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娱乐化与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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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红袖杂文可谓异常热闹。从“狗日”了老师开始，欢呼黄健翔，开骂周杰伦，又有模仿者学着“没事”骂起了李宇春。我读得酣畅淋漓，却看得胆战心惊。
我觉得我们跌进了一个圈套，以为这样才叫热闹繁荣，其实这只是文化死水泛起的一堆泡沫，徒有几声蚊飞蛙跳，鲜有龙吟虎啸。
杂文是文学样式中的草民。它看似“性“刁，其实是自有骨节者，决不是油滑贫腔的泼皮；它看似自由地嬉笑怒骂，没有遮拦，但是背后却是一副铁骨、一颗良心支撑。既有针砭的技术，也有解剖的胆识；对恶它是金刚怒目、迭翻白眼，对己它是严肃端正、勇于反省；它可以慷慨悲歌，它可以佯狂卖颠；它傲睨众生又脚踏红尘，深沉博大中又不失悲天悯人之情怀，所以它可以辛辣万端，也可宽容慈爱。这当然是杂文的高境界。
杂文应是带着质朴草根性的有尊严、有血性、有贵族气质的汉子，可今天它真的成了一些人手中的瘪三无赖了，还把这流氓气说成是真性情、真表达。我想我们只接受了杂文的表皮，以为写得苛刻偏激才是杂文的本色；这“匕首”、“投枪”放了人血才认定是完成了杂文的任务；更是擅长借它大吐妄言、做尽噱头，哗众取宠，以为这才叫深刻动人。说老师素质低可以，但“狗日”一番，大家就尽力扩大其娱乐效果去了；说歌星就说唱工长相，刻骨贬损，确实能一鸣惊人。这些或者只是作者的个人喜恶，或者只是偏偏说大话而已。大家一本正经的愤怒或激动时，作者高兴了，网站高兴了。试问有何建设意义？网站就成了大家倾吐情绪的垃圾场？！
这是娱乐主义的结果。这年头是什么都讲娱乐主义。想想，电视新闻里连国际大事、国家大事，甚至死亡灾难都可以极尽调侃，还有什么不能娱乐的。文化现象里，影视剧对历史，只管戏说乱说；杂志的大多数版面只关心名人私生活；个别标榜为精英的报纸保留的文化版，也常有意无意偏到娱乐主义式的“窥探”“解密”上去了。
娱乐主义满足的是人的低级欲望：阅读时的表层刺激与快感，某种私欲的发泄。所以以此作为标准，装模作样，拉大旗就可作虎皮；尖酸刻薄才叫好卖座；叫骂对骂是最惹眼的形式；名人是最好的靶子；矫情故作反被当作惊世骇俗、特立独行。所以白烨可以假正经，韩寒可以不正经，郭敬明可以抄袭，王朔才可以说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豪言。轰轰烈烈的争鸣其实是不可开交的争吵，大大方方的商榷其实是大大咧咧的说脏话。娱乐主义者常说写文章只求开心，别承载那么多责任意义，所以以叫骂为声，以名人为幌，以引人注目为荣；洋洋洒洒肢体语言、生殖器语言；贴上撩人春情的标题；娱乐自己，愚弄众人。一伙看客们屁颠屁颠围上，顶帖，起哄。
周国平先生曾说：“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杂文或许最不应沦落成娱乐主义的阶下囚，而应成为严肃文化环境的利器：扬关怀民生之旗，敲呐喊民众之鼓，挥讽刺世相之鞭，发出自己热气腾腾的真声音。
2006
最近一段时间，红袖杂文可谓异常热闹。从“狗日”了老师开始，欢呼黄健翔，开骂周杰伦，又有模仿者学着“没事”骂起了李宇春。我读得酣畅淋漓，却看得胆战心惊。
我觉得我们跌进了一个圈套，以为这样才叫热闹繁荣，其实这只是文化死水泛起的一堆泡沫，徒有几声蚊飞蛙跳，鲜有龙吟虎啸。
杂文是文学样式中的草民。它看似“性“刁，其实是自有骨节者，决不是油滑贫腔的泼皮；它看似自由地嬉笑怒骂，没有遮拦，但是背后却是一副铁骨、一颗良心支撑。既有针砭的技术，也有解剖的胆识；对恶它是金刚怒目、迭翻白眼，对己它是严肃端正、勇于反省；它可以慷慨悲歌，它可以佯狂卖颠；它傲睨众生又脚踏红尘，深沉博大中又不失悲天悯人之情怀，所以它可以辛辣万端，也可宽容慈爱。这当然是杂文的高境界。
杂文应是带着质朴草根性的有尊严、有血性、有贵族气质的汉子，可今天它真的成了一些人手中的瘪三无赖了，还把这流氓气说成是真性情、真表达。我想我们只接受了杂文的表皮，以为写得苛刻偏激才是杂文的本色；这“匕首”、“投枪”放了人血才认定是完成了杂文的任务；更是擅长借它大吐妄言、做尽噱头，哗众取宠，以为这才叫深刻动人。说老师素质低可以，但“狗日”一番，大家就尽力扩大其娱乐效果去了；说歌星就说唱工长相，刻骨贬损，确实能一鸣惊人。这些或者只是作者的个人喜恶，或者只是偏偏说大话而已。大家一本正经的愤怒或激动时，作者高兴了，网站高兴了。试问有何建设意义？网站就成了大家倾吐情绪的垃圾场？！
这是娱乐主义的结果。这年头是什么都讲娱乐主义。想想，电视新闻里连国际大事、国家大事，甚至死亡灾难都可以极尽调侃，还有什么不能娱乐的。文化现象里，影视剧对历史，只管戏说乱说；杂志的大多数版面只关心名人私生活；个别标榜为精英的报纸保留的文化版，也常有意无意偏到娱乐主义式的“窥探”“解密”上去了。
娱乐主义满足的是人的低级欲望：阅读时的表层刺激与快感，某种私欲的发泄。所以以此作为标准，装模作样，拉大旗就可作虎皮；尖酸刻薄才叫好卖座；叫骂对骂是最惹眼的形式；名人是最好的靶子；矫情故作反被当作惊世骇俗、特立独行。所以白烨可以假正经，韩寒可以不正经，郭敬明可以抄袭，王朔才可以说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豪言。轰轰烈烈的争鸣其实是不可开交的争吵，大大方方的商榷其实是大大咧咧的说脏话。娱乐主义者常说写文章只求开心，别承载那么多责任意义，所以以叫骂为声，以名人为幌，以引人注目为荣；洋洋洒洒肢体语言、生殖器语言；贴上撩人春情的标题；娱乐自己，愚弄众人。一伙看客们屁颠屁颠围上，顶帖，起哄。
周国平先生曾说：“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杂文或许最不应沦落成娱乐主义的阶下囚，而应成为严肃文化环境的利器：扬关怀民生之旗，敲呐喊民众之鼓，挥讽刺世相之鞭，发出自己热气腾腾的真声音。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