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藏丽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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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丽花接受记者采访，被问起什么时候开始写毛笔字，常常会用一个不知道来回答。按照她的说法，自从有了记忆，就开始运用毛笔。她没办法说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开始l临帖，只记得小时候，闲着无聊，没别的孩子陪她玩，她就经常独自一人，用笔蘸着清水，在石板上写来写去。
藏丽花自小跟外公外婆一起长大，她父母都是革命军人，都是军人中的文化人，随解放大军去了西南。藏丽花出生在贵州，还是在月子里，父母便把她送到南京，在八岁的时候，才又一次与母亲见上一面。这时候，藏丽花父母已离婚，又结了婚，各自都有了新的小孩。藏丽花有三个舅舅，两个舅舅在外地，一个舅舅在美国，外公外婆最疼爱的是她母亲，然而这个女儿又最让他们操心和烦神。
母亲在藏丽花的心目中始终很陌生，外婆过世，母亲回来过一次，带着弟弟妹妹，几乎没有跟藏丽花说上话。外公过世，母亲又回来过一次，这一次是独自一个人，仍然是没有与女儿说什么。母女俩心里都有隔阂，不知道该跟女儿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相对无言欲说还休。心里都有话，谁也不愿意多说。最后只能是丈母娘与女婿瞎聊，母亲叹着气跟黄效愚抱怨，说藏丽花这孩子很可怜，从小没有爹妈管，日后还要靠他多多照顾。黄效愚听着很不是滋味，偷偷地看了藏丽花一眼，她正在不远处看报纸，显然听见这话了，脸色更加阴沉。黄效愚心里想，丈母娘真不会说话，藏丽花听她这么说，肯定是不高兴，肯定又憋了一肚子的火。
丈母娘说：“她心里不喜欢我，她这人，谁也不会喜欢。”
丈母娘又说：“她心里根本就不会有我这个妈。不过我看得出，你喜欢她，你对她好，有你喜欢她我就放心了。”
藏丽花在书法上的领路人，应该是她外婆。用藏丽花的话说，外婆是个真正的大家闺秀。虽然一辈子没有工作，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却是非常了不起。在接受台湾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藏丽花侃侃而谈，大谈自己能有今天，能够成为一名女书法家，与外婆这样的家庭妇女分不开。藏丽花认为，中国大陆教育很大的失败，是因为家中没有一个称职的有文化的主妇。妇女们都出去工作了，裙子也不穿了，穿着男人一样的长裤，像男人一样干活，像男人一样地成为了机器，像男人一样只知道养家糊口。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结果因为一样，根本没人花功夫教育孩子。藏丽花说，中国大陆所说的家庭妇女，通常是指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只能依附丈夫苟活的女人，她们没出去工作，是因为没能力找到工作。
藏丽花的外婆上过大学，她那岁数的女人能上大学，绝对凤毛麟角。不过大学也没毕业，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嫁给了外公，藏丽花的外公当时已很能挣钱，神气十足地对外婆说，别上什么大学了，你不是学的家政吗，用不着再学了，就在家给我教育孩子吧。藏丽花常常要说，外公外婆年轻时，从来就没缺过钱，就算外公不能挣钱，光是外婆的陪嫁，也可以白吃白喝很多年。
谈到自己的书法风格，藏丽花喜欢强调家庭出身。她认为不同寻常的出身，可以造就不同寻常的书风。譬如她小时候就喜欢写大字，写那种隶书风格的擘窠大字，每个字都要比一个人的手掌还要大，外公一直反对她这么做，说一个女孩子家，写字要娟秀，写那么大的字干什么。根据外公的意思，藏丽花应该写灵飞经，或者学学褚遂良，然而她就是不肯听，就是不喜欢写小字，就是喜欢写大字。如果不是外婆有力地支持，藏丽花或许也会按照外公的路子走，因为外婆支持，她在一开始就学写隶书，隶书最适合写大字。
藏丽花的回忆中，在六岁之前，大约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比较好，还有些老底子，外公外婆也不心疼纸墨，随她去乱写。渐渐地不行了，一会儿运动，一会儿改造，没那么多的纸让她糟蹋。有一段时间，连酷爱书法的外公也不经常写字，而是改成不断地读帖。为了节省纸张，外公只能用手指在空中乱划。藏丽花最喜欢描述的，是自己如何在家藏的石板上苦练。这石板可是一块宝贝，是她外公在苏州伪省政府当官时，花了二十块大洋淘来的。当时也不仅仅是看中那石板，是看中放石板的红木架，做成了一个小桌子模样，专供人练字。
藏丽花开始在石板上写字时，脚底下还得垫张小板凳。她记得小时候常要和外公抢着写字，老人家在那写，她就跑过去捣乱。她和邵老先生经常要做的游戏，是外公写一个字，然后她立刻在下面学着写。早在还是一个小毛丫头的时候，藏丽花就是非凡的天才，显现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早熟。有一天，外公一位喜欢书法的友人前来做客，他让邵老先生为自己的书斋题字。邵老先生一连写了好几张，都不是很满意，结果等朋友再来时，他拿出已经写过的字，请友人随便挑一张。
友人一张张翻看，看中了一幅还没有题款的字，说就这张吧，我觉得这张挺好。邵老先生有些吃惊，眼前的这张字，既像是自己写的，又不太像，一时间，他竟然有些吃不准了。不过他很快就知道，这是藏丽花捣的鬼，是她偷偷地模仿着写了一张，然后混在了一起。友人不太相信，不相信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竟然能写得这么好。
于是把藏丽花叫来当场验证，第一张字有些紧张，写得不太好，第二张果然就十分了得，把友人惊得目瞪口呆，连声称奇拍手叫绝。那时候，藏丽花还不太会题款，也不太懂钤印，既然友人能看中这张字，邵老先生便旁边题了长款，说明这几个字的原由，然后郑重其事地钤了印。这幅字如果还在，大约可以算是藏丽花最早的作品了，可惜在“文革”中，这位友人自杀了，那字自然也不知所踪。
藏丽花的书法技艺，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剥夺了一代人上大学的权利，却让她有更多机会去写毛笔字。那时候，藏丽花的书法已相当不错，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正好给她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她擅长写大字，字越大越好看，学校的同学写大字报，都把标题留给她来写。写醒目的大标语，更是离不开她。因为她的毛笔字漂亮，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拉拢她，讨好她，都希望她能成为自己组织里的一员。
多少年以后，藏丽花成了大名，成了书法界的名人。省委的一位副书记与文化界名流对话，当着各路精英的面，笑着对藏丽花说，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知道她的字写得好。因为是座谈会形式，现场气氛十分活跃，在场的文化名流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那时候藏丽花还只是个中学生，省委副书记当然也还年轻，他怎么知道哪张大字报是藏丽花写的。
省委副书记说出了藏丽花当时所在的中学，又说出了她当时参加的造反派组织，更厉害的是，他还能记得她当时的笔名。这个真的让人感到很吃惊，甚至连藏丽花也快忘了她曾经用过“风雷激”这个笔名。省委副书记做了解释，说当时他大学刚毕业，跟在教育局的老局长身边当秘书，陪着局长一起去下面的中学看大字报，当然是偷偷地去的，这位局长也是个书法爱好者，一边看大字报，一边欣赏学生的毛笔字。他很吃惊藏丽花作为一个中学生，竟然能写那么一手漂亮的字。
藏丽花仍然有些怀疑，就算省委副书记说的都是实话，千真万确，可是当时那位教育局的局长，又怎么知道她就是“风雷激”呢？大字报内容当然不重要了，经过省委副书记的提醒，藏丽花依稀想起了自己当初的笔名。这个笔名非常可笑，非常有时代特色。她记得自己班上还有一个女生，笔名叫“战神州”还有一个男生干脆叫“金箍棒”藏丽花的同龄人，当时的红卫兵小将们，更多的是记住了他们怎么去串联，怎么挤火车去了北京，怎么在天安门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她最难忘的，就剩下了一句歌词：
“拿起笔作刀枪！”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笔就是刀枪，笔就是与阶级敌人战斗的武器。那时候，无论走到哪里，藏丽花身上都会带着一支毛笔。她不仅擅长运用大笔，能用大笔写字，而且为了便于携带，也能用小笔写大字。在书家看来，这是非常犯忌的事，可是当时为了方便，也顾不上了。
藏丽花接受记者采访，被问起什么时候开始写毛笔字，常常会用一个不知道来回答。按照她的说法，自从有了记忆，就开始运用毛笔。她没办法说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开始l临帖，只记得小时候，闲着无聊，没别的孩子陪她玩，她就经常独自一人，用笔蘸着清水，在石板上写来写去。
藏丽花自小跟外公外婆一起长大，她父母都是革命军人，都是军人中的文化人，随解放大军去了西南。藏丽花出生在贵州，还是在月子里，父母便把她送到南京，在八岁的时候，才又一次与母亲见上一面。这时候，藏丽花父母已离婚，又结了婚，各自都有了新的小孩。藏丽花有三个舅舅，两个舅舅在外地，一个舅舅在美国，外公外婆最疼爱的是她母亲，然而这个女儿又最让他们操心和烦神。
母亲在藏丽花的心目中始终很陌生，外婆过世，母亲回来过一次，带着弟弟妹妹，几乎没有跟藏丽花说上话。外公过世，母亲又回来过一次，这一次是独自一个人，仍然是没有与女儿说什么。母女俩心里都有隔阂，不知道该跟女儿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相对无言欲说还休。心里都有话，谁也不愿意多说。最后只能是丈母娘与女婿瞎聊，母亲叹着气跟黄效愚抱怨，说藏丽花这孩子很可怜，从小没有爹妈管，日后还要靠他多多照顾。黄效愚听着很不是滋味，偷偷地看了藏丽花一眼，她正在不远处看报纸，显然听见这话了，脸色更加阴沉。黄效愚心里想，丈母娘真不会说话，藏丽花听她这么说，肯定是不高兴，肯定又憋了一肚子的火。
丈母娘说：“她心里不喜欢我，她这人，谁也不会喜欢。”
丈母娘又说：“她心里根本就不会有我这个妈。不过我看得出，你喜欢她，你对她好，有你喜欢她我就放心了。”
藏丽花在书法上的领路人，应该是她外婆。用藏丽花的话说，外婆是个真正的大家闺秀。虽然一辈子没有工作，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却是非常了不起。在接受台湾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藏丽花侃侃而谈，大谈自己能有今天，能够成为一名女书法家，与外婆这样的家庭妇女分不开。藏丽花认为，中国大陆教育很大的失败，是因为家中没有一个称职的有文化的主妇。妇女们都出去工作了，裙子也不穿了，穿着男人一样的长裤，像男人一样干活，像男人一样地成为了机器，像男人一样只知道养家糊口。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结果因为一样，根本没人花功夫教育孩子。藏丽花说，中国大陆所说的家庭妇女，通常是指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只能依附丈夫苟活的女人，她们没出去工作，是因为没能力找到工作。
藏丽花的外婆上过大学，她那岁数的女人能上大学，绝对凤毛麟角。不过大学也没毕业，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嫁给了外公，藏丽花的外公当时已很能挣钱，神气十足地对外婆说，别上什么大学了，你不是学的家政吗，用不着再学了，就在家给我教育孩子吧。藏丽花常常要说，外公外婆年轻时，从来就没缺过钱，就算外公不能挣钱，光是外婆的陪嫁，也可以白吃白喝很多年。
谈到自己的书法风格，藏丽花喜欢强调家庭出身。她认为不同寻常的出身，可以造就不同寻常的书风。譬如她小时候就喜欢写大字，写那种隶书风格的擘窠大字，每个字都要比一个人的手掌还要大，外公一直反对她这么做，说一个女孩子家，写字要娟秀，写那么大的字干什么。根据外公的意思，藏丽花应该写灵飞经，或者学学褚遂良，然而她就是不肯听，就是不喜欢写小字，就是喜欢写大字。如果不是外婆有力地支持，藏丽花或许也会按照外公的路子走，因为外婆支持，她在一开始就学写隶书，隶书最适合写大字。
藏丽花的回忆中，在六岁之前，大约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比较好，还有些老底子，外公外婆也不心疼纸墨，随她去乱写。渐渐地不行了，一会儿运动，一会儿改造，没那么多的纸让她糟蹋。有一段时间，连酷爱书法的外公也不经常写字，而是改成不断地读帖。为了节省纸张，外公只能用手指在空中乱划。藏丽花最喜欢描述的，是自己如何在家藏的石板上苦练。这石板可是一块宝贝，是她外公在苏州伪省政府当官时，花了二十块大洋淘来的。当时也不仅仅是看中那石板，是看中放石板的红木架，做成了一个小桌子模样，专供人练字。
藏丽花开始在石板上写字时，脚底下还得垫张小板凳。她记得小时候常要和外公抢着写字，老人家在那写，她就跑过去捣乱。她和邵老先生经常要做的游戏，是外公写一个字，然后她立刻在下面学着写。早在还是一个小毛丫头的时候，藏丽花就是非凡的天才，显现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早熟。有一天，外公一位喜欢书法的友人前来做客，他让邵老先生为自己的书斋题字。邵老先生一连写了好几张，都不是很满意，结果等朋友再来时，他拿出已经写过的字，请友人随便挑一张。
友人一张张翻看，看中了一幅还没有题款的字，说就这张吧，我觉得这张挺好。邵老先生有些吃惊，眼前的这张字，既像是自己写的，又不太像，一时间，他竟然有些吃不准了。不过他很快就知道，这是藏丽花捣的鬼，是她偷偷地模仿着写了一张，然后混在了一起。友人不太相信，不相信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竟然能写得这么好。
于是把藏丽花叫来当场验证，第一张字有些紧张，写得不太好，第二张果然就十分了得，把友人惊得目瞪口呆，连声称奇拍手叫绝。那时候，藏丽花还不太会题款，也不太懂钤印，既然友人能看中这张字，邵老先生便旁边题了长款，说明这几个字的原由，然后郑重其事地钤了印。这幅字如果还在，大约可以算是藏丽花最早的作品了，可惜在“文革”中，这位友人自杀了，那字自然也不知所踪。
藏丽花的书法技艺，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剥夺了一代人上大学的权利，却让她有更多机会去写毛笔字。那时候，藏丽花的书法已相当不错，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正好给她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她擅长写大字，字越大越好看，学校的同学写大字报，都把标题留给她来写。写醒目的大标语，更是离不开她。因为她的毛笔字漂亮，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拉拢她，讨好她，都希望她能成为自己组织里的一员。
多少年以后，藏丽花成了大名，成了书法界的名人。省委的一位副书记与文化界名流对话，当着各路精英的面，笑着对藏丽花说，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知道她的字写得好。因为是座谈会形式，现场气氛十分活跃，在场的文化名流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那时候藏丽花还只是个中学生，省委副书记当然也还年轻，他怎么知道哪张大字报是藏丽花写的。
省委副书记说出了藏丽花当时所在的中学，又说出了她当时参加的造反派组织，更厉害的是，他还能记得她当时的笔名。这个真的让人感到很吃惊，甚至连藏丽花也快忘了她曾经用过“风雷激”这个笔名。省委副书记做了解释，说当时他大学刚毕业，跟在教育局的老局长身边当秘书，陪着局长一起去下面的中学看大字报，当然是偷偷地去的，这位局长也是个书法爱好者，一边看大字报，一边欣赏学生的毛笔字。他很吃惊藏丽花作为一个中学生，竟然能写那么一手漂亮的字。
藏丽花仍然有些怀疑，就算省委副书记说的都是实话，千真万确，可是当时那位教育局的局长，又怎么知道她就是“风雷激”呢？大字报内容当然不重要了，经过省委副书记的提醒，藏丽花依稀想起了自己当初的笔名。这个笔名非常可笑，非常有时代特色。她记得自己班上还有一个女生，笔名叫“战神州”还有一个男生干脆叫“金箍棒”藏丽花的同龄人，当时的红卫兵小将们，更多的是记住了他们怎么去串联，怎么挤火车去了北京，怎么在天安门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她最难忘的，就剩下了一句歌词：
“拿起笔作刀枪！”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笔就是刀枪，笔就是与阶级敌人战斗的武器。那时候，无论走到哪里，藏丽花身上都会带着一支毛笔。她不仅擅长运用大笔，能用大笔写字，而且为了便于携带，也能用小笔写大字。在书家看来，这是非常犯忌的事，可是当时为了方便，也顾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