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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进城当了个大头兵要奋斗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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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地上的“枪眼”

    那就叫“城市”吗?

    当眼前出现一片灯火的时候,他问自己,这就是城市?!

    坐在一列闷罐子车上,走走停停的,咣当了大半个夜,把月亮都“咣当”碎了的时候,冯家昌终于看到了连成片的灯光!那灯光像海一样广阔(其实,他并没有见过海),亮着一汪儿一汪儿的金子一般的芒儿然后就是一声彻底的、气喘吁吁的“——咣——当”只听带兵的连长说:“到了。”

    他就是在这一声刺耳的“咣当”声中进入城市的。这声音就像是一枚钉子,突兀地把他“钉”进了城市。

    冯家昌当兵了。

    他是从学校直接入伍的。按说,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该当兵的。他犯过黄色错误不是?那年月,仅“政审”这一关就很难通过。况且,一个村的“公章”就在国豆的裤腰上挂着可他居然当了,还是特招的文化兵。对此,整个上梁都觉得意外。人们说,狗日的,他凭什么?!

    在新兵连里,当他站在军区大操场上踢“正步”的时候,他一眼就看见了那个东西。准确地说,那不是“东西”那是一种象征。那“象征”就穿在胡连长的身上,那叫“四个兜”小个子胡连长穿着这“四个兜”的军服,精神抖擞地站在他们的面前,撑出了一种让人不得不服气的“兜威”!

    “四个兜”——这将是冯家昌的第一个人生目标。

    这个目标并不是他自己定的,是支书刘国豆给他定的。当他离开上梁的时候,村支书刘国豆把他叫到了大队部。国豆板着他那张麻脸,足足看了他一袋烟的工夫,而后说:“狗日的,便宜你了。好好干吧。你记住,穿上‘四个兜’,闺女就是你的了。”下边的话,国豆没有说,似乎也不用再说。

    这像是一种恩赐,也是威胁。国豆家的“国豆”上梁一枝花呀!能随随便便地就嫁给你吗?!

    可这会儿,他还只是个兵呢,是新兵蛋子。“四个兜”离他太遥远了,简直是遥不可及。老天爷,他什么时候才能穿上“四个兜”呢?!

    穿上“四个兜”这就意味着他进入了干部的行列,是国家的人了。“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城市的入场券,就是一个一个的官阶,就是漫无边际的“全包”这“标尺”定得太高了!有一阵子,他有些灰心。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军营里有那么多的小伙,看上去一个比一个精明,一个比一个壮实,一个比一个能干,谁也不比谁少个鼻子多个眼,他凭什么呢?

    老这么想,他就犯错误了。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由于他在队列里踢“正步”时神情恍惚,被小个子胡连长当众叫了出来,罚他“单独操练”在军营里,新兵最害怕“单练”丢人不说,那惩罚也是很要命的!于是,中午时分,一个偌大的操场上就剩下冯家昌一个兵了太阳在头顶上高高地照着,就像是顶着一架火鏊子,人的影子小得像只跟屁虫,操场太大,四周寂无人声,汗已经把人腌透了,两眼就像是在汗锅里熬着、蒸着、煮着,你甚至不敢低头,一低头眼珠子似乎就要掉出来!可小个子连长站在操场边的树下,一手扇着军帽,不时地连珠炮一般地对他发出一连串的口令:“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向前三步——走!向前五步——走!一、二、一!左、右、左!正步——走!正步——走!正步——走!”他就这么喊着,喊着,一直到把他喊昏为止。那最后一声,几乎是从太阳的强光里射出来的,那么的刺目,那么的锐利:“立——正!”就这么一声,冯家昌一头栽倒在地上,晕过去了。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小个子连长正背着两手,围着他一圈儿一圈儿转呢。见他醒了,连长脸一绷,照他屁股上踢了一脚:“狗日的虫,我训不死你!”接着,他胸脯一挺,又厉声喝道:“冯家昌!”

    冯家昌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起来,说:“到——”

    小个子连长又围着他前前后后地转了一圈,那眼像锥子一样剜着他,说:“狗日的虫——刁!”

    冯家昌不理解连长的意思,他就那么站着不动。

    小个子连长说:“一天到晚,俩眼儿贼不溜丢的,说说,刁球个啥?!”

    冯家昌不语。

    小个子连长说:“狗日的虫——眼刁!你以为我吃不透你?嗯?!想到茄子棵里去了吧?不就识俩字吗?!”

    小个子连长背着两手,走来走去的,又说:“——野心不小啊?!”

    冯家昌站在那儿,像是一下子被剥光了似的可他仍是一言不发。

    小个子连长说:“说说吧?有钢用在刀刃上,晾晾你那一肚子花花肠子!”

    片刻,小个子连长突然发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回答问题,哪县的?”

    冯家昌立正站好,说:“平县。”

    小个子连长说:“岗上岗下?”

    冯家昌说:“岗上。”

    小个子连长说:“家里有‘箩’吗?”

    冯家昌迟疑了一下,说:“没有。”

    小个子连长说:“有‘磨’吗?”

    冯家昌说:“一扇。”

    小个子连长说:“家里几根棍?”

    冯家昌吞吞吐吐地说:“五根。”

    “你是顶门的?”小个子连长问。

    冯家昌的脸“腾”一下就红了。

    过了一会儿,小个子连长的口气松下来了,他说:“不说?不说也罢。想‘进步’也不是坏事。既然有想法,我告诉你一个绝招。你听好了,两个字:忍住。”

    小个子连长说完,扭头就走。他走了几步又折回头来,拍了拍他身上的军服:“告诉你,为这‘四个兜’,我忍了七年,小拇指断了一节!”说着,他伸出光秃秃的小指,在空中亮了一下,扭头大步走去。

    操场上突然有风了,那风凉凉的,一下子就吹到冯家昌心里去了。那两个字很好,那两个字使他顿开茅塞!他也许什么都怕,唯独不怕这两个字,一个农民的儿子,怎么会害怕这两个字呢?这两个字正是他的强项。他心里说,那就先把刘汉香放在一边,既然是想也白想,你还想她干什么?好好当你的兵吧。

    忍住!

    从此,冯家昌觉得与小个子连长的关系一下子近了许多,甚至有一种从骨子眼里冒出来的默契。他从未主动去接近过连长,可他们是心里近。小个子连长看见他的时候,那目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严厉了,这里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就像是两个筛子换了底,谁都知道谁了。他们是用目光交流的,远远地就那么相互看上一眼,他就知道连长的意思了。“单训”之后,他的心一下子就定了,再不胡想八想了。那两个字就像是电源,一下子就把他跟连长的关系接通了,他有了一个精神上的“知己”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不能说的。在班里,他一句话也不说。他忍住。

    当然,也有忍不住的时候。

    在冯家昌眼里,城市是什么?城市就是颜色——女人的颜色。那马路,就是让城市女人走的,只有她们才能走出那种一“橐儿”一“橐儿”的、带“钩儿”的声音;那自行车,就是让城市女人骑的,只有她们才能“日奔儿”出那种“铃儿、铃儿”的飘逸;那一街一街的商店、一座一座的红楼房,也都是让城市女人们进的,只有她们才能“韵儿、韵儿”地袭出那一抹一抹的热烘烘的雪花膏味;连灯光都像是专门为城市女人设置的,城市女人在灯光下走的时候,那光线就成了带颜色的雨,那“雨儿”五光十色,一缕一缕地亮!

    城市就是让乡下男人自卑的地方啊!

    当兵的,尤其是新兵,练的就是“摸爬滚打”这也没什么。最难熬的,是趴在地上端着步枪练瞄准。那一趴就是大半天,人就像壁虎一样整个贴在地上,趴着趴着,就“趴”出问题来了。军区的大操场正临着一条马路,马路上,常有女人“橐、橐”地从路上走过。那都是些城市里的女人,走得很有些姿态。一个一个的,像过电影又像是走“画儿”也有的本就是首长们的家属,艳艳地从大院里扭出去或是走回来,那“叮铃铃、叮铃铃”的车铃声,就像是带了电的钩子,又像是演出前的报幕,还像是弹棉花的弓——腿很白呀!慢慢、慢慢地,就把他们的目光吸过去了。你想啊,一准的二十郎当岁,青春勃发,又整晌整晌地趴在地上,就是神仙也会走神儿呀,那是不容你不看的。看了,渐渐地,就会有一个部位凸起来,那也是不由自主的。于是,人就变成了一把锥子,一个硬木楔,或是一根淬了火的棍子,那种疼痛是难以想象的!就这样,趴着,趴着,就有人把屁股撅起来了。这种掀起屁股的动作是有传染性的,常常的,一个持卧姿瞄准的新兵排,就成了一个不断地掀动屁股的“青蛙排”了对这种锥心的疼痛,冯家昌更有体验。在入伍前,他是偷食过“禁果”的。那个藏在谷草垛里的夜晚,丝丝缕缕地映现在他的眼前,这时候人就成了一团火,而那个部位,就成了烧红了的烙铁!在这种时候,他就特想刘汉香,他身下的土地也就成了“刘汉香”他是多么的想刘汉香啊,那引而不发的“扳机”就是刘汉香的奶子吗?!而眼前的诱惑又时时地吸着他,这就有了比较,他总是在悬想中拿刘汉香和城市的女人作比较。在比较中,那诱惑就更加地如火如荼!他对自己说,忍住啊,你要忍住。可他又怎么忍得住呢?

    ——真疼!

    没有当过兵的人是体会不到这份罪的。冯家昌所在的新兵连七班,就有人偷偷地哭过。都是被排长训过的一个兵,一个绰号叫“大嘴”的新兵。在卧倒瞄准时“大嘴”的屁股欠起的次数多了一点,被排长发现了,一脚踩在了屁股上:“趴好!——什么姿势?!”“大嘴”哭了,像杀猪一样地哇哇叫!排长说:“没出息!你哭什么?”“大嘴”不说,他没法说。排长没有经验,排长军校毕业,年轻气盛,排长追着问:“还哭哪?说说,你是咋回事?!”“王大嘴”嘟嘟哝哝、文不对题地说:“我,我渴。我想,喝点水。”排长说:“渴?脱了军装,回家去喝,喝够!”

    于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诞生了。

    这是对付“渴”的一种办法,也是一个由“忍”字打头的创新。在新兵连七班,冯家昌的创造发明很快就得到了全班战士的认可,是一种私密性的认可。就这么一个没有大言语的人,他一下子就解决了大家的痛苦。冯家昌并没有给大家说什么,这种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他仅仅是带了一个好头儿,在卧倒瞄准时,他的身子就像是粘在地上一样,一动也不动。无论趴多长时间,他的卧姿都是最正确的!为此,他曾经受到过小个子连长的口头表扬。这就不由得使同班的战士们犯疑,这家伙是咋回事?

    收操的时候,终于有人发现,在他的身下,有一个洞儿!

    很快,一个秘密被破译了。

    是的,在他卧倒的那片地上,挖了一个洞儿这时候,有人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兄,你行。你真行。”他笑笑,什么也不说。

    接下去,先是在新兵连七班,而后是整个新兵连,在数天之内,全都完成了卧姿瞄准的正确性:卧倒在地,两腿分开,三点成一线不管趴多久,不管眼前有没有女人走过,那卧姿是整齐划一的!半月后,当首长们前来检查的时候,新兵连的训练课目得到了满意的认可。首长说:很好!

    当新兵训练将要结束的时候,一天晚上,小个子连长把他带到了操场上。这是连长第一次把他单独叫出来,两人就这么一前一后地走着。路灯离他们有些远,夜灰蒙蒙的,当他们来到操场东边的时候,天空中泻下一片月光,小个子连长停下来了,有意无意地说:“我也是平县的,老乡啊。”冯家昌说:“我知道。”小个子连长说:“——狗日的虫!”冯家昌笑了。而后,他再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冯家昌一眼。接下去,他往前走了两步,拿出手电筒,像画弧一样在地上照了一圈,照出了地上的一个一个的小洞洞儿,而后问:“这是什么?”

    冯家昌立正站好,正色回道:“枪眼。”

    小个子连长笑了,他说:“枪眼?”

    冯家昌说:“枪眼。”

    小个子连长点了点头,说:“你是一个兵了。”

    片刻,小个子连长问:“三个月了,有啥想法?”

    冯家昌说:“没有想法。”

    小个子连长望了望天上的月光,那月光很暧昧。他再一次点了点头,说:“记住,要会忍。忍住!”

    立正,稍息,向右看齐

    六个月后,冯家昌当班长了,军区独立团一连四班的班长,军衔为上士。

    那时候,小个子胡连长刚刚升职为营长。当他离开连队的时候,他对冯家昌说:“我再告诉你一个绝招,这是当兵的第二个绝招:吃苦。”

    冯家昌笑了。

    胡营长斥道:“你笑什么?”

    冯家昌绷起脸来,很严肃地说:“我没笑。”可他心里说,锤子,都是农家孩子,还不知道吃苦吗?

    胡营长说:“——狗日的虫!”

    这时候,冯家昌跟小个子老乡说话已经很随意了,他说:“营长,你可以带‘箩’了。”

    胡营长笑了,说:“箩儿?”

    冯家昌说:“你家那‘箩’,细面的?”

    胡营长大笑,一挥手说:“嗨,不就是个‘箩儿’嘛,粗面细面一样用。十年了,我等了整整十年”

    接着,胡营长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不要轻看那两个字。记住,苦是吃的,冲上去,死吃!”

    很快,冯家昌就发现,胡营长说的那两个字并不简单。在这里“吃苦”是一种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一门艺术,是极限的艺术。你想啊,连队里大多是农村兵,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操,谁怕吃苦?!况且,那正是一个学习雷锋的年代,早晨,每当起床号响起来的时候,那些在乡下长大的兵们一个个就饿虎一般冲出去了:有抢着挑水的,有抢着扫地的,有抢着喂猪的(可惜连里只有两头猪),有抢着帮炊事班切菜的,还有跑到连部去给指导员端洗脸水又被通信员指着鼻子骂出来的老天!

    在这种情况下,冯家昌知道,就是吃苦,也得动动心思了。

    于是,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冯家昌开始跑步了。每天早晨,四点半钟,冯家昌就一个人偷偷地爬起来,到操场上去跑步。跑步的时候,他只穿单衣单裤。那操场很大,冯家昌每次都跑十圈,这十圈相当于五公里路。五公里跑下来,身上就热了。而后,冯家昌再悄悄地踅回班里,戴上棉帽,穿上棉衣棉裤,去写黑板报。

    那时候天苍苍的,四周还灰蒙蒙一片,他就已经把黑板报写好了。那黑板连同支架都是他在营部借的。那本是一块坏了的黑板,就扔在营部的房后,是他趁星期天的时间修好的,而后自己用省下的津贴买了一小罐黑漆,重新油了一遍,这才悄没声地拉到了连里。从那天早上起,他就自觉自愿地成了连里的专职报道员了。

    按照连里的规定,司号员一般五点半起床,六点钟吹起床号。在他吹起床号之前,正是连长和指导员轮番跑出去撒尿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里,也就是冯家昌蹲在那儿写黑板报的时候。那时,他的黑板报已写有三分之二了,就见连长和指导员夹着尿“咝咝溜溜”地先后跑出来开始他们不大注意,有一泡尿急着,也就从他身边蹿过去了,可一天一天的,就见这么一个战士蹲在雪窝里写黑板报,滴水成冰的季节呀!五更里,也就是一天最寒的时候,就那么捏着一小节粉笔,一字一字地写,那手还是手吗?心里就有些过意不去了。于是,一天早上,连长硬夹住了那泡尿,站在他身边看了一会儿,说:“四班长!”冯家昌立时站起身来,直朔朔地说:“——到!”连长没话说了,连长说:“好。好。”接着是指导员,指导员掩着怀,看得更仔细一些,他看看“报头”再看看一个个标题,而后才说:“四班长。”冯家昌又是“刷”地一个立正:“到!——”指导员就多说了一个字,指导员说:“不错。不错。”话是很少的,可那印象种下了。特别是指导员,他先后在全连大会上,表扬了冯家昌两次!

    刚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个黑板报,连里的战士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路过的时候,有人会站到跟前瞥上两眼,也有的根本就不看。不就是粉笔字嘛?可是,渐渐地,看的人就多了。因为黑板报上会不时地出现一些人的名字,如:“某某某”学雷锋办了什么好事“某某某”拾金不昧“某某”带病参加训练等等。这样一来,人们就开始关注这个黑板报了。是呀,当名字出现在黑板上的时候,虽说你嘴上不吭,可心里会“美”上那么一小会儿,那是一种品德的展览哪!

    就这样,在无形之中,冯家昌在连里一下子就“凸”出来了。名字上了“板报”当然是高兴的。可上黑板报的并不是一个人,那标题和名字是时常更换的,于是受到表扬的人就越来越多。自然,凡是上过黑板的人,在心里都记住了他,那由喜悦而产生的感激之情也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板报”抬高了他的知名度“板报”也强化了亲和力。于是,年轻轻的,就有人叫他“老冯”了。有人说:“老冯,一笔好字啊!”“表扬”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乎,凡是评“五好战士”的时候,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老冯,老冯。”

    人嘛,一旦“凸”出来,就成了椽子了。“露头椽子”自然会遭人嫉妒。也有人不服气,说:“真会讨巧啊,球,不就写几个字吗?!”有一天,当冯家昌又蹲在那儿写黑板报的时候,三班长“王大嘴”来到了他的跟前。“王大嘴”在连里是有名的大块头,个大肩宽喉咙粗,一顿能吃八个蒸馍!也就是在新兵训练时曾伤了“尘根”的那位。他仗着力气大,从来就不把冯家昌放在眼里。这会儿,他蹲下身来,对着冯家昌的耳朵说:“——老冯,不会叫的狗咬人哪!”冯家昌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还是忍住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笑了笑。“王大嘴”站起身来,故意大声说:

    “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

    冯家昌还是一笔一笔地往黑板上写字,他只装作没有听见。可他的“心”听见了,听得真真白白!

    “遛遛就遛遛。”在此后的日子里,冯家昌一直等待着这个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那正是大练兵时期,部队时兴突击拉练。常常夜半时分,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紧急集合的号声一响,三十秒钟之内,部队就拉出去了。走的还净是山路,一走就是几百里!到了这时候,冯家昌那双用蒺藜扎出来的铁脚就派上用场了。有一段时间,由于他办黑板报很积极,连长也真就把他当秀才兵对待了,这里边当然也含有一丝轻视的成分,认为他拉练肯定不行,就把他编在了“收容班”可是,在部队将要走完行程的时候,他的行为一下子震惊了全团!

    就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作为“收容班”班长的冯家昌,身上竟然背了九支步枪!远远看去,那简直就不像是一个人,那是一个行走着的“柴火捆”是一个活动中的“枪排架”是一匹耸动在山间的“骆驼”!九支步枪啊,那几乎是一个班的装备,他就这么驼着,一步一步地走在行军队伍中夕阳西下,在蜿蜒的盘山道上,不时地有团里的战士指着冯家昌说:“靠,骆驼!骆驼!”

    长途拉练,是比脚力、比耐力的时候,也就真应了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到了这时候,冯家昌是豁出去了,他也是知道累的,他的脊梁也不是铁做的,他背上已经磨出了一道道的血棱子,那沉甸甸的疼痛在一次次的摩擦中变成了一只只蜇人的活马蜂。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说,日你妈,我看你能有多疼?!好在他有一双铁脚,那双从不打泡的铁脚就一步一步地踩着那痛走下去,走下去!他的眼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扛着机枪的三班长“王大嘴”“王大嘴”虽然力气大,却是个“肉脚”长途拉练,他又扛着一挺机枪,走着走着就落在后边了。冯家昌知道“王大嘴”心里并不服气,也就不执意去超他,就死跟在他的后边,一步一步像赶“驴”一样,撵着他走!这样一来,就听见“王大嘴”像猪一样地喘着粗气,一路呼哧着,直到宿营地的时候,他把“王大嘴”逼成了一堆烂泥!

    那天,接近目的地时,冯家昌有意地落在了全连的最后边。他是想给那八个落后的战士一点点体面再说,他本就是“收容班”的班长嘛。可是,当他来到全连战士面前的时候,在连长的带领下,全连官兵向他行了注目礼!

    九支步枪那一刻,他有点想哭。

    不过,也正是冯家昌的“骆驼行为”给拉练中的警卫一连赢得了荣誉,在那次拉练中,一连没有一个掉队的。

    这件事居然惊动了随队采访的军报记者。军报的记者是讲究“构思”的,那人灵机一动,把扛机枪的“王大嘴”也构思进去了。军报记者为了增强宣传效果,在拍照的时候,竟临时又给“王大嘴”加了一挺机枪。就这样,一张半真半假的照片“构思”出来了:在长长的拉练队伍里,一个是身背九支步枪的冯家昌,一个是扛着两挺机枪的王大柱,在夕阳的霞辉里“昂昂”地走在拉练的队伍中这张照片后来登在了报纸上,题目就叫:走在拉练队伍里的“军械库”!

    上了军报了,这自然是件好事,可在连里却舆论哗然!对于冯家昌的行为,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承认的,说那总还是真的吧。九支步枪,你背背试试?!对“王大嘴”可就不同了,说啥怪话的都有。有的说:“球,那是假的,日哄人的!”有的说:“那狗日的,明明是掉队了,头昂得鹅样儿,还上了军报?呸!”有的说:“吹吧,飞机上挂尿壶——光剩下‘嘴’了!”

    “王大嘴”听了这话,自然心里很不舒服。于是,他就到处去给人解释,说那事不是他要“日”的,他本不想“日”是军报的记者非让他“日”他就这么解释来解释去,结果是“道儿”越描越黑,越解释越解释不清楚,反而闹得沸沸扬扬,从连里到营里,谁都知道他上军报的事迹是“构思”出来的“王大嘴”心里委屈,曾经当着指导员的面哭了好几次为此,指导员很严肃地在全连大会上讲了一次,说这件事,事关全连的荣誉,任何人不准再议论了。他说:“有人说,王八编笊篱?你编一个试试?!”

    可是,从此以后“王大嘴”在连里的威信一落千丈,评先进的时候,再也没人投他的票了。于是“王大嘴”就一次次地对人说:“日死他亲娘,那个张记者,是他让我‘日’的呀!我说我不‘日’,他非让我‘日’!一‘日’竟‘日’出事来了”有人在旁边说:“‘照’,那是个‘照’,你咋‘日’起来了?”他就又重复说:“日死他亲娘,是我想‘日’的吗?!”

    那年的秋天,树叶黄的时候,冯家昌又干出了一件惊人的壮举。夏天里,他独自一人趁午休的时间,在驻地附近的黄河滩里开出了一小片荒地。那荒地有半亩大,种的是南瓜。伏天里,他每天中午往返十多里,往那块地里挑粪,把肩上都磨出了一个大血痂子!南瓜开花的时候,他就像守寡多年的老娘打发闺女一样,一朵一朵地小心侍候:在天气最热的时候,他每个中午都在南瓜地里守着,趴在地上看那花一点一点地长,生怕有一丁点的闪失。后来,他怕地块太小,万一不授粉怎么办?在那些日子里,他竟急出了一嘴的燎泡!无奈之下,他又专门跑去借了人家一箱蜜蜂,花终于坐“果”了,从指头肚儿大的时候,他就精心寡意地守着、护着,长得再大些,他又给每个瓜都做了一个草圈垫儿。夜里正睡着,一听见下雨了,就驴一样地翻出去,深一脚浅一脚往河滩里跑,那时光真难挨呀!终于,熬到了秋天,那南瓜居然就丰收了,拉了满满的两大架子车!当南瓜拉到炊事班的时候,老司务长愣愣的,说:“这,这是”冯家昌说:“南瓜,河滩里种的。”老司务长说:“你种的?”他说:“我种的。”老司务长拍拍他说:“兄弟,你帮了我大忙了!我找连长,让他给你记功!”冯家昌说:“不用,不用。”

    当天晚上,全连就喝上了南瓜汤于是,连里的“大肚汉”们对冯家昌的“南瓜事迹”赞不绝口,说:“看看人家老冯,‘先进’一下,拉回来两大车南瓜,干的可都是人事啊!”就在冯家昌的威望越来越高的时候,突然有消息传来,连里分了一个“提干”的指标。这消息让他大喜过望,不管怎么说,他当兵已当到了第四个年头“苦”也吃得差不多了,他在连里又是公认的“先进”那“板报”已出到了一百期!到了最关键的那些天,眼看就板上钉钉了:他“表”已经填过了,连里报的是他,营里报的也是他,甚至都已经有人嚷嚷着让他请客了然而,到了团里,批下来的却是“王大嘴”!

    就这样,一纸命令下来“王大嘴”也就是王大柱同志,成了连里的正排级司务长——一下子就“四个兜”了。

    会叫的狗也咬人哪!

    就在冯家昌蹲在河滩里种南瓜的时候,三班长“王大嘴”也常常独自一人跑到河滩里去溜达。有时候也喊两嗓子,不过是“立正、稍息”而已。当时,连里曾有人说他是吃饱了撑的,还有人说他是神经蛋!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立正,稍息,向右看齐”竟然成全了他?!

    冯家昌像是挨了一记闷棒!人也像是傻了一样,躺在铺上一句话也不说。自当兵以来,四个年头了,他一封信也没住家寄过他不是不想写,他太想写了,有那么一阵,他想刘汉香都快想疯了!可他一直“忍”着呢,咬牙“忍”着,他“忍”得是多么艰难哪!本想着,这次要是能穿上“四个兜”他就体体面面地回去,气气派派地跟刘汉香结婚,可结果却是一场梦!

    当天夜里,他真就做梦了,梦见了刘汉香裤头子湿得一塌糊涂!梦醒时,他哭了,用被子包着头,哭了整整一夜。

    为这件事,小个子营长专门到连里看了他一次。营长告诉他说,他已经找过团长了,团长有团长的道理。那“王大嘴”的“四个兜”的确不是“照”出来的,他是作为“口令干部”提干的。团长说,一个团队“口令”是非常重要的“口令”就是军人的魂魄,军人的胆。一嗓子喊出去,能让千万人凝神,能把一个团队的激情调动起来,哪怕他是一个傻瓜,也要留下来。当然,当然了,团长是从军报上知道“王大嘴”的,扛着两挺机枪的“王大嘴”而后才知道了他的大嗓门。于是,在全团集合的时候,团长曾让“王大嘴”喊过几次口令。这么说“王大嘴”是因祸得福了。可有人说:“那一‘照’十分重要!”

    最后,胡营长拍拍他说:“——狗日的虫!不要泄气。”

    还能说什么呢?他无话可说。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命运并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人生有无数个“偶然”那“必然”是由无数个“偶然”组成的。你要做的,只能是尽到自己的努力,至于结果,只有听天由命了。

    当胡营长离开的时候,他说:“我还有一个绝招。当兵的第三个绝招,你想知道吗?”

    长在纸上的心

    家里来信了。

    信是馋嘴老五写的,老五的铅笔字歪歪斜斜。老五在信上说:“哥,听说你在部队成天吃白馍?啥时候,也把我们日弄出去吧”

    这封信他看了三遍,看得他心酸。他是老大,四年了,他没往家寄过一分钱。开初是一月六块钱的津贴,后来长到八块、十块、十二块他一分钱也没寄过,那钱他都用在“进步”上了。家里还有老爹,四个弟弟,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往下,如果不能提干,他就只有复员了。一想起要复员,他就头皮发麻!回去,怎么回去?你还有脸回去吗?!村支书刘国豆的话再一次响在他的耳畔:“穿上‘四个兜’,闺女就是你的了”

    他看着信,信上那两个字是很扎眼的:“日弄”这是他们乡间的土话。是动词,是极富有想象力的概括,很积极呢。那字面的意思就是“弄日”啊!是丫站在地面上,在想象中与太阳做ài。这真是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大胆结合,是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最有高度的假说,简直就是对“日”宣战!然而,在字背里,它又有着无穷无尽的含意你去想吧,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要多深刻就有多深刻,要多昂扬就有多昂扬,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可阳奉又可阴违,是形象思维中最富有实践性与浪漫色彩的大词!

    看着,他笑了,是苦笑。他觉得背上很沉。弟兄五个,他是老大呀!无论如何,他得先把自己“日弄”出去,然后

    星期天的时候,他去找了小个子营长。人熬到了营职,就可以带家眷了。营长就住在军区家属院里,一室一厅的小单元,那墙雪洞一样。一进门,他就看见了营长家的“箩”营长家的女人也的确姓罗,叫罗二妞,胖胖的,也是小个儿。在“箩”给他倒水的时候,他偷偷地瞥了一眼,心里说,一脸的黑面星儿,这“箩”也不细呀。“箩”却很热情“箩”说:“听娃他爸说,你是上梁的?”他就说:“是啊,嫂子。”“箩”说:“呀呀,俺是大罗庄的,离俺那黑儿可近”营长白了女人一眼:“胡喳喳个啥?去去去!”于是,女人就躲进里屋去了。见了他,胡营长并不热情,也不多说什么,只说:“来了,坐。”

    那时,他已知道营长喜欢喝二两小酒,就带了一小瓶“宝丰”一包花生米。花生米就摊在桌上,酒倒在两个小盅里,这时候营长收了报纸,说:“咋的,喝两盅?”他说:“喝两盅。”两人就闷闷地喝。在这里,只有营长是真喝,一杯一杯地喝。冯家昌却是舔,一杯一杯地舔,酒沾到舌头上,辣那么一下子,喝到了还只是原来的那一杯喝了一会儿,营长抬起头,突然说:“我知道你不想复员。”冯家昌也不说什么,只是笑了笑,笑得很苦。往下就又喝,营长说:“喝。”他也说:“喝。”营长喝一杯,冯家昌舔一下,接着再给营长倒上,又喝了一会儿,营长说:“家里五根棍?”他说:“那是。”营长说:“没有一片箩?”冯家昌说:“那是。”胡营长再喝一盅,说:“不容易呀!我知道你不容易”冯家昌眼红红的,说:“我真是没脸回去了”胡营长说:“狗日的虫,不要那么悲观。东山日头一大垛哪!”

    后来,出门的时候,他吞吞吐吐地对营长说:“营长,你说那啥”

    营长笑了,营长说:“急了?”

    冯家昌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急,我是”

    营长说:“当兵的第三个绝招?”

    营长说:“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还有一样东西可交。你把它交出来就是了。”

    冯家昌诧异地问:“啥?”

    营长说:“心。你把心交出来。”

    冯家昌愣愣地望着营长,好半天回不过劲来,他结结巴巴地说:“这咋、咋个交法呢?”

    营长笑而不答。一直到分手的时候,营长拍拍他说:“记住,要交心。”

    交心,他当然愿意。他太愿意了。把心交给谁?当然是组织。一个农家孩子,你不依靠组织依靠谁呢?这他知道。可是,要是具体说,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是一片一片地交,还是一页一页地交,怎么交?这又是很费思量的。

    那个夜晚他想了很多,他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交心,要交心后来,在梦里,他看见自己双手捧着一颗心飘飘忽忽地向台上走去。那心红鲜鲜的,一蹦一蹦地跳着,就像是一枚刚刚摘下的大红桃!突然之间,那心就裂开了,它居然变成了一牙儿一牙儿的西瓜,水嫩嫩沙淋淋的红瓤西瓜这时候,他竟然想到了苍蝇。他心里说,万一有蝇子怎么办?得找一个纱罩把“心”罩上。于是他就到处去找纱罩在梦里,他想,心是不能馊的,心一馊就没人要了。

    那时候,边境线上很不平静,总有一些事情于是“备战”的消息越来越紧。有一段,有消息说,上边要挑选一批优秀战士上前线。连里就让战士们写决心书。这显然是一次交心的机会,冯家昌自然不会放过,于是他就写了一封血书。那血书是他咬破中指蘸着血写的,写着写着血凝了,他就再咬,再咬!也不过是把一些剖心的话落在一张红猩猩的纸上那时候,他是真的愿意上前线,愿意轰轰烈烈地报效国家,并没有私念在里边。可血书交上去后,就再也没有回音了。

    他当然知道“心”也是可以“谈”的。谈谈也很起作用。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谈?公开地找连长、指导员“谈”太招眼。人家会说你有什么想法。私下里,他又不知道找谁合适?有一段时间,晚饭后,他总是揣着自己那颗忐忑不安的“心”在连部门口扭来转去的曾经被连里通信员撞上好几次,通信员问,四班长,有事吗?他赶忙说,没事,没事,我看有信没有。最终还是没有“送”进去。

    不知哪一天,他突然就开了窍了。他试着给营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开始的时候,也就写一些思想上、认识上的变化,偶尔抄一抄报纸上的“豪言壮语”渐渐,也就把连队的一些情况和看法加进去了。这样写了几次,也没见营长有什么表示,甚至不知道营长到底看没看,他心里有些沮丧。可是有一天,指导员发牢骚说:“操,营长真是神了,屁大一点事,连厕所里写的骂人话他都知道!”这时候,冯家昌心里“突、突”地跳着,嘴上不说,心里却什么都明白,他写在纸上的东西,营长都看了。

    此后,他就更着意地在纸上交“心”夜深人静的时候,笔在纸上沙沙地走,那是一种很“匍匐”的走法,就像是又一次的“臣伏”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心”交得就不是那么彻底了。用什么样的句子,怎样表述,那都是事先考虑再三的。那“心”先就是洗过的,他先在脑海里净一遍,再用文字筛一遍,把那些杂质、把那些拿不出门的东西先滤下来这是一个完整的“漂洗”过程,是在呈现中的“漂洗”呈上去的自然都是些独特的、有建设性的、光光堂堂的东西。

    他的字本就写得很好,有骨有肉的,再加上书写上的诚恳,倾吐上的认真,这就有了更多的忠贞。料想不到的是,人在纸上说话时,就显得更为亲切,更为贴己。在这里,纸成了一张铺开了的床铺,字成了摊在床上的灵魂,那就像是一个脱光了的灵魂在纸面上跳舞,开初似还有一些羞涩,有一些忸怩,可真脱了也就脱了,这样的舞蹈一下子就有了奉献意味。在某种意义上说,形式突然成就了内容,让一个人看的东西,本来就有一定的私密性,那“交”的方式也就有了从量到质的变化。一次次的,这样一种纯个体的“呈送”方式,就像是心上伸出来的一只手,通过“触摸”和“试探”点点滴滴地交融着一种可让人品味的同道(或同谋)之感然而,让冯家昌始料不及的是“交心”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让人细致、让人周密的过程,也是一种在漂洗中钝化、在漂洗中成熟的过程。一个不断地在“心”上上光、打蜡的人,怎么能不坚硬呢?由于书写的私密,他的话反倒越来越少了,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僵硬,在连里,人们开始自觉自愿地叫他“老冯”了。

    私下里,他也常常质问自己,你是“锥子”吗?你要真是一把“锥子”就不用着急。可他能不急吗?不过,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这种书面的“交心”方式,一纸一纸飞出去,到了一定的时候,真是可以当炮弹使的!

    五个月后,一纸命令下来,他做了营部的文书。

    走的那天,连里给他开了欢送会。在会上,连长竟然也称他“老冯”了。连长说:“老冯,到了营里,要多替咱一连说说话。”他站起来,郑重地给各位敬了一个军礼!他说:“连长放心,我啥时候都是一连的兵。”

    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功夫不负有“心”人突然之间,他的机会来了。

    他在营里仅当了七个月零十四天的文书,就被军区的一个副参谋长看中了。那天,军区的廖副参谋长下基层检查战备情况,在团长的陪同下到了他们一营。首长们白天一天都在看训练,到了晚饭后,才开始听营里的汇报。不料,营长的汇报刚开了个头,突然就停电了,会议室里一团漆黑!这像是上苍赐给他的一个机会,就在两三秒钟之间,只听“嚓”的一声,文书冯家昌划着了第一根火柴,接着他随手从兜里掏出了一个蜡头,点着后放在了廖副参谋长的面前;而后,他又掏出了第二个蜡头,点着后放在了团长的面前;第三个蜡头,放在了桌子的中间再后,他从容不迫地退出了会议室,大约一分钟之后,两盏雪亮的汽灯放在了会议桌上!

    这时,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只见廖副参谋长抬起头来,目光像刀片一样刮在他的脸上。那只是一瞬间,而后,参谋长的眼就闭上了一直到营长汇报完工作的时候,满头白发的参谋长才缓缓地睁开眼来。一屋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廖副参谋长的指示,可廖副参谋长什么也没有说,他就那么昂昂地坐着,片刻,他突然伸手一指:“喂,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此时,一屋人都愣愣的,四下望去,不知道参谋长在叫谁。

    廖副参谋长再一次喊道:“坐在后边的,那个那个那个小鬼,叫什么名字啊?”

    这时候,营长说话了,营长叫道:“文书——”

    冯家昌精神抖擞地站起身来,应声回道:“到。”接着,他上前一步,对着廖副参谋长敬了一个礼,说:“报告首长,独立团一营文书冯家昌!”

    廖副参谋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多大了?”

    冯家昌又是一个立正,回道:“二十二岁。”

    廖副参谋长问:“几年兵?”

    冯家昌回道:“四年。”

    廖副参谋长点点头,又问:“读过书吗?”

    冯家昌说:“——十年。”

    廖副参谋长说:“噢,还是个秀才哪。”

    接下去,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到了,廖副参谋长扭头看了看坐在他身边的团长,说:“这个人我要了。”

    那天夜里散会以后,送走了军区首长。营长坐在会议室里,默然地、久久地打量着冯家昌营长坐着,冯家昌就那么一直站着。营长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最后,营长摇摇地站起身来,走到他跟前,重重地拍了拍他,说:“机关不比连队,能说的,都给你说了,好自为之吧。”

    冯家昌立正站在那里,一时间,眼里泪花花的

    营长看了他一眼,含意丰富地说:“狗日的虫!”

    红楼的“影子”

    那天早晨,他是军区大院里第一个起床的人。

    四点钟,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了那栋爬满藤萝的小楼。小楼很旧,古色古香的,窗棂上的花纹很奇特,每一扇门都很重,漆也是那种沉沉的红色,那气势是含在建筑内核里的。表面上看虽是一栋旧楼,可骨子里却透着庄重和威严,这里就是司令部办公的地方。

    在楼道里,红木地板发出的响声吓了他一跳!他就像是走进了一个不该他走进的地方,心里怦怦跳着,脚步再一次放轻,贼一样地来到了廖副参谋长办公室的门前。钥匙是头一天晚上给他的,他小心翼翼地开了门,有好大一会儿,他就那么默默地在门口站着,片刻,他绷紧全身,试验着对着那扇门行了一个军礼,觉得不够标准,又行了一个没人,整个楼道都静静的。

    在暗中,他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廖副参谋长的办公室。那张黑色的大办公桌漆光凌厉,像卧虎一样立在他的眼前。慌乱之间,他回手在墙上摸到了开关“嗒”一声灯亮了,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切都变得温和多了。这时候,他看见办公桌后边的墙上挂着一条横幅,横幅上写的是岳飞的满江红,那一笔狂草汪洋恣肆,很有些风骨,看来是廖副参谋长的手书了。那办公桌上的台灯竟是一枚小炮弹壳做的,近了看,上边居然还有“usa”的字样,十分的别致往下,他就不敢再多看了。他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时候他慌忙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他早已准备好的擦布,从卫生间里打来一盆水开始擦窗户上的玻璃;擦完了玻璃就接着擦靠在墙边上的立柜,擦门,擦桌椅擦那张办公桌的时候,是他神经最为紧张的时候,桌上放着的每一件东西:文件、纸、笔、书籍等,他都事先默记住原来的摆放位置,等擦干净后再重新一一归位;办公桌上还压着一个厚厚的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几张军人的合影,那都是些旧日的照片,有一张还是一九三八年在“抗大”照的,凭感觉,他知道这些照片是非常珍贵的,这就是资历。所以,擦这块玻璃板的时候,他格外的小心,把手里的擦布拧了又拧,用湿的擦一遍之后,再用干的擦两遍,生怕滴上一丁点儿的水渍。而后,他拿起笤帚扫了屋里的地,扫完地他又蹲下身来,再用湿擦布把地板重新擦了一遍,最后,他光着两只脚,一步步退着把他的脚印擦掉,站在了门口

    这时候,他看了看装在挎包里的一只小马蹄表,才刚刚五点过十分。看时间还早,他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整个小楼(包括楼上楼下的卫生间)全都清扫了一遍!那时他还不会用拖把,他不知道放在厕所里的拖把是怎么用的,拿了拿就又放下了。所以,整个楼道,他都是蹲着一片一片用湿布擦完的结果是腰很疼。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任的第一天,他就犯错误了。那是很严重的错误!

    上午八点半,刚上班不久,司令部的周主任就把他叫去了。周主任叫他的时候,语气很轻,他只是说:“小冯,你来一下。”然而,等关上门,周主任的脸色一下就变了,那张长方脸像带霜的石夯一样矗在他的面前!他看着他,冷峻的目光里仿佛是含着一个冰做的大钩子,就那么久久地凝视着他。而后,突然说:“你想干什么?!”

    冯家昌心里一寒,陡地耸了一下身子,就那么直直地站着,紧绷着一个“立正”的姿态

    周主任严厉地说:“——我告诉你,你现在还不是廖副参谋长的秘书。你的转干手续还没办,只是借调。你还有六个月的试用期,在这六个月内,随时都有可能,啊”这时候,冯家昌心里凉到了冰点!可他知道,他不能辩解,也不能问,只有老老实实地听着。

    往下,周主任厉声说:“你去机要室干什么?那机要室是你可以随便进的吗?!念你初到,年轻,我就不批评你了。记住,这是机关!不该你问的,不要问。不该你听的,不要听。不该你做的,不要做。有些事情,不该你干的你干了,就是越位!机要室是一级保密单位,除了机要员,任何人不准进!我再提醒你一点,这里有这么多的秘书,哪个首长没有秘书?又不是你一个,在机关里,还是不要那么招摇吧”

    接下去,周主任又说:“秘书是什么?秘书就是首长的影子。在生活上,你就是首长的保姆。在工作上,你就是首长的记事本。在安全上,你就是首长的贴身警卫。在一些场合,不需要你出现,绝不要出现。需要你的时候,你又必须站在你的位置上”

    在周主任训话的整个过程中,冯家昌两眼含泪,一直恭恭敬敬地默立着最后,周主任看了他一眼,说:“去吧。”

    可是,当冯家昌敬礼后,刚要转身离开,却又被周主任叫住了。周主任缓声说:“年轻人,在机关里,我送你两个字:内敛。”

    回到宿舍后,冯家昌专门查了字典。他明白了周主任的意思,那是要他把自己“收”起来,要他约束自己。要他“藏”这既是善意的提醒,也可以说是警告。

    这真是当头一棒!在上班的第一天,冯家昌就领会到了“机关”的含意。他发现即使在上班的时间,小楼里也是很静的,如果楼道里传来了脚步声,那一定是某一位首长进来了。余下的时间,秘书们走路都是悄悄的,静得有些做作。如果仔细观察,只有一样是斑斓的,那就是秘书们的眼神,那真是千姿百态呀!特别是那不经意的一瞥,有的像虎,有的似猫,有的鹰,有的豹,有的狗,有的蛇而那眼神一旦转向人的时候,就像突然之间安上了一道滤光的闸门,就都成了一湖静水了,纹丝不动,波澜不惊。可是,在上班的第一天里,他还是隐隐地感觉到了什么,那是什么呢?琢磨了很久,他想出来了,那叫“侧目而视”是的,他从人们扫过的眼风里读到了这四个字。他真应该感谢周主任。如果不是周主任把他叫去,他根本看不出来如此微妙的玄机!那些含意是从安上了“滤光闸门”的眼神缝隙里一丝儿一丝儿地飘漏出来的:有轻蔑?有嘲笑?有讥讽?有敌视?有防范?顿时,他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要跟的廖副参谋长,倒是给了他一些安慰。再一次见面,他发现,廖副参谋长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严厉。在私下里,这是一个很慈祥的小老头。在办公室里,老人笑眯眯地望着他,说:“愿意跟我吗?”他绷紧身子,立正站好,回道:“愿意。”老人点点头,和蔼地说:“不要那么紧张。我又不是老虎。在我这里,你随便一点,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冯家昌再一次立正,说:“首长还有什么要求?”廖副参谋长怔了一下,大咧咧地说:“要求?没什么要求。熟了你就知道了,有空的时候,陪我下去转转。”说到这里,老人很随便地问:“会下象棋吗?”冯家昌说:“会一点。”老人说:“好,好,闲了下一盘。他们都说我的棋臭。其实我的棋一点也不臭,就是下得慢了些”接下去,老人转过身,突然问:“你看我这幅字写得怎么样?”冯家昌抬起头来,望着墙上挂的那幅满江红,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好。有风骨。很大器。”这时候,廖副参谋长“噢”了一声,摆了摆手,没再说什么。过了片刻,就在冯家昌正要出门倒水的时候,廖副参谋长突然说:“等等,我有一个要求。”冯家昌立时转过身来立正站好,绷紧身上的每一个细胞,等待着廖副参谋长的指示。廖副参谋长望着他,伸出一个指头,很严肃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对我,要说实话。”

    在小楼里,除了廖副参谋长,冯家昌最先接触到的就是侯秘书了。侯秘书只比他大四岁,小精神个儿,人胖胖乎乎、白白净净的,长得也娃气,看上去面善。久了才知道,在机关里,平时人们一般都叫他小侯,或是侯秘书;然而私下里,他还有个挺有意思的绰号,叫做“小佛脸儿”“小佛脸儿”算是赵副政委的秘书,跟他住在一个寝室里。那天晚上,两人第一次见面,侯秘书显得很热情。使冯家昌恐慌不安的是,这位已是连级干部的侯秘书竟然亲自跑到茶炉上给他打了一盆热水!接着,他操着一口四川话说:“烫烫脚,烫烫脚。脚上有些味,还有些味(穴位),啷个、啷个‘涌泉穴’,好好烫一烫,格老子,好舒服哟。”可是呢,到了第二天晚上,这侯秘书的话陡然就少了,人也显得生分了许多。就此,他发现,纵是像“小佛脸儿”这样面善的人,眼神里也时常飘动着鹿一样的机警!

    面对突如其来的“警惕”和“防范”冯家昌一时无所适从。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去给人解释吗?没有人会相信你。况且,初来乍到,到处去串门,只怕更会招致人们的非议。那么,唯一能做的就是“交心”他只有再一次把“心”交出来,不管有没有人要一天,半夜时分,冯家昌突然从铺上坐起来,说:“侯秘书,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侯秘书从对面的铺上扭过头来,瞟了他一眼,淡淡地说:“没看几点了?摆个啥子龙门阵嘛。”

    这时候,还未开口,冯家昌眼里的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他满脸是泪,痛哭流涕地说:“侯秘书,我看你是个好人,我想给你说说心里话”

    其实,侯秘书也没有睡,他一直在忙活着一件让人看不出名堂的事体。他的桌头上总是放着一些削好的竹签子,他把那些竹签一节一节地削成火柴棍大小,有的略长一些,有的稍短一些,有的是尖头,有的却是圆头,而后一小捆一小捆地用皮筋扎起来,一闲下来,他就拿出一块细纱布打磨这些小竹签,直到把那些小竹签打磨得像针一样光滑为止也不知究竟干什么用的。这个侯秘书手小如女人,心细也如女人,就在冯家昌跟他说话时,他正用棉球蘸着酒精一点一点往指头擦呢。听了这些动心的话,他扭起身来,用探究的目光望着冯家昌,说:“你哭个啥子嘛?”

    冯家昌双腿盘在那里,流着泪,自言自语地说:“侯秘书,老哥,我是个农家孩子,吃红薯叶长大的,长到十六岁还没穿过鞋呢。过去,我从没在机关里待过,也没见过什么世面我要是有哪点做得不周全,你就多包涵吧。”

    听他这么一说,侯秘书那张“小佛脸儿”渐渐就有了些温情。接下去,冯家昌一五一十地交出了自己的老底,他把自己的出身、家庭情况,以及在连队里四年来的状况全部倒给了这位来自四川的侯秘书侯秘书一直静静地听着,从不插话。可听到后来,侯秘书突然从床上跳下来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拿起军用茶缸,给冯家昌倒了一杯水。第二天早上,侯秘书突然笑了,说:“我晓得了,你就是那个扛了九支步枪的家伙!”

    两天后,趁着晚上没人的时候,两人躺在床上,侯秘书对冯家昌说:“小冯,看你是个实在人,啷个就说说。在机关里,干秘书这一行,是不能突出个人的。你是为首长服务的,这里唯一要维护、要突出的只能是首长。你要切记这一点。在这里,有的时候,多说一句话,多走半步路,都会铸成终生难以弥补的大错!记住,干好你分内的事就行了。尤其不要去做‘面子活’。在你来之前,曾经退回去的那两个人,都是因为太招摇了这叫不成熟,是被人瞧不起的。你想,在小楼里当秘书,都是百里、千里挑一选出来的,没有哪一个是笨蛋!而且,能决定你命运的,不是任何人,就是首长。我实话告诉你,在秘书行里,有大志向的人多了!这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啊!”

    夜静静的,可冯家昌心里却翻江倒海!躺在铺上,听着“小佛脸儿”的教诲,他的两眼睁得大大的,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绷得紧紧的,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呀,他要张开所有的毛孔去吸收“养分”一直聊到了半夜时分,冯家昌由衷地说:“侯秘书,老哥,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得跟你好好学呢!”

    不料,侯秘书却摇摇头说:“啷个跟我学?那你就错了。我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冯家昌直直地望着侯秘书

    这时候,只见侯秘书突然坐起身来,咕咕咚咚地喝了半茶缸水,而后说:“‘小楼三绝’你听说过吗?”

    冯家昌一怔,摇摇头说:“没有。”

    说到“小楼三绝”侯秘书那张“小佛脸儿”一下子就灿烂了。他探身向前,压低声音说:“机关里谁都知道。我告诉你,这里可是人才济济呀!这第一绝,是冷松,冷秘书,他是跟司令员的。此人是个天才!啷个是没得比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号称‘军区第一书虫’。此人读书之多是罕见的!像毛选四卷,马、恩、列、斯,三十六计及历史上有名的战例,人家都倒背如流!尤其是记忆力,简直是神了。军区所属各单位的电话号码,啷个张口就来。凡见过一面的,第二次见面啷个必定能叫出名字。啷个跟司令员下去,从不作记录,回来就是一篇大文章!据说,北京几次要调他,司令员就是不放。只是,此人也有些小毛病,为人太傲太冷,目中无人。有人说,冷秘书眼眶太高,军级以下不瞄,这当然是笑话了。不过,他是一号的秘书,大才子,也就没人多管闲事了”

    冯家昌听了,只觉得自己一点点地小下去了

    接着,侯秘书说:“这第二绝,是姜丰天,姜秘书,他是跟参谋长的。此人是鬼才!他最绝的一点,人称‘地球仪’。可以说整个世界烂熟于心!不夸张的,一点也不夸张。在人家眼里,地球不过是一张打成了格格的纸。真的,真的。不管什么样的地图、地形图,啷个用比例尺一量,就知道误差有多少!军区所有的‘沙盘’,都是人家测定的此人还有一绝,号称‘顺风耳’。尤其是炮弹的弹着点,一听呼啸声就知道射程多远,口径多大,命中率有多高炮兵最服他,一听说‘老耳’来了就格外的小心。不过,此人的烟瘾太大,看上去黄皮寡瘦的,也不太讲卫生,他的床上总是堆得乱七八糟的,全都是些图纸啦、书啦”

    冯家昌简直听怔了,就那么傻傻地望着侯秘书待侯秘书伸手去抓茶缸的时候,才猛然醒悟,赶忙跳下床去,抢着给他倒了一缸水。

    侯秘书喝了水后,又接着说:“这第三绝,是上官云,他跟电影里的上官云珠只差一个字,上官秘书,他是跟左政委的。此人是怪才!上官秘书善弈,棋下得绝好。整个军区系统没有人能下过他的。他还有一手绝活,速记功夫全军区第一!军区不管开什么重大会议,他都是必须到场的秘书。表面上看,他的字就像是‘鬼画符’,你根本看不出他写的是什么。但是,当他整理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无论会场上有多少人发言,无论谁说了什么,哪怕是首长在会上哼了一声,他都一字不漏。所以,他在军区被人称为‘活机要’只是,此人口风太紧,什么事也别想从他嘴里打听出来。要是往下说,能人多了,还有第四、第五等等。有一个参谋,绰号做叫‘标尺’,你听听这名号!我就不多说了”

    这时候,冯家昌终于问:“侯秘书,你呢,你也有绝活吧?说说你的”

    侯秘书很谦虚地笑了笑说:“我有个啥子绝活嘛,我是个猪脑壳。差得太远了,不办事,不办事的。”

    冯家昌探身朝桌上看了一眼,说:“老哥,桌上那些竹签是干什么用的?我一直不敢问?这只怕”

    侯秘书朝桌上看了一眼,说:“这算什么,雕虫小技而已,给你说了也没关系的。桌上那些竹签,短些的是牙签,赵政委的牙不好,饭后剔牙用的;那长些的,一头裹了药棉的,是掏耳朵用的,政委有这点嗜好,睡不着的时候,让我给他打打耳,掏一掏耳朵”说到这里侯秘书又笑了笑。

    突然之间,电话铃响了,而且只响了一声只见侯秘书迅速穿好衣服,又极快地整理了一下军容,随口说:“我出去一下。”说完,就“腾腾腾”地走出去了。

    天这么晚了,干什么呢?可冯家昌心里明白,这是不能问的。“小佛脸儿”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啊于是,他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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