大学毕业后分到上海来工作，在某国有大型企业的宣传部工作。淑珍把她交给我们很放心，况且还有她两位舅舅在成都。小静与何茹两人又情投意合，总有说不完的话一样。有时候我也奇怪：小静是个如此单纯的女孩子，何茹又是个这样有心机的精明女人，她们竟能成为忘年之交。
淑珍从小给小静的教育全是真善美，小静没有接触社会上阴暗的东西，自然即认不清也不知如何是好。在单位，她屡遭暗算，刚工作时常哭哭啼啼地跑到家里来，往何茹怀里一扑，边哭边讲，还总要加一句“他们怎么嫩个这样？”是啊，她那颗善良单纯的心不能理解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何茹就象母亲一样轻轻揽她的肩，抚摩她的长头发，等她不哭了，再细细开导她、教育她。如果说人生这一课是淑珍给她讲的美学，那么世界这一课就是何茹给她讲的社会学。
关于小静，何茹确实也操了不少心。小静单纯的像长不大的孩子，有时何茹会发狠地和我说：“这个淑珍，一世聪明，怎么单教小静这些傻脑筋，她以后靠这样善良幼稚的心肠，怎么生活！”的确，何茹有些夸大其辞，但小静确也太单纯了。
我和何茹膝下没有一儿半女，小静自然被我们当女儿一样地看待，尤其是何茹，她是在北大荒看着小静长大的。曾经有老乡撺掇小静认何茹当“干妈”何茹听了却不以为然，拿她的话说：“什么干不干亲不亲的，感情在那呢，不认也爱她疼她，感情不在那，认了也白认。”干妈虽然没认成，可何茹和小静果真有感情。我是在小静十几岁了才见她的，但她和我也和亲，开口闭口地叫“之桓叔”还时不时跑几十里路到田家和我住上几天，帮我料理一下日常。
小静生的很好看，淑珍有大方文雅的淑女气质，梓印有博学不羁的学人修养，小静取其精华，都继承了下来。她眼睛长的很美，清澈的双眸让人难以不喜欢她，五官端正，加上从小由淑珍培养出的纤尘不染的气质和她平时即低调又不流俗的穿着打扮，可以说她是个很出众的女孩子。小静学文科出身，博览群书、文采精华、心性高洁。她对生活的态度是美丽的、完满的。可以说，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她用她心中充溢着的爱与关怀来设想整个世界，用罗曼的诗句来编织自己的生活。淑珍是个浪漫的人，但她能够随遇而安，她的浪漫是在大起大伏的跌宕生活中锻造出来的，是阔大的心胸赋与的，她拥有的是经历过的人才有的那分释怀的浪漫。何茹也曾经是浪漫的，并且她的生活中一直不乏诗意，可她是一个能透过纯粹的浪漫看到纯粹的现实的人，不是每个浪漫主义者都可以作到这一步的，浪漫是一重迷人茜纱没，会蒙住人的眼睛。小静即没有经历过生活的锻造，也没有一双能透过茜纱的眼睛。我和何茹不得不对她有所牵念，有所教导。
我当时在文化局，工作很幽清，也很惬意。我虽不敢妄称学人，但实在是有点知识的，而且又好静、好读，在这个不太大的领导岗位上，我可以轻松工作、愉快生活。而且，由于我的二十年的经历，再由于我的出身，我曾经的工作业绩，在局里我的待遇是一日好似一日。我那时工作上很清仪的，比起几十年前，我没有了那一分拼劲，可我的事业也能让我大略满意。
八十年代中期，我潜心学术，在省内一分学报上陆续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都是关于国学与文学方面的，有一点小小的反响。于是川大和另外两所师范类大学都聘请我回校去作一位客座教授。我欣然接受了这分邀约。
我回川大作客作教授讲座的唯一要求就是，我的讲座要在那一间教师进行。几十年过去了，可我怎么能忘记生命中第一次站在门外听课时的情景？！斗转星移，当时的我又怎么能想象的到自己而今能站在讲坛上侃侃而谈？！
然而，校方却抱歉地告诉我，那个教室已经不存在了，那片地方现在被新盖的教学楼占用了。校方安排我在那座教学楼的大会议室讲座。
坐在前台，我的左右两边是几位知名教授、学者，我向他们点头致意，他们回我以学校里走廊上常见的那种温文而雅的微笑，等待我开始我的讲座。
我那天穿一件灰蓝色的上衣，戴着金丝边的老花镜，我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白了，但还不太嫌老。我座在讲台上突然就想起我常旁听的一节国学课里教授的样子。我从容地开始了我的讲座。现场的气氛很热烈，不时会有掌声传来。但是自始至终，我都觉得在门口有一个青年孱弱而羞怯的身影，虽则我明白那只是幻觉。
也许我可以冷静而声色不动地叙述我一生大起大落的生活经历，然而我却不能以同样的态度来讲述当时我坐在前台的情境；感动可以由时间的流逝而变淡，也可以由时间的积聚而加深；我当时心灵上所引起的感慨就是深厚的、莫可名状的，那不是一时一势，而是一生一世！
在那以后的每一次讲座中，每次坐在讲台上时，我的内心都会引起一片波澜。可以说，在我这样经历过生活的波折的人来说，能在心里引起这样大波澜的事情，不是很多的。
我爱那些坐在台下的学生们，象爱自己一样爱他们，虽然对大多数同学我们只有一节课两小时的缘分，但还是爱他们的。走在校园里，我看他们的眼神会不由自主地变的温和而慈祥。我没有孩子，除了小静，他们都象是我的孩子一样。同时，我又暗自羡慕他们，在青春韶华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有这样安静和谐的生活。这些学生没有了学生运动，却经常举行文体活动，他们年轻，年轻人总是后活力，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去，总是会挥霍他们并不很长久的资本。我不会兀自埋怨命运，但我却深深地遗憾，为我自己，也为他们——他们年轻的生命还不能真正意义上意识到他们拥有多么巨大的幸福。
但无论如何，能和他们坐在一片屋檐下，给他们讲授我的知识，是让我感到高兴的事情。我爱这个学校，爱这些学生，爱我曾经坎坷的生活。人，只要能宽大平和地去面对生活，面对他人，那么会幸福愉快的多。我的年岁让我渐渐拥有了这样的一分心地。
那几年是我生活中平静而舒心的一段时光：有一位善良而精明的体贴我的老伴，事业上顺心顺意，学术上可以说是兴致所至小有成绩，又有一个像女儿一样乖巧客人的小静在闲暇时光陪伴我们老两口，家庭生活美满协和，我还能对生活再奢求什么呢？人啊，要学会知足。
我经常去外地公出，有时是局里的事物，有时是个人的事务。本应退休的我，却被局里挽留住了。
有一段时间小静经常带一个男性朋友回家。这位男士是她单位的技术员，学机械出身，身材魁梧，眼睛炯炯有神，声音圆润悦耳，身着朴素而文雅，跟着小静叫我“之桓叔”叫何茹“何阿姨”后来小静偷告诉何茹，这位名叫郑为民的同志在追求她，她也对郑为民很有好感。
何茹是个热心肠，又加上这是小静她终身大事，马上展开关系网，从领导到基层调查了个滴水不漏；我呢，在每次小郑来作客时也留心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认为他的修养、谈吐都是一流的，对他颇有好感。何茹调查的结果是：这孩子是工人家庭出身，父母都去世了，有个大姐成家了在武汉，他人聪敏好学，虽没有什么口碑，但也没有差错，人缘不错，就是女性朋友多了点，但这也可以理解，二十几岁的英俊男同志总会让单位的年轻女同志产生一分好感。碰巧我的一位朋友，某大学的教授曾在夜校教过小郑，他的评价是“刻苦研究，前程远大”有了我和何茹的认可，小静才与小郑确立了恋爱关系。
远在北京的梓印和淑珍通过小静了解了郑为民，对他也比较满意。
他俩个人恋爱不到半年，为民向小静正式提出结婚的打算，并和她讲了他下一步希望出国深造的计划——他们单位正有一批技术员将派去美国深造，郑为民的名字在上下浮动，他的意思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小静回来把他的求婚向我和何茹讲了，但没有提他今后出国的打算。小静想等事情定准了再告诉亲友。我和何茹安静地听小静用她包含幸福的声音征求我俩对她婚姻的意见。这样的幸福，能阻止吗？何况我们认为他俩应该是相配的一对。可理智的何茹还是提醒小静：她听说郑为民一年前曾和他科室的技术员王配红谈过恋爱，两人一度感情很好，不知为何分手。小静听了没说话，显然她不了解郑为民的恋爱史。
过了一周，小静高兴采烈地回来了，说她在大学里的同寝好友宋丹是技术科王配红的好朋友，她通过宋丹了解到，郑为民和王配红谈恋爱时间不长，二人感情不合，分手后已没什么来往。宋丹还告诉她为民是个优秀的人才，叫小静不要错过好人选，放弃一生的幸福。这为宋丹到家里来作过客，很热心地极力撮合小静和为民。宋丹小眼睛，小嘴巴，个子不高，典型当然南方女子相。何茹不太喜欢她，说她“说话很老道”
无论如何，小静和为民正式地准备起了婚事。淑珍也提前来上海，住在我家里。
那段时间我和何茹生活中最大的事就是小静的婚事，哎，谁能想到，今后小静的生活也够我们老两口担心、操心的呢！
郑为民办事很干练，不到一月，在单位已经把宿舍申请下来了。两个人在亲朋的帮助下，十来天就把“新家”布置好了。
婚礼是在阴历八月十五举行的，又是中秋节，双喜双贺。婚礼上来了好多朋友，连王配红也来了，真诚的小静彻底放下了最后一丝顾虑。后来她们一度成为好朋友。
淑珍和梓印很满意这分婚姻，除过淑珍对为民为人印象一般，梓印和她对为民其他方面都很满意。其实淑珍介意为民有过一次失败的恋爱，可到了80年代，谈第二次恋爱就结婚也该是少见的了。淑珍不好再要求什么。
他们夫妇在我这里又住了两周才回北京去。是我和何茹把他们送走的。我和淑珍曾耳鬓厮摩地长大，我们和他们夫妇在北大荒有深厚的友谊，临走真是难舍难分，连素来克制感情的何茹在车站也落泪了。我们哪里想的到，这就是和梓印的诀别！
婚后小静也常来看望我和何茹，看的出她生活的很幸福。那段时间我常常想：象小静这样生活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她纯净的心灵了解不到更多阴险和灰暗的东西，也许心里装的幸福和美好会更多一点。人生一世都是几十年，何不让自己拥有一分单纯的快乐呢？！
两个月后，小静告诉我们单位已经批下了郑为民出国深造和联系业务的名额。小静风风火火地跑来告诉我们，还说要请我们去新雅饭店吃饭庆祝，坐了没一会儿又风风火火地走了，去给为民置办出国的行头。看的出，小静为为民骄傲的快乐远远大于即将分离给她的痛苦。她的热烈而单纯的爱是这样体现的。
何茹在小静来时一直保持沉默，事后她曾对我说她很怀疑郑为民这样新婚长别的动机。然而，面对事业蒸蒸日上的为民，面对满心的憧憬与幸福的小静，我们老夫妇不便多言。毕竟小静不是我们亲生的女儿啊！
年底，小静怀孕了，同时，为民也决定了行期。何茹曾侧面和为民商议是否等孩子出生再走，用这样的理由向单位申请延期是会批准的，为民将划入下一批出国的人员，可为民“怕以后没这样的机会”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坚持按期出国。何茹和我对郑为民的作法不太认可。小静是不在乎她自己的，她一心想为民出过深造。
就这样，84年年底，小静送走了为民。
第二年仲春，我有机会去黄山开会。我想，我和何茹结婚这么多年，也没一起出去旅游，当时无论生活上、工作上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太牵挂的，于是让她向教委请了长假，我携老妻取道黄山，一周的会结束后，我们南下，去了云南，在昆明、大理彻底放松了月余。
这次旅行让我和何茹两人都感到很愉快。我们年纪都大了，我已经五十七岁了，她也五十三岁了，都略带上了老态，然而我们的旅行也是缓慢的、松弛的，我们有相濡以沫的协调，有年深历久的了解。云南的风景美自不必多言，昆明气候又十分好，我和何茹原计划只小住半月就返家，但都忍不住想再多住几天。生命中能有几次这样轻松闲适的游玩呢？！
但是，一封加急电报让我们顿时失去了所有兴致和心情。电报是小静发来的，说梓印中风，危在旦夕。我和何茹看后大惊失色。连忙去买来最快的机票。在接到电报的第三天，就到了梓印的身边。
然而我们还是晚了一步，梓印走了。
人生啊，很脆弱、很难讲。我和何茹内心充溢着巨大的悲痛“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一时间，从认识梓印的那个美丽的月夜，到他和淑珍结婚的新旧合壁的婚仪，到北大荒简陋的土屋，岁月中沉淀下的记忆，潮水般涌向我眼前。梓印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很坚韧， 没想到再坚韧的人，生命也是脆弱的，他终究是要走的，只是走的这样快，让我们这些爱他的人、这些认识他多年的朋友接受不了。他的死对淑珍、我、何茹，对小静、对他的儿子大伟都是痛苦的打击。
生活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就要承受什么。
在北京料理完了梓印的后事，何茹陪小静先回了上海。小静有身孕在身，淑珍也担心她的身体。我和大伟夫妇暂留在北京陪伴淑珍。
淑珍一下子老了很多。的确，她早已不是那个独自离家去省城读女子师范再上川大的女孩子了，也不是那个穿粉裙衫的新嫁娘了，也不是那个在北大荒土屋中能干的主妇了。现在她只是一个老迈的、衰弱的、可怜的老妇人，她的心又要接着忍受老年丧夫的悲痛。我担心她的身体健康。她那颗经历过沧桑和风雨的心，还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吗？
大伟夫妇双双调到北京工作了。这是梓印单位领导照顾淑珍，让大伟在淑珍身边有个照应。淑珍早退休了，梓印在去世前还被反聘工作着，这让单位领导很感动，大伟夫妇落实工作的事也办的很顺利。在他们回吉林料理家务事宜时，我便继续住在北京陪伴淑珍。
经常在长长的午后，我们俩相对坐在阳台上，初夏的阳光温暖地洒落下来，5月的天气一直很好。我们两个老人细声慢语地用家乡话长谈，多数是回忆过去的生活，回忆在父母身边度过的岁月，一遍有一遍讲年轻时的经历，把时间一路清缓的数过来
当大伟夫妇办好一切手续，调到北京工作后，我才辞别了淑珍，回到上海，临走我都很不放心，淑珍很没精神，身体很不好。可我宽慰自己：淑珍会挺过来的。
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回到家中，发现小静被何茹接回家里长住。小静异常悲伤，每天早上去上班，晚上回来，做饭、洗碗，然后休息，话都说不了几句。
何茹告诉我，小静的同寝好友宋丹打来电话，告诉小静郑为民希望和她离婚！小静和郑为民也通了国际电话，郑为民明确表示，自己已经在美国发展起来了，虽然是单位公派出国，可他很有希望留在美国一家公司，他不想回过了，想尽快和小静办好离婚手续。
我回家的时候，小静就是刚知道这一串事实，还没醒过来去正视现实。她不能理解的事情很多，但她不哭了，也不再问“他怎么能这样”一种深重的痛苦伴着一种深重的痛苦向她袭来，她喘不过气来。
但我和何茹是理智的，我们要来面对。这件事不能告诉淑珍，她承受不起。那么，只有我们来帮助小静。
何茹精明强干的能力并没有因年纪增长而丧失。她一个电话，把宋丹调出来单独会面，我则通过各方面关系，试图让小静所在单位发出调令，调郑为民马上回国！
开始一切都头绪纷乱，当何茹与宋丹第三次直接会面后，何茹才了解到事情的始末。我也得知，没有再给郑为民下调令的必要，他已经辞职，并在美国另一家公司任职了。
在何茹强大的攻势和凌牙利齿面前，宋丹把实情交代了。郑为民和王配红一直没有断绝恋爱关系，但二人都想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按硬杠，二人都符合条件，只是郑为民父母双亡，在国内没有家室，签证是大约要遭拒签的，除非郑为民能在国内有一个体面的家庭做他出国的第一块敲门砖。当然，王配红不存在这个问题，她父母健在。他们俩是不能在国内结婚的，否则不要说领事馆会拒签，就是单位也不会放一对夫妇同去的。经过二人的筛选，优秀而单纯的小静成了他们的目标。这件事情本来可以不让宋丹插手——这种事知情者越少越好——但当小静在婚前提及了郑为民与王配红的恋爱问题，王配红为了保险起见，收买了她的远房表妹宋丹，宋丹又是小静的大学同学，她的话有力、可信。作为报答，王配红将利用关系帮助宋丹上调副科级，宋丹在王配红出国前也确实顺理成章地由于工作出色，升到了人事科副科长的位置。小静婚后，宋丹和王配红都人面兽心地和她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单纯的小静不单深挚地爱着郑为民，也诚挚地爱着宋丹和王配红。
而今，小静深爱的郑为民和她当朋友待的王配红已双双在国外定居，宋丹也被信弃义、助纣为虐。
何茹知情后曾十分感慨郑和王的心机。她恨他们，何茹是个爱恨分明的人。我也恨，但更为小静难过。小静恨不起来，她只是痛苦，她还没学会恨。
我俩曲尽精神，尽量委婉地把这个不啻晴天霹雳的消息告诉小静。何茹为她请了一周假在家陪伴她，何茹很担心她的身体。
小静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她终于哭开了， 哭了几天几夜，哭到眼泪也流不出来才停下。赤裸裸的现实给她补了一课。她终于从惨烈的爱恨中摘去了蒙住她眼睛的单纯与浪漫的茜纱，不再用唯美的眼光去生活了。我和何茹不放心她，她今后是否会用受伤后畸形变态的眼光去看社会呢？毕竟她还年轻，今后要走的路还长的很。
那段时间，我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就是开导小静。
祸不单行，九月，凉秋，天气刚有些消了躁热，北京的大伟打来电话，告诉我淑珍身体状况十分恶劣。我和何茹商量了一下，我先去北京看望淑珍，由她缓缓告诉小静这件事：小静在一连串打击面前有些蒙蒙懂懂的。她刚同意签离婚协议书，但由于她有身孕，暂时不能办理手续。这也是我和何茹废尽心力做工作的结果，可怜的孩子还对郑为民抱有幻想，现实要求我们彻底打碎她的幻想，这对她是残酷的，对我们这两个爱她的老人也是痛苦的。
到北京后，我才发现，淑珍的病是心病。她比我离开是显老许多，身体的各项机能已退化了。她确是为梓印的去世而过分悲痛有引起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我曾试图开导她，也曾疑惑：为何在生活的百尺狂澜面前，淑珍能坚强的生活，而今却不能一如既往面对苦难？看着淑珍的面孔，我终于明白梓印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梓印去世，她就仿佛半个身子僵死了，半条命没了。多年的爱、共同生活已经使他们两个人亲密的不分你我了，梓印离开了她，她生活不下去。
淑珍憔悴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脸色苍白、身体瘦弱。她的眼睛里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看到我时她勉强的一笑让我心酸。
淑珍终于平静地走了，她的病床前是我和何茹夫妇，她的一儿一女、儿媳、外孙女和她教过的学生、她的朋友、同事。淑珍一生优雅地面对了生活带来的无数次苦难，也教会了他人如何面对苦难。“死者长已矣”
我们把淑珍和梓印合葬在一起，骨灰送回了崇州老家，在这片山水中，希望他们二人能永远安息。
小静终于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病倒了。回上海后早产下一个男婴，幸而亩子平安，我和何茹才放下了心。
她醒后看见何茹，第一句话就是一声“妈！”泪下如雨。何茹扑上前去，把衰弱的小静紧紧搂在怀里。在这个世界上，小静深爱的人一个一个离她远去了，现在她只剩下远在北京的大哥和我们老两口了。
从那之后，她就叫何茹“妈”叫我“爸爸”了。小静的儿子是我起的名，叫作凯凯。凯凯恨心的父亲郑为民明知小静有身孕在身，孩子都不要了，但小静却异常地疼爱这个孩子。她身心受的伤慢慢平复了，她对人生对世界也慢慢能认可了。她的一切感情渐渐化成一股深厚的母爱，倾注在凯凯身上，小静成熟起来了。作了母亲的人，会自然而然的承担上一分义务，也会曾强承受的能力，毕竟小静要把所有的爱赋予这个小小的生命啊！她依然恨不起来，不过她早已看清了生活的正反两面，她用爱为凯凯撑起一片天时，同时也准备好了承受生活的磨难。
何茹和我商量了一下，把小静接回家住了，从此我们四口人生活在一起。家里因有了凯凯活泛许多，小静也由沉静变的成熟起来，凯凯的成长渐渐抚平了她心灵的创伤。她有能坚强地面对生活、乐观地迎接生活了。
在狂风暴雨后，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我却异常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老了。不单身体在衰老，心灵也在衰老。
88年我六十岁的时候，局里终于准许我退休。从那时起，我除了偶尔去外地讲学，基本上没有了繁重的工作。因为家事而耽搁的学术研究终于再次被我提到案前。我知道，自己能坐在桌前的日子也没几年了，人过了七十，就是身体再好，也不会有什么另自己满意的成果了，心志老了呦！所以，我很想抓紧生命中最后这可用的十年，做点工作。
用小静的话说：当时我们四口人如乘一叶莲舟，在碧波不惊的湖面飘然徐行。其实我未尝不高兴能听小静又讲出这样富有诗意的话语，这证明她终于能够在现实面前抬起头了。
如果说我回顾我的一生，唯一觉得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帮小静把好关，她婚姻的失败，我和何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何茹也曾自责，但不久就忘却了，她认为这对孝敬未尝不是好事。之后她又利用各种关系，让厂里开除了宋丹，以“个人作风”问题，使宋丹臭名远扬。当然这件事瞒着小静。
我在潜心研究的同时，也在为小静多方物色合适的丈夫，最终在92年说服小静，搓成了她与我一老友带的研究生董刚的结合。小静也读了研究生，他们夫妇俩现在在深圳工作，他们的婚姻很融洽。他们的孩子维维在我身边。我把这孩子带到崇州，因为我觉得他的性格有点像我，人老了，总喜欢回忆年青的时候，把他带回来，总能让我回想起我十来岁时在这间老屋里的情景。
你看，维维一点也不听话，不像我当年，即要干活，又要上家塾。维维这一代是娇贵的一代孩子。要什么有什么，前几天吃合川桃片吃好了，天天要吃，我小时候，那是过年才吃的零食，那还是在大户人家——这两天他又不稀罕了，又吃上什么“水晶之恋”了。
哦，我扯远了，还是让我接着给你讲述我生命中的故事吧，还没有完结哩。
我这一生中，只有一位我觉得对不起的人——我不是个大好人，也不是个优秀的人，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在生活中奂沉奂浮，可我有我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我以自己的尺度衡量，让自己作的每一件事都问心无愧——我只有一位对她不起的人。虽然二十年的劳改之后，我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恢复了正常，并且建立了家庭，精明事故的何茹和我生活的很美满，我们都有过相同的经历，都吃过苦，都能体贴对方。但是，不要以为我会忘记她啊！我怎么会忘记呢？
那样清澈的感情，那样另人心疼的初初相遇，我那美丽的姑娘呦，薰子，你在何方？！
我已年过花甲，再也没有了年青时对事业的追求与拼搏的劲道，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而我想我的要求已经达到，或戳基本实现了。人的一生说到底只有两个主题，一是事业，二是家庭。我的人生中，这两个主题我都没走好。如果说关于事业我最终也算实现了年青时夙愿的一部分；那么，家庭问题上我很失败。
也许这样讲对何茹不起，我们的确很幸福，但是亲情，不是爱情。真正的爱情在我生命中只出现过一次，是薰子带来的，可又那么快消失了光芒，离我远去。
三十年，她音信杳然。
我曾向何茹讲起过我的爱情，她听后把一个女人能给予的所有同情与关怀都给予了。这也是我与何茹之所以没有爱情而能生活幸福的原因，她是亲人，亲人是不会嫉妒、不排他的，亲人也不会背叛！中华民族的亲情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们中所与具有的，这种感情与生俱来宛如天成，拥有这样的感情，我深深感谢何茹！同样，我以深厚而永恒的亲情回报她。在我这个年纪，要说什么感情会维系的更长久，我想那是亲情不是爱情。爱情会如石头水心，波澜久久不散；而亲情是水滴，一滴滴能滴穿了石头。爱情是一瞬间的闪光，再用更长更长的岁月去回顾，在无数次的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中诠释一种永恒；而亲情本身就是无尽头的，没有波澜壮阔，可那是不断的涓涓细流，无法回顾，却知道可一路相伴。
我和何茹，我们两人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薰子，找了数十年也没有找到，可我们还在找，不抱希望，不抱幻想，只是找一下而已，似乎这是生命中必须完成的工作，现在我们正在完成它。
当然何茹也有一分好奇心，不过她并不担心，她心里也清楚我们患难相携的亲情，似乎找到薰子只是帮助我完成生命中的一个残缺，何茹认为自己有义务这样作，也认为这样做不会给她的生命带去巨大的影响。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这就是无限的信任与了解。
90年代中期以后，我和何茹已经都是老人了。我俩淡出了社交活动，同时也淡出了一个社会群体。和我们交往的通常都是年愈花甲的老人。我们又回复了两个人的生活，每天晨练、看报、谈天，有时去江边散步，黄浦江的水已经没有几十年前那样清了。我们会在长长的日子中寻找各种生活的花样。你知道，何茹是个不乏浪漫的人，她经常买鲜花回家，也养了几盆花，还喂了四条金鱼。她的厨艺让我胃口一直很好，红烧肉百叶结是她的拿手好菜。
好天气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郊区玩个把星期。最常去的是杭州的龙井山，在龙井山上，有个村子叫满觉龙，我们常去小住。
不过何茹更喜欢同里——现在的同里和十年前的同里可不一样，现在的同里从里到外都是游人如织，水乡最宝贵的清幽与宁静早已荡然无存，光剩下那么几座桥、几个园子、几条水道、还有几位叹着岁月的老人，这些老人也不喜欢同里的变化呦——真正的同里是梦里水乡的影子，是隐士的家园，是中华文化安静的书房。我和何茹经常去同里小住。串心弄尽头的竹楼里住着一位姓何的老太太，她是1899年生人。我们已经是老人了，但在何老太面前，我们似乎还年轻。何茹有一次在串心弄看见她，攀谈起来，两人还相互喜欢，何茹就叫这老太太外婆。一来二去，真像是孩子的外婆一样，逢年过节我们都去看看她老人家。何老太把她年深历久的关爱捧给我们，也把她身边沉静的生活氛围带给我们。这位老人一生住在串心弄，只在解放前去过一次上海，小弄堂的青石板路她不知走了几千几万遍，年近百岁依然每天在路上走着，去河水里洗衣服。老太太的生活日复一日，日子积累起来，重重叠叠细细密密像江南的丝雨。时间是静的，生命在这样的静谧中平静而安详，没有起头也没有变更，谁能说这不是一种上苍的恩赐？于这样的平静中，也许才能真正感悟出关于宇宙、人生的一点东西。这是拿什么换来的？是拿几十年换来的。老太太爱护我和何茹，没事的时候，就在同里那温润的空气里，把她年轻时的故事一个一个摆给我们听，讲作姑娘时绣的床帏，讲出嫁时的花轿，讲怎么养大了二儿一女，再讲老头子的死，讲她一个人生活的这几十年。那时陪伴她的就只有一个曾孙女，小女孩还六七岁，梳着童花头，大眼睛，会说会笑的。小姑娘爱吃糖，尤其爱吃大白兔糖，老太太不让，怕她吃坏了牙，这一老一小也就总为这事情吵上两句。我常给她买大白兔，我记得当初我在报馆时老张给他孙子也买过大白兔，他孙子现在也早该成家了，我不知道现在的大白兔和当年的是否一样。小姑娘大名叫佳仪，但老太太叫她佳佳。现在佳佳已经上中学了，在苏州她爸妈那里读书，老太太又接来一个曾小的曾孙。可不久又送回去了，同里已经成了旅游胜地，每年游人络绎不绝，自然，原来的水乡变了样子。老太太深居简出，倔强的很，不喜欢世道的这种变化。她说那几幢园子（同里的苏州园林）已经给折腾的不象个样子了。游人还能参观小姐的闺房，这老太太也不能接受，特别是退思园，老太太很心疼。我曾经亲眼看见，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来同里游玩，那时是个阴天的下午，水汽萦回，氤氲不散，这姑娘虽是北方而来，却有一身的南方气质，含蓄清秀，走在青石板的烟水路中，很美很协和。她的长法披在肩上，背个小书包，打着伞，在串心弄一步一步小心的走来，生怕惊扰了这里的安静。她用手抚摩古老的墙壁，仿佛想在那上面看到岁月的刻痕。她看见老太太时眼睛一亮。何老太正端着木盆要去洗衣服，她轻声问可不可以留个影，老太太摇摇头，冲女孩笑了一下，走了。我想，这个女孩也许一生也不会忘记这位水乡里的老人吧，在她心中会永远印上这样一张相。可何老太却会把对这女孩的记忆湮没在如织的游人当中。水乡很小、很瘦、很单薄，经不起游人那么多的眼睛来窥探、经不起那么多的声音来搅扰。我的记忆中，还是那个幽静的同里，我和何茹走在青石板路上，听见脚步踏着青石的脆响，水里有几条船，桨儿划破水面，传来水波的声音，老太太坐在竹椅里等我们，佳佳在一边偷吃糖，笑着。竹竿上晾着衣服，空气中湿湿的，仿佛永远也干不了，天上的云流着，何老太细声慢语地给我们讲陈年的旧事
何老太有一位妹妹，年青时嫁到浙江，何老太很下去看望她一下，这位老人住在石门湾。石门湾？这个名字对我很遥远，也许你想到的是丰子凯、是徐志摩，可对我来说，那是薰子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当然，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了。当我把这话和何茹说时，她笑了，用已经很低沉的声音缓慢地说：“那我们就带外婆去一趟石门湾，了了她的心，也了了你的心。薰子我们也许找不到了，去看一次我们都好过点。”我明白何茹的话，我们都老了，何老太也老了，生命弹指一挥间，谁能说的好明年什么样呢？！去看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的告别吧。
去石门湾的时候是秋天，十月分，但天气还不太凉。何老太那了件外衣。她腿脚还很利索，她带我们走，她虽没有到过石门湾，但却很熟悉地找到了她妹妹的住址，几十年姐妹通信，连妹妹家门前的梧桐树有几个枝桠老太太都心里有数。
何老太的妹妹也年近百岁，身体也还好，儿孙满堂，她老伴也还健在，和小孙子及孙媳一家住在一起。
何老太妹妹的孙媳是街道上的工作人员，我有一次和两位老人谈话，何茹讲起薰子，这位姓李的孙媳恰好听见，她擦干手从厨房走出来，好奇地又问了一遍。何茹快声快气地给她讲个大概。小李一拍手，嚷了起来：“怪道呢，我这街道上十来年前就收到过日本人寄来的信，这几年一直陆续有信寄来，我们见也没有署名收信人，就写街道收，拆开来看了，可不就是寻人的，寻亲人。可惜寻的是上海人，前两年也曾和上海日报联系了一下，人家记者说这么个寻法找也没处找，登了一个月的启事没有反响，这事也就搁了下来。我们又没法给日本回信。不过去年还寄来了一封呢，就在街道办，我这就去取，那可不是个叫薰子的女人写的，真有个巧事，今儿寻着了也说不定”小马脚不沾地的就走了，火也没关。
我和何茹不言不语地等着。两位老人也不言传了。几十年风雨，我心里早已不会再有什么大起大伏的感情变化，可当时，我却被深深地震撼了，是什么样的个感动、来自何方的感动，我都不可形容。何茹坐过来到我身边，用手臂挽着我，我能感到她精神上同样的震撼。等待，一生中我经历过这么长的等待！仿佛时间都凝固了，这短短几十分钟，我一生中几十年的光景都在眼前一恍而过。我老了、很老了，可还要等下去，等下去。命运会带给我什么呢？我作不了决定，只能等在屋里。
小马终于回来了，气喘吁吁，显然是跑去跑回的，她也四十几岁的人了，真该领情。
她带回薄薄一叠信，每封都有中文和日文一式两份，大约都是同样的内容，寻找刘之桓，上海报馆记者，57年下放崇德岛劳动改造。但信上没有我上海报馆的地址，也没有我在崇德岛劳改的地址，薰子走的时候也许匆忙中没有记下，也许根本不知道。不过倒是有崇州我老家的地址。后来我又回崇州访查，也找到了几封她写来的信，只不过信寄到了地委，地委又转到了侨眷办。
十几年的来信有两个住址，看样子薰子是换了住处。我当时便往最近来信的地址写了封回信，留下了在上海的寄信地址和我们家里的电话。第二天，我和何茹就返回上海了。
薰子，我终究找到你了吗？！那几天，我像换了个人一样，沉浸在对昔日的追怀当中了，我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几岁，回到了当时的报馆，回到了那个勤劳、善良而美丽的日本姑娘身边。青春的血脉似乎又重回到我老迈的身体中来。这时的回忆五味俱全，有所回忆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幸福的。何茹体贴地照料我的生活，看的出，她为我精神上的大起大落很操心。何茹用亲人的关怀扶持着我。
十天后，我们终于收到了薰子的信，信是何茹取回的，那几天她坚持取信，她不希望我激动的神经再受刺激。但我看的出，她也很激动，薰子似乎也是她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她以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友情，在心里早已接纳了薰子。
在失散了36年后，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姑娘。
薰子在信中给我讲述了她的生活，她住在鹿儿岛，和她同父异母的弟弟一家人住在一起，生活很舒服。她让我回信告诉她我这么许多年的生活道路，她还随信寄了两张相片。一张大概是她刚回国时照的，站在阳光下，一个美丽而略带忧伤的姑娘，身后是盛开的樱花，她的眼睛没有看镜头，却偏向另一边，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理解她那深沉的目光；另一张该是她的近照，头发略花白，身体还很瘦，但很清矍，很有福气的微笑了，眼神里也有了一分释怀。她没给我写她几十年具体的生活，只是告诉我近况，字里行降，我感受到几十年前那颗心中的爱与关怀依然没变。薰子，我所爱的姑娘！我终于找到了你。
我立即给她写了回信，把几十年的人生道路向她讲述。在写到何茹时，我觉得心内隐隐有一分难过，为她？为我？抑或为何茹？我分辨不清。可是，这种感情仿佛也是很遥远的早年才有的，我和何茹已相伴相携地走过了二十年了啊。信末的地方，何茹加了几句话，表示了她对薰子的友好的感情。这让我很高兴，何茹不愧是何茹。
我和薰子有了通信的来往后，我很高兴，身体也好起来了。周末我和何茹也会给薰子去一个电话，她如同我们的老朋友般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我生命中再见薰子是在99年的时候，那是我和她分别了三十七年后呵。我头脑中关于她最后的印象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姑娘，一个劲地淌眼泪，在那样的岁月中给我带来维持生命的宝贵粮食。
薰子看上去比先前胖了一些，神志也安详的多了。她比何茹更显年轻，是啊，何茹的遭遇要比她坎坷。可她的遭遇难道不坎坷？她少年时候在异国他乡寻找父亲十余年，青年、中年、老年时候，又在向中国寻找她的爱人三十余年。寻寻觅觅，我能说她找到了还是都丢失了？我和何茹去机场迎接她。她见到我时泪眼婆娑，颤颤巍巍地把手伸给我，看见了何茹，像触电一样又放下了双手。倒是何茹走过去拉着她，把她的手放在我臂上。我看着她说不出来话，何茹说：“到底见面了呦！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薰子和何茹在我身边，我们三人这样相携回到了上海家中。
何茹早就为薰子准备好了房间。那时我们已经搬了一次家，卧室很多，有一间是专门给朋友们来时住的，何茹就把那间整理好，给薰子当卧室。到家了何茹把薰子安顿好就下了厨房，她要做几个拿手好菜款待薰子：她也是六十几岁的人了啊，这样辛劳吃不消，可她执意要做，把我和薰子留在厅里话旧。
我和薰子一谈就是三天呀，这几十年的经历，积累了多少话好说，讲也讲不完。何茹静静地听我们谈，为我们倒茶端水果的。
薰子老了，但在我心中她还是那个脸上挂着浅浅淡淡的笑，为我操持的姑娘，那个在险恶世事中和我相伴的姑娘，那个在61年给我送粮食的姑娘。时间是一副最好的魔药，一转眼，我们都是龙钟老人了，可我还感觉我们的生活停驻在了三十年前，在那个小小的寓所中，在那些纷杂的人声里。几十年世路，我们的记忆又曾加了很多负荷，可是及到了相见，又仿佛空了几十年，时光和我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梦一场样的就都老了，那些旧事恍如昨日，细细地数过来，才发现已经过了那么久远的岁月。
在谈起何茹时，我曾想对薰子讲述我们亲人的感情，也想告诉她我生命中唯一一次迸发的爱情是全身心给予她的，但是我始终没有说出：也许薰子早已明白，但无论如何，在岁月已经悄悄变化了三十七年之后，我再说什么话也没有任何意义。
薰子对何茹也是友好的，带点痛心的友好，带点感激的友好。痛心因我，感激也因我。薰子一直很抱愧没能尽到照顾我的责任，她的这分心肠让我无颜以对，我何尝照顾了她？！有次薰子在和何茹聊天时说：“谢谢你，照顾我这么周到。”何茹笑了说：“应该的，我也当你是老朋友啊！”我却在旁边听出薰子原本想说的话是：“谢谢你照顾之桓这么多年。”可她没办法说，毕竟何茹是我的老伴，她是客人啊。然而除了这一次感情的流露，我们三个人都是带着老年人身上都具有的宽和和平静的眼光去看逝去的生活的。在人生中，我们没办法选择的时候，只能听从命运的选择，在回顾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也能作到泰然、安然、释然。
慢慢地相处，这次见面我们虽然都老了，却都有了一分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感情、也面对所有应该经历的和不应该经历的。在生活面前谁也不能说我愿意或我不愿意，而只有接受下来。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回顾的时候了。生活的巨浪曾把我们抛开来天各一方，最后又让我们相逢。
从薰子断续的诉说中，我也大概得知了她几十年的生活。薰子偷偷回过后，马上找到了失散十余年的父亲，她的父亲端木先生已经在某医学院作了一名研究人员，早已脱离军队，父女相逢的时候，端木先生已再婚，儿子都有十来岁大了，还有一个小女儿。薰子就和这样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着。薰子的后母是个美丽的中年妇女，待薰子很好，唯一让她难做的就是这位后母看继女年纪不小，急于给她完婚。端木先生也表示同意。这样，薰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寄给我的那张少女的照片便是62年春天拍的。薰子是柔顺的，她没有办法不接受父亲和后母的好心意的安排和操持，她也无法说出任何理由拒绝。我在中国生死未卜，而且薰子的父亲也绝不会再让女儿离开，更何况在那样的年月来中国！62年夏天，薰子就嫁给了一位当地知名商人。这位商人年纪比薰子长八岁，沉稳、正派、富有，看的出端木先生对女婿的精挑细选。薰子和我说：“我那失散十多年的父亲很爱我，竭力想给我一个幸福的生活。在他的观念中，最好的方法是把我嫁给一个体面的有钱人。”可端木先生一生都不会真正了解薰子在出嫁时的感受。63年，薰子的丈夫去外地经商，路染风寒，回家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就连医术高明的端木医生也没能挽留住女婿的生命。命运又和薰子和端木先生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啊！“我父亲因为我的丧夫也生了病，他的心愿很难完成了。他一直以来就很内疚在中国和我们母女失散。当他得知我母亲早已去世时，他立下誓言要善待我，补偿我。可是，父女之间谈什么补偿呢？找到他，回到他身边，伺候他，我已经知足了，我已经很感谢上苍了。”薰子的声音没有变，只是留下了几十年岁月的痕迹，沉重了也成熟了。听她缓缓地给我讲她的生活，如同给我打开她生命的日历，让我走进她的人生。“父亲在那之后的几年中还曾经希望我能改嫁，但我矢志不逾。我和我丈夫没有在一起生活很久，我们也没有多少深厚的情谊，只是普通的敬爱和谦让。”在何茹出去倒茶的时候，薰子说出了我一直想说而没出口的那句话：“我一生中的爱情只是56年在上海小寓所里迸发的，是属于你的。”然而，在我们这个年纪，这句话是平缓的讲出的，不是不带感情，而是在时间的淘洗下，感情已经很深沉了。“从63年我就住在父亲家，照顾他、陪伴他。我丈夫死后我得到了一大笔遗产。我并不用靠社会，在父亲死后这笔钱也使我能独自过上富足的生活。我的父亲是72年去世的，在父亲死后我就搬出来，当时家里有继母和大弟，他们的女儿已经出嫁了。”我难以想象在那样漫长的岁月中，薰子是用什么样的毅力独自生活下来的，又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写的那一封封寻找我的信，寄给石门湾，寄给崇州老家。她不知道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如同她不知道我是否还活着，可她的执着、她的忠诚让我和何茹十分敬佩。直到92年，薰子的继母趋势后，她同父异母的弟弟担心她年纪太大自己生活不方便，才把她接回家中同住，这样一直生活至今。
这就是薰子离开我之后几十年的生活，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薰子讲完了，就同何茹下厨房了，她也下在给我炒菜，让我尝一下她的手艺，她一如当年，尽量不把感情发之于外，而年纪的增长又更使她有了一分隐忍与平和。我望着她们的背影，她们缓慢的步子一步步走去。我想，其实谁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几十年，用几句话也就可以完全地讲明白了。也许我和何茹这一代人的生活中多一些波折，但同样到老年，我们和薰子没什么不同，都已经习惯了命运那变换不定的车轮。在人生的长路上，我们见过太多的突转、漂泊，也经历过太多的漫长、无奈。而今，当我们曾澎湃的血液在老弱的身体中渐渐的平静，我们终究生活过来了。生活驾驭了我们的人生道路，让我们有欢娱也有悲哀；但我们也驾驭了不可捉摸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几十年个人的生命，而是几十年社会的生命，我们毕竟用肩膀挑着时间、挑着苦和乐走了七十多年！我们没有资格评判生活的意义，但我们有理由骄傲生命的过程，薰子是、何茹是、我更是。
我带薰子去上海老街走了走，她去城隍庙时，想起以前的旧迹，我和她一起吃考夫和生煎馒头，她很喜欢。大光明还在，我们去看过了。但是我们找不到原来的寓所了，那条街两边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一点旧迹也没有。往事如烟飘散，现在的这条街已不属于我们，不属于50年代，属于另一个世纪了，我们只是来找一找半个世纪前落下的生活。薰子想起季编辑、季姑母，可是这些人也永远不可寻了，生活早已换了主题，过去的日恩和事都要湮灭在时间之中
薰子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才回日本，之后就经常来往。她现在还在中国，何茹陪她爬青城山去了。如果我没记错，几天前在小镇，你也见到过她二位。
现在，除了她们两人，我早年的朋友也风流云散了。克杰克儒两位大哥在90年代相继去世，他们走前儿孙满堂，我难以说他们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克非在美国，现住在德州，一直有联系，他身体很好，然而年纪太大，不能回国了。如果哪天我突然街道他的孩子们的来信，我不会奇怪的。人老了，也把很多事看开了，减少了许多痛苦，可没减少爱。
所以我希望能回来住上一阵，哪怕每年有机会都回来，这样让我有种塌实的感觉。在世界上如风絮般我们漂泊了这么多年，飞了这么多年，有时飞的高，有时飞的低，我们有过不同的生活，有的生活永远流逝了，有的还残存——我在崇州郊外道观中找到了几个唱道情的道士，算起来该是小两辈的人了。我是回来寻觅的，寻觅我离开后的岁月；我也是来告别的，我已经很老了。
薰子给我带回来本书，苦儿流浪记，是她把这本书保存下来，带到日本去，现在又带回来了。我把这本书又带回崇州，我想我该在这里再静静地读一下。你看，这本书也很古老了。
三
光线已经很暗了，不过老人还是没有点灯，他手边就有电灯的开关，但他默默地坐了一会，站起来走到柜子边上，从里边端出一盏油灯，点上了。灯光明明灭灭，我看不清老人的眉眼，我的眼睛是不习惯这种光线的。对面墙上有一只小虫，它只爬过了不到一尺的距离。夕阳最后一线光亮在墙壁上慢慢移动，最终消逝了。老人站在油灯的光影中，又陷入了沉默。
各家都燃起了炊烟，我闻到了朴素的香味。维维跳着走来，站在门口，好奇地向屋里张望，他显然对眼前的不同寻常感到吃惊，过了一会，才嫩嫩地唤一声“爷爷！”
老人从沉思中惊醒，转过身来看见维维幼小而活泼的身子，他慈蔼地招手让小孙子走到跟前，拉着孙子的手，又坐回藤椅里。这是怎样的祖孙二人呦！
我仿佛在这样一个寻常的下午，经历了不寻常的一生，长长的一生。
老人起身去煮饭，晚上是米饭和一盘清素的青菜。我边吃边想，也许在近一个世纪之前，也有这样一个傍晚，张家的两位老地主和他们的儿女，也是这样生活着的吧，现在他们早已化为尘土，而我却有幸坐在这里，并且知道了这许多陈年的掌故。
第二天早上，老人来和我姨母告别，他要回上海了。我把他送到村口，他又恢复了以往的谦和和平静的神态。他走了一步，又回过头，向我一挥手，然后就带着小孙子维维走远了。雾气升起来，我只听见大路上一阵由近而远的车声。我一直站在田边，中午，雾散了，依然是绿油油的田地、苍黛的山，菊花还在土上开着，几竿方竹隐隐地藏在一处处院落后面。
不久，我病痊愈，也就离开了崇州。
夏天的时候，母亲又来封信，张老太爷也溘然长逝。仅仅时隔一年，这两位老人便相继去世，我原本压抑的情绪更加悲哀了。
祸不单行。季编辑由于“意见有反革命倾向”将要被划成“现行反革命”他正在走投无路，上诉无门，将饮泣南冠的时候，忽然看见我那封家信。因为组里的信由他分发，他对我们的信都很熟悉，他便用他新闻的敏感和专业的手法，调查了一下我的老家。几天后，这位副编辑便喜笑颜开了。单位里那最后一个“右派”的名额也水到渠成地扣到了我头上。
我，这个下人的孩子，这个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这个从华云山走出的记者，我能因何成为右派呢？除非是——薰子！
让我吃惊的是，这个灾难并不是由薰子带来的——我那朴实的乡党，他们没有有一个说出过我曾有一位日本女友——而是由于我自己的出身。在我整整二十九岁的时候，我才知道了父亲是谁。也许我应该感谢季编辑吧。
我的父亲是满族一位朝臣，因政见不同，而不被重用。后来他和朋友因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等事件牵连，只好携带家小逃出了故乡。但不幸的是他悲愤交加，再有路上行道辛苦，在途中不久就与世长辞。母亲带着我四处流浪，隐姓埋名，才保得生路，最终流落到四川。
“你的人生在一开始时就定了格，注定了你的阶级成分！”这是季编辑把一分备分的党案防在我面前时冷冷地说的话。我面对这张向我揭示身世秘密的略黄的纸片和接踵而来的“右派”头衔哭笑不得。
不久，我便打上行李，被大卡车拉到崇德岛当农工被管制劳动了，从此离开上海，甚至没有和亲人告别一番。我是直接从报馆被带走的，最后一句话是门卫老张对我讲的，他说你好好改造，我等你回来。可我再也没有家过这位和善的老人。
我和薰子就这样分开了。我庆幸季编辑没有查到这位莫须有的远房“表妹”但我们的爱情，这段浸透着忧患与无奈的感情，似乎从此早夭了。
我在崇德岛的头两年被管制劳动，没有通信自由，过的是囚犯的生活，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我不知道母亲的生活如何，没有我每月给她寄钱，她会担心我的，她怎么生活呢？还有薰子，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会如何呢？
可我也顾及不了她们了，我每天从早劳动到晚，累的全身的骨头像散开了一样。日头把身上的皮晒红了、裂了，长出一层新的才不怕暴晒。我又黑又瘦，手上长满老茧，学会像一个地道的农工一样干活，学会说这里的土话，学会用眼角看人，吃饭时也放下斯文，挤着打饭，并且狼吞虎咽——实在啊，如果去晚了都没有剩饭吃！农活我很快学会了、干熟练了。我不是一个好把式，成天被人管理着，机器一样没有自主，牲口一样地在地里劳动。我这双手每个手指都有伤痕，就是劳动的痕迹。这些伤痕和我的记忆一样，永远不会消失。
60年代困难时期，农场上的农工们也都处在生死存亡的火线上。但当时在政治处理上，对我却宽松了一点，让我去农场小学当老师，因还是管制劳动，没有工分，在其他待遇上比别人低三等。终年吃不饱，有时候饿的没力气干活，看见粮食眼睛就会冒出光来。孩子们也饿，饿的两眼发青。我这时在生存线上浮浮沉沉，早年的生活已恍如云烟，以后的生命也宛若幻境。我很觉得那时像行尸走肉，因为每天的目的便是给自己尽量多找点东西吃，让自己活下去。“狗日的粮食”！我已经是为了生命而吃饭，为了生存而生存，作为人的任何其他特性，都消失殆尽。我会终日回想少年的时候，在家乡吃过的红苕、白苕、藕粉、醪糟等等吃食。可当时，已经对味道是否鲜美没有了要求，只要求吃饱，只要求不饿死。
有天下课后，孩子们都走了，我刚要锁上教室门，有位带头巾的妇女用地道的上海话叫住我，多么熟悉的声音，我回头一看——薰子！不知道在我与她断绝联系两年之后她是怎样找到我的，不知道她用什么手段来到这里的。
我们相对而坐，冬风刮的紧，在窗外呜呜地响。薰子的手又红又粗，她从挂兜里掏出一个又一个包子，她告诉我，包子的馅都是用大米作的，她还从怀中取出一段腊肉，一包辣子。最后，我发现她还带着我教她写字时用的那支笔，那支笔放在贴身的衣袋中，那衣袋里还有两小盒点心，她看的很珍贵才放在贴身的兜里。她说：“吃吧吃吧，看你都瘦成这样了！”我亲爱的姑娘啊！我忠诚的姑娘啊！
我忍着眼泪，问她生活的好不好。她于是一边网我手里塞食物，一边说：“自从你走后，我也无法在上海生活了，我起先把能卖的都卖了，赚了路费来看你，可他们不让我来，说你有历史问题，又有现行问题，要劳改、管制。我就只好回石门湾老家。可是老家那地方也不太安生，况且李妈妈又死了，我没有别人照看，一个女子家，好几门子人都想把我召上门做媳妇。那里呆不下去，我逃回上海，你的报馆我是不能去的，从上海我厚去了四川崇州你母亲那里。她到底收留了我。我和她生活在一起。”当我问到她在家乡是不是也正挨饿，她底着头，说没有，吃的饱，又把吃食往我手里塞。我抓过她的臂，一摸，一把骨头。
我低着头问她：“你和我母亲过还过的去吗？”她们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在这样遍地饥馁的环境中怎么生活下去呢？我无颜面对，而今又是她找到我，给我送来比黄金还宝贵的粮食。可我还能问什么呢？！
薰子温婉的讲着“过的去，你放心好了。克杰克儒两位大哥月月寄钱来。娘娘身体不好，不过我会照应她的。你放心你快吃啊！”克杰、克儒、薰子，这些人们帮助着我和我的母亲，用他们的真诚的爱与关怀！
那天晚上没有人管我回大铺去睡，我和薰子一直相对而坐直坐到天明。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指点，薰子才能在偌大个崇德岛上找的到我。
在我的印象中，薰子当时是那样一个面目清秀、风尘仆仆、骨瘦如柴的姑娘呦！
第二天薰子就走了，告诉我她知道我在哪里了，还会常常来看我，让我千万忍去，活下去！
是啊，当时人面临的问题很简单又很严峻——那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而活下去就要吃东西！可没有东西吃还想活下去确实是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卡夫卡的小说饥饿艺术家，讲述一个以忍受饥饿为职业的人，创下不饮食而保持生命的最高记录！在60年代的中国，我们有多少这样的“饥饿艺术家”啊！生存下来很容易，让我吃饱就行！
薰子给我送来的干粮是杯水车薪，饿到如此地步的人，吃多少也不会饱，无论是心理的饱还是生理的饱！
农场上也经常有讨饭的人出现，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嘴里小声含糊地哀求着，大声的话他们都没力气讲呀。“糊口”人活着就是为糊口。
有次我正吃着饭，听见外面一处嘈杂，我抓着剩下的半块豆饼跑出去看，一个乞丐，在地上昏死了过去，一身的瘦骨，满脸尘土，看不清形容。初春那样阴冷的天气中，只穿了一件破烂的夹衫、一条长裤，手黑的，赤脚。劳改犯人中几位好心肠的把他扶到墙根张，有人端来一碗热水，他喝了才醒。哪有东西给他吃呢？！我只有手中没吃完的半个豆饼。什么是豆饼？豆饼是玉米炸完油之后的那层皮压成的；这东西平时给牲口都不吃，人吃干的咽不下，吃了就拉不出屎。但就这东西还不是天天能吃上，更谈不上吃饱了！我只有半个豆饼，下午还要讲课，但我狠了狠心，递给他了——我还不至饿死。旁边几个人也把自己剩下的两三口东西给他。他捧着，颤巍巍地吃了，我看他吃东西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这人在墙下躺了很久才欠起身要下跪道谢，连忙被扶住了。我又去给他打了碗热水。真不忍看他！
下课了，我从教室走出来，暮色中我正巧看见这个乞丐向远走去。他在这儿再也讨不到什么了。他走路一跛一跛的，那样一跛一跛一跛一跛如此熟悉的身影、姿势。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是他？是他！是那个父母死在日本鬼子刀下，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讨饭讨到四川的刘大哥；是那个不惜力气做教工的刘大哥；是那个告诉我“小兄弟，你瘦，多多吃饭”的刘大哥；是那个积攒了一木箱吃食以防不测的刘大哥！他一跛一跛地走远了。
我真想冲上去，抱住他啊！我的刘大哥，是他教我怎样干活，怎样在城里过生活，是他一碗一碗催我多吃，尽给我夹菜。可我终究没有动，只是望着他，我能给他什么吃食呢？我连自己都未必活的下来！我只是看着他那样一跛一跛地消失在愈加浓重的夜色中了。天黑了， 我还字门口长长地长长地张望。
两天后，我听家旁大队长和人议论：“有一个讨饭的饿死在路边上，真惨，瘦成那样， 嗯，还是个瘸子”
第二年春天时，薰子又来看我一次。当时青黄不接，一丁点粮食都看不见。我不知道她怎么搞来的玉米，做成玉米面饼，给我拿里几个来。同时，她告诉我母亲身体还好，不至于很挨饿，克杰克儒兄弟依旧寄钱来。然而，克非一直音信渺然，我以为克非也如我一般不知在哪里角落饿着肚子劳改呢。淑珍和梓印也没有消息。
薰子黑了，瘦是不用讲的，头发也干枯了，眼睛没神，嘴裂的，手上划伤处处，只穿了一件小袄，没有头巾了。她用关怀的、深沉的目光凝视我，看的我心疼。
她终于告诉我她要回国去了。她已经和她父亲联系上了，她要回日本去了，是来和我作别的。说完这件事，薰子的眼泪就没完没了地淌起来了。我深情的姑娘呃，她宁愿挨饿也希望和我生活在一起，希望离我近些。她的故乡没有饥荒，有父女情深；没有身世之忧，有同胞之谊；然而，她对我表现出这样的有情有义和忠诚！
可她一定要走。我想让她走， 因为我不敢保证明天饿死的人中没有她、没有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这样的饥饿是否会有尽头，她应该走。她自己也想回国，最重要的是她认为我母亲可以自己照料自己，她不想给她老人家添一张吃饭的嘴——她走了毕竟我母亲会宽裕一点呀。
薰子走的时候我只把她送到门口，回头就关上了门，紧坐在屋里，我没有看她的背影。我眼前闪过的是那个为我做饭、扫屋，给我爱情、温情的女子，是那个在饥饿年代中把最宝贵的粮食留给我吃的女子。我对她有过承诺吗？我对她的生活担负过责任吗？是的，我们不需要誓言、也不需要承诺，这样的相伴、相助是无言的山盟海誓：薰子的爱如此深沉。我是她的恩人，还是她是我的恩人呢？！
可是，现实无法逆转，她终于还是走了。
“在那绝望的忧伤的折磨中/在那喧嚣的奔忙的烦恼中/你温柔的声音久久响在我耳边/夜梦常出现你可爱的容颜/年华消逝，那暴风雨般的激情/已卷走我旧日的幻想/而我也已忘却你温柔的声音/和你那美如天仙的倩影/在穷乡僻壤，在阴暗的幽禁中/我挨过那些无声的岁月/没有神明的启迪，没有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活，也没有爱情”
值得庆幸的是我活下来了，在挨过饥饿之后，日子终于一天好似一天，虽然我还经常吃不饱，但已经不会饿死了。这一场饥饿消尽了我所有的幻想、梦想。生活，终于以其赤裸裸的面貌和我交锋了，赢得了生命的人才是胜利者！
但我虽然摆脱了饥饿的痛苦，另一个更为巨大的痛苦向我袭来——我突然接到克杰的电报，母亲病重。我向对里请了假，日夜兼程回到崇州，为时以晚，我只看了一眼弥留时期的母亲。克儒和我守在病床边上，我那风雨一肩挑、勤劳一生的母亲微笑着与世长辞了。她临走前拉着我们的手，说：“好好生活。”
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这床已经很有年头了。从此，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了任何血亲，只有我自己，面对茫茫前程。
安葬了母亲，我没有马上返回崇德岛，我想在这个滋养我长大的地方多驻留几天，我漂泊不定的生活使我可能永远回不来这里了。然而，我推看门，想到的是母亲坐在床上的身影，走到田间，想到的是母亲早上摘菜的劳动，坐在桌旁，向导的是母亲和我吃饭是的情景。这个地方，每一寸土地都饱含着我对慈母的回忆呵！这是我的故乡，是我和母亲的家园。现在，家园不像家园，而女主人已永远地离去了。谁知道，她在幽冥的国度，会否体验我那心痛的哀愁？！母亲很美，依然能看出她年轻的风韵。她伴我十八年平安的成长，这颗已停止跳动的心，把世界上最无私的爱给予我，让我拥有如此宝贵的感情。
睹物思人，年青时的欢笑情如旧，而今却物是人非。我的心早已有了一份沉甸甸的沧桑感，也早已有了一份无奈的现实感。年愈而立的我，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没有最起码的生活，一人站在依旧绿意盎然的田间垅头，心里是什么滋味都有了。母亲永远地走了，像草原上露水已唏，一生短暂而不平静，而我却可以说：她是好人。我不知道我将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我那看不到光亮的岁月哪里是尽头呢？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决定我自己的人生道路，只能沉浮于空阔广漠的世间“ ，飘零任转篷”
没办法再久留于故乡，我被召回农场小学。所幸，薰子把上海寓所中的几箱书里拣重要的保留了下来，大约有五六十本，我难以想象她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是怎样抢救出这些书的。实话，我早已不看书了，农场小学没有什么书，就是有也不会给我看，我自己身边是没有书，剩下的几身好衣些的衣服早在前二年卖了换粮食了。薰子！薰子！又怎样留下的这些书呢？！我用一个木箱把书带回农场小学，算是有点东西看，还要隐藏好注意不要被发现。可惜的是这几十本书在后来数十年一次次被处理、被劳改时，不能随我迁徙，不久都风流云散了。
在农场小学教书教的久了，生活也平静下来，即看不到希望，久而久之也放弃了希望，我关于哲学、国学的知识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眼前的生活还顾不及呢！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人可以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适应生存，可以慢慢地调整自己；可对于一个曾经有过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人，让他永远在精神荒漠中生存是很痛苦的，这样的日子也是很恐怖的。
当我刚一意识到这个问题，生活的波澜又把我卷起来，抛入更深澈冰冷的水中。
66年我又被管制，这次迁到江苏的某城镇，叫“蹲牛棚”几十个人，白天劳动，什么活都干过，晚上睡在大铺上，还要把腰带、鞋带都交给看门的——怕有人上吊。这时候更没有书看了，可幸而巨大的劳动量使我一时难以有精神活动的空间，夜里睡的和死人一样，梦都不作。
这样一年后，我才适应了劳动。看门人转换了一位。这位心肠好，是我同室被管制的老曹以前工厂的工人，他看我们可怜，偷弄了点烟叶给我们抽。没纸，他就随手从家里拿来一本小书，一张张撕给我们。我溜一眼那页纸，却认出是红楼梦，我像被烫着了一样，失声大叫。老曹他们一窝蜂围上来，这张纸片像珍珠般被大家一个个捧在手上读了一遍再读一遍。第二天晚上，老曹代表了我们十来个人的意思，悄悄央看门的工人把书给我们看看。那工人楞了一下，问他：“那你不抽烟了？”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说：“不抽，不抽了。”那工人咧嘴笑了“我就知道你们知识分子爱看个书啥的，那我明就给你们带开——嗯，不过一次只能带一本，你们操心点看，转天我再带一本来，也不好被人家知道咯。”我们十几个人用多么感激与欣喜的眼光目送那位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一脸苦相的工人啊。那时候，我把一本残缺不全的红楼梦，和另一本聊斋志异各看了不下六七遍。
出忽的意料，在最困难——这个困难已不单是生活的窘迫与恶劣，而是心理上承受能力已达极限的时候，我收到了淑珍和梓印的一封信。收到信，这在那时就已经是很稀罕的事情了，何况信是从北大荒寄来的！
淑珍在信上告诉我，他们夫妇已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前几年还在干重体力活，而今已住在农民家，种地上工分劳动了。北大荒有一望无边的黑土地，有淳厚的乡亲，有粗犷的性格。他们知道我还在劳动管制期间，在信中鼓励我要坚持下去。我记得他们曾给我写来一首当时另一位被下放到北大荒的著名文人写的诗。“冰水浸盆捣杵歌，掌心膝上正翻搓。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卷多。缚得苍龙归北面，管教红日莫西搓。能将此草绳搓紧，泥里机车定可拖。”“君自舀来仆自飘，燕召台上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稀稠一把瓢”另人佩服，搓草绳、挑粪，都能写出诗！而我在当时，连最基本的文化素养都快丧失殆尽了。
74年，我也被下放到北大荒农村继续改造，但这阶段，生活条件已好的多了。我可以自己喂上鸡，也学会了养猪，我住在一位村民家里，这村民姓田，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孩子，大的十五岁，小的十三岁。
在农村，我多少恢复了点人身权利。农家的饭菜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却很滋养人，我的生活也是节制而有规律的，这两年间，我身体恢复了许多。而且，事有凑巧，我和淑珍夫妇住的屯子相隔仅70里路，70里路对于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我们可以常见面。
算起来，我和淑珍已有十八年未谋面了，恍如一刹，那个穿旗袍穿绣鞋的大家小姐已经变成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了——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了！淑珍见了我，高兴的哭了，用手撩起围裙来擦眼睛。给我盛了一满碗二米饭，尽着给我倒酒、夹菜，风风火火地在院子里喂鸡鸭、拣蛋，去地里一把把地摘来黄豆，顺手又掰了几岁包米糊上了。同时又要照看他们房东的小儿子，那孩子才四岁半，正是淘气的时候，淑珍脚不沾地，可没有一眼看不到他。我要上去帮忙，她手一挥把我推回炕上坐，说：“你坐，你歇着，我又不忙，下晚给你烙油饼，这面还好呢！”说话就去面袋里舀了两碗面，和上醒着，出去一转身，抱回来一绑隔年的包米秆子来烧火，蹲在灶边地上，把火点着，刚着时冒出一缕烟，呛的她睁不开眼睛，她用袖子一抹脸。一眨眼就揉好了面，擀成饼，铺在大锅里，一边蹲在地上加柴，一边不时抬身把饼翻个身，麻利地在灶上的大锅里一齐烙了五张出来。又忙接上火墩上菜，菜里埋了两个鸭蛋——这里待贵客的礼数。淑珍笑着说这里的东西很好吃，她很喜欢我回想起淑珍小的时候，几十年前，张老太爷很疼爱她，除过一日三餐讲究的饭菜，还经常个给她零食，让她随手买来“叮叮糖”“担担面”我记得那个卖“叮叮糖”的小贩，每次用小锤敲的糖叮叮当当响，小孩子们就跑出来卖一块，他用小锤敲一块下来，所以那糖叫“叮叮糖”很细腻的甜。我记得那个卖“担担面”的小贩，挑一个扁担，后边是瓶瓶罐罐的作料，前边挑个小炉子，不一会就做好一碗香辣的面，因为这样的行头，面才叫“担担面”我们吃的人很斯文，小贩看着、笑着。淑珍活泼泼地跑在院子里，满院她的笑声现在，除了她还有四川口音，除了她已苍老的脸庞还依旧能看见年轻的风韵，我再也找不到旧日的她的身影了。那个身材苗条的姑娘，已变成强壮结实的妇人；那个活泼欢快的姑娘，已变的沉着、现实、热情而又冷静；没有了粉裙衫，她穿的是土布衣服，灰的、蓝的。
晚上掌灯时分梓印才回来，说大队里刚组织学习。他一身风尘，手里还抓着几个倭瓜，说要给我糊倭瓜吃，我放他快坐下歇歇，他却高声说“不累，你刚来不习惯，吾们习惯了，其实这儿也挺好，没人批斗，日子清苦点， 但”那个在夜路上笑谈国、风流倜傥的大学生，现在也老了，有了年岁的痕迹，甚至说话都用“吾们”“嗯那”这样道地的土话了。我想问问他这里有什么文化生活，有学校吗，有书看吗，话到嘴边又咽住了。他却兴奋地给我讲，队里组织农民开忆苦思甜会，说着就说到从前给地主打短工那会儿，到了秋收，一天两顿白面馒头，逢初二四六有酒喝，那馒头，又大又香，说完梓印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笑笑，又仿佛想起什么来，笑声断了，在一边忙活的淑珍也不言语了。
夜里，他们夫妇让我住在炕头上——炕头暖和，这也是东北农村待客的礼数。这里的房东住的是最普遍的“三间房”；中间是正屋，也是灶房，东西两间里有“南北炕”炕是火炕，正屋里的灶坑和侧室中的炕相连，一把火，热了饭菜也烧热了炕，除了冬天冷极了才在炕头烧把火专门热炕，平时灶热了，炕也热了。火炕下面是曲折的烟道，烟就从“三间房”的东西两头出去了，屋里是没有烟的。但隔年要把火炕面拆开来清理烟道中的烟灰，以免堵塞。要是炕面不结实，小孩子在上面一跳，说不定会掉到烟道里去。炕尾一般摆上个炕桌，那还是富裕的人家，炕桌上面会摞上几床被褥；平常人家哪有被褥，炕上面就是一张席子，硬的很，有的人家席子用了多年，很脏。一家子所有的活动除了在地里、在院里，就是在炕上了。饭要在正屋大灶上做好，拿到炕上开吃的，来了客人，也请“上炕”住下的客人当然会被请让的住“炕头”了。
淑珍夫妇有一儿一女，大儿已经在长春某工厂工作了，是一名带有历史问题的工人，没读过多少书，但勤劳好学，非常聪明。淑珍那么坚强乐观的一个女人，却在和我谈起儿子时声音哽咽。这孩子是被耽误了，不耽误又能怎样呢？我很想问她：你年轻时读过书，有学问有思想，现在还不是在农村养鸡看孩子？梓印也读过书，还不是种地当农民？！可我没有说，我们都一样，还多说什么呢？淑珍比我强的多，有一小间弥漫着亲情的土房，有一群挤在炕桌上吃饭的人；而我呢？不惑之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然而那一个晚上我睡的很沉，很香，很温暖。人啊，是会多么准确地抓住机会，汲取一点点的温情啊。淑珍和梓印并不是我的亲人，但是，我们之见却都为对方送上了亲情，也都从对方那里收获了亲情，这是多么宝贵。
第二天早上，淑珍又去菜园里给我摘来新下的柿子，用手提着围裙，兜了一衣袋都是，笑呵呵大踏步走进了门，高声告诉我说：“这几个柿子还好，你等罢园，罢园的时候好吃的更多，那茄子、豆角，包你尝新！”说着就把柿子往我的网兜里装，装的满满的，叫我带回去。我不禁又想起多年以前，她从我的包袱中拣出那本苦儿流浪记时，也是这样弯着腰，这样眯着眼睛笑的。不会了，她再也不会从我包中翻出苦儿流浪记了，甚至一片带字的纸都没有。
中午我就离开了他们家，原本想等他们的女儿小静回来的，但这孩子去城里她哥哥那玩，也不定何时回，我想下次再见她吧，于是梓印就送我走了几里路。临别时，他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再回来住，又告诉我他会找空子来看我，我点点头，转身走时，听见他在身后突然说：“武陵路远载不动百年忧患，人生苦短经不起半世萧索。”我静静的站住了，这温文而雅又悲彻深厚的话，是耶？非耶？
在田家的农家小院，我慢慢张罗起自己过的日子。田家也是三间房，一间我独自住，另一间他们一家四口住。白天我和他们夫妇两人下地劳动，晚上帮他们喂个猪呀、鸡呀的。饭是各吃各的，可媳妇儿俊华却执意让我去与他们合灶，我也就月月在租金中多加点钱，他们也就收下了。相处久了，这夫妻而人劝我也养点家禽，我说我不会养，俊华就说你不会我会呀，十个也是喂，二十个也一样喂，赶开春我给你报小鸡崽子去。于是第二年，我就有了十个小鸡，俊华还要给我喂头猪，说过冬的时候就有猪肉吃了。其实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没养鸡、猪的时候，他们吃肉也尽给我让。农村人喜欢吃肥肉，我吃不惯，而且南方口淡，却却不了他们的好意，也得像北方人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了。
东北有很多土话方言，听都听不懂，俊华的名字我也是好久以后才听明白的。他们会把俊念成zun，把嫩念成nun，把肉念成you。有时候听起来觉得有趣。
有一天我正在炕上坐着百无聊赖，听见院子里鹅开始大叫——这家没养狗，鹅可见了生人就叫——接着听见也个清脆的喊声：“之桓叔在家不？”我希奇地跳下炕，走到院里，看见活脱脱一个年青的淑珍站在眼前，就是黑瘦些，单薄些，穿着家常布衣。
这个姑娘就是淑珍的女儿小静，她把我邀去梓印那里又住了好些日子。他们需要我，我同样也需要他们，我们互相温暖着对方。
小静十六岁了，长的蛮漂亮，只读过乡里的小学，初中就被淑珍给退了学了。淑珍和梓印自己教他们这个女儿。没有书他们就把知识回忆起来教这个丫头，竟让她学了不少东西。用淑珍的话讲“她比她哥有出息”她哥就不出息了吗？！
小静很善良，她从小只受过淑珍夫妇的正面教育，他们因为见了世间太多的无奈与痛苦，所以更加精心呵护女儿的心灵。美、善、爱是她人生的主题，无论命运发生什么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小静是淑珍夫妇的一个理想，一个人文理想，可这达不到，也使小静的性格并不健全。淑珍告诉我说：我希望让她用善意的思想来面对这个世界，那么即使这个世界有龌龊与丑恶，她终究会拥有一份别人无法改变的纯洁与真实。我知道这是淑珍理想话的浪漫作法。在以后的生活中，小静的善良与单纯让她拥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并受了两位道貌岸然的女人的骗。经历了感情上的大变动，她才能作到“爱憎分明”要恨起来并不是容易的，尤其是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一切感情与美好的夙愿都会被毫不留情地击碎，也是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她才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这都是后话。
在57年劳改后的这十几年中，如果可以说我多少学到点劳动的本领，那么在东北农村，我又见识了更多不同的劳动。看农民们打场、碾豆子，帮他们拖土坯盖房子，有时十来家的男人们都汇集在一起，帮人家盖“拉和辫儿”房子。把草秆和着泥，一节一节地辫成墙，墙上要再抹一层泥，以后每年秋天都要再抹一遍，省的雨水冲了，风能刮进房里。技术高的人会被请去擅“缮房草”我真是见到了草房了，草擅的又细又密，即不透风雨又保暖。这种房子没有一根木头，更别说砖瓦了，但能用十几二十几年。
在东北农村，再没有人管制我、批斗我，这里人“衣冠简朴古风存”他们把我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人一样看待，甚至对我们还更好些，更亲厚些。常常有老乡叫我去家里吃饭；逢谁家做了什么稀罕的食品，别家的孩子也要每人分半碗。
田家夫妇两人在屯子里是出了名的会过日子。这两个人可真是“白手起家”刚结婚那阵子，连房子都盖不起，可后来不也过的红红火火！在我看来是正经的富裕人家了。
我每天也天亮起床，但东北天亮的比南方早，夏天3、4点钟就亮天，这时人们就起来了，屯子上头也有了炊烟气。东北人能吃，大气。我想这也和广漠的黑土地、粗犷的经营方式有关。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有两双手，只要肯干、能干，保证饿不死人！我跟着下地、干农活。队里只让我干一个上午，下午我可以歇着。我们这样下放的人是没有工分的，我们有一点菲薄的工资，是从前的单位开发的。我们干活的工分全义务地送给大队。队长有权利管我们，可他的确只让我干半天，一直都是这样。我很感激那位人高马大的队长。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和车老板去去赶集。田家夫妇认识一位姓马的车老板，他常带上我去镇上。田家夫妇地里家里活多，我帮他们买东西回来。这位车老板在冬天穿的棉裤，厚的能立在地上站的住。
我多年来由于劳累和营养严重不良而损害的身体，在黑土地的滋养下，渐渐康复了；我那已经很脆弱的神经和日益僵死的心，也在老乡中间慢慢变的柔和起来。
这一片黑色的土地上，认字的人很少，除了队长、上了学的半大孩子、那个姓马的车老板，我不记得谁还认识字。这里没有我昔日的典雅与庄淑，却有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温情、热情、真情！
我曾在头一年冬天生了一场严重的病，高烧不退。是当地的百姓把我救过来的，田家夫妇尽心竭力地照应我，好象我是他们的亲人。那头一个春节也是在田家过的，东北吃饺子，以前在四川是吃汤圆的。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俊华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糯米，生生给我做了一碗热乎乎的汤圆！那时候，就是连淑珍家也没有想过吃汤圆呀。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我不会时常感到那种文明的愉悦，但却时时刻刻能体悟人性的真善。
北方气候干冷，我生活不习惯，我在适应，也在调养，可一口吃不成胖子，身体要慢慢恢复。村东头有个老太太，一个人生活，养了许多鸡，那时候俊华还没帮我养鸡，每天早上老太太都健步走到我住的土屋里，给我两个鸡蛋。她说俊华一家有小孩子，鸡蛋怕不够吃，我又是来这里的人中身体最不好的，她看着心疼。头几次我推脱不要，她竟然生气了，说我“真不知好歹，白瞎了我这鸡蛋”我哪是“白瞎”了鸡蛋，是“白瞎”了她的心。她知道我不容易，她真心心疼我，我也就收了下来，一收就收了一年。
北大荒地大物博，人们也是粗犷的，也是毫无矫饰的。俊华有次照顾一个临死的人，接回来住的，就住在炕头上。那人病的很厉害，年岁也不小了，看来活不长了。我常去安慰他，可俊华却当他和我面说：“刘大哥，你甭劝他，他活不了几天了，没看棺材我都让他爸预备上了嘛！”我当时拼命使眼色，想打住她的话，可她摇头笑一下，说：“这有啥！咱不说他自己还不知道？！”病人听着这话也不介意。俊华却尽心竭力的照顾他，一天四顿的好吃好喝供着，没黑没白地看护着。其实，他们并不惧怕死亡，他们还未真正脱离愚昧，但他们会好好地在人世作一常人，把该做的都做了。这位病人和俊华不是亲戚，只是认识老乡，以往没有什么过深的情谊。可他安享俊华忙里忙外的照料，俊华也把这活儿当成分内的事儿。死亡是生活的一个过程，互相照料扶持也是生活的一个过程，天经地义。
这儿的土地，这儿的人啊！是粗犷的，也是细腻的；是无知的，也是真诚的；是闭塞的，也是古朴的；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我常常一个人在田间走走，看着秋天风里那望不到边界的麦浪，金黄的颜色一直接到天边。偶尔在远处会看见一两棵或一两排挺拔的杨树，叶子还没有落，枝干在天幕下把时间与空间划分。田野里飘来炊烟的气息，还有秋天各种成熟了的庄稼散发出来的香浓的味道，让人很是惬意，多么宁静的、富足的、饱满的感觉！我少年时代在四川，四川的天终年是灰灰的、流云不散，无论阴晴，仿佛时间的长河就在头上看的见；后来去了上海，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看天看云了，可南方的梅雨却不尤的人不去注意，那是带点霉味的气候，细腻而不爽朗，陈旧而不轻灵，熨贴而不明净。这些个比较的感想都是我在见到了北大荒的天空以后才生发出来的，什么叫万里无云，什么叫风和日丽，没到过北大荒的人没见过。地大的望不到边，天也大的望不尽望不透，秋天天高的很，让人有种很畅快很爽直的笑意萦回在心上。抬头是高天，底头看见厚土，地上的谷穗压着枝子，什么样的愁绪解不开呢？！我渐渐学会了接受生活的磨砺，也学会了在这片我漂泊中来到的土地上寻找豪情。
冬天很冷，平整整的地上都是雪，下一层积一层，再下一层再积一层，空气里纤尘不染，好个银色的世界。下雪的时候天不是黑的，却经常是蓝的，蓝的出奇，空中飘着那六角形瑰丽的奇花，大地上的一切都是纯粹的白色。这是怎样的壮丽！如此的阔大，如此的广博，只有在这片银白下的黑色土地上才能看到。冬天其实是一种孕育的过程，在厚厚的雪下，一切生命都在纯净中等待着成长。透彻的寒冷是对生活的考验，也是对生命的历练，正因为每天有三分之一的这样的寒冷的浸润，这片土地上的生命才能蓬勃、茁壮。是冬天的寒冷催生了春、夏、秋；也是冬天的哺育了这里的生命。从没有经历过北大荒的冬天的人，是不懂什么叫作真正的冬天的，也不知道什么叫作真正的季节更迭。自然以其恢弘的气度和本真的面貌降临在这里，日出的辉煌、落照的苍凉、悠远的歌声、古朴的人们，和起来，组成豁达而纯粹的生活。
我在这里住的两年，是心里慢慢净化的两年，是让我永生怀念的两年。没来过北大荒的中国人，没看过这里春夏秋冬轮回的中国人，不算有完整的人生。
我的问题被彻底澄清后，于76年离开了北大荒，调回上海工作；淑珍夫妇也已平反，调回北京工作。从此，我离开了生活了两年的土地，告别了亲厚淳朴的田家夫妇，也告别了近二十年我的管制生活，回复了一个清白的人的生活中来。
走在上海的华亭路，我还能想起当年初来华亭，饥馁困窘的夜晚。而上海依旧霓虹闪烁，我已不是青春年少了。生活给了我年龄赋予不了的阅历，年龄又给了我另一分深重的历程。四十八岁，在报社当编辑，从二十九岁到76年四十八岁，我仿佛丢了二十年的光阴，一切都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除了这些年的亲身经历，也没有剩下什么好带回来的。当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是只身的，而今我回来也是只身，几乎没有行李。
收发室里早换了人，新来个姑娘，妖里妖气的。
我住的地方是单位分配的房子，二室一厅，很宽敞，自己住嫌大，中午也在食堂吃饭了，有兴致的时候晚上回来自己做。我可以做从南到北很多地方的地方菜，自己吃着，品着，很有滋味，说不清也道不明。
78年我回重庆老家看了一次，房舍已经有些变动了，又去了成都，找到了克杰克儒兄弟俩。这两位大哥曾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的母亲，我永远对他们心存感激。他们在工厂做技术工作，生活普通，在芸芸众生中流水样地过日子。我没什么好带给他们的，只是送了他们一些上好的茶叶，他们喝茶的讲究还没有变。
那年从成都回来，我就又接到了淑珍夫妇的信，他们在北京生活的很好，两个人都恢复教师的身份，可以站在讲台上了。而且小静参加了高考，头一年就考上了北京某师范院校。信中还告诉我另一个在我意料之外的消息——克非在美国。失散了二十年的克非，我终于有了他的音信。
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克非一封来自硅谷的长信，他给我讲述了当年他也是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之前，可是熬到七四年，接受了美国某同仁的邀请函，偶然地机会出国交流技术，接着在硅谷某公司转变了l1身份，定居美国，早已改变了国籍。十几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信中说：“我们就如同站在深渊边沿的人，在那阵龙卷风来的前一刹那，我不自知地躲开了风暴，而你、大妹夫妇却被风卷入斗争之中。我漂泊了十几年，辛苦了十几年，你们也漂泊了二十年，痛苦了二十年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你们、惦念你们。如今我在美国定居，根不在这儿，家不在这儿。你们的生活也可谓安定下来，希望你们的家都能安稳下来。还记得吗，我们携手来到重庆，我们在川大的美丽时光？时间翻了一页，我们隔了大洲又隔大洋”见字如晤，见字如晤。
那年秋天，何茹也从北大荒返回了上海。何茹也是早年下放的知识分子在北大荒与淑珍夫妇同一个村子。当时她还报着返城的希望，尽管年龄很大了，也坚决不在北方安家。74年我下放去了时，淑珍极力撮合我们，希望我们这两个南方人，能组成家庭，无论是之后回与不回城，都可以一起生活。说实话，当时的我确实需要一位主妇，一位帮助我、支持我、关心我的人，一位能给我温情的人，但一系列的斗争与人情的政治化让我不敢去奢望过多的感情。我只是报着不伤害淑珍的心肠去与何茹交往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在一片大豆地中间，看见一个女人的背影，轻捷地在田间垄头穿行而走，姿势优美而灵活，不时用手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掠向脑后。她身穿一件蓝布衬衫，一条灰色劳动布裤子，中发，身材适中。淑珍从地的这头向她召唤，她听到后转身回了挥手，冲我们走来，渐行渐近，我看出她还相当年青，不像四十岁的年纪。
原本这种性质的会面是要令双方都显紧张的。但由于我根本不怀希望，只想答对淑珍的好意，而她则根本不知情，所以我们都可以作到大方沉静。当这位女子听说我也是下放到这里来的，她就更加放松——下放来的人都一样，那时认为，也许会在北大荒呆一辈子的。我在她心中，显然不够格，她毕竟想嫁一个能把她带回上海的人啊。
何茹长相并不能说是漂亮，但绝对很有风度，即使在大豆田里，穿着朴素甚至有些寒怆，未加任何修饰的时候，她身上都带着一种其他女性身上很少有的即落落大方又典雅含蓄的气质。我第一眼就看出她也一定是大家出身。的确，她还有着男子一样浓浓的书卷气。怪不得她和淑珍成为好朋友，二人可谓晴投意合。淑珍曾向我夸奖过她的博学慎思。
我虽然并不赞赏何茹的选婿标准，但在那样一个年代，这也是很现实的价值观，我也没有资格存异议。可是由于何茹的学养与修为，我真心实意地希望和她成为朋友——在北大荒，天地间的一切都是有朴素构建起来的，不可避免的存有一些无知——这会给我单调的生活和贫瘠的精神很好的调剂。也许何茹把我当作朋友也事实出于这样动机吧。
在北大荒的两年中，我和何茹渐渐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然，谈的最多的是文学，她在大学中是学古典文学的，而我在家塾中六七年的学养和之后的苦读使我和她交流起来并不嫌废力，其次便是生活、婚姻。
有天傍晚我从淑珍家刚起身要离开，偏巧何茹来了，说话就要送我一段。只有我们两个中年人走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何茹娓娓地给我讲她的中学、大学生活——回忆是件美好的事情，对当时的我们来讲，在北大荒的朗朗长空中和茫茫大地上，回忆所带来的愉悦远远大于其带来的痛苦。我记得她说：“我一直希冀一种优雅的人生，无论在什么样的现实面前，都能让人保持自尊与体面。我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让我的人生定位在一个即有的高度，我曾经度过那种良辰美境、赏心乐事的光阴，也有过东篱把酒、向晚数花的闲情，当这一切都在生命中恍如前尘，我明白即无风雨也无情的道理。可我的生活却在遥远的天涯，晓风残月，冰壶凉簟”是的，何茹的语言也是优美的。她向我讲述她对爱情与婚姻的美好向往，她说，她曾经渴望过暴风雨般猛烈的爱，也曾幻想要寻求举案齐眉的温馨，最终，她有一个做梦年纪的少女长大成为一个女人时，她对爱情的形容是：“窗外，风又飘飘、雨又潇潇，我可以与他相对而坐；在云淡碧天如水的时候，我可以与他携手同行，静静地看流年逝水。”我惊异于面前这个如此现实的未婚中年妇女，也曾有过那样浪漫而纯洁的梦幻，而这个梦会一直伴她到老，虽然也许不会实现。她告诉我：“如今，我早已过了梦断西园的年华，我的生活中即没有了青春的幻想与无奈的失落，也没有了脉脉清愁幽幽残梦。这些是一个人成长中必须要经历的，我已经走过来了，现实地面对世界是一个人最终成熟的标志。也许我的生活经历有助于我的成熟。其实现在的我很放达、很超脱。我希望能返城，也希望我的婚姻能成全这种人生理想，这是很有意义的。”
也许是我当时无望返城的条件够不上她这个“很有意义的理想”我们竟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我不赞成何茹这种现世的小市民般的人生价值观，自然也不会担心有超越友谊的感情。无论从哪方面上讲，和何茹作朋友是很值得的。和淑珍相比，何茹多了那么一分现实，少了那么一分随遇而安的霍达与超旷。淑珍虽一力撮合我们，却没完成心愿。
自我认识何如两年来，她一直在北大荒广漠的厚土地上寻找这样一个丈夫，始终没有找到，始终不放弃希望。也许这也是她早年的浪漫遗留下来的执着？
不过她对于朋友热切的关怀也是发自内心让人感动的。梓印讲过，淑珍的小静十岁时曾害过一场急性肠炎，当时淑珍也有病在床，梓印不在家里，是她何茹一个人背着小静走了几十里夜路去找大医院看病，救回了小静这条命。农忙时，淑珍在家忙不过来，何茹常来帮助；就是我的家里，也有很多是何茹帮助收整的；并且她做的一手地道上海菜，逢年节常常一揽大灶，让我们大饱口福。除了何茹现世功利的婚姻观，其它一切我们都可以融洽相处，而这种婚姻观又没有你对我错之分。何茹是个成熟的女人，成熟也是她的魅力。她的人格是优秀的。
淑珍夫妇先返回城市，接着我也调回上海，何茹把我送走。我深知自己对何茹是一种深厚沉重的患难中建立的友情，这种情谊和爱情是迥然不同的，但相同的是：爱情和患难之交都可以相携度过岁月。我曾提出如果可能我是会和她结婚，帮助她完成调回上海的心愿的。在车站，何茹回答了我这个问题：“你回上海吧，我不想拖累你，也许我们结婚了，都回不去。之桓，你是个很优秀的人，我很高兴能认识你，也很欣慰你能在这个时候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也许，我们还会相逢，到了那时如果你还问我同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我向她微笑地点点头，挥手做别。心想：这个女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等她嫁到上海，我又怎么可能向她再提这个要求？！她回答应？难道她真的对我有爱情？
一年后我在办公室接到何茹的电话请我去车站接她时，我同样吃惊又奇怪。
何茹并不很显老，依旧风度超群。她看我的眼神分明带着笑意。何茹第一句话就是：“老乡，吾们又见面了。”这句双关俏皮话说的我捧腹大笑。
何茹在上海教委工作，清闲而优雅的工作帮她实现她希望的优雅人生。我们俩人也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当然，我并没有爱上过她，可我很尊敬她——她是没有嫁人，是一直等到把她调回上海才回来。她是我一位引以为荣的朋友。
在淑珍和梓印的大力说服下，我和何茹终于办理了结婚的手续。淑珍和梓印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婚礼，克杰克儒也来了，克非打来国际长途电话道贺。这是多少年之后我们这些亲如兄弟的人们又一次聚会。
婚礼那天，淑珍高兴的像个小孩子。她这时已经又恢复了她以往大方而活泼的天性，穿着文雅清丽，脸色很好，心态很好，风度依然是众人之上的，有说有笑。倒是和她相貌如此相似的女儿小静比她沉静。梓印是一位饱学的中年教授。除他们的大儿子在吉林没来。他们家依旧是一个让我羡慕的美满家庭。不过，这时的羡慕中也有了憧憬——我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吗？！
我和何茹的家庭生活是和谐的、温馨平实的。何茹不仅是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好伴侣。她让我体会到了二十年未曾有过的温情与亲情。如果要说我们的婚姻建立在什么上，那是友谊、是交情，而并非爱情。可谁又能说这样的婚姻不幸福呢？！幸福有很多种，这是其中一种。如果相比之前二十年的岁月，这就不单是幸福，简直是生活在天堂了！
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向她问起为何不在车站答应我的要求，嫁回上海，何茹狡诘地笑着说：“我认为，大批大批下放知识分子返城，这是一种潮流，我的回上海的理想已经不需要用‘嫁’这样的努力来实现了。虽然我当时就选择了你，但与其嫁过来，不如再等我回来再议，这样我们会平衡许多，和谐许多，不必要的隐患当然要排除。”何茹啊何茹！精明的何茹！现实的何茹！
如果问我什么样的婚姻会长久，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与何茹这样的会长久。我们都是有过丰富人生阅历的人，也都对对方有着患难中深彻的了解，我们对对方敬爱有加，并且有着真诚的友谊。如果说我们的婚姻缺少爱情，那么也许爱情的定义应该宽泛一点了。这样的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之后拥有的那种平实、厚重、深隐的个感情难道不是一种寻常爱人难以启及的亲情吗？！我以为，激情与浪漫和青春总是相生相伴的，在我们这些经历过风霜，有过艰苦心路历程的人来说，成熟的感情更持久、更有生活的魅力。也许我们的婚姻会有美中不足，但以我们相识的年龄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两人都该庆幸。
和何茹结婚后，我那两室一厅的屋子显得生气勃勃了，不只是偶尔晚上会点火烧菜，而是每天花样翻新。何茹为我织了几件毛衣，我穿的很合身。这些点滴的生活小事是可以让我一个人转变精神面貌的，我自认为我年轻了、更有活力了。最另我庆幸的是何茹是一个知识女性，她在婚后保持着我们在北大荒黑土地上的那种文学与学问的探讨，这是我家庭生活中的又一个乐趣。休息日我会带她逛书店，每当她挽起我的胳膊，我们一同缓缓走在一排排书架边，浏览并小声闲谈时，我能感到其他人羡慕的眼光，也能体会自己从心底涌起的幸福之感。何茹虽然不漂亮，但风度却很年轻，看上去不过才四十岁不到的样子，而我也不算很老，我们有时去公园坐坐，像一般的中年妇女那样温馨与默契。什么是美满家庭？这就是美满家庭。
唯一的一点遗憾是：我们没有孩子。不过，我坚持认为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我们即没有纯粹的爱情产生过，没有孩子也无所谓。
调回上海几年后，我被上调文化局，工作也并不很忙。何茹还是在教委工作，我们基本上在一条线上工作，也有共同的语言。
生活比流水还长，又如白驹过隙。就这样把日子在平实与妥当的安宁中打发走了。
小静大学毕业后分到上海来工作，在某国有大型企业的宣传部工作。淑珍把她交给我们很放心，况且还有她两位舅舅在成都。小静与何茹两人又情投意合，总有说不完的话一样。有时候我也奇怪：小静是个如此单纯的女孩子，何茹又是个这样有心机的精明女人，她们竟能成为忘年之交。
淑珍从小给小静的教育全是真善美，小静没有接触社会上阴暗的东西，自然即认不清也不知如何是好。在单位，她屡遭暗算，刚工作时常哭哭啼啼地跑到家里来，往何茹怀里一扑，边哭边讲，还总要加一句“他们怎么嫩个这样？”是啊，她那颗善良单纯的心不能理解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何茹就象母亲一样轻轻揽她的肩，抚摩她的长头发，等她不哭了，再细细开导她、教育她。如果说人生这一课是淑珍给她讲的美学，那么世界这一课就是何茹给她讲的社会学。
关于小静，何茹确实也操了不少心。小静单纯的像长不大的孩子，有时何茹会发狠地和我说：“这个淑珍，一世聪明，怎么单教小静这些傻脑筋，她以后靠这样善良幼稚的心肠，怎么生活！”的确，何茹有些夸大其辞，但小静确也太单纯了。
我和何茹膝下没有一儿半女，小静自然被我们当女儿一样地看待，尤其是何茹，她是在北大荒看着小静长大的。曾经有老乡撺掇小静认何茹当“干妈”何茹听了却不以为然，拿她的话说：“什么干不干亲不亲的，感情在那呢，不认也爱她疼她，感情不在那，认了也白认。”干妈虽然没认成，可何茹和小静果真有感情。我是在小静十几岁了才见她的，但她和我也和亲，开口闭口地叫“之桓叔”还时不时跑几十里路到田家和我住上几天，帮我料理一下日常。
小静生的很好看，淑珍有大方文雅的淑女气质，梓印有博学不羁的学人修养，小静取其精华，都继承了下来。她眼睛长的很美，清澈的双眸让人难以不喜欢她，五官端正，加上从小由淑珍培养出的纤尘不染的气质和她平时即低调又不流俗的穿着打扮，可以说她是个很出众的女孩子。小静学文科出身，博览群书、文采精华、心性高洁。她对生活的态度是美丽的、完满的。可以说，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她用她心中充溢着的爱与关怀来设想整个世界，用罗曼的诗句来编织自己的生活。淑珍是个浪漫的人，但她能够随遇而安，她的浪漫是在大起大伏的跌宕生活中锻造出来的，是阔大的心胸赋与的，她拥有的是经历过的人才有的那分释怀的浪漫。何茹也曾经是浪漫的，并且她的生活中一直不乏诗意，可她是一个能透过纯粹的浪漫看到纯粹的现实的人，不是每个浪漫主义者都可以作到这一步的，浪漫是一重迷人茜纱没，会蒙住人的眼睛。小静即没有经历过生活的锻造，也没有一双能透过茜纱的眼睛。我和何茹不得不对她有所牵念，有所教导。
我当时在文化局，工作很幽清，也很惬意。我虽不敢妄称学人，但实在是有点知识的，而且又好静、好读，在这个不太大的领导岗位上，我可以轻松工作、愉快生活。而且，由于我的二十年的经历，再由于我的出身，我曾经的工作业绩，在局里我的待遇是一日好似一日。我那时工作上很清仪的，比起几十年前，我没有了那一分拼劲，可我的事业也能让我大略满意。
八十年代中期，我潜心学术，在省内一分学报上陆续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都是关于国学与文学方面的，有一点小小的反响。于是川大和另外两所师范类大学都聘请我回校去作一位客座教授。我欣然接受了这分邀约。
我回川大作客作教授讲座的唯一要求就是，我的讲座要在那一间教师进行。几十年过去了，可我怎么能忘记生命中第一次站在门外听课时的情景？！斗转星移，当时的我又怎么能想象的到自己而今能站在讲坛上侃侃而谈？！
然而，校方却抱歉地告诉我，那个教室已经不存在了，那片地方现在被新盖的教学楼占用了。校方安排我在那座教学楼的大会议室讲座。
坐在前台，我的左右两边是几位知名教授、学者，我向他们点头致意，他们回我以学校里走廊上常见的那种温文而雅的微笑，等待我开始我的讲座。
我那天穿一件灰蓝色的上衣，戴着金丝边的老花镜，我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白了，但还不太嫌老。我座在讲台上突然就想起我常旁听的一节国学课里教授的样子。我从容地开始了我的讲座。现场的气氛很热烈，不时会有掌声传来。但是自始至终，我都觉得在门口有一个青年孱弱而羞怯的身影，虽则我明白那只是幻觉。
也许我可以冷静而声色不动地叙述我一生大起大落的生活经历，然而我却不能以同样的态度来讲述当时我坐在前台的情境；感动可以由时间的流逝而变淡，也可以由时间的积聚而加深；我当时心灵上所引起的感慨就是深厚的、莫可名状的，那不是一时一势，而是一生一世！
在那以后的每一次讲座中，每次坐在讲台上时，我的内心都会引起一片波澜。可以说，在我这样经历过生活的波折的人来说，能在心里引起这样大波澜的事情，不是很多的。
我爱那些坐在台下的学生们，象爱自己一样爱他们，虽然对大多数同学我们只有一节课两小时的缘分，但还是爱他们的。走在校园里，我看他们的眼神会不由自主地变的温和而慈祥。我没有孩子，除了小静，他们都象是我的孩子一样。同时，我又暗自羡慕他们，在青春韶华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有这样安静和谐的生活。这些学生没有了学生运动，却经常举行文体活动，他们年轻，年轻人总是后活力，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去，总是会挥霍他们并不很长久的资本。我不会兀自埋怨命运，但我却深深地遗憾，为我自己，也为他们——他们年轻的生命还不能真正意义上意识到他们拥有多么巨大的幸福。
但无论如何，能和他们坐在一片屋檐下，给他们讲授我的知识，是让我感到高兴的事情。我爱这个学校，爱这些学生，爱我曾经坎坷的生活。人，只要能宽大平和地去面对生活，面对他人，那么会幸福愉快的多。我的年岁让我渐渐拥有了这样的一分心地。
那几年是我生活中平静而舒心的一段时光：有一位善良而精明的体贴我的老伴，事业上顺心顺意，学术上可以说是兴致所至小有成绩，又有一个像女儿一样乖巧客人的小静在闲暇时光陪伴我们老两口，家庭生活美满协和，我还能对生活再奢求什么呢？人啊，要学会知足。
我经常去外地公出，有时是局里的事物，有时是个人的事务。本应退休的我，却被局里挽留住了。
有一段时间小静经常带一个男性朋友回家。这位男士是她单位的技术员，学机械出身，身材魁梧，眼睛炯炯有神，声音圆润悦耳，身着朴素而文雅，跟着小静叫我“之桓叔”叫何茹“何阿姨”后来小静偷告诉何茹，这位名叫郑为民的同志在追求她，她也对郑为民很有好感。
何茹是个热心肠，又加上这是小静她终身大事，马上展开关系网，从领导到基层调查了个滴水不漏；我呢，在每次小郑来作客时也留心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认为他的修养、谈吐都是一流的，对他颇有好感。何茹调查的结果是：这孩子是工人家庭出身，父母都去世了，有个大姐成家了在武汉，他人聪敏好学，虽没有什么口碑，但也没有差错，人缘不错，就是女性朋友多了点，但这也可以理解，二十几岁的英俊男同志总会让单位的年轻女同志产生一分好感。碰巧我的一位朋友，某大学的教授曾在夜校教过小郑，他的评价是“刻苦研究，前程远大”有了我和何茹的认可，小静才与小郑确立了恋爱关系。
远在北京的梓印和淑珍通过小静了解了郑为民，对他也比较满意。
他俩个人恋爱不到半年，为民向小静正式提出结婚的打算，并和她讲了他下一步希望出国深造的计划——他们单位正有一批技术员将派去美国深造，郑为民的名字在上下浮动，他的意思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小静回来把他的求婚向我和何茹讲了，但没有提他今后出国的打算。小静想等事情定准了再告诉亲友。我和何茹安静地听小静用她包含幸福的声音征求我俩对她婚姻的意见。这样的幸福，能阻止吗？何况我们认为他俩应该是相配的一对。可理智的何茹还是提醒小静：她听说郑为民一年前曾和他科室的技术员王配红谈过恋爱，两人一度感情很好，不知为何分手。小静听了没说话，显然她不了解郑为民的恋爱史。
过了一周，小静高兴采烈地回来了，说她在大学里的同寝好友宋丹是技术科王配红的好朋友，她通过宋丹了解到，郑为民和王配红谈恋爱时间不长，二人感情不合，分手后已没什么来往。宋丹还告诉她为民是个优秀的人才，叫小静不要错过好人选，放弃一生的幸福。这为宋丹到家里来作过客，很热心地极力撮合小静和为民。宋丹小眼睛，小嘴巴，个子不高，典型当然南方女子相。何茹不太喜欢她，说她“说话很老道”
无论如何，小静和为民正式地准备起了婚事。淑珍也提前来上海，住在我家里。
那段时间我和何茹生活中最大的事就是小静的婚事，哎，谁能想到，今后小静的生活也够我们老两口担心、操心的呢！
郑为民办事很干练，不到一月，在单位已经把宿舍申请下来了。两个人在亲朋的帮助下，十来天就把“新家”布置好了。
婚礼是在阴历八月十五举行的，又是中秋节，双喜双贺。婚礼上来了好多朋友，连王配红也来了，真诚的小静彻底放下了最后一丝顾虑。后来她们一度成为好朋友。
淑珍和梓印很满意这分婚姻，除过淑珍对为民为人印象一般，梓印和她对为民其他方面都很满意。其实淑珍介意为民有过一次失败的恋爱，可到了80年代，谈第二次恋爱就结婚也该是少见的了。淑珍不好再要求什么。
他们夫妇在我这里又住了两周才回北京去。是我和何茹把他们送走的。我和淑珍曾耳鬓厮摩地长大，我们和他们夫妇在北大荒有深厚的友谊，临走真是难舍难分，连素来克制感情的何茹在车站也落泪了。我们哪里想的到，这就是和梓印的诀别！
婚后小静也常来看望我和何茹，看的出她生活的很幸福。那段时间我常常想：象小静这样生活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她纯净的心灵了解不到更多阴险和灰暗的东西，也许心里装的幸福和美好会更多一点。人生一世都是几十年，何不让自己拥有一分单纯的快乐呢？！
两个月后，小静告诉我们单位已经批下了郑为民出国深造和联系业务的名额。小静风风火火地跑来告诉我们，还说要请我们去新雅饭店吃饭庆祝，坐了没一会儿又风风火火地走了，去给为民置办出国的行头。看的出，小静为为民骄傲的快乐远远大于即将分离给她的痛苦。她的热烈而单纯的爱是这样体现的。
何茹在小静来时一直保持沉默，事后她曾对我说她很怀疑郑为民这样新婚长别的动机。然而，面对事业蒸蒸日上的为民，面对满心的憧憬与幸福的小静，我们老夫妇不便多言。毕竟小静不是我们亲生的女儿啊！
年底，小静怀孕了，同时，为民也决定了行期。何茹曾侧面和为民商议是否等孩子出生再走，用这样的理由向单位申请延期是会批准的，为民将划入下一批出国的人员，可为民“怕以后没这样的机会”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坚持按期出国。何茹和我对郑为民的作法不太认可。小静是不在乎她自己的，她一心想为民出过深造。
就这样，84年年底，小静送走了为民。
第二年仲春，我有机会去黄山开会。我想，我和何茹结婚这么多年，也没一起出去旅游，当时无论生活上、工作上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太牵挂的，于是让她向教委请了长假，我携老妻取道黄山，一周的会结束后，我们南下，去了云南，在昆明、大理彻底放松了月余。
这次旅行让我和何茹两人都感到很愉快。我们年纪都大了，我已经五十七岁了，她也五十三岁了，都略带上了老态，然而我们的旅行也是缓慢的、松弛的，我们有相濡以沫的协调，有年深历久的了解。云南的风景美自不必多言，昆明气候又十分好，我和何茹原计划只小住半月就返家，但都忍不住想再多住几天。生命中能有几次这样轻松闲适的游玩呢？！
但是，一封加急电报让我们顿时失去了所有兴致和心情。电报是小静发来的，说梓印中风，危在旦夕。我和何茹看后大惊失色。连忙去买来最快的机票。在接到电报的第三天，就到了梓印的身边。
然而我们还是晚了一步，梓印走了。
人生啊，很脆弱、很难讲。我和何茹内心充溢着巨大的悲痛“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一时间，从认识梓印的那个美丽的月夜，到他和淑珍结婚的新旧合壁的婚仪，到北大荒简陋的土屋，岁月中沉淀下的记忆，潮水般涌向我眼前。梓印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很坚韧， 没想到再坚韧的人，生命也是脆弱的，他终究是要走的，只是走的这样快，让我们这些爱他的人、这些认识他多年的朋友接受不了。他的死对淑珍、我、何茹，对小静、对他的儿子大伟都是痛苦的打击。
生活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就要承受什么。
在北京料理完了梓印的后事，何茹陪小静先回了上海。小静有身孕在身，淑珍也担心她的身体。我和大伟夫妇暂留在北京陪伴淑珍。
淑珍一下子老了很多。的确，她早已不是那个独自离家去省城读女子师范再上川大的女孩子了，也不是那个穿粉裙衫的新嫁娘了，也不是那个在北大荒土屋中能干的主妇了。现在她只是一个老迈的、衰弱的、可怜的老妇人，她的心又要接着忍受老年丧夫的悲痛。我担心她的身体健康。她那颗经历过沧桑和风雨的心，还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吗？
大伟夫妇双双调到北京工作了。这是梓印单位领导照顾淑珍，让大伟在淑珍身边有个照应。淑珍早退休了，梓印在去世前还被反聘工作着，这让单位领导很感动，大伟夫妇落实工作的事也办的很顺利。在他们回吉林料理家务事宜时，我便继续住在北京陪伴淑珍。
经常在长长的午后，我们俩相对坐在阳台上，初夏的阳光温暖地洒落下来，5月的天气一直很好。我们两个老人细声慢语地用家乡话长谈，多数是回忆过去的生活，回忆在父母身边度过的岁月，一遍有一遍讲年轻时的经历，把时间一路清缓的数过来
当大伟夫妇办好一切手续，调到北京工作后，我才辞别了淑珍，回到上海，临走我都很不放心，淑珍很没精神，身体很不好。可我宽慰自己：淑珍会挺过来的。
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回到家中，发现小静被何茹接回家里长住。小静异常悲伤，每天早上去上班，晚上回来，做饭、洗碗，然后休息，话都说不了几句。
何茹告诉我，小静的同寝好友宋丹打来电话，告诉小静郑为民希望和她离婚！小静和郑为民也通了国际电话，郑为民明确表示，自己已经在美国发展起来了，虽然是单位公派出国，可他很有希望留在美国一家公司，他不想回过了，想尽快和小静办好离婚手续。
我回家的时候，小静就是刚知道这一串事实，还没醒过来去正视现实。她不能理解的事情很多，但她不哭了，也不再问“他怎么能这样”一种深重的痛苦伴着一种深重的痛苦向她袭来，她喘不过气来。
但我和何茹是理智的，我们要来面对。这件事不能告诉淑珍，她承受不起。那么，只有我们来帮助小静。
何茹精明强干的能力并没有因年纪增长而丧失。她一个电话，把宋丹调出来单独会面，我则通过各方面关系，试图让小静所在单位发出调令，调郑为民马上回国！
开始一切都头绪纷乱，当何茹与宋丹第三次直接会面后，何茹才了解到事情的始末。我也得知，没有再给郑为民下调令的必要，他已经辞职，并在美国另一家公司任职了。
在何茹强大的攻势和凌牙利齿面前，宋丹把实情交代了。郑为民和王配红一直没有断绝恋爱关系，但二人都想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按硬杠，二人都符合条件，只是郑为民父母双亡，在国内没有家室，签证是大约要遭拒签的，除非郑为民能在国内有一个体面的家庭做他出国的第一块敲门砖。当然，王配红不存在这个问题，她父母健在。他们俩是不能在国内结婚的，否则不要说领事馆会拒签，就是单位也不会放一对夫妇同去的。经过二人的筛选，优秀而单纯的小静成了他们的目标。这件事情本来可以不让宋丹插手——这种事知情者越少越好——但当小静在婚前提及了郑为民与王配红的恋爱问题，王配红为了保险起见，收买了她的远房表妹宋丹，宋丹又是小静的大学同学，她的话有力、可信。作为报答，王配红将利用关系帮助宋丹上调副科级，宋丹在王配红出国前也确实顺理成章地由于工作出色，升到了人事科副科长的位置。小静婚后，宋丹和王配红都人面兽心地和她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单纯的小静不单深挚地爱着郑为民，也诚挚地爱着宋丹和王配红。
而今，小静深爱的郑为民和她当朋友待的王配红已双双在国外定居，宋丹也被信弃义、助纣为虐。
何茹知情后曾十分感慨郑和王的心机。她恨他们，何茹是个爱恨分明的人。我也恨，但更为小静难过。小静恨不起来，她只是痛苦，她还没学会恨。
我俩曲尽精神，尽量委婉地把这个不啻晴天霹雳的消息告诉小静。何茹为她请了一周假在家陪伴她，何茹很担心她的身体。
小静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她终于哭开了， 哭了几天几夜，哭到眼泪也流不出来才停下。赤裸裸的现实给她补了一课。她终于从惨烈的爱恨中摘去了蒙住她眼睛的单纯与浪漫的茜纱，不再用唯美的眼光去生活了。我和何茹不放心她，她今后是否会用受伤后畸形变态的眼光去看社会呢？毕竟她还年轻，今后要走的路还长的很。
那段时间，我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就是开导小静。
祸不单行，九月，凉秋，天气刚有些消了躁热，北京的大伟打来电话，告诉我淑珍身体状况十分恶劣。我和何茹商量了一下，我先去北京看望淑珍，由她缓缓告诉小静这件事：小静在一连串打击面前有些蒙蒙懂懂的。她刚同意签离婚协议书，但由于她有身孕，暂时不能办理手续。这也是我和何茹废尽心力做工作的结果，可怜的孩子还对郑为民抱有幻想，现实要求我们彻底打碎她的幻想，这对她是残酷的，对我们这两个爱她的老人也是痛苦的。
到北京后，我才发现，淑珍的病是心病。她比我离开是显老许多，身体的各项机能已退化了。她确是为梓印的去世而过分悲痛有引起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我曾试图开导她，也曾疑惑：为何在生活的百尺狂澜面前，淑珍能坚强的生活，而今却不能一如既往面对苦难？看着淑珍的面孔，我终于明白梓印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梓印去世，她就仿佛半个身子僵死了，半条命没了。多年的爱、共同生活已经使他们两个人亲密的不分你我了，梓印离开了她，她生活不下去。
淑珍憔悴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脸色苍白、身体瘦弱。她的眼睛里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看到我时她勉强的一笑让我心酸。
淑珍终于平静地走了，她的病床前是我和何茹夫妇，她的一儿一女、儿媳、外孙女和她教过的学生、她的朋友、同事。淑珍一生优雅地面对了生活带来的无数次苦难，也教会了他人如何面对苦难。“死者长已矣”
我们把淑珍和梓印合葬在一起，骨灰送回了崇州老家，在这片山水中，希望他们二人能永远安息。
小静终于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病倒了。回上海后早产下一个男婴，幸而亩子平安，我和何茹才放下了心。
她醒后看见何茹，第一句话就是一声“妈！”泪下如雨。何茹扑上前去，把衰弱的小静紧紧搂在怀里。在这个世界上，小静深爱的人一个一个离她远去了，现在她只剩下远在北京的大哥和我们老两口了。
从那之后，她就叫何茹“妈”叫我“爸爸”了。小静的儿子是我起的名，叫作凯凯。凯凯恨心的父亲郑为民明知小静有身孕在身，孩子都不要了，但小静却异常地疼爱这个孩子。她身心受的伤慢慢平复了，她对人生对世界也慢慢能认可了。她的一切感情渐渐化成一股深厚的母爱，倾注在凯凯身上，小静成熟起来了。作了母亲的人，会自然而然的承担上一分义务，也会曾强承受的能力，毕竟小静要把所有的爱赋予这个小小的生命啊！她依然恨不起来，不过她早已看清了生活的正反两面，她用爱为凯凯撑起一片天时，同时也准备好了承受生活的磨难。
何茹和我商量了一下，把小静接回家住了，从此我们四口人生活在一起。家里因有了凯凯活泛许多，小静也由沉静变的成熟起来，凯凯的成长渐渐抚平了她心灵的创伤。她有能坚强地面对生活、乐观地迎接生活了。
在狂风暴雨后，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我却异常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老了。不单身体在衰老，心灵也在衰老。
88年我六十岁的时候，局里终于准许我退休。从那时起，我除了偶尔去外地讲学，基本上没有了繁重的工作。因为家事而耽搁的学术研究终于再次被我提到案前。我知道，自己能坐在桌前的日子也没几年了，人过了七十，就是身体再好，也不会有什么另自己满意的成果了，心志老了呦！所以，我很想抓紧生命中最后这可用的十年，做点工作。
用小静的话说：当时我们四口人如乘一叶莲舟，在碧波不惊的湖面飘然徐行。其实我未尝不高兴能听小静又讲出这样富有诗意的话语，这证明她终于能够在现实面前抬起头了。
如果说我回顾我的一生，唯一觉得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帮小静把好关，她婚姻的失败，我和何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何茹也曾自责，但不久就忘却了，她认为这对孝敬未尝不是好事。之后她又利用各种关系，让厂里开除了宋丹，以“个人作风”问题，使宋丹臭名远扬。当然这件事瞒着小静。
我在潜心研究的同时，也在为小静多方物色合适的丈夫，最终在92年说服小静，搓成了她与我一老友带的研究生董刚的结合。小静也读了研究生，他们夫妇俩现在在深圳工作，他们的婚姻很融洽。他们的孩子维维在我身边。我把这孩子带到崇州，因为我觉得他的性格有点像我，人老了，总喜欢回忆年青的时候，把他带回来，总能让我回想起我十来岁时在这间老屋里的情景。
你看，维维一点也不听话，不像我当年，即要干活，又要上家塾。维维这一代是娇贵的一代孩子。要什么有什么，前几天吃合川桃片吃好了，天天要吃，我小时候，那是过年才吃的零食，那还是在大户人家——这两天他又不稀罕了，又吃上什么“水晶之恋”了。
哦，我扯远了，还是让我接着给你讲述我生命中的故事吧，还没有完结哩。
我这一生中，只有一位我觉得对不起的人——我不是个大好人，也不是个优秀的人，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在生活中奂沉奂浮，可我有我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我以自己的尺度衡量，让自己作的每一件事都问心无愧——我只有一位对她不起的人。虽然二十年的劳改之后，我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恢复了正常，并且建立了家庭，精明事故的何茹和我生活的很美满，我们都有过相同的经历，都吃过苦，都能体贴对方。但是，不要以为我会忘记她啊！我怎么会忘记呢？
那样清澈的感情，那样另人心疼的初初相遇，我那美丽的姑娘呦，薰子，你在何方？！
我已年过花甲，再也没有了年青时对事业的追求与拼搏的劲道，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而我想我的要求已经达到，或戳基本实现了。人的一生说到底只有两个主题，一是事业，二是家庭。我的人生中，这两个主题我都没走好。如果说关于事业我最终也算实现了年青时夙愿的一部分；那么，家庭问题上我很失败。
也许这样讲对何茹不起，我们的确很幸福，但是亲情，不是爱情。真正的爱情在我生命中只出现过一次，是薰子带来的，可又那么快消失了光芒，离我远去。
三十年，她音信杳然。
我曾向何茹讲起过我的爱情，她听后把一个女人能给予的所有同情与关怀都给予了。这也是我与何茹之所以没有爱情而能生活幸福的原因，她是亲人，亲人是不会嫉妒、不排他的，亲人也不会背叛！中华民族的亲情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们中所与具有的，这种感情与生俱来宛如天成，拥有这样的感情，我深深感谢何茹！同样，我以深厚而永恒的亲情回报她。在我这个年纪，要说什么感情会维系的更长久，我想那是亲情不是爱情。爱情会如石头水心，波澜久久不散；而亲情是水滴，一滴滴能滴穿了石头。爱情是一瞬间的闪光，再用更长更长的岁月去回顾，在无数次的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中诠释一种永恒；而亲情本身就是无尽头的，没有波澜壮阔，可那是不断的涓涓细流，无法回顾，却知道可一路相伴。
我和何茹，我们两人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薰子，找了数十年也没有找到，可我们还在找，不抱希望，不抱幻想，只是找一下而已，似乎这是生命中必须完成的工作，现在我们正在完成它。
当然何茹也有一分好奇心，不过她并不担心，她心里也清楚我们患难相携的亲情，似乎找到薰子只是帮助我完成生命中的一个残缺，何茹认为自己有义务这样作，也认为这样做不会给她的生命带去巨大的影响。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这就是无限的信任与了解。
90年代中期以后，我和何茹已经都是老人了。我俩淡出了社交活动，同时也淡出了一个社会群体。和我们交往的通常都是年愈花甲的老人。我们又回复了两个人的生活，每天晨练、看报、谈天，有时去江边散步，黄浦江的水已经没有几十年前那样清了。我们会在长长的日子中寻找各种生活的花样。你知道，何茹是个不乏浪漫的人，她经常买鲜花回家，也养了几盆花，还喂了四条金鱼。她的厨艺让我胃口一直很好，红烧肉百叶结是她的拿手好菜。
好天气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郊区玩个把星期。最常去的是杭州的龙井山，在龙井山上，有个村子叫满觉龙，我们常去小住。
不过何茹更喜欢同里——现在的同里和十年前的同里可不一样，现在的同里从里到外都是游人如织，水乡最宝贵的清幽与宁静早已荡然无存，光剩下那么几座桥、几个园子、几条水道、还有几位叹着岁月的老人，这些老人也不喜欢同里的变化呦——真正的同里是梦里水乡的影子，是隐士的家园，是中华文化安静的书房。我和何茹经常去同里小住。串心弄尽头的竹楼里住着一位姓何的老太太，她是1899年生人。我们已经是老人了，但在何老太面前，我们似乎还年轻。何茹有一次在串心弄看见她，攀谈起来，两人还相互喜欢，何茹就叫这老太太外婆。一来二去，真像是孩子的外婆一样，逢年过节我们都去看看她老人家。何老太把她年深历久的关爱捧给我们，也把她身边沉静的生活氛围带给我们。这位老人一生住在串心弄，只在解放前去过一次上海，小弄堂的青石板路她不知走了几千几万遍，年近百岁依然每天在路上走着，去河水里洗衣服。老太太的生活日复一日，日子积累起来，重重叠叠细细密密像江南的丝雨。时间是静的，生命在这样的静谧中平静而安详，没有起头也没有变更，谁能说这不是一种上苍的恩赐？于这样的平静中，也许才能真正感悟出关于宇宙、人生的一点东西。这是拿什么换来的？是拿几十年换来的。老太太爱护我和何茹，没事的时候，就在同里那温润的空气里，把她年轻时的故事一个一个摆给我们听，讲作姑娘时绣的床帏，讲出嫁时的花轿，讲怎么养大了二儿一女，再讲老头子的死，讲她一个人生活的这几十年。那时陪伴她的就只有一个曾孙女，小女孩还六七岁，梳着童花头，大眼睛，会说会笑的。小姑娘爱吃糖，尤其爱吃大白兔糖，老太太不让，怕她吃坏了牙，这一老一小也就总为这事情吵上两句。我常给她买大白兔，我记得当初我在报馆时老张给他孙子也买过大白兔，他孙子现在也早该成家了，我不知道现在的大白兔和当年的是否一样。小姑娘大名叫佳仪，但老太太叫她佳佳。现在佳佳已经上中学了，在苏州她爸妈那里读书，老太太又接来一个曾小的曾孙。可不久又送回去了，同里已经成了旅游胜地，每年游人络绎不绝，自然，原来的水乡变了样子。老太太深居简出，倔强的很，不喜欢世道的这种变化。她说那几幢园子（同里的苏州园林）已经给折腾的不象个样子了。游人还能参观小姐的闺房，这老太太也不能接受，特别是退思园，老太太很心疼。我曾经亲眼看见，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来同里游玩，那时是个阴天的下午，水汽萦回，氤氲不散，这姑娘虽是北方而来，却有一身的南方气质，含蓄清秀，走在青石板的烟水路中，很美很协和。她的长法披在肩上，背个小书包，打着伞，在串心弄一步一步小心的走来，生怕惊扰了这里的安静。她用手抚摩古老的墙壁，仿佛想在那上面看到岁月的刻痕。她看见老太太时眼睛一亮。何老太正端着木盆要去洗衣服，她轻声问可不可以留个影，老太太摇摇头，冲女孩笑了一下，走了。我想，这个女孩也许一生也不会忘记这位水乡里的老人吧，在她心中会永远印上这样一张相。可何老太却会把对这女孩的记忆湮没在如织的游人当中。水乡很小、很瘦、很单薄，经不起游人那么多的眼睛来窥探、经不起那么多的声音来搅扰。我的记忆中，还是那个幽静的同里，我和何茹走在青石板路上，听见脚步踏着青石的脆响，水里有几条船，桨儿划破水面，传来水波的声音，老太太坐在竹椅里等我们，佳佳在一边偷吃糖，笑着。竹竿上晾着衣服，空气中湿湿的，仿佛永远也干不了，天上的云流着，何老太细声慢语地给我们讲陈年的旧事
何老太有一位妹妹，年青时嫁到浙江，何老太很下去看望她一下，这位老人住在石门湾。石门湾？这个名字对我很遥远，也许你想到的是丰子凯、是徐志摩，可对我来说，那是薰子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当然，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了。当我把这话和何茹说时，她笑了，用已经很低沉的声音缓慢地说：“那我们就带外婆去一趟石门湾，了了她的心，也了了你的心。薰子我们也许找不到了，去看一次我们都好过点。”我明白何茹的话，我们都老了，何老太也老了，生命弹指一挥间，谁能说的好明年什么样呢？！去看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的告别吧。
去石门湾的时候是秋天，十月分，但天气还不太凉。何老太那了件外衣。她腿脚还很利索，她带我们走，她虽没有到过石门湾，但却很熟悉地找到了她妹妹的住址，几十年姐妹通信，连妹妹家门前的梧桐树有几个枝桠老太太都心里有数。
何老太的妹妹也年近百岁，身体也还好，儿孙满堂，她老伴也还健在，和小孙子及孙媳一家住在一起。
何老太妹妹的孙媳是街道上的工作人员，我有一次和两位老人谈话，何茹讲起薰子，这位姓李的孙媳恰好听见，她擦干手从厨房走出来，好奇地又问了一遍。何茹快声快气地给她讲个大概。小李一拍手，嚷了起来：“怪道呢，我这街道上十来年前就收到过日本人寄来的信，这几年一直陆续有信寄来，我们见也没有署名收信人，就写街道收，拆开来看了，可不就是寻人的，寻亲人。可惜寻的是上海人，前两年也曾和上海日报联系了一下，人家记者说这么个寻法找也没处找，登了一个月的启事没有反响，这事也就搁了下来。我们又没法给日本回信。不过去年还寄来了一封呢，就在街道办，我这就去取，那可不是个叫薰子的女人写的，真有个巧事，今儿寻着了也说不定”小马脚不沾地的就走了，火也没关。
我和何茹不言不语地等着。两位老人也不言传了。几十年风雨，我心里早已不会再有什么大起大伏的感情变化，可当时，我却被深深地震撼了，是什么样的个感动、来自何方的感动，我都不可形容。何茹坐过来到我身边，用手臂挽着我，我能感到她精神上同样的震撼。等待，一生中我经历过这么长的等待！仿佛时间都凝固了，这短短几十分钟，我一生中几十年的光景都在眼前一恍而过。我老了、很老了，可还要等下去，等下去。命运会带给我什么呢？我作不了决定，只能等在屋里。
小马终于回来了，气喘吁吁，显然是跑去跑回的，她也四十几岁的人了，真该领情。
她带回薄薄一叠信，每封都有中文和日文一式两份，大约都是同样的内容，寻找刘之桓，上海报馆记者，57年下放崇德岛劳动改造。但信上没有我上海报馆的地址，也没有我在崇德岛劳改的地址，薰子走的时候也许匆忙中没有记下，也许根本不知道。不过倒是有崇州我老家的地址。后来我又回崇州访查，也找到了几封她写来的信，只不过信寄到了地委，地委又转到了侨眷办。
十几年的来信有两个住址，看样子薰子是换了住处。我当时便往最近来信的地址写了封回信，留下了在上海的寄信地址和我们家里的电话。第二天，我和何茹就返回上海了。
薰子，我终究找到你了吗？！那几天，我像换了个人一样，沉浸在对昔日的追怀当中了，我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几岁，回到了当时的报馆，回到了那个勤劳、善良而美丽的日本姑娘身边。青春的血脉似乎又重回到我老迈的身体中来。这时的回忆五味俱全，有所回忆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幸福的。何茹体贴地照料我的生活，看的出，她为我精神上的大起大落很操心。何茹用亲人的关怀扶持着我。
十天后，我们终于收到了薰子的信，信是何茹取回的，那几天她坚持取信，她不希望我激动的神经再受刺激。但我看的出，她也很激动，薰子似乎也是她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她以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友情，在心里早已接纳了薰子。
在失散了36年后，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姑娘。
薰子在信中给我讲述了她的生活，她住在鹿儿岛，和她同父异母的弟弟一家人住在一起，生活很舒服。她让我回信告诉她我这么许多年的生活道路，她还随信寄了两张相片。一张大概是她刚回国时照的，站在阳光下，一个美丽而略带忧伤的姑娘，身后是盛开的樱花，她的眼睛没有看镜头，却偏向另一边，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理解她那深沉的目光；另一张该是她的近照，头发略花白，身体还很瘦，但很清矍，很有福气的微笑了，眼神里也有了一分释怀。她没给我写她几十年具体的生活，只是告诉我近况，字里行降，我感受到几十年前那颗心中的爱与关怀依然没变。薰子，我所爱的姑娘！我终于找到了你。
我立即给她写了回信，把几十年的人生道路向她讲述。在写到何茹时，我觉得心内隐隐有一分难过，为她？为我？抑或为何茹？我分辨不清。可是，这种感情仿佛也是很遥远的早年才有的，我和何茹已相伴相携地走过了二十年了啊。信末的地方，何茹加了几句话，表示了她对薰子的友好的感情。这让我很高兴，何茹不愧是何茹。
我和薰子有了通信的来往后，我很高兴，身体也好起来了。周末我和何茹也会给薰子去一个电话，她如同我们的老朋友般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我生命中再见薰子是在99年的时候，那是我和她分别了三十七年后呵。我头脑中关于她最后的印象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姑娘，一个劲地淌眼泪，在那样的岁月中给我带来维持生命的宝贵粮食。
薰子看上去比先前胖了一些，神志也安详的多了。她比何茹更显年轻，是啊，何茹的遭遇要比她坎坷。可她的遭遇难道不坎坷？她少年时候在异国他乡寻找父亲十余年，青年、中年、老年时候，又在向中国寻找她的爱人三十余年。寻寻觅觅，我能说她找到了还是都丢失了？我和何茹去机场迎接她。她见到我时泪眼婆娑，颤颤巍巍地把手伸给我，看见了何茹，像触电一样又放下了双手。倒是何茹走过去拉着她，把她的手放在我臂上。我看着她说不出来话，何茹说：“到底见面了呦！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薰子和何茹在我身边，我们三人这样相携回到了上海家中。
何茹早就为薰子准备好了房间。那时我们已经搬了一次家，卧室很多，有一间是专门给朋友们来时住的，何茹就把那间整理好，给薰子当卧室。到家了何茹把薰子安顿好就下了厨房，她要做几个拿手好菜款待薰子：她也是六十几岁的人了啊，这样辛劳吃不消，可她执意要做，把我和薰子留在厅里话旧。
我和薰子一谈就是三天呀，这几十年的经历，积累了多少话好说，讲也讲不完。何茹静静地听我们谈，为我们倒茶端水果的。
薰子老了，但在我心中她还是那个脸上挂着浅浅淡淡的笑，为我操持的姑娘，那个在险恶世事中和我相伴的姑娘，那个在61年给我送粮食的姑娘。时间是一副最好的魔药，一转眼，我们都是龙钟老人了，可我还感觉我们的生活停驻在了三十年前，在那个小小的寓所中，在那些纷杂的人声里。几十年世路，我们的记忆又曾加了很多负荷，可是及到了相见，又仿佛空了几十年，时光和我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梦一场样的就都老了，那些旧事恍如昨日，细细地数过来，才发现已经过了那么久远的岁月。
在谈起何茹时，我曾想对薰子讲述我们亲人的感情，也想告诉她我生命中唯一一次迸发的爱情是全身心给予她的，但是我始终没有说出：也许薰子早已明白，但无论如何，在岁月已经悄悄变化了三十七年之后，我再说什么话也没有任何意义。
薰子对何茹也是友好的，带点痛心的友好，带点感激的友好。痛心因我，感激也因我。薰子一直很抱愧没能尽到照顾我的责任，她的这分心肠让我无颜以对，我何尝照顾了她？！有次薰子在和何茹聊天时说：“谢谢你，照顾我这么周到。”何茹笑了说：“应该的，我也当你是老朋友啊！”我却在旁边听出薰子原本想说的话是：“谢谢你照顾之桓这么多年。”可她没办法说，毕竟何茹是我的老伴，她是客人啊。然而除了这一次感情的流露，我们三个人都是带着老年人身上都具有的宽和和平静的眼光去看逝去的生活的。在人生中，我们没办法选择的时候，只能听从命运的选择，在回顾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也能作到泰然、安然、释然。
慢慢地相处，这次见面我们虽然都老了，却都有了一分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感情、也面对所有应该经历的和不应该经历的。在生活面前谁也不能说我愿意或我不愿意，而只有接受下来。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回顾的时候了。生活的巨浪曾把我们抛开来天各一方，最后又让我们相逢。
从薰子断续的诉说中，我也大概得知了她几十年的生活。薰子偷偷回过后，马上找到了失散十余年的父亲，她的父亲端木先生已经在某医学院作了一名研究人员，早已脱离军队，父女相逢的时候，端木先生已再婚，儿子都有十来岁大了，还有一个小女儿。薰子就和这样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着。薰子的后母是个美丽的中年妇女，待薰子很好，唯一让她难做的就是这位后母看继女年纪不小，急于给她完婚。端木先生也表示同意。这样，薰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寄给我的那张少女的照片便是62年春天拍的。薰子是柔顺的，她没有办法不接受父亲和后母的好心意的安排和操持，她也无法说出任何理由拒绝。我在中国生死未卜，而且薰子的父亲也绝不会再让女儿离开，更何况在那样的年月来中国！62年夏天，薰子就嫁给了一位当地知名商人。这位商人年纪比薰子长八岁，沉稳、正派、富有，看的出端木先生对女婿的精挑细选。薰子和我说：“我那失散十多年的父亲很爱我，竭力想给我一个幸福的生活。在他的观念中，最好的方法是把我嫁给一个体面的有钱人。”可端木先生一生都不会真正了解薰子在出嫁时的感受。63年，薰子的丈夫去外地经商，路染风寒，回家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就连医术高明的端木医生也没能挽留住女婿的生命。命运又和薰子和端木先生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啊！“我父亲因为我的丧夫也生了病，他的心愿很难完成了。他一直以来就很内疚在中国和我们母女失散。当他得知我母亲早已去世时，他立下誓言要善待我，补偿我。可是，父女之间谈什么补偿呢？找到他，回到他身边，伺候他，我已经知足了，我已经很感谢上苍了。”薰子的声音没有变，只是留下了几十年岁月的痕迹，沉重了也成熟了。听她缓缓地给我讲她的生活，如同给我打开她生命的日历，让我走进她的人生。“父亲在那之后的几年中还曾经希望我能改嫁，但我矢志不逾。我和我丈夫没有在一起生活很久，我们也没有多少深厚的情谊，只是普通的敬爱和谦让。”在何茹出去倒茶的时候，薰子说出了我一直想说而没出口的那句话：“我一生中的爱情只是56年在上海小寓所里迸发的，是属于你的。”然而，在我们这个年纪，这句话是平缓的讲出的，不是不带感情，而是在时间的淘洗下，感情已经很深沉了。“从63年我就住在父亲家，照顾他、陪伴他。我丈夫死后我得到了一大笔遗产。我并不用靠社会，在父亲死后这笔钱也使我能独自过上富足的生活。我的父亲是72年去世的，在父亲死后我就搬出来，当时家里有继母和大弟，他们的女儿已经出嫁了。”我难以想象在那样漫长的岁月中，薰子是用什么样的毅力独自生活下来的，又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写的那一封封寻找我的信，寄给石门湾，寄给崇州老家。她不知道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如同她不知道我是否还活着，可她的执着、她的忠诚让我和何茹十分敬佩。直到92年，薰子的继母趋势后，她同父异母的弟弟担心她年纪太大自己生活不方便，才把她接回家中同住，这样一直生活至今。
这就是薰子离开我之后几十年的生活，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薰子讲完了，就同何茹下厨房了，她也下在给我炒菜，让我尝一下她的手艺，她一如当年，尽量不把感情发之于外，而年纪的增长又更使她有了一分隐忍与平和。我望着她们的背影，她们缓慢的步子一步步走去。我想，其实谁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几十年，用几句话也就可以完全地讲明白了。也许我和何茹这一代人的生活中多一些波折，但同样到老年，我们和薰子没什么不同，都已经习惯了命运那变换不定的车轮。在人生的长路上，我们见过太多的突转、漂泊，也经历过太多的漫长、无奈。而今，当我们曾澎湃的血液在老弱的身体中渐渐的平静，我们终究生活过来了。生活驾驭了我们的人生道路，让我们有欢娱也有悲哀；但我们也驾驭了不可捉摸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几十年个人的生命，而是几十年社会的生命，我们毕竟用肩膀挑着时间、挑着苦和乐走了七十多年！我们没有资格评判生活的意义，但我们有理由骄傲生命的过程，薰子是、何茹是、我更是。
我带薰子去上海老街走了走，她去城隍庙时，想起以前的旧迹，我和她一起吃考夫和生煎馒头，她很喜欢。大光明还在，我们去看过了。但是我们找不到原来的寓所了，那条街两边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一点旧迹也没有。往事如烟飘散，现在的这条街已不属于我们，不属于50年代，属于另一个世纪了，我们只是来找一找半个世纪前落下的生活。薰子想起季编辑、季姑母，可是这些人也永远不可寻了，生活早已换了主题，过去的日恩和事都要湮灭在时间之中
薰子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才回日本，之后就经常来往。她现在还在中国，何茹陪她爬青城山去了。如果我没记错，几天前在小镇，你也见到过她二位。
现在，除了她们两人，我早年的朋友也风流云散了。克杰克儒两位大哥在90年代相继去世，他们走前儿孙满堂，我难以说他们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克非在美国，现住在德州，一直有联系，他身体很好，然而年纪太大，不能回国了。如果哪天我突然街道他的孩子们的来信，我不会奇怪的。人老了，也把很多事看开了，减少了许多痛苦，可没减少爱。
所以我希望能回来住上一阵，哪怕每年有机会都回来，这样让我有种塌实的感觉。在世界上如风絮般我们漂泊了这么多年，飞了这么多年，有时飞的高，有时飞的低，我们有过不同的生活，有的生活永远流逝了，有的还残存——我在崇州郊外道观中找到了几个唱道情的道士，算起来该是小两辈的人了。我是回来寻觅的，寻觅我离开后的岁月；我也是来告别的，我已经很老了。
薰子给我带回来本书，苦儿流浪记，是她把这本书保存下来，带到日本去，现在又带回来了。我把这本书又带回崇州，我想我该在这里再静静地读一下。你看，这本书也很古老了。
三
光线已经很暗了，不过老人还是没有点灯，他手边就有电灯的开关，但他默默地坐了一会，站起来走到柜子边上，从里边端出一盏油灯，点上了。灯光明明灭灭，我看不清老人的眉眼，我的眼睛是不习惯这种光线的。对面墙上有一只小虫，它只爬过了不到一尺的距离。夕阳最后一线光亮在墙壁上慢慢移动，最终消逝了。老人站在油灯的光影中，又陷入了沉默。
各家都燃起了炊烟，我闻到了朴素的香味。维维跳着走来，站在门口，好奇地向屋里张望，他显然对眼前的不同寻常感到吃惊，过了一会，才嫩嫩地唤一声“爷爷！”
老人从沉思中惊醒，转过身来看见维维幼小而活泼的身子，他慈蔼地招手让小孙子走到跟前，拉着孙子的手，又坐回藤椅里。这是怎样的祖孙二人呦！
我仿佛在这样一个寻常的下午，经历了不寻常的一生，长长的一生。
老人起身去煮饭，晚上是米饭和一盘清素的青菜。我边吃边想，也许在近一个世纪之前，也有这样一个傍晚，张家的两位老地主和他们的儿女，也是这样生活着的吧，现在他们早已化为尘土，而我却有幸坐在这里，并且知道了这许多陈年的掌故。
第二天早上，老人来和我姨母告别，他要回上海了。我把他送到村口，他又恢复了以往的谦和和平静的神态。他走了一步，又回过头，向我一挥手，然后就带着小孙子维维走远了。雾气升起来，我只听见大路上一阵由近而远的车声。我一直站在田边，中午，雾散了，依然是绿油油的田地、苍黛的山，菊花还在土上开着，几竿方竹隐隐地藏在一处处院落后面。
不久，我病痊愈，也就离开了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