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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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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府南河边见识了我的腿法，大头颇为倾倒，三番五次给我打电话，我听都不听，直接挂掉。有一天他还在下班路上堵我，一脸谄媚的肥笑，恨不能管我叫爹。其实我心里明白，朋友啊兄弟啊友谊啊，都是他妈的胡扯，指望靠着我吃钱才是真的。对于李良这事，我不太相信是他故意设的局，但站在岸边打打落水狗，顺路阴李良一把，黑他点钱倒是大有可能。警察真是毁人的职业，好好的一个人进去，不出两年就会变得又阴又毒，见了亲爹都要咬一口。我高中有个八拜之交叫刘春鹏，当年跟我一起偷过菜市场的西瓜，一起扎过班主任的车胎，第一年高考落榜，我们在合江亭相顾无言，仰天长叹，掩鼻而涕，哀老天瞎眼，说到最后，我俩抱头痛哭，象两块被泪水粘合在一起的破玻璃。
他高中毕业后一直火车站附近当民警，几年下来，变得异常凶恶，对谁都六亲不认。前些日子有朋友开车在北站撞倒了几块栏杆，被他逮到，声称要吊销驾照。朋友找到我帮着说情，刘春鹏当着我面说好好好“哥们的事就是我的事”但一转过脸去，该罚款照样罚款，该扣分照样扣分，让我结结实实地丢了回人。我还亲眼见过他把一个外地民工打得满脸是血，跪在地上苦苦求饶，就因为人家不小心踩了他一下。打完之后他还不解气，一脚把民工的包裹踢飞，一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茶缸当地掉出来，在崎岖不平的城市的街路上翻滚作响。
我说你可以相信王大头，但不应该随便相信一个警察。李良说钱都给出去了，想那些还有什么用？我心里窝着一口气，嘟嘟囔囔地诋毁警察的声誉，说他们是戴国徽的禽兽。李良沉沉地看我半天，叹了一口气，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该当真的你不当真，该糊涂的你又不糊涂。”
那天大头的脸色很不好看，气呼呼地鼓着腮帮子瞪我。我想他一定听见我说的话了，脸不由自主地红起来，手足无措，坐立不安，场面十分尴尬。正想解释两句，李良突然发作起来，跟头把式地冲进卧室，到处翻腾，发出惊人的响声。我和大头急忙跑过去，看见他把所有的箱子、柜子、抽屉都翻了个底朝天，嘴里咻咻有声，大头说你找什么，不要急，我和陈重帮你找。李良头也不抬地说：“我记得还有一包，我还有一包，还有一包！”声音嘶哑刺耳，象一只在荒原上的嚎叫的野狼。
可能是李良的记忆出了问题，我们把整间房子翻了个地朝天，也没找到他说的那一包。李良发作得越发厉害，拿着空针头就要往胳膊上戳，我和王大头同时扑上去拉他的手，等到针管夺下来，我们俩都出了一身汗。李良象中了紧箍咒的孙猴子，在地上不停地滚翻爬行，蛆一般扭曲着身子，作出种种不可思议的奇形怪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心里又吃惊又难受，还怕他心脏病发作，就这么死了。王大头跟他搏斗了半天，气喘吁吁地对我下命令：“去！找绳子把他绑起来！”我刚要转身，被李良一把拖住，他可怜巴巴抱着我的腿，说陈重求求你，你出去给我弄一点吧弄一点吧。我费力地掰开他的手，纵身跳出圈外，李良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倒下，脸上糊满了鼻涕和眼泪，嘴唇乌青，瞳孔放大，象一具死不瞑目的尸体。
他几乎是被我们扛下楼的，那时天还没亮，整个城市空空荡荡，几个彻夜未睡的人轻轻飘过，脸上带着鬼魂的表情。把李良塞上车时他大叫了一声：“啊———”声间尖利如刀，让我心惊胆颤，脑后一撮头发不由自主地竖起来，在成都初秋的风里瑟瑟发抖。
作完15天的强制戒毒疗程，李良胖了一些，脸上贼肉横生。出院那天他表情有点古怪，似笑不笑的，象高兴又象是失望，腮上的肉鼓鼓地跳，我想可能是刚戒完毒，生理上还不适应吧。回家前，我们到梁家巷吃了点东西，李良象个机器人一样张嘴闭嘴，面无表情地嚼着饭粒，一句话都不说。我受不了了，打拱作揖的求他：“哥子，你整出点响声来好不好？你这个样子很吓人哦。”他用筷子戳了戳碗里的水煮肉片，若有所思的告诉我：“操，还是咱们校门口那家饭馆的菜好吃。”
第二天他就失踪了，我一遍遍地打他的手机，就是没人接，把他家的门都快敲破了，也没听见回应。我心里无端地害怕起来，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给叶梅打电话，她冷冰冰的问我什么事，我说你回家看看吧“李良可能可能自杀了。”
李良一直把海子当成自己的偶像，那也是个神经诗人，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李良自称读完了海子的所有诗篇，并得出结论，说海子是死亡成就的英雄，所有苟活者在他面前都应该惭愧。这个理论后来被无限放大，终于成了李良的人生信条。大三下学期，文学社开创作笔会，装模作样地研究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一群自命高尚的傻逼青年激动得鼻血狂喷。快散会时，李良突然问我：“陈重，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一群才子才女都瞪着我，我想了半天，说为了幸福吧。李良腾地站起来，一边绕场疾走，一边大声驳斥我的观点：“错！生活，生活只有一个目的！”
那是1994年，李良21岁，他那天穿一件红条纹的t恤衫，在校外小摊上花5块钱买的。关于生活的目的，他最终没有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死亡。
我的幸福是一抔黄土
无风的月夜长草突然晃动
纯洁的纸钱飘落山岗
过路人你珍藏的泪水
必将打湿我前生的遗衣
而那些滴落的
亦将默默丰满
———李良-月夜
叶梅气喘吁吁跑上楼时，我刚刚点上第三支烟。她没跟我打招呼，直接当当啷啷开了门，我鞋也没换就冲了进去，李良不在。这栋府南河边的豪宅空得象一座被盗过的坟墓，窗户大开着，腥臭的风迎面而来。一只鸟儿扑扇着翅膀从眼前飞过，停在黄叶飘零的枝头。秋天到了，它也在为自己的归宿发愁吧。
把屋子彻底检查了一遍，排除了李良把自己的尸体藏在衣柜里、床底下等各种可能，我甚至还打开马桶盖看了一看。叶梅一直站在那里，斜眼看着我象个疯子一样进进出出，目光中充满了鄙视和不屑，似乎我只是一泡会动的狗屎。搜查完毕，她冷冷地发话了：“没想到你还这么够朋友。”我有点生气，板着脸回答：“李良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永远都是，我甚至”我脸红了一下，叶梅抱着双手，一脸轻蔑，等着我说下去，我鼓了鼓劲，大声说：“我甚至可以为他去死！”叶梅哼了一声，拿鼻孔看了看我，表情异常狰狞，说李良可未必把你当成朋友“你欠他32000元钱，他可一直都记着呢。”
我必须承认，我对叶梅依然是一无所知，我熟悉的只是她的身体，甚至——只是她身体的几个部分。她心里想的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李良上次阴森森地对我说：“她现在只听你的。”我听了面红耳赤，屁都没敢放一个，拔腿就跑。作为风月场中的老手，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叶梅对我的感情，包括乐山那夜，包括她趴在我身上撕心裂肺的大哭，甚至包括她泼我的那一杯酒。让我困惑的是她后来的表现，从李良结婚到现在，我们一共见过六次面，她每次都象是刚从冰箱里钻出来，一张脸寒气森森，让我望而生畏。和赵悦离婚后，有一天清晨五点钟，她给我打电话，我迷迷糊糊地问：“谁啊？”她说是老子，我腾地坐起来，问她有什么事，她不说话，我揉了一下眼睛，听见话筒里传来震耳的音乐声，过了足足一分钟，她忽然道：“算了，就当我打错了吧。”然后无声息地挂了机。那时天色微明，一线曙光透窗而来，照着我惺忪的睡眼。我抱着电话傻坐了半天，脑袋里空空如也。倒头又睡，直到天光大亮。醒来后茫然若失，想不清楚那到底是梦还是真的。
不过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李良和我不同，我大大咧咧，永远不知道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更不知道有多少钱是自己的，有多少是别人的，属于那种“包里剩下十元钱，花九元去买包烟”的品种。李良是个精细人，给人恩惠、受人恩惠都一笔笔记在心里。他既然记得我欠他的三万二，就应该还记得他欠我多少。
大四最后一学期，李良极其潦倒。所有的钱都扔在了麻将桌上。他手气总是不好，瘾头却总是很大。任何时候，只在站在楼道上喊一声：“三缺一啦！”他保准是第一个蹿出来报名。那学期开学时我带了2300，不到三个月花得净光，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给他付了赌债。毕业后回成都，他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全靠我大力赞助。到成都后无处容身，又是我把他收留在家里，连吃带住，蹭我爸的红塔山抽，我妈还帮他洗袜子。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朋友的价值就在于互相利用。那些断头流血的友谊，也许存在过，也许只是我们的幻想。
200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落叶飘零，灰尘弥漫，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慢慢沉没在府南河灰黑腥臭的河水中，我站在岸边想，什么生呀死的，别逗了，我是说着耍的。
那天在府南河边见识了我的腿法，大头颇为倾倒，三番五次给我打电话，我听都不听，直接挂掉。有一天他还在下班路上堵我，一脸谄媚的肥笑，恨不能管我叫爹。其实我心里明白，朋友啊兄弟啊友谊啊，都是他妈的胡扯，指望靠着我吃钱才是真的。对于李良这事，我不太相信是他故意设的局，但站在岸边打打落水狗，顺路阴李良一把，黑他点钱倒是大有可能。警察真是毁人的职业，好好的一个人进去，不出两年就会变得又阴又毒，见了亲爹都要咬一口。我高中有个八拜之交叫刘春鹏，当年跟我一起偷过菜市场的西瓜，一起扎过班主任的车胎，第一年高考落榜，我们在合江亭相顾无言，仰天长叹，掩鼻而涕，哀老天瞎眼，说到最后，我俩抱头痛哭，象两块被泪水粘合在一起的破玻璃。
他高中毕业后一直火车站附近当民警，几年下来，变得异常凶恶，对谁都六亲不认。前些日子有朋友开车在北站撞倒了几块栏杆，被他逮到，声称要吊销驾照。朋友找到我帮着说情，刘春鹏当着我面说好好好“哥们的事就是我的事”但一转过脸去，该罚款照样罚款，该扣分照样扣分，让我结结实实地丢了回人。我还亲眼见过他把一个外地民工打得满脸是血，跪在地上苦苦求饶，就因为人家不小心踩了他一下。打完之后他还不解气，一脚把民工的包裹踢飞，一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茶缸当地掉出来，在崎岖不平的城市的街路上翻滚作响。
我说你可以相信王大头，但不应该随便相信一个警察。李良说钱都给出去了，想那些还有什么用？我心里窝着一口气，嘟嘟囔囔地诋毁警察的声誉，说他们是戴国徽的禽兽。李良沉沉地看我半天，叹了一口气，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该当真的你不当真，该糊涂的你又不糊涂。”
那天大头的脸色很不好看，气呼呼地鼓着腮帮子瞪我。我想他一定听见我说的话了，脸不由自主地红起来，手足无措，坐立不安，场面十分尴尬。正想解释两句，李良突然发作起来，跟头把式地冲进卧室，到处翻腾，发出惊人的响声。我和大头急忙跑过去，看见他把所有的箱子、柜子、抽屉都翻了个底朝天，嘴里咻咻有声，大头说你找什么，不要急，我和陈重帮你找。李良头也不抬地说：“我记得还有一包，我还有一包，还有一包！”声音嘶哑刺耳，象一只在荒原上的嚎叫的野狼。
可能是李良的记忆出了问题，我们把整间房子翻了个地朝天，也没找到他说的那一包。李良发作得越发厉害，拿着空针头就要往胳膊上戳，我和王大头同时扑上去拉他的手，等到针管夺下来，我们俩都出了一身汗。李良象中了紧箍咒的孙猴子，在地上不停地滚翻爬行，蛆一般扭曲着身子，作出种种不可思议的奇形怪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心里又吃惊又难受，还怕他心脏病发作，就这么死了。王大头跟他搏斗了半天，气喘吁吁地对我下命令：“去！找绳子把他绑起来！”我刚要转身，被李良一把拖住，他可怜巴巴抱着我的腿，说陈重求求你，你出去给我弄一点吧弄一点吧。我费力地掰开他的手，纵身跳出圈外，李良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倒下，脸上糊满了鼻涕和眼泪，嘴唇乌青，瞳孔放大，象一具死不瞑目的尸体。
他几乎是被我们扛下楼的，那时天还没亮，整个城市空空荡荡，几个彻夜未睡的人轻轻飘过，脸上带着鬼魂的表情。把李良塞上车时他大叫了一声：“啊———”声间尖利如刀，让我心惊胆颤，脑后一撮头发不由自主地竖起来，在成都初秋的风里瑟瑟发抖。
作完15天的强制戒毒疗程，李良胖了一些，脸上贼肉横生。出院那天他表情有点古怪，似笑不笑的，象高兴又象是失望，腮上的肉鼓鼓地跳，我想可能是刚戒完毒，生理上还不适应吧。回家前，我们到梁家巷吃了点东西，李良象个机器人一样张嘴闭嘴，面无表情地嚼着饭粒，一句话都不说。我受不了了，打拱作揖的求他：“哥子，你整出点响声来好不好？你这个样子很吓人哦。”他用筷子戳了戳碗里的水煮肉片，若有所思的告诉我：“操，还是咱们校门口那家饭馆的菜好吃。”
第二天他就失踪了，我一遍遍地打他的手机，就是没人接，把他家的门都快敲破了，也没听见回应。我心里无端地害怕起来，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给叶梅打电话，她冷冰冰的问我什么事，我说你回家看看吧“李良可能可能自杀了。”
李良一直把海子当成自己的偶像，那也是个神经诗人，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李良自称读完了海子的所有诗篇，并得出结论，说海子是死亡成就的英雄，所有苟活者在他面前都应该惭愧。这个理论后来被无限放大，终于成了李良的人生信条。大三下学期，文学社开创作笔会，装模作样地研究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一群自命高尚的傻逼青年激动得鼻血狂喷。快散会时，李良突然问我：“陈重，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一群才子才女都瞪着我，我想了半天，说为了幸福吧。李良腾地站起来，一边绕场疾走，一边大声驳斥我的观点：“错！生活，生活只有一个目的！”
那是1994年，李良21岁，他那天穿一件红条纹的t恤衫，在校外小摊上花5块钱买的。关于生活的目的，他最终没有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死亡。
我的幸福是一抔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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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将默默丰满
———李良-月夜
叶梅气喘吁吁跑上楼时，我刚刚点上第三支烟。她没跟我打招呼，直接当当啷啷开了门，我鞋也没换就冲了进去，李良不在。这栋府南河边的豪宅空得象一座被盗过的坟墓，窗户大开着，腥臭的风迎面而来。一只鸟儿扑扇着翅膀从眼前飞过，停在黄叶飘零的枝头。秋天到了，它也在为自己的归宿发愁吧。
把屋子彻底检查了一遍，排除了李良把自己的尸体藏在衣柜里、床底下等各种可能，我甚至还打开马桶盖看了一看。叶梅一直站在那里，斜眼看着我象个疯子一样进进出出，目光中充满了鄙视和不屑，似乎我只是一泡会动的狗屎。搜查完毕，她冷冷地发话了：“没想到你还这么够朋友。”我有点生气，板着脸回答：“李良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永远都是，我甚至”我脸红了一下，叶梅抱着双手，一脸轻蔑，等着我说下去，我鼓了鼓劲，大声说：“我甚至可以为他去死！”叶梅哼了一声，拿鼻孔看了看我，表情异常狰狞，说李良可未必把你当成朋友“你欠他32000元钱，他可一直都记着呢。”
我必须承认，我对叶梅依然是一无所知，我熟悉的只是她的身体，甚至——只是她身体的几个部分。她心里想的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李良上次阴森森地对我说：“她现在只听你的。”我听了面红耳赤，屁都没敢放一个，拔腿就跑。作为风月场中的老手，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叶梅对我的感情，包括乐山那夜，包括她趴在我身上撕心裂肺的大哭，甚至包括她泼我的那一杯酒。让我困惑的是她后来的表现，从李良结婚到现在，我们一共见过六次面，她每次都象是刚从冰箱里钻出来，一张脸寒气森森，让我望而生畏。和赵悦离婚后，有一天清晨五点钟，她给我打电话，我迷迷糊糊地问：“谁啊？”她说是老子，我腾地坐起来，问她有什么事，她不说话，我揉了一下眼睛，听见话筒里传来震耳的音乐声，过了足足一分钟，她忽然道：“算了，就当我打错了吧。”然后无声息地挂了机。那时天色微明，一线曙光透窗而来，照着我惺忪的睡眼。我抱着电话傻坐了半天，脑袋里空空如也。倒头又睡，直到天光大亮。醒来后茫然若失，想不清楚那到底是梦还是真的。
不过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李良和我不同，我大大咧咧，永远不知道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更不知道有多少钱是自己的，有多少是别人的，属于那种“包里剩下十元钱，花九元去买包烟”的品种。李良是个精细人，给人恩惠、受人恩惠都一笔笔记在心里。他既然记得我欠他的三万二，就应该还记得他欠我多少。
大四最后一学期，李良极其潦倒。所有的钱都扔在了麻将桌上。他手气总是不好，瘾头却总是很大。任何时候，只在站在楼道上喊一声：“三缺一啦！”他保准是第一个蹿出来报名。那学期开学时我带了2300，不到三个月花得净光，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给他付了赌债。毕业后回成都，他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全靠我大力赞助。到成都后无处容身，又是我把他收留在家里，连吃带住，蹭我爸的红塔山抽，我妈还帮他洗袜子。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朋友的价值就在于互相利用。那些断头流血的友谊，也许存在过，也许只是我们的幻想。
200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落叶飘零，灰尘弥漫，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慢慢沉没在府南河灰黑腥臭的河水中，我站在岸边想，什么生呀死的，别逗了，我是说着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