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各取所需利非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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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以正式墨者的身份，跟随着墨子返回商丘时，心情和从前大为不同。
这不是他第一次看商丘城，但是他第一次真正看看商丘这座可以追溯到帝喾时代的古城，因为他终于有那么一丝资格参与这座城市有关的事。
在此之前，城市再大，也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商丘城是宋国都城，按照周礼的规定，公侯国的国都的边长不得超过七周里。
数百年前，周礼绝对是最符合科学的，也是按墨子所说的最秉持天志的规范，完全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但现在已经相当过时了。
当时不管是筑城，还是侯甸采卫男、公侯伯子男的分封，都是按照最为有利于氏族制全民皆兵的手段来的。
夏商之时，邦国数万，一大堆按照夏里的面积的伯爵子爵。那时候一里是二百五十米，一尺只有十三四厘米。
商灭夏后，改用商尺。
度量衡变革后，习惯性的按面积说自己是伯爵子爵的习惯没变。
于是一群没跟着商汤灭夏的伯爵们忽然发现，按照商的度量衡，自己被商降级成了子爵，一堆子爵变成了男爵，一堆没跟着灭夏的伯爵还没有商的子爵领大。
等到了周灭商，所剩下的男爵基本都是夏之前的千年古国，按照当年商给伯爵降级成子爵的习惯，才有了蛮夷都被称作子爵一说。
楚是子爵，虽然弄成小西周，灭了一堆诸姬，连文王四友南宫适的封国都弄成了自己的附庸国，可仍旧在一定程度上遵守着周礼，城墙的边长不敢逾越，只能打擦边球。
宋国是周朝三恪，正宗公爵，在建国之初就可以营造边长七里的大城。但现在实力不济，更加不敢逾越。
商丘城并非是一个标准的正方形，以现在的数学水平建一座标准正方形的城市不是难事。
然而正方形不容易钻周礼的漏洞。
商丘城最短的城墙是三公里，恰好是七周里，这没有僭越。
但是最长的城墙接近四公里，超出了七周里，这算是僭越。
虽然周天子当年被郑伯一箭中了肩膀、又有楚子问鼎轻重的事，权威已无，可那些礼仪大家还是要象征性的遵守。
哪怕是七雄已成的时代，七雄的主城最短的城墙都是七里，但是最长的城墙一般都短于九里。
天子的城是九里，公侯的城是七里，所以要钻漏洞就要最长不超过九里，但最短的也一定不能超过七里。
如果有任意一条边超过了九里，那就是超出了天子。
如果所有边长中最短的一边超过了七里，那就是超过了公侯。
各国人才济济，这样擦边球的手段层出不穷，更是彰显了此时的逻辑学智慧。
不管是周天子还是公侯国，建国之初没有那么多的人口。
这么大的城市，不可能全都是居民区，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农田。
现在人口增长，城内还是有一些菜田或是农田，而非全部都是住宅、集市或是宫殿。
营造数百年的大城，自有其过人之处。也正是靠着商丘城，宋国才能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不断守城生存，也让墨子当年止楚攻宋有了坚强的后盾。
在适看来，商丘城已经算是相当宏大了。
城墙高达十米，城墙底部宽有将近二十五米，城墙顶部的宽度也有将近十米宽。
城墙附近有些天然的小湖泊，大部分都是城中人用来浸麻的，有人攻城的时候也可以作为天然的护城河守护。
这样的城市和春秋之时，领着几十个人就能攻下一个男爵国俘虏男爵夫人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
适的家，算是城市的中心地带，靠近集市。
这一次跟随墨子前去见面司城皇，正好要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怎么说自己的祖先也算是和宋国司城打过交道的人。
他们这一行属于为数不多没有马车就能进入司城皇宅院的人。
适跟随着墨子进入司城皇家中后，司城皇带人在庭院迎接，与墨子站在庭院的两侧见礼。
分庭之礼，墨子当得起，司城皇也必须做足姿态。
进入内室后，引领着跪坐到座位上。
墨子坐在东边，面朝西。
司城皇坐在西边，面朝东。
正北方空着。
市贾豚、适等弟子坐在南面，面朝北。
主人面东，能与之分礼相抗的平等朋友面朝西，至于等级最低的就要坐南朝北了。
北面没有人，因为司城皇找不出一个人比自己地位稍低、但又比墨子地位高的人坐在那里，所以只能空出来。
适这样的人，属于礼不下庶人的庶人，但现在的身份是墨子的弟子，因而有资格坐在其中。
案几上摆着各种餐具，适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
好在只是宴请墨者，上的也只有一些粟米饭和一些豆羹，还有一些淡出鸟的酒水。
司城皇知道墨子要求节用、非乐，这一场宴请也就简单的多，没有任何的乐舞之动、丝弦之音。
吃饭不是目的，目的是谈事。
适与市贾豚作为弟子，并没有决定权，只能在一些问题上予以补充，真正和司城皇交谈的还是墨子。
适暗暗看了一眼墨子，想到昨天晚上的一些建议。
昨天晚上墨者们商量这件事的时候，适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昨晚上，适讲完了伏羲女娲的事情后，众多墨者称赞不已。
只有刚刚解开那日适问他的三个墨者一人一升饭问题的辩五十四和适开了句玩笑。
“适，上回你随口编造奚仲的事，已经让公孙泽不快。如今又编造仲尼的事，等过几日这些人把这里发生的事传过去，他定要来找你。你总不好又说这是籍设之推吧？仲尼可是三岁就丧父啊，他父亲怎么能看看他到底是单眼皮双眼皮？”
适当时也是笑个不停，想到后世常用的编造名人名言的故事，心说凡事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这种随口编造名人行为的话不能再说了。
墨子倒不在意，此时村社之人只知仲尼之名、不知仲尼之事，这样的事说说也没什么。若说鸡豚狗彘，哪里比得上一个名士叫人容易记住？
他是相信适说的天志的，正如他经常举的辩术的例子：一个人一生只见过白马，于是认为白是马的特征。但实际上马的特征并非如此，而是需要总结出来寻找共同点、分出不同点。
适举的大显、小显的例子，不是白马那样的孤证，因而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
墨子当然不会在乎公孙泽怎么想，反正儒墨两方的仇怨早已结下，就算这件事传到公孙泽耳中，公孙泽再想来找适的麻烦已经不易。
当时既说到公孙泽，又说到仲尼，便自然想到周礼，便又说起了如今晋之三家邀人会盟的事。
墨子是看得透彻的，齐国大乱，各国均想咬一口，说不准一场波及数国的大战就要爆发。
秦国与楚交好，咬不到齐国，肯定会趁机去咬三晋；齐国还在商丘的北方占据着贯丘，对齐国来说是块飞地，但插在宋国陶丘附近，这是三四年前齐国从卫国手中抢来的。
司城皇的封地很多在陶丘附近，按照利益去看，司城皇很可能希望趁着齐国内乱三晋伐齐的机会，拿下贯丘。
但墨子实在没想到司城皇想要的不止如此，还希望趁机借用三晋的力量来对付宋公一脉，更没想到适手中的那些种子会成为嘉禾，借用当年唐叔虞封晋的事来一场符合天命的分封。
他总谈非命，不信天命，因而在分析这件事的时候就根本没往这个方向想。
数十墨者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许久，也没有想明白司城皇要那些谷米种子有什么用，适也没有想明白。
但适早已坚定了把一些种子换钱的心思，因为墨家实在是太穷了。
墨者倒是有自己的工匠作坊，也能生产武器，但是这些武器从来不卖，而是只用来守城，所谓行义。
若是卖了，那就算是给不义之战提供武器，这是违背墨子想法的。
适心里却不这么想，但这时候也不好说，只能用行义这样的理由，想办法给墨家弄些钱，以扩充墨家的力量。
既然众人都猜不出司城皇为何要谷米种子，适便说道：“既然不知，那就不必去猜，明日叫先生问问便知。若是用来行不义之事就不卖。但如果既不是行不义，也不是行义，总可以卖。卖的钱我们用来行义，是一样的。”
这一点他已经说服了墨子，墨子也同意，便问道：“你想怎么卖？”
适早已想好，说道：“先生，您已经看到了村社的事，先生相信按照我说的那些办法可以亩产两石吗？”
这一点众墨者之中懂稼穑之事的也都同意，更别说墨子了。
适接着话头道：“既然这样，弟子有个想法。明日，我们可以包司城皇一部分土地的税。假使他有一片地，每年可以收粟两千石，那么我们可以用两千五百石包下来。”
市贾豚一听，顿时明白了其中关节，击掌称赞道：“适的办法好。若以什一之税的定额，是两千石。而用适的办法，却严格按照什一之数来取，可能会是四千石。如此一来，那些农户反而能得利。这正是一种行义。”
墨子听到包税二字，终究想的深远，忧虑道：“若此事成风，墨者可以做，别人学去可不好。他既以两千石包走，心欲得利，必收四千石，受苦的仍旧是那些农夫。”
适笑道：“先生多虑了。如今除了我墨者，谁人能以两千五百石之税得利？我们眼中的利，是行义；商贾眼中的利，是金铜。他们往来贩运，即可得利。其余贵族，全无此心，亦无此能。若包税只加赋而不改耕种之法，农夫不满，民意滔天。只有我墨者如今可以适当加赋，而民用更足。日后可以教出许多会新耕种之法的农夫，传走四方，岂不大为有利于天下？”
“先生，我只怕先把这耕种之法传遍天下，王侯贵族收的赋税可就不是十亩一石了。以如今天下，能够秉持行义利天下之心的，除了墨者又有多少呢？与其相信他们，不如相信自己。至少，我们真的可以让人得利，积微义而成大义。”
“况且，若那地富足，众人也能相信新的耕种之法。先生既然认为君之权乃臣氓之通约，弟子便认为要在新耕种之法传遍天下之前，先达成约法，定下亩之税额，以我墨者为监督，若其违约则……罚！”
“若想言罚而能罚，便必须要有更多的人知晓天志，相信墨者的规矩。积少成多、累土成山，待到通约而成，这约法中也可以全然禁止包税之法。”
“先生有剑，故能赏罚。墨者约天下之剑，弟子尚未得见。赏罚天下之剑如何铸？传天志之言为铜、集众人之心为炭、利天下之物为锡齐，此三物我墨家均有，何不铸赏罚之剑？”
“我于村社，有此三心之剑，故可赏罚村社；若宋国有此三心之剑，可赏罚宋国；若天下有此三心之剑，便可赏罚天下，谁敢不从？”
适以正式墨者的身份，跟随着墨子返回商丘时，心情和从前大为不同。
这不是他第一次看商丘城，但是他第一次真正看看商丘这座可以追溯到帝喾时代的古城，因为他终于有那么一丝资格参与这座城市有关的事。
在此之前，城市再大，也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商丘城是宋国都城，按照周礼的规定，公侯国的国都的边长不得超过七周里。
数百年前，周礼绝对是最符合科学的，也是按墨子所说的最秉持天志的规范，完全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但现在已经相当过时了。
当时不管是筑城，还是侯甸采卫男、公侯伯子男的分封，都是按照最为有利于氏族制全民皆兵的手段来的。
夏商之时，邦国数万，一大堆按照夏里的面积的伯爵子爵。那时候一里是二百五十米，一尺只有十三四厘米。
商灭夏后，改用商尺。
度量衡变革后，习惯性的按面积说自己是伯爵子爵的习惯没变。
于是一群没跟着商汤灭夏的伯爵们忽然发现，按照商的度量衡，自己被商降级成了子爵，一堆子爵变成了男爵，一堆没跟着灭夏的伯爵还没有商的子爵领大。
等到了周灭商，所剩下的男爵基本都是夏之前的千年古国，按照当年商给伯爵降级成子爵的习惯，才有了蛮夷都被称作子爵一说。
楚是子爵，虽然弄成小西周，灭了一堆诸姬，连文王四友南宫适的封国都弄成了自己的附庸国，可仍旧在一定程度上遵守着周礼，城墙的边长不敢逾越，只能打擦边球。
宋国是周朝三恪，正宗公爵，在建国之初就可以营造边长七里的大城。但现在实力不济，更加不敢逾越。
商丘城并非是一个标准的正方形，以现在的数学水平建一座标准正方形的城市不是难事。
然而正方形不容易钻周礼的漏洞。
商丘城最短的城墙是三公里，恰好是七周里，这没有僭越。
但是最长的城墙接近四公里，超出了七周里，这算是僭越。
虽然周天子当年被郑伯一箭中了肩膀、又有楚子问鼎轻重的事，权威已无，可那些礼仪大家还是要象征性的遵守。
哪怕是七雄已成的时代，七雄的主城最短的城墙都是七里，但是最长的城墙一般都短于九里。
天子的城是九里，公侯的城是七里，所以要钻漏洞就要最长不超过九里，但最短的也一定不能超过七里。
如果有任意一条边超过了九里，那就是超出了天子。
如果所有边长中最短的一边超过了七里，那就是超过了公侯。
各国人才济济，这样擦边球的手段层出不穷，更是彰显了此时的逻辑学智慧。
不管是周天子还是公侯国，建国之初没有那么多的人口。
这么大的城市，不可能全都是居民区，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农田。
现在人口增长，城内还是有一些菜田或是农田，而非全部都是住宅、集市或是宫殿。
营造数百年的大城，自有其过人之处。也正是靠着商丘城，宋国才能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不断守城生存，也让墨子当年止楚攻宋有了坚强的后盾。
在适看来，商丘城已经算是相当宏大了。
城墙高达十米，城墙底部宽有将近二十五米，城墙顶部的宽度也有将近十米宽。
城墙附近有些天然的小湖泊，大部分都是城中人用来浸麻的，有人攻城的时候也可以作为天然的护城河守护。
这样的城市和春秋之时，领着几十个人就能攻下一个男爵国俘虏男爵夫人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
适的家，算是城市的中心地带，靠近集市。
这一次跟随墨子前去见面司城皇，正好要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怎么说自己的祖先也算是和宋国司城打过交道的人。
他们这一行属于为数不多没有马车就能进入司城皇宅院的人。
适跟随着墨子进入司城皇家中后，司城皇带人在庭院迎接，与墨子站在庭院的两侧见礼。
分庭之礼，墨子当得起，司城皇也必须做足姿态。
进入内室后，引领着跪坐到座位上。
墨子坐在东边，面朝西。
司城皇坐在西边，面朝东。
正北方空着。
市贾豚、适等弟子坐在南面，面朝北。
主人面东，能与之分礼相抗的平等朋友面朝西，至于等级最低的就要坐南朝北了。
北面没有人，因为司城皇找不出一个人比自己地位稍低、但又比墨子地位高的人坐在那里，所以只能空出来。
适这样的人，属于礼不下庶人的庶人，但现在的身份是墨子的弟子，因而有资格坐在其中。
案几上摆着各种餐具，适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
好在只是宴请墨者，上的也只有一些粟米饭和一些豆羹，还有一些淡出鸟的酒水。
司城皇知道墨子要求节用、非乐，这一场宴请也就简单的多，没有任何的乐舞之动、丝弦之音。
吃饭不是目的，目的是谈事。
适与市贾豚作为弟子，并没有决定权，只能在一些问题上予以补充，真正和司城皇交谈的还是墨子。
适暗暗看了一眼墨子，想到昨天晚上的一些建议。
昨天晚上墨者们商量这件事的时候，适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昨晚上，适讲完了伏羲女娲的事情后，众多墨者称赞不已。
只有刚刚解开那日适问他的三个墨者一人一升饭问题的辩五十四和适开了句玩笑。
“适，上回你随口编造奚仲的事，已经让公孙泽不快。如今又编造仲尼的事，等过几日这些人把这里发生的事传过去，他定要来找你。你总不好又说这是籍设之推吧？仲尼可是三岁就丧父啊，他父亲怎么能看看他到底是单眼皮双眼皮？”
适当时也是笑个不停，想到后世常用的编造名人名言的故事，心说凡事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这种随口编造名人行为的话不能再说了。
墨子倒不在意，此时村社之人只知仲尼之名、不知仲尼之事，这样的事说说也没什么。若说鸡豚狗彘，哪里比得上一个名士叫人容易记住？
他是相信适说的天志的，正如他经常举的辩术的例子：一个人一生只见过白马，于是认为白是马的特征。但实际上马的特征并非如此，而是需要总结出来寻找共同点、分出不同点。
适举的大显、小显的例子，不是白马那样的孤证，因而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
墨子当然不会在乎公孙泽怎么想，反正儒墨两方的仇怨早已结下，就算这件事传到公孙泽耳中，公孙泽再想来找适的麻烦已经不易。
当时既说到公孙泽，又说到仲尼，便自然想到周礼，便又说起了如今晋之三家邀人会盟的事。
墨子是看得透彻的，齐国大乱，各国均想咬一口，说不准一场波及数国的大战就要爆发。
秦国与楚交好，咬不到齐国，肯定会趁机去咬三晋；齐国还在商丘的北方占据着贯丘，对齐国来说是块飞地，但插在宋国陶丘附近，这是三四年前齐国从卫国手中抢来的。
司城皇的封地很多在陶丘附近，按照利益去看，司城皇很可能希望趁着齐国内乱三晋伐齐的机会，拿下贯丘。
但墨子实在没想到司城皇想要的不止如此，还希望趁机借用三晋的力量来对付宋公一脉，更没想到适手中的那些种子会成为嘉禾，借用当年唐叔虞封晋的事来一场符合天命的分封。
他总谈非命，不信天命，因而在分析这件事的时候就根本没往这个方向想。
数十墨者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许久，也没有想明白司城皇要那些谷米种子有什么用，适也没有想明白。
但适早已坚定了把一些种子换钱的心思，因为墨家实在是太穷了。
墨者倒是有自己的工匠作坊，也能生产武器，但是这些武器从来不卖，而是只用来守城，所谓行义。
若是卖了，那就算是给不义之战提供武器，这是违背墨子想法的。
适心里却不这么想，但这时候也不好说，只能用行义这样的理由，想办法给墨家弄些钱，以扩充墨家的力量。
既然众人都猜不出司城皇为何要谷米种子，适便说道：“既然不知，那就不必去猜，明日叫先生问问便知。若是用来行不义之事就不卖。但如果既不是行不义，也不是行义，总可以卖。卖的钱我们用来行义，是一样的。”
这一点他已经说服了墨子，墨子也同意，便问道：“你想怎么卖？”
适早已想好，说道：“先生，您已经看到了村社的事，先生相信按照我说的那些办法可以亩产两石吗？”
这一点众墨者之中懂稼穑之事的也都同意，更别说墨子了。
适接着话头道：“既然这样，弟子有个想法。明日，我们可以包司城皇一部分土地的税。假使他有一片地，每年可以收粟两千石，那么我们可以用两千五百石包下来。”
市贾豚一听，顿时明白了其中关节，击掌称赞道：“适的办法好。若以什一之税的定额，是两千石。而用适的办法，却严格按照什一之数来取，可能会是四千石。如此一来，那些农户反而能得利。这正是一种行义。”
墨子听到包税二字，终究想的深远，忧虑道：“若此事成风，墨者可以做，别人学去可不好。他既以两千石包走，心欲得利，必收四千石，受苦的仍旧是那些农夫。”
适笑道：“先生多虑了。如今除了我墨者，谁人能以两千五百石之税得利？我们眼中的利，是行义；商贾眼中的利，是金铜。他们往来贩运，即可得利。其余贵族，全无此心，亦无此能。若包税只加赋而不改耕种之法，农夫不满，民意滔天。只有我墨者如今可以适当加赋，而民用更足。日后可以教出许多会新耕种之法的农夫，传走四方，岂不大为有利于天下？”
“先生，我只怕先把这耕种之法传遍天下，王侯贵族收的赋税可就不是十亩一石了。以如今天下，能够秉持行义利天下之心的，除了墨者又有多少呢？与其相信他们，不如相信自己。至少，我们真的可以让人得利，积微义而成大义。”
“况且，若那地富足，众人也能相信新的耕种之法。先生既然认为君之权乃臣氓之通约，弟子便认为要在新耕种之法传遍天下之前，先达成约法，定下亩之税额，以我墨者为监督，若其违约则……罚！”
“若想言罚而能罚，便必须要有更多的人知晓天志，相信墨者的规矩。积少成多、累土成山，待到通约而成，这约法中也可以全然禁止包税之法。”
“先生有剑，故能赏罚。墨者约天下之剑，弟子尚未得见。赏罚天下之剑如何铸？传天志之言为铜、集众人之心为炭、利天下之物为锡齐，此三物我墨家均有，何不铸赏罚之剑？”
“我于村社，有此三心之剑，故可赏罚村社；若宋国有此三心之剑，可赏罚宋国；若天下有此三心之剑，便可赏罚天下，谁敢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