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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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南山写作的那段时间，正好有世界杯，晚上写累了，写得自己害怕了，就躺在沙发上看球。那样对我也是有效的休息。有天早上，我看完世界杯，睡不着了，就散步到了山顶上。站在山顶上，我对着长江大吼了几声，吼完后，觉得浑身通透，舒服极了。大吼是我减压的一种方式，从小就这样，也许因为如此，我说话的声音才很大，不理解我的人，以为我对他有意见，朝他发火。
吼完后，我准备下山。
突然，我听到了警车警笛的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心里就怦怦直跳，仿佛自己做贼心虚，我一直认为，这种声音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声音。我看到很多辆警车开上了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来抓我的，我可没有办暂住证。或者我在梦游时犯下了杀人放火的大罪？
我忐忑不安。
警车停在了一片树林前，警察下车就朝树林子里奔去。
原来不是来抓我的，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对自己说：你这个孬种，你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怎么会犯罪，你不就是写了些恐怖小说嘛，有什么好怕的，以后可不要如此胆战心惊了。
我的好奇心驱使我朝那林子走了过去。
林子外面拉起了警戒线。
我根本就进不去。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听人说，就在昨天晚上，有个女大学生被人奸杀在树林子里。我听了这话，头皮发麻。这片树林子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一夜没有睡，怎么就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如果我听到了动静，我会不会去救那个可怜的女大学生？
回答是肯定的。
可是我竟然没有听见！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消失，我的心抽紧了。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我总是在睡梦中梦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孩，挣扎着朝我喊：“救我，救我——”
我从噩梦中惊醒后，不停地用拳头砸自己的头。
我恨自己。
我们总是感慨命运的无常，就像我经常去吃饭的那个小吃店的老板娘一样。那个老板娘是个很好的人，她家住在偏僻的乡下，开那个小吃店是为了供儿子上中学。他儿子我见过，是个身材瘦高的少年。他就在小店对面的黄桷桠中学读书，而且读高三了，马上就要高考。老板娘起早贪黑，辛苦操劳，让人感动，感动那份无私的母爱。
那天中午，我在小吃店里吃饭。
边吃饭边看一份当地的报纸。我的目光停留在一条消息上：005年10月11日，是新生上学的第三天。下午点45分左右，一个瘦瘦的男子手提一尺长的大砍刀，踹开万州卫校408教室的门，当着名女生和正在上课的女教师，在大约10分钟时间内，把坐在最后一排的女生黄兴凤连砍17刀。她的头被砍断了四分之三，凶手一边砍一边用脚不断地踢她的头、胸和背，鲜血喷溅了半个教室……杀人凶手叫袁华军。黄兴凤在一次拨打同学的电话，错把号码中的一个“0”拨成了“8”，拨到了袁的小灵通上，双方因此认识并且交往，不久就在一起同居。后来，袁把黄带走，在外面流浪了两个多月。不久，黄在网上给同学留言，说她被控制，失去了自由……黄在某天给在武汉的父亲打电话说自己逃出来了，要父亲寄钱给她做路费。10月9日，黄回到了学校，三天后血案发生……黄死前有了三个月的身孕。有知情人说，袁曾经在万州拖刀杀人，是网上的通缉犯，他还是个“鸡头”，专门胁迫在校女生到外地卖淫。落网后，袁在看守所里还十分嚣张，多次吹嘘自己包养了五个年轻女人……
我刚刚看完这则消息，就听到砰的一声响，像是什么东西爆炸了。
原来是一个啤酒瓶爆炸了，玻璃碎片崩破了老板娘的血管。这真是飞来的横祸，只见她的腿部鲜血直流。在场的人都十分吃惊，她自己却显得十分冷静，把一件旧衣服撕开，用布条把伤口包扎上。然后平静地对儿子说：“把自行车推过来，送我去医院。”
吓得六神无主的儿子赶紧把自行车推到小店门口，老板娘坐在后座上，儿子就骑着自行车飞快而去。
看着满地的血，我的头有点晕。
后来我一直没有看见到老板娘的身影。
直到我写完《崩溃》离开南山，也没有见到她。
现在想起来，还会记忆起她善良质朴的笑容，和那受伤后平静的表情。我不知道她活得好不好，儿子是不是考上大学了，要是考上了大学，也该毕业了。我由衷地祝福他们！也祝福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
写作进入了最后阶段，问题也出来了。
开始是胸闷，气喘，剧烈咳嗽，这可能是和我抽烟有关系。我一天4小时，最多睡三个小时觉，写作的时候，烟是一根接着一根抽，没有烟的话，我的写作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我的房间里烟雾缭绕，烟从门缝里透出去，路过的人以为里面着火了。就是我开着窗，也没有办法让烟雾散去。我知道这样下去十分危险，也许最后就死在烟上，可我真的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对香烟有了强烈的依赖，成了一种严重的病！我只好在不写作的时候不抽烟，或许这样可以缓解一点我的气管和肺部的压力。
我已经不再年轻。
然后就是严重的失眠和厌食。听过一个作家说，写作写得想吐，写得对文字十分的厌恶。我不是这样的，我喜欢写作，如果说我睡不着觉，不喜欢吃东西，那根本就不是因为讨厌文字，而是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多么的热爱写作，写作的过程快乐而又刺激，可以说，在我眼里，写作是最美好的事情。我很难想象，一个看到文字想吐的人，如何能写好小说，就像要让一头牛爬上树那样困难。文字是有灵魂的。所有人物一写到纸上就有了生命。
最后是肾痛。
《崩溃》是目前为止唯一让我写到肾痛的一本书。
那个晚上，我洗完澡，就觉得腰部隐隐作痛。我没有在意，以为是每天坐的时间长了，肌肉的疼痛。没有想到，到了半夜就剧烈疼痛起来。痛得我浑身冒汗，我咬着牙坚持着，这才知道，我的肾结石又开始发作了。我必须坚持到天亮，然后去医院。
写作无法继续下去。
我躺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机，那时球赛还没有开始，就随便地看一个电视剧，什么电视剧我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眼睛看着电视机，心里却被疼痛折磨得痛不欲生。后来球赛开始了，我的注意力也没有在球赛上，甚至哪个队和哪个队踢都没有搞清楚，更不用说是谁输谁赢了。我躺在沙发上，煎熬着。我想给重庆的朋友打电话，可是我不忍心麻烦他们，我来这里，他们已经很照顾我了，在我休息的时候请我去吃饭，还请我去唱歌。我想到了那个清代的青楼女子，如果她能够飘进来陪我说说话多好，产生这个念头后，我觉得自己特别无耻。我又想到了那个在树林里**杀的女大学生，也许她的冤魂正在窗外的树林里飘忽，在喊着：“救我，救我——”
我的胡思乱想没有减轻我的疼痛，反而更加的疼痛了。
就这样，我熬到了天亮。天亮后，我忍耐着疼痛，去了医院。医院的医生给我检查了后，问我要不要动手术。我考虑了一下，拒绝了手术。医生给我开了些药，我就离开了医院。那段日子，我靠止痛药度过了《崩溃》最后的写作时光。我经常咬着牙说，无论怎么样，不写完《崩溃》，绝对不能离开南山。我把疼痛视为上天对我的考验，如果我连这样的疼痛都不能坚持，我将一事无成。
当写完《崩溃》的最后一个字，我觉得自己还活着，而且活得如此真实和幸福，窗外的鸟儿在为我歌唱。很神奇的是，我的疼痛竟然消失了。后来，我也没有去动手术，只是坚持吃药。那年年底，去体检时，我问医生我的肾结石有多大，他笑着对我说，没有，没有看到你的肾上有结石。我如释重负。
南山，南山，那是我写作《崩溃》的地方。
那是我记忆深处充满痛感的地方。
那是我生命中留下痕迹的地方，南山，南山……
007年7月写于上海家中（未完待续）
在重庆南山写作的那段时间，正好有世界杯，晚上写累了，写得自己害怕了，就躺在沙发上看球。那样对我也是有效的休息。有天早上，我看完世界杯，睡不着了，就散步到了山顶上。站在山顶上，我对着长江大吼了几声，吼完后，觉得浑身通透，舒服极了。大吼是我减压的一种方式，从小就这样，也许因为如此，我说话的声音才很大，不理解我的人，以为我对他有意见，朝他发火。
吼完后，我准备下山。
突然，我听到了警车警笛的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心里就怦怦直跳，仿佛自己做贼心虚，我一直认为，这种声音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声音。我看到很多辆警车开上了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来抓我的，我可没有办暂住证。或者我在梦游时犯下了杀人放火的大罪？
我忐忑不安。
警车停在了一片树林前，警察下车就朝树林子里奔去。
原来不是来抓我的，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对自己说：你这个孬种，你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怎么会犯罪，你不就是写了些恐怖小说嘛，有什么好怕的，以后可不要如此胆战心惊了。
我的好奇心驱使我朝那林子走了过去。
林子外面拉起了警戒线。
我根本就进不去。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听人说，就在昨天晚上，有个女大学生被人奸杀在树林子里。我听了这话，头皮发麻。这片树林子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一夜没有睡，怎么就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如果我听到了动静，我会不会去救那个可怜的女大学生？
回答是肯定的。
可是我竟然没有听见！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消失，我的心抽紧了。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我总是在睡梦中梦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孩，挣扎着朝我喊：“救我，救我——”
我从噩梦中惊醒后，不停地用拳头砸自己的头。
我恨自己。
我们总是感慨命运的无常，就像我经常去吃饭的那个小吃店的老板娘一样。那个老板娘是个很好的人，她家住在偏僻的乡下，开那个小吃店是为了供儿子上中学。他儿子我见过，是个身材瘦高的少年。他就在小店对面的黄桷桠中学读书，而且读高三了，马上就要高考。老板娘起早贪黑，辛苦操劳，让人感动，感动那份无私的母爱。
那天中午，我在小吃店里吃饭。
边吃饭边看一份当地的报纸。我的目光停留在一条消息上：005年10月11日，是新生上学的第三天。下午点45分左右，一个瘦瘦的男子手提一尺长的大砍刀，踹开万州卫校408教室的门，当着名女生和正在上课的女教师，在大约10分钟时间内，把坐在最后一排的女生黄兴凤连砍17刀。她的头被砍断了四分之三，凶手一边砍一边用脚不断地踢她的头、胸和背，鲜血喷溅了半个教室……杀人凶手叫袁华军。黄兴凤在一次拨打同学的电话，错把号码中的一个“0”拨成了“8”，拨到了袁的小灵通上，双方因此认识并且交往，不久就在一起同居。后来，袁把黄带走，在外面流浪了两个多月。不久，黄在网上给同学留言，说她被控制，失去了自由……黄在某天给在武汉的父亲打电话说自己逃出来了，要父亲寄钱给她做路费。10月9日，黄回到了学校，三天后血案发生……黄死前有了三个月的身孕。有知情人说，袁曾经在万州拖刀杀人，是网上的通缉犯，他还是个“鸡头”，专门胁迫在校女生到外地卖淫。落网后，袁在看守所里还十分嚣张，多次吹嘘自己包养了五个年轻女人……
我刚刚看完这则消息，就听到砰的一声响，像是什么东西爆炸了。
原来是一个啤酒瓶爆炸了，玻璃碎片崩破了老板娘的血管。这真是飞来的横祸，只见她的腿部鲜血直流。在场的人都十分吃惊，她自己却显得十分冷静，把一件旧衣服撕开，用布条把伤口包扎上。然后平静地对儿子说：“把自行车推过来，送我去医院。”
吓得六神无主的儿子赶紧把自行车推到小店门口，老板娘坐在后座上，儿子就骑着自行车飞快而去。
看着满地的血，我的头有点晕。
后来我一直没有看见到老板娘的身影。
直到我写完《崩溃》离开南山，也没有见到她。
现在想起来，还会记忆起她善良质朴的笑容，和那受伤后平静的表情。我不知道她活得好不好，儿子是不是考上大学了，要是考上了大学，也该毕业了。我由衷地祝福他们！也祝福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
写作进入了最后阶段，问题也出来了。
开始是胸闷，气喘，剧烈咳嗽，这可能是和我抽烟有关系。我一天4小时，最多睡三个小时觉，写作的时候，烟是一根接着一根抽，没有烟的话，我的写作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我的房间里烟雾缭绕，烟从门缝里透出去，路过的人以为里面着火了。就是我开着窗，也没有办法让烟雾散去。我知道这样下去十分危险，也许最后就死在烟上，可我真的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对香烟有了强烈的依赖，成了一种严重的病！我只好在不写作的时候不抽烟，或许这样可以缓解一点我的气管和肺部的压力。
我已经不再年轻。
然后就是严重的失眠和厌食。听过一个作家说，写作写得想吐，写得对文字十分的厌恶。我不是这样的，我喜欢写作，如果说我睡不着觉，不喜欢吃东西，那根本就不是因为讨厌文字，而是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多么的热爱写作，写作的过程快乐而又刺激，可以说，在我眼里，写作是最美好的事情。我很难想象，一个看到文字想吐的人，如何能写好小说，就像要让一头牛爬上树那样困难。文字是有灵魂的。所有人物一写到纸上就有了生命。
最后是肾痛。
《崩溃》是目前为止唯一让我写到肾痛的一本书。
那个晚上，我洗完澡，就觉得腰部隐隐作痛。我没有在意，以为是每天坐的时间长了，肌肉的疼痛。没有想到，到了半夜就剧烈疼痛起来。痛得我浑身冒汗，我咬着牙坚持着，这才知道，我的肾结石又开始发作了。我必须坚持到天亮，然后去医院。
写作无法继续下去。
我躺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机，那时球赛还没有开始，就随便地看一个电视剧，什么电视剧我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眼睛看着电视机，心里却被疼痛折磨得痛不欲生。后来球赛开始了，我的注意力也没有在球赛上，甚至哪个队和哪个队踢都没有搞清楚，更不用说是谁输谁赢了。我躺在沙发上，煎熬着。我想给重庆的朋友打电话，可是我不忍心麻烦他们，我来这里，他们已经很照顾我了，在我休息的时候请我去吃饭，还请我去唱歌。我想到了那个清代的青楼女子，如果她能够飘进来陪我说说话多好，产生这个念头后，我觉得自己特别无耻。我又想到了那个在树林里**杀的女大学生，也许她的冤魂正在窗外的树林里飘忽，在喊着：“救我，救我——”
我的胡思乱想没有减轻我的疼痛，反而更加的疼痛了。
就这样，我熬到了天亮。天亮后，我忍耐着疼痛，去了医院。医院的医生给我检查了后，问我要不要动手术。我考虑了一下，拒绝了手术。医生给我开了些药，我就离开了医院。那段日子，我靠止痛药度过了《崩溃》最后的写作时光。我经常咬着牙说，无论怎么样，不写完《崩溃》，绝对不能离开南山。我把疼痛视为上天对我的考验，如果我连这样的疼痛都不能坚持，我将一事无成。
当写完《崩溃》的最后一个字，我觉得自己还活着，而且活得如此真实和幸福，窗外的鸟儿在为我歌唱。很神奇的是，我的疼痛竟然消失了。后来，我也没有去动手术，只是坚持吃药。那年年底，去体检时，我问医生我的肾结石有多大，他笑着对我说，没有，没有看到你的肾上有结石。我如释重负。
南山，南山，那是我写作《崩溃》的地方。
那是我记忆深处充满痛感的地方。
那是我生命中留下痕迹的地方，南山，南山……
007年7月写于上海家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