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二章 两千年前的公有制社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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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确认了嬴政是一位万古明君，姬庆也确认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距离他那个时代两千多年前的大秦朝，赫然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没错，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子民就生活在公有制社会中，过着社会主义生活。生产力高些，恐怕就是**社会了。
姬庆与嬴政聊天的同时，就知道了这一切，之后随着姬庆回咸阳，看到的，听到的，所有的一切表明，大秦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强！
非常强！
姬庆不得不佩服，不得不赞叹！
很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商鞅变法实行“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说明秦国贵族官僚的田宅数量应与其爵秩等级相符，官爵一旦失去，田宅也就不能保留。所以“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甘罗为故丞相甘茂之孙，如田宅为私有，何须朝廷复赐之，可见甘茂被谗害出奔外国，其田宅遂为国家收回。可以说，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其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而并非私有化。
《秦简徭律》说：禁苑“其近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徭。”秦既按官爵等级分配田宅，而农民则予授田，那么“有田其旁者”中既有“贵贱”之分，自然也就有“田少多”之别了。许多人将此条律文作为秦存在私有土地的证据，其论证是不严谨的。
《商君书·境内》规定：军士“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益田一顷，乃授田之数。就是说有军功的士卒，可得加倍授田，并派给无爵平民“庶子”一人前去助耕。这样的军功田，肯定也要“身死田收”。《秦律杂抄》规定：“战死事不出，论其后”。只有父亲为国战死，儿子才能承受其父的军功爵田。如果“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可见子承父爵是被严格控制的，对违反者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甚至要降为奴隶。也说明父亲的军功爵田，不是儿子可以随便世袭的，它依然是国有土地。
秦简中没有一条允许土地买卖和世袭的律文，就可以说明国家是不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封诊式》中有一案例，查封了某里士伍甲的家产，其中包括“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其后一一详记，细致到“牡犬一”之类私产，然而其中就是没有土地一项，即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将军王翦不可能用买卖的办法去获取土地，而只能乘征战前夕向秦王请求赐予土地，并“请田宅以为子孙业”。即要求允许被赐土地世袭的特权，却还是被秦王婉言拒绝。
什么是明君，这就是明君，历史上的嬴政，可以说是伟大的。什么康乾盛事，十全老人，都是扯蛋。
秦统一前后，经常大批强制迁徙豪富和民众，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此类记载绝非个别现象，更可以有力地证明，秦国没有土地私有制的概念，国家可以任意迁徙人民。否则就很难设想，国家可以如此频繁且大规模地迁徙豪富与民众。
商鞅变法的“制辕田”措施，实际上已有国家授田的性质。而秦国普遍实行授田制，可以从秦简中窥见一斑。《田律》规定：“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法律答问》说：“部佐匿诸民田，诸民弗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何为？已租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在当时国家对土地租税合一的情况下，所谓“租诸民”，亦应即是授田与民，而收取租赋之意。其“部佐”，乃乡部之佐，汉代称“乡佐”。《续汉书·百官志》云：“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即当时所谓“斗食之秩”的乡村小吏。国家让如此基层的小吏掌管土地的租授权，便可清楚说明授田制的普遍程度。而授田制的普遍实行，又无可争辩地证实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地位。袁林说：“战国，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基本田制为授田制，此制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田律规定：庄稼生长后下了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县里负责农业的官吏应及时向朝廷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积，及已开垦而还没有耕种的土地顷数。如遇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自然灾害也都要详细向朝廷书面报告。前述禁苑周围要求县令安排人力修缮围墙，以防牛马出来糟蹋庄稼等等。都说明如果不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朝廷就不会对基层官吏作出这样细致的农业管理方面的法律约束。
秦不但将大部分土地授给农民耕种，同时还有相当部分土地由国家奴隶直接耕种。《仓律》规定：“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至九月尽而止其半石”。二月至九月正值农忙季节，故每人口粮增加半石。仓律还详细规定了每亩地种籽的使用量，以防止主管仓库的官吏侵吞种粮，也防止奴隶浪费或食用种粮，说明奴隶直接耕种国家土地的情况也绝不在少数。
据《厩苑律》可以看到，国家还有着许多面积广大的直属牧场：太厩、中厩、宫厩等。饲养着大批公家的牛马，其中包含着相当数量的耕牛。“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进行耕牛评比，成绩优秀的有奖赏，成绩低劣的要处罚，甚至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国家为什么如此重视保护耕牛，其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有大片的国家土地需要这些牛去耕种，如果耕牛减少或体质减弱，都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农业收成。
同时，国家还有专门人员“牧公马牛”，游牧于若干县或更大的地区之间。《厩苑律》要求：“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入之”。即游牧到哪里，有牛马死亡，便应及时向所在县呈报，再由县加以核验后上缴。这种国家管理的游牧生产方式，如在有许多私有土地的地区是不可能进行的，只有在基本上属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生产。
另外，专供统治者游猎玩赏的国有苑囿园池，也占有后人难以想象的广大国土。《徭律》说：“县所葆禁苑之傅山，远山，其土恶不能雨，夏有坏者，勿稍补缮，至秋无雨时而以徭为之”。这种包含着远近山岭的禁苑，要兴徭役予以修缮，可见其面积之广大。而秦始皇更是大筑园池。“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又复“广其宫，规模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所营作的渭南上林苑，所占面积已相当可观，而秦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如果秦推行或承认土地私有制，那么上述的离宫别馆、苑囿园池就很难修筑了，而秦始皇那种扩大苑囿的想法，更成了痴人说梦了。换句话说，只有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上述之事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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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确认了嬴政是一位万古明君，姬庆也确认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距离他那个时代两千多年前的大秦朝，赫然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没错，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子民就生活在公有制社会中，过着社会主义生活。生产力高些，恐怕就是**社会了。
姬庆与嬴政聊天的同时，就知道了这一切，之后随着姬庆回咸阳，看到的，听到的，所有的一切表明，大秦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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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强！
姬庆不得不佩服，不得不赞叹！
很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商鞅变法实行“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说明秦国贵族官僚的田宅数量应与其爵秩等级相符，官爵一旦失去，田宅也就不能保留。所以“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甘罗为故丞相甘茂之孙，如田宅为私有，何须朝廷复赐之，可见甘茂被谗害出奔外国，其田宅遂为国家收回。可以说，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其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而并非私有化。
《秦简徭律》说：禁苑“其近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徭。”秦既按官爵等级分配田宅，而农民则予授田，那么“有田其旁者”中既有“贵贱”之分，自然也就有“田少多”之别了。许多人将此条律文作为秦存在私有土地的证据，其论证是不严谨的。
《商君书·境内》规定：军士“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益田一顷，乃授田之数。就是说有军功的士卒，可得加倍授田，并派给无爵平民“庶子”一人前去助耕。这样的军功田，肯定也要“身死田收”。《秦律杂抄》规定：“战死事不出，论其后”。只有父亲为国战死，儿子才能承受其父的军功爵田。如果“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可见子承父爵是被严格控制的，对违反者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甚至要降为奴隶。也说明父亲的军功爵田，不是儿子可以随便世袭的，它依然是国有土地。
秦简中没有一条允许土地买卖和世袭的律文，就可以说明国家是不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封诊式》中有一案例，查封了某里士伍甲的家产，其中包括“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其后一一详记，细致到“牡犬一”之类私产，然而其中就是没有土地一项，即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将军王翦不可能用买卖的办法去获取土地，而只能乘征战前夕向秦王请求赐予土地，并“请田宅以为子孙业”。即要求允许被赐土地世袭的特权，却还是被秦王婉言拒绝。
什么是明君，这就是明君，历史上的嬴政，可以说是伟大的。什么康乾盛事，十全老人，都是扯蛋。
秦统一前后，经常大批强制迁徙豪富和民众，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此类记载绝非个别现象，更可以有力地证明，秦国没有土地私有制的概念，国家可以任意迁徙人民。否则就很难设想，国家可以如此频繁且大规模地迁徙豪富与民众。
商鞅变法的“制辕田”措施，实际上已有国家授田的性质。而秦国普遍实行授田制，可以从秦简中窥见一斑。《田律》规定：“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法律答问》说：“部佐匿诸民田，诸民弗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何为？已租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在当时国家对土地租税合一的情况下，所谓“租诸民”，亦应即是授田与民，而收取租赋之意。其“部佐”，乃乡部之佐，汉代称“乡佐”。《续汉书·百官志》云：“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即当时所谓“斗食之秩”的乡村小吏。国家让如此基层的小吏掌管土地的租授权，便可清楚说明授田制的普遍程度。而授田制的普遍实行，又无可争辩地证实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地位。袁林说：“战国，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基本田制为授田制，此制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田律规定：庄稼生长后下了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县里负责农业的官吏应及时向朝廷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积，及已开垦而还没有耕种的土地顷数。如遇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自然灾害也都要详细向朝廷书面报告。前述禁苑周围要求县令安排人力修缮围墙，以防牛马出来糟蹋庄稼等等。都说明如果不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朝廷就不会对基层官吏作出这样细致的农业管理方面的法律约束。
秦不但将大部分土地授给农民耕种，同时还有相当部分土地由国家奴隶直接耕种。《仓律》规定：“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至九月尽而止其半石”。二月至九月正值农忙季节，故每人口粮增加半石。仓律还详细规定了每亩地种籽的使用量，以防止主管仓库的官吏侵吞种粮，也防止奴隶浪费或食用种粮，说明奴隶直接耕种国家土地的情况也绝不在少数。
据《厩苑律》可以看到，国家还有着许多面积广大的直属牧场：太厩、中厩、宫厩等。饲养着大批公家的牛马，其中包含着相当数量的耕牛。“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进行耕牛评比，成绩优秀的有奖赏，成绩低劣的要处罚，甚至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国家为什么如此重视保护耕牛，其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有大片的国家土地需要这些牛去耕种，如果耕牛减少或体质减弱，都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农业收成。
同时，国家还有专门人员“牧公马牛”，游牧于若干县或更大的地区之间。《厩苑律》要求：“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入之”。即游牧到哪里，有牛马死亡，便应及时向所在县呈报，再由县加以核验后上缴。这种国家管理的游牧生产方式，如在有许多私有土地的地区是不可能进行的，只有在基本上属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生产。
另外，专供统治者游猎玩赏的国有苑囿园池，也占有后人难以想象的广大国土。《徭律》说：“县所葆禁苑之傅山，远山，其土恶不能雨，夏有坏者，勿稍补缮，至秋无雨时而以徭为之”。这种包含着远近山岭的禁苑，要兴徭役予以修缮，可见其面积之广大。而秦始皇更是大筑园池。“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又复“广其宫，规模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所营作的渭南上林苑，所占面积已相当可观，而秦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如果秦推行或承认土地私有制，那么上述的离宫别馆、苑囿园池就很难修筑了，而秦始皇那种扩大苑囿的想法，更成了痴人说梦了。换句话说，只有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上述之事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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