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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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 一、幻梦中的歌吟——余华作品印象记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我读到的第一个余华的中短篇小说。它写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应该算是余华最早创作的作品之一吧。从小看大，从早看后，研究一个作家的写作，关注他的早期创作是很重要的，从他最初的写作状态中，可以推断出他以后发展的轨迹和倾向，并从中捕获一些有关他写作的深层秘密。十八岁出门远行给我提供了研究余华写作的宝贵信息。
小说写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年，第一次出门远行，在路途中的一段看似平常却耐人寻味的经历。“我”在一位刚刚认识的朋友（自以为“朋友”）的司机车上，遭遇一场苹果轰抢事件。欺软怕硬的司机，面对集体的暴力，束手无策，最后还恶毒地抢走了“我”装有钱和物品的背包。“我”的顽强反抗，终因孤立无援而惨败。
这篇小说，作家莫言曾把它称之为一篇“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并继而称赞余华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其他评论者，也把十八岁出门远行看作可以和西方现代作品媲美的，揭示了人生荒谬现实的青春小说。
那么，余华真的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吗？我不这样看。我认为，余华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梦中的呓语者”而非真正的清醒者。不错，余华笔下描写的种种人生噩梦，都是令人震惊的，有一些，甚至是前辈作家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却没有勇气揭露出来的真实生命的悲惨处境。就这个意义上说，余华的是独特的，有价值的。但是，他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深思了那些噩梦，从而引起他的读者深思呢？也就是说，他到底“清醒”到了什么地步？他是否可以唤醒其它的“梦中人”？或者他自己是否依然身在梦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怀疑的。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读到的有几个字：冷漠，破碎，欺瞒，逃避。这些消极的字眼，在“十八岁”青春亮丽背景的衬托下，更显残酷和灰暗，使我感到阵阵刺骨的寒冷和冰凉。我没有想到余华早期作品的风貌竟是如此，我甚至不敢将我对余华的阅读继续下去了。我只相信，文学应该带给我的，不应该只是这些，不应该仅仅是这些，甚至根本就不可以是这些。
小说结尾处“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和遭劫的汽车一样遍体鳞伤的少年，将自己躲进了汽车的“心窝”和自己的心窝中，最后躲进了自己出门时和爸爸兴高采烈告别的美好回忆中。于是，眼泪和血迹被遮掩了，痛苦和伤痕被淡化了。十八岁的少年人对自己说，他找到了他要找的旅店——那可以避风遮雨，远离伤害的心灵之家。他就在他并不强大的心中，和那些虚幻的回忆中。
少年的人生美梦（憧憬），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就遭遇破碎的命运，已经伤痕累累的他，又在另一个自欺欺人的梦中沉睡过去。这个柔弱，敏感，单薄，不敢面对现实真相，更不敢深究黑暗根源的，自欺欺人，继续被噩梦伤害的少年形象，在我看来，几乎成了余华所有重要作品之精神内核的一个醒目标志。这个羸弱的少年形象，与余华的三部重要长篇——在细雨中呼喊：那个在回忆里自我疗伤的少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苦难中忍辱负重的福贵、许三观，遥相呼应，形成一道特别的生命景观，坚守着恒定不变的驼鸟式的逃跑姿态。
由此，我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勾勒出了余华整体创作的大致图景。冷漠与破碎，是他早期中短篇小说的心理特征；欺瞒与逃避，是他后期长篇小说的精神特色。这个小小的短篇，竟然把余华的整个写作过程，他面对的现实和受伤，他的内心冲突，他寻求解决冲突的方式，他的前卫和后退，等等，都象征性地概况了出来。这是我的牵强附会呢，还是冥冥中深藏玄机？这恐怕是连余华本人都难以回答的一个写作之谜。
阅读余华的早期小说，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遗憾的是，这个勇气和胆量，只是生理心理层次的，而不是心灵精神层次的。下面，我就来探寻余华作品的精神内核及其实质，并附带阐述我如此论断的理由。
余华早期的作品，关注和表现了一个重要的黑暗现实，那就是暴力。这也是自有人类以来，人性中的一个巨大盲点。余华的笔触，一开始就敏感地深入到这个司空见惯，却因此易被忽视和回避的历史现实，尤其是中国的历史现实中——它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评论家摩罗将余华描写暴力的小说一九八六，称之为“对暴力的重现”（摩罗一九八六——对暴力的重现），而我不用“重现”这个词，我只用“表现”这是因为，余华的暴力小说，包括那篇代表作一九八六，在我看来，还远远没有达到“重现”所要求的程度。对于暴力的揭示，余华所用的，是一把砍猪肉的带锈钝刀，而不是解牛骨的锋利匕首。只见刀形，难见锋芒。下面以一九八六年为例，扼要说明。
一九八六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在业余过研究古代刑罚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文革中，由于他这一曾经的“业余研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伤害，后来精神崩溃，成了一个到处游荡的疯子。这个疯子在幻想中，成了一个虐待狂和施虐狂。他在妄想中，用他过去因研究而得知的古代刑罚自残，和残他。整个小说，充满了一股怪异的血腥味，令人发指。摩罗先生在他的评论中，把这个历史教师的疯狂，看作是他精神上的觉醒后，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从而对此小说甚为推崇），我不同意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他不仅仅在想象中自残，而且更在想象中残他，其疯狂的举动，充满了报复、复仇的恶毒快感。
“砍刀向那些走来的人的膝盖砍去了无边无际的人群正蜂拥而来，一把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余华一九八六）他在幻想中，看见那些人被肢解，下油锅，而他自己，无不快意地将那些尸体剥皮，拔骨，掏肺，探心最后，他从自残后的昏迷中醒来，还忘不了残他，在幻觉中“他似乎看到了无数人体以各种姿势，纷纷在掉落下来。于是，他兴高采烈地跳跃着向那里跑去。”
历史教师幻想中的残他、施暴行为，显然不是用象征——比如，把那些他在幻觉中伤害的人看着暴力本身，之类的词语可以加以搪塞的。历史教师之所以如此，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从噩梦中清醒，有意识地反对暴力的抗议者，而只是一个沉睡于更深更可怕的噩梦中的受害者和害人者（在受害之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后变本加厉地复仇），他既是暴力的被伤害对象，又是暴力的实施者，尽管他的暴力行为是貌似无辜的“幻觉”中的“后发制人”
这一看见，给我分析余华描写暴力的作品，打开了一个透过表相，直接进入其精神实质的透明通道。我发现，余华对于暴力的展示，显然缺少一个强大有力的精神支撑。或曰：精神背景、精神能量。这和西方同样揭示暴力的作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仅以卡夫卡的一个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作一个对比。
一位外国旅行家，受一位司令官的邀请，到一个流放地，参观一场对一个士兵的处决。执行处决的军官精精有味、不厌其烦起向旅行家讲述行刑的工具和方式。其非人道的残酷使人瞠目结舌。被处决的犯人，在那个行刑的机器中，要受到十几个小时的折磨，全身不停地被钢针穿刺，直到血流成河，在极度的痛苦和疲乏中悲惨地死去。而那些被处死的士兵，犯的所谓罪行，都不过是顶撞长官之类的小节。
旅行家最初是冷漠的，待他知道眼前就要被处死的士兵“犯罪”的真相和刑罚的残酷之后，在思想的犹豫矛盾和斗争之后，听从了内在良知的声音——他对军官的作法提出了质疑，使军官无地自容——但这并不是和旅行家一样的良心觉醒，军官放过了那个士兵，出人意料地走上那架杀人的机器，开动它，把自己杀死了。旅行家甚至都来不及阻止他。事实上，这种非法的审判方式和非人的行刑方式，正处在被废除的边缘，军官的支持者越来越少。而这种残酷的“谋杀”方式，早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乃至精神信仰，在不能继续实施“谋杀”的时候，他选择了“谋杀”自己，来捍卫他的“信仰”
卡夫卡就这样把暴力对人的精神伤害深刻地揭示了出来。暴力伤害的，不仅仅是人的肉体，更是人的心灵和精神。表面上，军官是一个施暴者，但是，他内在深处受到的暴力伤害远比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更深，他完全成了暴力的工具和奴隶，暴力成了他生命的存在方式，乃至精神的信仰。卡夫卡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他总是在对现实极度的绝望中，保持着良知的清醒，并尝试着用它去审判世界，穿透黑暗，拯救灵魂。
在流放地中的旅行家，是良知觉悟的代表，他对于判决的质疑，来源于内心道德理性的监督，虽然他也因为人情世故而犹豫动摇过，但是在无辜者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军官之所以放弃了享受又一次谋杀的快感，也是迫于正义的威力。但旅行家可以阻止暴力的外部行为，却无法医治暴力带给人的内在伤害，在军官走火入魔的自杀动作面前无能为力，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灭亡。
同样是面对暴力的反应，在一九八六年里面，我却看不到一个稍微有一点良知觉悟，积极反抗暴力的人。中学历史教师的家人，朋友，左邻右舍，以及在街上围观的群众（其中就有他的妻子），都是一些麻木不仁，冷漠无情的看客。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他疯狂自残（暴力伤害的变态情形）的悲惨处境，表现出起码的同情，更不用说伸出援助之手。这和卡夫卡笔下那个勇于刀下救人的旅行家，其行为有着天壤之别。
在一个众人皆睡，无人清醒的良知普遍麻木的环境中，中学教师自身的道德觉悟是值得怀疑的。如我前面提到的，他在幻想中，成了一个不仅自残，同时还“残他”的怪物，因为后者，我完全有理由对他的所谓“道德觉悟”加以否定。在这个莫大的悲剧性事件下面，作者本来可以挖掘出暴力对中学教师的精神伤害，但是，由于作者和他的人物一样，没有清晰的理性认识和坚定的道德判断，没有良知的觉悟所提供的，强大的精神能量的供应和支持，他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只能是暴力对人物肉身的外部侵略，而无力进入其疯狂行为的内在精神世界，找出黑暗肆虐的存在性根源。
卡夫卡笔下的那个行刑的军官，其他杀与自杀行为，与中学教师的自残和幻觉中的残他，并没有多少本质性的区别，但由于作者具备超越于人物的良知自觉，所以，他能写出暴力对人物的精神损害，而余华却不能，乃是因为他的理性认识，和他所写的人物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如果，余华的这个小说，是受卡夫卡在流放地的影响而成的借鉴之作（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他也只是移木了其形式外衣，而非领悟了其精神实质。这正是不少当代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在艺术创作上的分水岭。
纵观余华的一系列表现暴力的作品，我丝毫看不到卡夫卡似的清醒、坚定和有力的良知审判。我看到的，只是展示暴力的生理病理档案，那些血腥的场面（甚至出现了详尽的尸体解剖过程——现实一种），给人带来的只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反感，并没有多少心灵的震动——因为作者没有精神性的介入，最多有一点情感上的好恶倾向，而如果要把这种感情倾向称之为人文气息，这个气息未免也太微弱了一点。我姑且把余华小说中的那种模糊的感情倾向，称之为人文气息。它的单薄，虚弱，无根，使余华在面对现实的黑暗处境时，无所适从。他无法回避自己面对的现实，却又无力穿透现实的重重维障，更无力承担现实的种种压力。所以，余华在后期创作中转型，正是他企图缓解这种内心冲突的某种尝试。
余华的早期小说，尤其是描写暴力的作品，在浅层次上，涉及到了人在社会文化之外的生命本质问题，表现出一定的存在性，这是中国作家过去很少真正触及的。因此，包括摩罗在内的评论家才对余华后期的转变感到“遗憾”觉得他“坚持不下去了”（摩罗与罗岗的对话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
如果不是为了写评论，我实在是悸于读余华的小说，尤其他早期充满血腥暴力的文字，叫人毛骨耸然，我宁愿跳过不看，但是，哪里跳得及呢，俯首即拾。我认为，揭示暴力的人性和历史深度，不是靠表演暴力的外部动作来完成的。余华除了展示暴力的外部动作，也写到了一些暴力产生的人物的生理和心理过程，但都是隔靴搔痒，且没有做到涉及这个非人领域时，应有的含蓄和有分寸、有节制，至于暴力伤害人的心灵和精神之疼痛处，伤病处、残酷处、惨烈处，他就更没有丝毫的触及了。如朱大可说，中国先锋诗人（作家）都崇拜卡夫卡，他们笔下的人也是虫却没有人做了虫后应有的痛苦，这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朱大可燃烧的迷津）。
暴力的表演展示，只带来感官的刺激，而且还污染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文字，毒害心灵——恶心，成人亦不宜也！等于再犯一次文字暴力罪。看到他在某篇小说中，细致入微地描写尸体解剖的那段，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略过不看，再看下去，我得去看心理医生了——唉，我才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这个冷血的余华，血中流着的，果真是冰渣子吗？！
所以，余华后期写到人的温情，就有些力不从心。显得轻飘而虚弱。习惯了做冷血杀手的人，表起同情来怪别扭的——不自觉地，又把同情拿来做表演（做秀）了。
余华“坚持不下去了”是因为他看到的现实过于黑暗，而他自身，没有找到担当黑暗的精神能量。他只有如那个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一样，在冷漠、破碎之后，选择欺瞒和逃避。如前所说，前者体现在他的早期小说中，后者体现在他的后期小说中，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代表。
活着想写出中华民族的苦难，也的确写出了一些苦难的表层现象。但作品在情感上动人的同时，却掩饰不住其理性精神的虚弱。它只写了个人遭遇的外部苦难，在精神上没有触动。主人翁福贵没有被伤害到精神。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对他遭遇的苦难没有主观认识，只有被动的接受，说明他的精神没有参与进去。他身上的悲剧只是命运的悲剧，不是存在的悲剧，也就不是严格的审美意义上的悲剧——实际上他所遇到的不幸更像是作者的主观杜撰，也许连命运都称不上。作者对人物的悲剧只有同情没有理性的思考，并以情绪消解了苦难。在作者看来，对待苦难的办法是忍受它，逆来顺受，放弃内心的挣扎和疑问，并用佛、道的逍遥和遗忘来瓦解痛苦，最后将其下降到纯感性的麻木之中。比如，作品后面出现了人与牛的对话。至此，作者的问题被中国传统文化包容了，先锋的批判精神也被完全放弃了。
活着中的福贵，在遭遇亲人们一个个意外或非意外死亡的沉重打击下，还能顽强地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和西方的西西弗形象有某些外在的相似之处。但西西弗是一个觉醒的人，因为“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加缪西西弗的神话141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而使他不可为的荒谬行为具备了真正的悲剧性。
叔本华说“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中。”（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42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但是，痛苦的程度，以及人认识痛苦的程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精神觉悟，主观上认识到痛苦深度的人，才能看见痛苦的真相，也才有对痛苦的正常感知，继而产生反抗痛苦的积极举动。
西西弗面对命运的主观清醒、主动承担，与福贵的主观麻木、被动挨打，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没有理性精神和良知的觉醒，没有问及苦难的存在性根源，活着这一作品的真正悲剧性没有被建立起来。原因在于，从遭遇上说，改变生存境况就可以改变苦难，因为作者所写到的苦难仅仅是命运带来的——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陈腐观念。从内在看，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用佛道的途径就可以消解苦难，所以，作者没有写出人的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可以说，活着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都太简单化了，完全没有存在意义上，对死亡和命运的形而上思考，只是外部世界偶然性事件的罗列。
从某个角度说，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有着异曲同工之“谬”（非“妙”）。许三观不仅写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也企图写出中国人的民族性（国民性）。但由于作者理解的精神是人的坚韧的耐受力（意志），而不是人的理性精神，它只表现为人的意志力量。与活着相似，作者写出了一个忍受遭遇的故事，却没有写出心灵的颤栗和发问。作者所用的调侃并不是超越，而是无奈的消解，从而不具备精神的崇高性，导致主人翁的行为只如老牛般的吃苦耐劳，事件本身没有光彩，比如，最后回家喝猪血汤的细节只有滑稽而没有辛酸，至于超越苦难的能力和信心，更无从谈起。
许三观对自己的内在情形没有清醒的认识，不知道力量的崇高性在哪里。他作为人的生存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他牺牲的价值何在。在此，养家糊口过日子与崇高的爱与舍己奉献之间，没有建立起精神向度的联系。所以，他的忍耐力是虚拟的，没有指向崇高的价值，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整个作品有感染人情绪的细节，却没有感动人心灵的场面，作者对人物行为的肯定缺少依托和说服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一看鲁讯先生笔下的国民性。阿q是鲁讯自己对国民性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的产物。它指证了民族真实存在的劣根性。作者的态度是否定的，是理性的主动选择。
许三观卖血记想写出人性的光彩，但是人物的完成，没有与外部及内部世界发生冲突的过程，包括与自我，与他人，与环境，与存在本身，等等。它最多只是戏剧性事件的主观铺层。
活着、许三观都写到外部的历史背景，比如文革、大跃进，但它们与故事本身没有内在逻辑联系，只是人为地贴上去的标签而已。余华自己也承认，他对那段历史没有仔细研究过。所以，他写进小说中自然是牵强附会了，没有写出真正的历史性和当代性（存在性）。
余华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思考，没有关注到人“存在”的内在本质，只关注了人“生存”的外部命运。在此“苦难”的性质没有被限定。苦难是指人与身俱来的权利被剥夺而造成的人的精神性的被损害被摧残，而不仅仅是人的外部境遇和状况问题。而苦难的存在性根源，在于人本质上（生而有之）的“不公义”的“罪性”——所谓幸灾乐祸，和“自我中心”导致的“神性之爱”、“上帝之爱”的缺乏——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此，余华显然是茫然无知的。
与早期小说多少触及了点人的存在性问题相比，余华后期作品的先锋性越来越弱，这就是令摩罗等评论者感到遗憾的“转变”活着和许三观这两部作品，都缺少内在精神对生命对人性，对现实对历史的深刻观照和洞悉，因而缺少大想象大悲悯。
余华写人性恶，写暴力，写死亡，写苦难，等等的表象，但文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表象上。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或医学病理档案，或监狱里的犯罪记录。文学还要穿透这个恶，这个死，这个苦。“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立一个新世界。”不破不立——当然不是说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笑），而是要作家随时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有灵魂深处，心灵深处的大地震大变革。
余华对暴力、死亡和苦难的关注，基本上限于外围的生存环境，有一点点人文精神的气息，也因为那不是他的自觉意识而一闪而过。他对中国人苦难的揭示，远不及萧红、老舍；对国民性的洞悉，当然更不能与鲁讯相比。
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再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从一个片面追求形式、并肤浅追问存在的先锋小说家，逐步转变成一个朴实而抒情的通俗小说家，在此之后，到目前为止，他在写作上已没有多少新的作为。他近年来的沉寂，被谢有顺先生敏锐地捕捉并称之为“余华写作的难度”（见谢有顺余华——生存及其待解的问题）。但我看见的，却是另外一种“余华写作的难度”它并不是谢有顺先生所说的，在余华完成他重要的三部长篇之后，才遇到的“那个难度”
我认为，在余华写作的初期阶段，他就已经时刻面临着一种写作的巨大难度，它在余华的写作中，潜伏暗藏，如影随形，无声无息，无孔不入地折磨着他的心灵，影响了他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
这个难度，是心灵的难度，是精神的难度，是灵魂的难度，是良知的难度。
这个难度的存在，使余华的整个创作，到目前为止，其思想深度、精神深度，甚至没有逃出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旧套。不过它们被无意识地分成了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表面是作者的某种转化或放弃妥协，实际上，只是以某种方式进行的延伸。余华全部作品的核心思想、总体思想，在十八岁这个短篇中，就已经充分而完整地得到了表现。他后来的作品，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分阶段性的循环反复。只有形式上的演化，没有实质性的裂变，可谓“换汤不换药”就像某些地方的农村所说的“鬼打墙”无论走多久，无论怎样走，都在老地方打转转，跳不出“从前”、“过去”和“原来”的死框框。一个小说家，长达近二十年的人生历程里，其创作的思想深度、广度、和力度，竟然没有超越他的第一篇（批）作品，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值得质疑呵。
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他们在受伤之后的麻木和自欺欺人，他们的欺瞒和逃避，与那个十八岁中的少年，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许三观最后一次卖血，有一两处，余华写得很好，颤动人心，那种悲剧性的东西几乎呼之欲出，但它只是小心翼翼地探了一下头，就缩了回去，再也难觅踪影。
活着、许三观可以赢得许多读者的眼泪，但那是读通俗小说都能达到的影响。如此说来，余华有煽情、矫情之嫌。
从余华的作品和他的随笔及一些个人言论中，我发现，他不是一个具有深刻、独立思想的作家。一个小说家没有一定的思想深度是不可能写出深刻的作品的。
在人文精神方面，余华的修养思考和积累都异常的肤浅和单薄。这正是他“写作难度”的成因之一。
比如，余华说，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而已；中国女性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以后就只是她们自身的问题了，和男性没有多大的关系；艺术的本质和女人的爱一样都是可怕的对权利的贪婪；（许三观）追求的平等就是别人有的生活自己也要有，除非大家一起倒霉，否则不甘心，大家都倒霉就无所谓了。他还说，余杰等人的文章写到的都是大而空的问题，仅一个问题用一部长篇小说都写不完（把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混为一谈），等等。连他那些大谈特谈西方交响乐的随笔，所涉及到的，也不过是音乐的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对西方音乐家的伟大精神和他们所处时代的伟大精神，他几乎没有多少过问，这实在令我一百二十万分的吃惊。
李泽厚先生，把中国文化称为“乐感文化”因为它惯于把一切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悲剧性冲突都消解在所谓“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他认为要在物质基础上，把西方“罪感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引入中国文化的审美机制中，才能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1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实际上，中国文化不单纯是一种“乐感文化”它还是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为的“知耻型文化”和西方人的“知罪型文化”有本质的区别（美国人类学家莫尔顿/亨特情爱自然史）。中国人的道德观是受外界舆论监督的道德观，而不是西方人受内在良知裁定的道德观，所以，后者能知罪，对人的道德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还管理到“思想罪”防患于未然。比如圣经说，不可恨人，因为恨人是杀人的前提。而前者只是知耻，对人的道德要求甚为宽宏大量，注重的只是“行为罪”只要不在外界舆论的监督之下，就可以降低道德标准，放松自我约束，所谓人不知鬼不觉（当然更没有“上帝”觉），刑不上大夫，王子犯法，难以庶民同罪。
中国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观念，但是这个“天”不是西方文化中有位格（思想、意志、情感）的上帝，而只是一种人类无法支配的无位格的自然力。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初”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人类从超自然上帝的伊甸园中堕落之后，从自然中出生的“初”而圣经说，人之初，性本罪，它对人性的本质认识，甚至比人之初，性本恶，还要更进一步。因为善与恶是相对的，但罪是绝对的，是人类对上帝荣耀（完美神性）的亏缺，人类的死亡、罪恶和苦难都由此而来。所以，中国文化，最多只能知耻——外界环境的监督，和低层次人性道德的自责，而不能知罪——内心深处的良知裁定，和高标准的神性（上帝）审判。
西方知罪型文化的产生，来源于西方人对上帝的信仰，和信仰之下理性精神的觉悟（早期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也带着“知耻型文化”的某些特征）。而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天生就缺少信仰和理性这两大人类精神的基石和支柱。几千来，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实。
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学是人的文学。人是存在的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文化的人。人的存在性决定了人生命的本质，无论东西方，人之为人所要求的尊严、权利和爱，都是一样的。但因为人又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人，不同文化中的人，所遭遇的处境和对待处境的态度，往往有着天壤之别。
文学是一棵从文化的土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壤中生长出来的树。它的果实落在大地上，又成为文化土壤的一部分。当文化衰落的时候，文学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土之不存，树将焉乎？
在中国文化中，对罪恶、暴力、死亡、苦难的理性认识、良知认识和超越认识，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要求中国作家余华做出超越于此文化的文学行为，也许是有点苛求于他了。
可以说，余华的小说，最多完成了现代小说叙事形式的革命，而这个革命，原创性的东西并不多，有好些都是从西方现代小说家那里借鉴来的。
从马原开始，当代中国先锋小说家的先锋性基本上只体现在小说的形式变革上，缺少内在的精神性超越。骨子里的思维还是东方式的，在审美上，却又缺少真正的传统中国文化的神韵，那种诗性的优美而感伤的东西，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像汪曾祺的艺术高度，是年轻一代的先锋小说家难以达到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中，既有糟粕，也有无限丰富的人性和审美的内涵。中国当代作家的东方古典文化（文学）的修养是比较欠缺的，而他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还仅仅只触及了其皮毛。
在细雨中呼喊表面上打破了时空限制，实际上还是线性结构，是缺少内在严密逻辑性的散点透视。现代艺术打破传统的目的是在另一个时空层面上，构成冲突、张力和深度的完成。表象是平面的，实质是立体的，形散而神不散，是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的结合。中国画家可以练出很好的写实功底，可以画出不错的东西结合的印象（意象）画，但高质量的纯抽象画却并不多见，这也许是受东方思维的局限所致——抽象画的内在逻辑性非常严谨，但它并非由单纯的写实功力带来的。
小说家也如此。他们的现代小说，由于内在精神性的不在场，使他们在结构上很难真正地“立”起来。现代诗歌的情形好得多，总算还有海子这样堪称卓越的“先知诗人”（朱大可语）。而在小说届，至今也没有出现一位真正可以载入史册的现代艺术大家。阿来的尘埃落定语言不错，但是，在整体构思上还是受了他人（西方人）的影响。而马原那批先锋，包括继往开来的晚生代、新生代等，有一些已经成了小说工匠了，其作品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个性啊个性，在一个习惯于扼杀个性自由生长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树开出来的花，还指望它们能带给人多少陌生的审美快感和惊奇吗？根本就是太阳下面无新事。
我读西方现代小说不算很多，但几乎每读一部精品，都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更常有惊心动魄之时。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曾经读得我废寝忘食。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的宠儿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我已经读了不下三遍。无比惨烈的悲剧置放于诗情画意的环境中，仿佛天地间的一草一木都为黑人的悲惨遭遇而哭泣动容。而那些黑人们在最黑暗的生存境遇中，还维系着精神的力量，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维护尊严，顽强挣扎，热爱生命，彼此关爱，捍卫正义，向往自由他们的心灵和灵魂，那遍体的伤痕，内心的屈辱，滴血的哀恸，等等，都写得非常的细微曲折，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其现代小说的叙述技巧，更是精妙绝伦得令人叹为观止。
我喜欢西方古典文学中积极乐观的人文精神，它们好比欢乐颂；但就审美的快感而言，我更喜欢读西方现代小说，他们是悲怆交响曲。现代文学中的悲剧，比之古典文学的悲剧，更冷峻更深刻更具有穿透力和震撼力。但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有哪一部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悲剧作品呢？精神性的先天不足，必然影响艺术性的后天完成。小说艺术和建筑艺术是很相像的。在艺术表达上，其实，表层就是深层，深层就是表层，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二者水乳交融，不可截然划分。深层的精神性缺陷，必然在表层的艺术性外观上暴露出来。小说艺术是深入深出的艺术，不是深入浅出，也不是浅入深出（浅入何谈深出？），是由点到面，由面到体，到多面多体。
我不想再深入研究余华作品的艺术性及其价值了，对于没有思想和精神的独特深度的作品，其艺术性已经被大大打了折扣，实在没有深究的必要。对这个问题，我想最多再说说它的语言便收工了事。
就语言而论，余华前期小说的翻译体读起来很不顺畅。做惯了英译汉，我一看到那种欧化的句子就头疼，我会有一种把它再翻译一遍的冲动。余华小说后期的语言虽然简洁流畅，但缺少内在的张力和汉语言的独特魅力。太浅白。朴素和浅白是不能画等号的。朴素是有深度有韵味的，而浅白呢，就是白开水，连矿泉水也不是，这对读者的审美能力是一种低估。
概况起来，余华的小说，有一个重要的实质，那就是内在精神性的不在场。从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到后期的三部为人们所熟悉的长篇小说，他笔下所写的，都是一些没有精神觉醒的梦中人，而作者本身，其精神高度，也没有多少超越于作品人物之处。人文精神的苍白贫血，语言文字的标准化（非个性化），想象力的欠缺，和艺术凝聚力的薄弱，等等，都使余华的作品缺少独特的思想深度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余华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小说创作中，我还没有发现一篇（部）真正称得上是悲剧性的，振聋发聩的悲剧作品。把本来具备悲剧性内涵的东西（事件和人物），写成没有悲剧性的作品，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性的写作。是永远无法到达理想彼岸的无助无奈无望。
余华的小说，只是一个个人生幻梦中的沉睡者的歌吟，其曲调是单薄脆弱，低沉灰暗，消极落寞的，而只有那些走出人生幻梦的觉醒者，才能演奏出宏伟壮观、强大有力、气势磅礴的生命悲怆交响乐，也只有后者，才是真正属于心灵和精神的文学，属于灵魂和良知的文学，才是我们值得期待和盼望的真正的文学。
二、众声喧哗说余华——与各位“余华评论者”交流
如摩罗先生所说，直至今天，余华仍然是备受读者和研究者关注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对余华的评论文章，见诸报刊、杂志和网络。于此，我愿意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和余华的其它评论者，以及余华的广大读者一道，做进一步的思想和艺术方面的交流，以作为对我的余华印象记的扩展和深入。谢谢大家。
在那些余华评论者中，引起我注意的，是谢有顺、摩罗等专业评论者，以及叶开、范美忠等业余评论者的文字。它们各具特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色，各有千秋，异彩纷呈，交相辉映，共同组成了余华研究的奇特景观，其文学魅力，与余华本人的作品比起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有一些看法，在学界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种一位作家与众多评论家相互较量，瓜分秋色、争奇斗艳的有趣现象，在当今文坛是绝无仅有的，值得关注。
在我所读到的有关余华的评论文章中，我个人认为，摩罗先生的一九八六——对暴力的重现是最精彩，最具思想深度的一篇。在这里，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论它——不是当作对余华作品的评论来看，而是当作摩罗先生个人独立的，对暴力的反思。
摩罗说，历史教师开列的那张古代刑罚研究计划“是他第一次用文字阴晦地表达他对于生命尊严的强烈关怀，而这第一次表达恰成了他获罪下狱的直接原因”可见，时代对生命、人性和尊严伤害的严重程度。历史教师由此意识到他与时代的敌对关系，并从这一刻的自觉，开始了精神上的挣扎和斗争，直至精神失常。
摩罗说，疯狂即是人格的分裂，它是对真实自我及自我责任的逃避，以解脱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困境。是一种逃避性的反抗。历史教师对古代刑罚的关注，是他承担暴力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主动选择，而他在被暴力凌辱的现实面前的退让，给他带来的羞耻感，使他产生了道德自救的强烈愿望。这两者——暴力记忆与道德自救，成为他内在的精神驱动力，促使他把自己研究的古代刑罚实施在对自我的屠杀之中，并因此成为一个丧失理性自持的精神病患者。
摩罗说，这只是表面上的，从更深刻的精神意蕴来说，历史教师是一个觉醒者和一个英雄，他完成了“对这个民族的忠告和对自身的道德超越”
虽然，对摩罗先生的最后结论，我有着不同的看法——见前面的“余华印象记忆”但撇开对作品本身阅读的角度和观点不谈，摩罗在文章中所表达的，关于暴力的种种思考，比如，关于文化记忆及其方式，对一个民族未来历史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制约之独特论断，等等，都是值得肯定和记取的，是有深度、有价值，并可以独立存在的。
摩罗先生的余华论，我至今还没有读到，只有留待日后再论了。
在为数不少的余华评论者中，除摩罗外，另一位引起我注意的专业评论者是谢有顺。在余华作品的研究者中，他是最宽广、最全面、最持久的一个。早在一九九二年，他就开始了对余华作品的关注，并一直没有中断，其认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高、深入和完善。下面，我想谈一谈他对余华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评论文章绝望的判词。
谢有顺说，在细雨中呼喊描写了生存的苦难，并揭示出了它所蕴含的全部悲剧性。其转型在于，它不再如早期作品那样，只注重人物变异行为的外在直观显现，而是启用了心灵语言，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更为内在深刻的精神向度。他说，作者笔下的世界，不再是无边的绝望，而是注入了些许遥远的温情，并将这种温情称之为“皮相温情”指出它虚弱而易碎的本质，从而得知，在细雨中呼喊中的那个绝望的孩子所面对的，是一片令人恐惧的精神沙漠。
由此，谢有顺得出结论，余华对生存的黑暗与困境的逼问，来自更高的疑虑：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能获救吗？并继而说，在细雨中呼喊把生存的苦难归结为辉煌信念与精神价值的不在场，表露了重建精神乌托邦的愿望。
在我看来，谢有顺对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评介，他所说的余华内在深刻的精神向度，对生存的逼问、疑虑、愿望，等等，其实更多的只是谢有顺本人对存在的思考，而不是余华作品的精神实质。或许，他是善良而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加在了受之有愧的余华身上。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关于心灵语言的界定。在细雨中呼喊使用的是一种诗意浓郁的抒情笔调，这是表象，从作品本身所反应的实际情形来看，它只是部分地切入了人物的感情中心，而非精神（心灵）中心。把它称之为心灵语言，是不准确的。
人的存在中，有思想、感情和意志，而只有当它们与心灵深处的良知，建立起精神向度的联系时，才能与神圣和崇高的价值挂钩，因而，只有涉及到这个深度的语言，才可以称之为心灵语言。反之，则不能。事实上，在细雨中呼喊所关注到的，只是人的感情创伤而非心灵创伤。仅举两例。
一“我”的母亲在临死前的叫喊中，罗列了所有被丈夫拿走的物件，却唯独没有对丈夫毫无理由背叛感情和家庭的良知指控。这说明，丈夫对她的伤害，仅仅波及了她的物质生存环境（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去讨好情妇了），最多，也只殃及了一点她的感情，而丝毫没有引起她心灵深处良知受伤所带来的深刻痛苦。实际上，这个母亲形象正是活着中，那个同样麻木的女性家珍的“形象母亲”
二“我”在一次被养父的毒打中，以绝食相逼，但这并不是我对苦难和罪恶的“理性”抗争“我”只是“情绪冲动”地借此来要挟和报复伤害“我”的人——“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那种愿为信念去死的人，我是那样崇拜生命在我体内流淌的声音。除了生命本身，我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了。”作者借作品主人翁之口说出的这段话，正好暴露了在细雨中呼喊的精神内涵和实质。
小说所写到的，只是苦难和罪恶对人的肉体和情感的伤害，而非精神和心灵的伤害。如果，一个人感受到被伤害到了做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他的痛苦会延伸到精神和心灵的深处，他会感到生不如死，找不到活下去的任何理由，包括生命本身，因为他不仅仅是肉体的人更是精神的人，除非他的伤痛被良知和神圣的爱（而不是自私的感情）所医治。显然，作者和笔下的人物一样，没有这种清醒的理性认识和良知判断。真正的苦难和罪恶真相，便被谢有顺所说的“皮相温情”消解了模糊了，而不是强化了清晰了。可以说，这个“除了生命本身”“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的无望无助的孩子形象，正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福贵、许三观的“形象父亲”
除了生命本身，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这样的无望无助不是人真正的精神和心灵的绝望，因为，还有生命本身——肉体生命，可以使人活下去，可以使人有所盼望。所以，绝望是不存在的，它还远远没有降临和到来。或者说，它已经存在，它早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已存在，却由于作家及其所依赖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信仰和理性精神的沉睡，而被悲剧性地永远放逐在其心灵的视野之外。
所以，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只肤浅地描写了苦难对人情感上的伤害，没有写出苦难的实质和它所蕴涵的，生命存在的基本悲剧性——更不用说全部悲剧性。它不是对人类生存困境发出强烈质询，坚定寻找精神家园的一份“绝望的判词”而只是宣讲生命除了肉体活着之外毫无存在理由的，一份伤感而脆弱的“侥幸生存回忆录”
谢有顺说，余华在1991年底发表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是“对先锋小说多年来的艺术经验的一次有力总结，并由此向我们预示了一个新小说时代正在到来”和谢有顺的看法相反，我认为，正是在细雨中呼喊，暴露出了余华在写作中所遇到的内在冲突，和因为无力找寻解决冲突的真理性途径，而放弃先锋精神的妥协和逃避。它标志着余华早期小说肤浅关注生命存在性的非自觉性尝试（或曰“准先锋精神”）的失败，并预示着至少对余华本人来说，将更为失败的非先锋小说（通俗小说）时代的到来。在细雨中呼喊之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我这句话的最佳明证。
谢有顺的绝望的判词写于1992年，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能写出那样独特而流畅的论文，实为一件令人惊讶的罕事。自那以后，他对余华的关注就持续了下去，直到一篇篇更为成熟、严谨、独到的评论出现。他的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就是其中最有深度、有份量、有价值的一篇。对此，我有专文论述（本文第四部分），暂略去不议。
除了谢有顺、摩罗等专业评论者对余华的关注外，不少业余评论者也对余华的作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我这里所说的专业与业余之分，主要是针对作者本人发表评论文章的数量多少、及其写作以评论还是以创作为主而言。
网易读书论坛的精华区，有一个话题讨论精选栏目，收集了七、八篇关于余华作品的优秀评论，标题为余华：轻灵或者沉重？。接下来，我想将它们简要地介绍一下，并粗略地谈一谈我读后的一些感受和心得。与各位交流。
这七、八篇对余华的评论文章中，最具个人文字魅力的，是叶开的想象力的陷阱——谈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真正缺陷，和深海水妖对叶开的回复余华：失去重力的轻盈——从活着开始说起。现分述一二。
叶开指出了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几个“隐秘软肋”一，许三观的世界观——平等，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不是真正的平等思想。并说，余华说到的平等，其实是一种方便的说法而已。二，许三观过的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生活。他的生存技能，就是忍耐和克制。这是一种虚假的本土平民形象。三，余华等小说家，为了描写人类的某种共性，抛弃了种种带着时代和社会烙印的真正苦难的记忆，回避了我们生存现状中最为基本的那些问题，以一种寓言化、标准化的写作方式（包括先锋作家对普泛性文本的创造和寻根派对民族恶根的寻找），使自己走上世界化的坦途（余华甚至以语言的妥协为代价）。叶开将此种写作现象称之为“与wto的提前接轨”可谓一针见血。
以上的说法，除第三点我的看法略有不同，第一、第二点我都举双手赞成。
在我看来，先锋小说家及寻根派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革命是值得称道的，他们第一次完善了小说艺术的成熟“叙事”但他们的革命也由此而止，仅此而已。他们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学习，只有形式上的借鉴，没有精神实质的领悟，这是其艺术实践在整体上失败的根源。
人类本身是有共性的，寓言性的、普泛性的经验，不是没有写作的价值，但如果把它当作写作的绝对目的，就容易抽离各民族的真正个性，架空不同社会、时代及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形态，使作品成为抽象空洞，经不起严格推敲的“西方误读物”——叶开在文中引用了比利时和法国报刊对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高度评介”正说明了西方对中国作家“世界化作品”的误读何其深矣。
深海水妖对叶开的回复文章，标题为余华：失去重力的轻盈。“失去重力的轻盈”区区几字，一语中的，道破了余华小说的精神特征。此文文字优美，富有诗意，值得品味。另外，深海和叶开在彼此的回复中，还谈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不少成名作家回避现实生活、时代生活，或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掏土、或无谓地复制生活琐事，任由粉饰现实、无病呻吟的作品泛滥。他们提出的这一作家写作的当代性（时代性、现实性）问题，值得深思。
除叶开、深海水妖外，其他几位评论者的评论也很有个性，值得研读。其中范美忠和赵月斌的评论风格相似，内容相近，前者尖锐，后者宽广，各有千秋。
范美忠的虚假而失败的活着是这一组七、八篇华评论中，对余华批评最彻底最尖锐的一则。可谓火眼金睛，毫不留情。范美忠指出，余华小说张扬的是“一种面对苦难的麻木忍耐达观的人生哲学。”以活着为例。首先，小说的故事和情节、人物的性格和感情都是虚假的，人为编造的痕迹很重。比如，福贵亲人接二连三的死亡就太过偶然，而他面对亲人的不断死亡，却几乎连悲伤难过都没有，更是有失常理。其次，范美忠说，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才是悲剧，而余华笔下所谓的“真实”只涉及到人的物理性存在的层面，人的精神价值和灵魂维度是空缺的。同时，他还谈到读几部（篇）西方关注人的精神价值的悲剧作品的感受，以此和余华的小说作了鲜明的对比。
范美忠说：“活着里面基本没有对人生对人性对生活的独到发现，而唯一的写苦难又失败，这种身体性生命的毁灭是惨剧而不是悲剧。所以活着根本就缺乏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对我来讲的确是一本没有价值没有文学性的小说”
和范美忠英雄所见略同的是赵月斌。他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余华的小说创作，从中短篇到三部长篇都有。他说“余华小说以祸福无常的故事情节传达出一种‘贵生’的趋向，作为人，活命成为第一要着，其他可以忽略不计。”为此，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比较的角度，以西方的悲剧形象为对比，对余华的小说提出了批评。
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第一次读到赵月斌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是在他个人的一个网站上。初初读了一遍，感觉还不错。仔细再读之后，我觉得比较单薄。
文章的中心是论述余华作品中的人物麻木的生存状态，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的句子，也用得恰到好处，但因为立意的平常，没有发掘出更深的作品内涵。整个文章显得比较单一。不够丰满。就思想性来说，有思想的外衣，但没有分析思想影响人物的复杂过程，由于篇幅关系，我不再一一细说。我比较欣赏的是关于“空心人”一说，虽然我曾经在九六年我的一位朋友评论先锋作家的文章中，看到过这个说法。
再有，赵文的着重点在对于真实的人的寻找，而余华小说中的人都是抽离了人物重要本质，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这点上，我认为赵对余华的研究有前瞻性，可谓独辟蹊径。值得称道。
此外，赵文在表达上比较松散，逻辑性不够强。这倒很合我的胃口。我佩服逻辑性强的文章，但我更欣赏自由散漫的文章。这和我的天生懒散有关。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喜欢自由的表达。感性一点。赵文的感性与理性相比，前者多于后者。
总的来说，赵文是一篇不错的随笔性评论。有时候，我喜欢这种评论，胜过喜欢专业性强的。
除了以上主要谈及余华作品思想性的评论外，过铁的余华：妥协一种，还特别细致地分析了余华小说的艺术及技术层面上的特色及存在的问题。比如，母语的失落，零度叙述手法的应用，对白与比喻的才华，对现实政治的过滤等，尤其对小说的语言缺陷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此文是那组评论中，最为独特的一篇。
此外，还有两篇率真可爱的文章：悠晴的死去活来的活着和婉儿花的浅读三观卖血记。分别表达了作者读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后的，真实而强烈的感动，感情充沛，语言流畅，值得一提。此二文对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余华作品的流行因素和大众魅力，有所助益。
三、谢有顺的余华研究及其价值
本文是我在余华研究中的偶然收获之一，收录在此，作为对我看余华一文的丰富补充。这是一篇文本分析式评论，以我所评论的文章之结构为主体，循序渐进，抽丝剥茧，结晶而成。而我个人的看法和思想就流露于字里行间，并体现在我的言说方式之中。
在谢有顺十多年的文学批评生涯中，当代作家余华是他关注得最多的作家之一。早在1992年，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对余华的研究，并于1993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他特别指出了余华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的独特价值和奇异文风。
到后来，谢有顺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余华的评论（以1996年为例），都显示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从起初小说形式化的探求，到之后小说精神性的剖析，他对余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个步步进深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在后来的“余华论”中，所提出的“遭遇不是生存”“消解苦难”等命题，对余华创作的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开出了有益的良方。
而这些独特的命题，直接指向“终极关怀”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艺术所欠缺的东西，在学术界，它正被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思想者所关注（比如任不寐、刘小枫、摩罗等），谢有顺和某些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区别之处，就在于他和那些思考“终极关怀”的学者一样，把天堂（神性）的伦理带到了人间，带到了他的文字中，这个意义是不同凡响的。
这就是谢有顺那些犀利深刻尖锐非同寻常的文学批评的秘密。这是生命的秘密，人性的秘密。
遭遇生存，消解苦难，不过是他广袤思想中的一棵小树而已。而这，正是谢有顺一系列“余华论”的中心思想。下面以其中一篇为例，具体分析说明。文章标题是：谢有顺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此文又题：余华：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以下简称余华论）
谢有顺的这篇余华论，一开篇就敏锐而大胆地猜测了写作搁浅了好几年的余华所遇到的写作难度。进而分析了其难度的几种表现形式。既例举了余华小说中的难度，还以此比较了卡夫卡、普鲁斯特超越巴尔扎克传统认知的革命性意义。
在以下的五个章节中，谢有顺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导致这个难度的广度、深度，和内在危机。从广度上讲，是世界的恶劣环境，以及“人在这个世界中的悲剧处境”并挖掘出这个悲剧处境的关键词：暴力。他分别阐述了余华几个中短篇小说所表达的暴力，在中国文化中的状态和实质。并肯定了余华这一发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意义（以一九八八年为其代表作），但也对余华的冷酷暴力美学提出了疑问。
接下来，谢有顺进一步细致深究了暴力的内在结构。并对一九八八年为主的几部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
之后，在第四节苦难及其缓解方式中，他探查了余华小说中关于暴力的精神性伤害。此章节主要研究了余华的三部代表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以这三部作品来回应此章节的小标题“苦难极其缓解方式”显然，他的着中点在“缓解”二字上。这是苦难过于深重的哭喊和求救。
谢有顺是这样分析以上三部作品的。
在细雨中呼喊的缓解方式是——回忆。但这种对美好事物的回忆是虚幻的，肤浅的。谢有顺独创而绝妙地将它称之为“皮相温情”它只能部分地缓解苦难。比如一个孤苦孩子对童年生活天真烂漫的温情追忆——而人又怎么能永远生活在回忆中幻相中呢？
活着——既然回忆是虚幻的，那么活着总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吧。眼可以看，手可以摸，脚可以行。然而即使是肉身的活着都是异常艰难的。在大自然的天灾人祸面前，人像一根稻草，不堪一击。主角福贵坚韧的生命力和求生的顽强意志使他一次次死里逃生。然而，他真的活出了温暖活出了幸福吗？谢有顺说，他不过是消解了苦难，是被动的——忍耐。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苦熬”有天壤之别。苦难就这样虚假地消失了。
许三观卖血记——对苦难的进一步消解。其方式是幽默（在我看来，说滑稽还更贴切些）。谢有顺说，余华企图用幽默与现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从而把他早期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化解。
在评论完三部长篇之后，谢有顺总结到，回忆，忍耐，幽默，是余华缓解生活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苦难的主要叙述方式。但这个方式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和局限。
谢有顺在文章的第五节中，仍然以余华的那三部长篇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余华只是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遭遇，并没有提出生存的存在性问题——即灵魂性精神性问题。许三观追求“平等”的形而下意义，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中生活的形而下受难——都是起于遭遇。他们的抗争方式还是忍耐。苟且偷生之后的虚无，厚重，和麻木。最多，有一点点庄子似的自欺欺人的逍遥。
谢有顺的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的最后一个章节——“看法”有时比“事实”更重要。在我个人看来，是本文最重要最新颖最具有警世力的思想。它像寒夜里的火炬一样，照亮了灰暗不明，暧昧不清的沉睡思想。
谢有顺说，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是余华以及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局限。他赞同李泽厚的观点，即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才能使中国走向人性化的新世界。
而中国作家只注重表现事实，却忽于表达对事实的看法。即是说，他们缺少一种高度的精神性来关照现实。因而他们揭示的只是表层的事实。而事实后面还有事实。与此类推。事物的真相是深藏不露的。谢有顺说，要从事实的层面进入价值的层面。即是说，要承担，要受难，要坚持。用精神穿透现实（事实）。
因为真理大于现实。所以，谢有顺说，是卡夫卡赋予变形虫、饥饿的艺术家，诉讼予意义。指出，卡夫卡对“事实”的“看法”影响了他身后的作家们。此外，谢有顺还指出余华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在只有事实没有看法（意义）的生存，是远离真理的悲惨处境。这也是作家余华面临的写作难题。
在谢有顺的另一篇评论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文章绝望的判词中，他还提出了“皮相温情”这一说法，他是指余华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微弱而易碎的人性温暖，它们的光芒和热度是很有限的（见谢有顺绝望的判词一文）；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重写爱情的时代中指出的“我们要清醒地拒绝一种乌托邦式的爱情幻念，以及一切没有终极参照的相对性价值规范，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去除一切的遮蔽物，洞悉爱情的本性。”这里的爱情也可以引申为广义的爱——也就是我所理解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之一。
综上所述，谢有顺的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逻辑严谨，见解独到，叙述流畅，语言生动，分析细致，结构完整，文风清新，是他的一系列关于余华作品的评论中，我个人较为欣赏的一篇。
如前所说，对余华作品的看法，有些已经形成公论。谈余华的文章，有些甚至给人大同小异之感。也许，我们可以要求谢有顺，及其他评论余华作品的朋友，对他作品的研读更深入更独特，更上一层楼。
四、总结
综上所述，余华的作品和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独特景观，或称“余华现象”或称“余华研究现象”值得祝愿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创作者、评论者和读者们，予以关注。
对我的这篇闲谈之作，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问各位对余华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好！
——写于2003年六月初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
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 一、幻梦中的歌吟——余华作品印象记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我读到的第一个余华的中短篇小说。它写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应该算是余华最早创作的作品之一吧。从小看大，从早看后，研究一个作家的写作，关注他的早期创作是很重要的，从他最初的写作状态中，可以推断出他以后发展的轨迹和倾向，并从中捕获一些有关他写作的深层秘密。十八岁出门远行给我提供了研究余华写作的宝贵信息。
小说写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年，第一次出门远行，在路途中的一段看似平常却耐人寻味的经历。“我”在一位刚刚认识的朋友（自以为“朋友”）的司机车上，遭遇一场苹果轰抢事件。欺软怕硬的司机，面对集体的暴力，束手无策，最后还恶毒地抢走了“我”装有钱和物品的背包。“我”的顽强反抗，终因孤立无援而惨败。
这篇小说，作家莫言曾把它称之为一篇“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并继而称赞余华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其他评论者，也把十八岁出门远行看作可以和西方现代作品媲美的，揭示了人生荒谬现实的青春小说。
那么，余华真的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吗？我不这样看。我认为，余华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梦中的呓语者”而非真正的清醒者。不错，余华笔下描写的种种人生噩梦，都是令人震惊的，有一些，甚至是前辈作家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却没有勇气揭露出来的真实生命的悲惨处境。就这个意义上说，余华的是独特的，有价值的。但是，他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深思了那些噩梦，从而引起他的读者深思呢？也就是说，他到底“清醒”到了什么地步？他是否可以唤醒其它的“梦中人”？或者他自己是否依然身在梦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怀疑的。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读到的有几个字：冷漠，破碎，欺瞒，逃避。这些消极的字眼，在“十八岁”青春亮丽背景的衬托下，更显残酷和灰暗，使我感到阵阵刺骨的寒冷和冰凉。我没有想到余华早期作品的风貌竟是如此，我甚至不敢将我对余华的阅读继续下去了。我只相信，文学应该带给我的，不应该只是这些，不应该仅仅是这些，甚至根本就不可以是这些。
小说结尾处“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和遭劫的汽车一样遍体鳞伤的少年，将自己躲进了汽车的“心窝”和自己的心窝中，最后躲进了自己出门时和爸爸兴高采烈告别的美好回忆中。于是，眼泪和血迹被遮掩了，痛苦和伤痕被淡化了。十八岁的少年人对自己说，他找到了他要找的旅店——那可以避风遮雨，远离伤害的心灵之家。他就在他并不强大的心中，和那些虚幻的回忆中。
少年的人生美梦（憧憬），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就遭遇破碎的命运，已经伤痕累累的他，又在另一个自欺欺人的梦中沉睡过去。这个柔弱，敏感，单薄，不敢面对现实真相，更不敢深究黑暗根源的，自欺欺人，继续被噩梦伤害的少年形象，在我看来，几乎成了余华所有重要作品之精神内核的一个醒目标志。这个羸弱的少年形象，与余华的三部重要长篇——在细雨中呼喊：那个在回忆里自我疗伤的少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苦难中忍辱负重的福贵、许三观，遥相呼应，形成一道特别的生命景观，坚守着恒定不变的驼鸟式的逃跑姿态。
由此，我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勾勒出了余华整体创作的大致图景。冷漠与破碎，是他早期中短篇小说的心理特征；欺瞒与逃避，是他后期长篇小说的精神特色。这个小小的短篇，竟然把余华的整个写作过程，他面对的现实和受伤，他的内心冲突，他寻求解决冲突的方式，他的前卫和后退，等等，都象征性地概况了出来。这是我的牵强附会呢，还是冥冥中深藏玄机？这恐怕是连余华本人都难以回答的一个写作之谜。
阅读余华的早期小说，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遗憾的是，这个勇气和胆量，只是生理心理层次的，而不是心灵精神层次的。下面，我就来探寻余华作品的精神内核及其实质，并附带阐述我如此论断的理由。
余华早期的作品，关注和表现了一个重要的黑暗现实，那就是暴力。这也是自有人类以来，人性中的一个巨大盲点。余华的笔触，一开始就敏感地深入到这个司空见惯，却因此易被忽视和回避的历史现实，尤其是中国的历史现实中——它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评论家摩罗将余华描写暴力的小说一九八六，称之为“对暴力的重现”（摩罗一九八六——对暴力的重现），而我不用“重现”这个词，我只用“表现”这是因为，余华的暴力小说，包括那篇代表作一九八六，在我看来，还远远没有达到“重现”所要求的程度。对于暴力的揭示，余华所用的，是一把砍猪肉的带锈钝刀，而不是解牛骨的锋利匕首。只见刀形，难见锋芒。下面以一九八六年为例，扼要说明。
一九八六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在业余过研究古代刑罚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文革中，由于他这一曾经的“业余研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伤害，后来精神崩溃，成了一个到处游荡的疯子。这个疯子在幻想中，成了一个虐待狂和施虐狂。他在妄想中，用他过去因研究而得知的古代刑罚自残，和残他。整个小说，充满了一股怪异的血腥味，令人发指。摩罗先生在他的评论中，把这个历史教师的疯狂，看作是他精神上的觉醒后，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从而对此小说甚为推崇），我不同意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他不仅仅在想象中自残，而且更在想象中残他，其疯狂的举动，充满了报复、复仇的恶毒快感。
“砍刀向那些走来的人的膝盖砍去了无边无际的人群正蜂拥而来，一把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余华一九八六）他在幻想中，看见那些人被肢解，下油锅，而他自己，无不快意地将那些尸体剥皮，拔骨，掏肺，探心最后，他从自残后的昏迷中醒来，还忘不了残他，在幻觉中“他似乎看到了无数人体以各种姿势，纷纷在掉落下来。于是，他兴高采烈地跳跃着向那里跑去。”
历史教师幻想中的残他、施暴行为，显然不是用象征——比如，把那些他在幻觉中伤害的人看着暴力本身，之类的词语可以加以搪塞的。历史教师之所以如此，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从噩梦中清醒，有意识地反对暴力的抗议者，而只是一个沉睡于更深更可怕的噩梦中的受害者和害人者（在受害之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后变本加厉地复仇），他既是暴力的被伤害对象，又是暴力的实施者，尽管他的暴力行为是貌似无辜的“幻觉”中的“后发制人”
这一看见，给我分析余华描写暴力的作品，打开了一个透过表相，直接进入其精神实质的透明通道。我发现，余华对于暴力的展示，显然缺少一个强大有力的精神支撑。或曰：精神背景、精神能量。这和西方同样揭示暴力的作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仅以卡夫卡的一个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作一个对比。
一位外国旅行家，受一位司令官的邀请，到一个流放地，参观一场对一个士兵的处决。执行处决的军官精精有味、不厌其烦起向旅行家讲述行刑的工具和方式。其非人道的残酷使人瞠目结舌。被处决的犯人，在那个行刑的机器中，要受到十几个小时的折磨，全身不停地被钢针穿刺，直到血流成河，在极度的痛苦和疲乏中悲惨地死去。而那些被处死的士兵，犯的所谓罪行，都不过是顶撞长官之类的小节。
旅行家最初是冷漠的，待他知道眼前就要被处死的士兵“犯罪”的真相和刑罚的残酷之后，在思想的犹豫矛盾和斗争之后，听从了内在良知的声音——他对军官的作法提出了质疑，使军官无地自容——但这并不是和旅行家一样的良心觉醒，军官放过了那个士兵，出人意料地走上那架杀人的机器，开动它，把自己杀死了。旅行家甚至都来不及阻止他。事实上，这种非法的审判方式和非人的行刑方式，正处在被废除的边缘，军官的支持者越来越少。而这种残酷的“谋杀”方式，早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乃至精神信仰，在不能继续实施“谋杀”的时候，他选择了“谋杀”自己，来捍卫他的“信仰”
卡夫卡就这样把暴力对人的精神伤害深刻地揭示了出来。暴力伤害的，不仅仅是人的肉体，更是人的心灵和精神。表面上，军官是一个施暴者，但是，他内在深处受到的暴力伤害远比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更深，他完全成了暴力的工具和奴隶，暴力成了他生命的存在方式，乃至精神的信仰。卡夫卡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他总是在对现实极度的绝望中，保持着良知的清醒，并尝试着用它去审判世界，穿透黑暗，拯救灵魂。
在流放地中的旅行家，是良知觉悟的代表，他对于判决的质疑，来源于内心道德理性的监督，虽然他也因为人情世故而犹豫动摇过，但是在无辜者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军官之所以放弃了享受又一次谋杀的快感，也是迫于正义的威力。但旅行家可以阻止暴力的外部行为，却无法医治暴力带给人的内在伤害，在军官走火入魔的自杀动作面前无能为力，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灭亡。
同样是面对暴力的反应，在一九八六年里面，我却看不到一个稍微有一点良知觉悟，积极反抗暴力的人。中学历史教师的家人，朋友，左邻右舍，以及在街上围观的群众（其中就有他的妻子），都是一些麻木不仁，冷漠无情的看客。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他疯狂自残（暴力伤害的变态情形）的悲惨处境，表现出起码的同情，更不用说伸出援助之手。这和卡夫卡笔下那个勇于刀下救人的旅行家，其行为有着天壤之别。
在一个众人皆睡，无人清醒的良知普遍麻木的环境中，中学教师自身的道德觉悟是值得怀疑的。如我前面提到的，他在幻想中，成了一个不仅自残，同时还“残他”的怪物，因为后者，我完全有理由对他的所谓“道德觉悟”加以否定。在这个莫大的悲剧性事件下面，作者本来可以挖掘出暴力对中学教师的精神伤害，但是，由于作者和他的人物一样，没有清晰的理性认识和坚定的道德判断，没有良知的觉悟所提供的，强大的精神能量的供应和支持，他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只能是暴力对人物肉身的外部侵略，而无力进入其疯狂行为的内在精神世界，找出黑暗肆虐的存在性根源。
卡夫卡笔下的那个行刑的军官，其他杀与自杀行为，与中学教师的自残和幻觉中的残他，并没有多少本质性的区别，但由于作者具备超越于人物的良知自觉，所以，他能写出暴力对人物的精神损害，而余华却不能，乃是因为他的理性认识，和他所写的人物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如果，余华的这个小说，是受卡夫卡在流放地的影响而成的借鉴之作（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他也只是移木了其形式外衣，而非领悟了其精神实质。这正是不少当代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在艺术创作上的分水岭。
纵观余华的一系列表现暴力的作品，我丝毫看不到卡夫卡似的清醒、坚定和有力的良知审判。我看到的，只是展示暴力的生理病理档案，那些血腥的场面（甚至出现了详尽的尸体解剖过程——现实一种），给人带来的只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反感，并没有多少心灵的震动——因为作者没有精神性的介入，最多有一点情感上的好恶倾向，而如果要把这种感情倾向称之为人文气息，这个气息未免也太微弱了一点。我姑且把余华小说中的那种模糊的感情倾向，称之为人文气息。它的单薄，虚弱，无根，使余华在面对现实的黑暗处境时，无所适从。他无法回避自己面对的现实，却又无力穿透现实的重重维障，更无力承担现实的种种压力。所以，余华在后期创作中转型，正是他企图缓解这种内心冲突的某种尝试。
余华的早期小说，尤其是描写暴力的作品，在浅层次上，涉及到了人在社会文化之外的生命本质问题，表现出一定的存在性，这是中国作家过去很少真正触及的。因此，包括摩罗在内的评论家才对余华后期的转变感到“遗憾”觉得他“坚持不下去了”（摩罗与罗岗的对话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
如果不是为了写评论，我实在是悸于读余华的小说，尤其他早期充满血腥暴力的文字，叫人毛骨耸然，我宁愿跳过不看，但是，哪里跳得及呢，俯首即拾。我认为，揭示暴力的人性和历史深度，不是靠表演暴力的外部动作来完成的。余华除了展示暴力的外部动作，也写到了一些暴力产生的人物的生理和心理过程，但都是隔靴搔痒，且没有做到涉及这个非人领域时，应有的含蓄和有分寸、有节制，至于暴力伤害人的心灵和精神之疼痛处，伤病处、残酷处、惨烈处，他就更没有丝毫的触及了。如朱大可说，中国先锋诗人（作家）都崇拜卡夫卡，他们笔下的人也是虫却没有人做了虫后应有的痛苦，这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朱大可燃烧的迷津）。
暴力的表演展示，只带来感官的刺激，而且还污染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文字，毒害心灵——恶心，成人亦不宜也！等于再犯一次文字暴力罪。看到他在某篇小说中，细致入微地描写尸体解剖的那段，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略过不看，再看下去，我得去看心理医生了——唉，我才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这个冷血的余华，血中流着的，果真是冰渣子吗？！
所以，余华后期写到人的温情，就有些力不从心。显得轻飘而虚弱。习惯了做冷血杀手的人，表起同情来怪别扭的——不自觉地，又把同情拿来做表演（做秀）了。
余华“坚持不下去了”是因为他看到的现实过于黑暗，而他自身，没有找到担当黑暗的精神能量。他只有如那个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一样，在冷漠、破碎之后，选择欺瞒和逃避。如前所说，前者体现在他的早期小说中，后者体现在他的后期小说中，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代表。
活着想写出中华民族的苦难，也的确写出了一些苦难的表层现象。但作品在情感上动人的同时，却掩饰不住其理性精神的虚弱。它只写了个人遭遇的外部苦难，在精神上没有触动。主人翁福贵没有被伤害到精神。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对他遭遇的苦难没有主观认识，只有被动的接受，说明他的精神没有参与进去。他身上的悲剧只是命运的悲剧，不是存在的悲剧，也就不是严格的审美意义上的悲剧——实际上他所遇到的不幸更像是作者的主观杜撰，也许连命运都称不上。作者对人物的悲剧只有同情没有理性的思考，并以情绪消解了苦难。在作者看来，对待苦难的办法是忍受它，逆来顺受，放弃内心的挣扎和疑问，并用佛、道的逍遥和遗忘来瓦解痛苦，最后将其下降到纯感性的麻木之中。比如，作品后面出现了人与牛的对话。至此，作者的问题被中国传统文化包容了，先锋的批判精神也被完全放弃了。
活着中的福贵，在遭遇亲人们一个个意外或非意外死亡的沉重打击下，还能顽强地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和西方的西西弗形象有某些外在的相似之处。但西西弗是一个觉醒的人，因为“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加缪西西弗的神话141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而使他不可为的荒谬行为具备了真正的悲剧性。
叔本华说“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中。”（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42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但是，痛苦的程度，以及人认识痛苦的程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精神觉悟，主观上认识到痛苦深度的人，才能看见痛苦的真相，也才有对痛苦的正常感知，继而产生反抗痛苦的积极举动。
西西弗面对命运的主观清醒、主动承担，与福贵的主观麻木、被动挨打，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没有理性精神和良知的觉醒，没有问及苦难的存在性根源，活着这一作品的真正悲剧性没有被建立起来。原因在于，从遭遇上说，改变生存境况就可以改变苦难，因为作者所写到的苦难仅仅是命运带来的——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陈腐观念。从内在看，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用佛道的途径就可以消解苦难，所以，作者没有写出人的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可以说，活着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都太简单化了，完全没有存在意义上，对死亡和命运的形而上思考，只是外部世界偶然性事件的罗列。
从某个角度说，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有着异曲同工之“谬”（非“妙”）。许三观不仅写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也企图写出中国人的民族性（国民性）。但由于作者理解的精神是人的坚韧的耐受力（意志），而不是人的理性精神，它只表现为人的意志力量。与活着相似，作者写出了一个忍受遭遇的故事，却没有写出心灵的颤栗和发问。作者所用的调侃并不是超越，而是无奈的消解，从而不具备精神的崇高性，导致主人翁的行为只如老牛般的吃苦耐劳，事件本身没有光彩，比如，最后回家喝猪血汤的细节只有滑稽而没有辛酸，至于超越苦难的能力和信心，更无从谈起。
许三观对自己的内在情形没有清醒的认识，不知道力量的崇高性在哪里。他作为人的生存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他牺牲的价值何在。在此，养家糊口过日子与崇高的爱与舍己奉献之间，没有建立起精神向度的联系。所以，他的忍耐力是虚拟的，没有指向崇高的价值，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整个作品有感染人情绪的细节，却没有感动人心灵的场面，作者对人物行为的肯定缺少依托和说服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一看鲁讯先生笔下的国民性。阿q是鲁讯自己对国民性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的产物。它指证了民族真实存在的劣根性。作者的态度是否定的，是理性的主动选择。
许三观卖血记想写出人性的光彩，但是人物的完成，没有与外部及内部世界发生冲突的过程，包括与自我，与他人，与环境，与存在本身，等等。它最多只是戏剧性事件的主观铺层。
活着、许三观都写到外部的历史背景，比如文革、大跃进，但它们与故事本身没有内在逻辑联系，只是人为地贴上去的标签而已。余华自己也承认，他对那段历史没有仔细研究过。所以，他写进小说中自然是牵强附会了，没有写出真正的历史性和当代性（存在性）。
余华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思考，没有关注到人“存在”的内在本质，只关注了人“生存”的外部命运。在此“苦难”的性质没有被限定。苦难是指人与身俱来的权利被剥夺而造成的人的精神性的被损害被摧残，而不仅仅是人的外部境遇和状况问题。而苦难的存在性根源，在于人本质上（生而有之）的“不公义”的“罪性”——所谓幸灾乐祸，和“自我中心”导致的“神性之爱”、“上帝之爱”的缺乏——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此，余华显然是茫然无知的。
与早期小说多少触及了点人的存在性问题相比，余华后期作品的先锋性越来越弱，这就是令摩罗等评论者感到遗憾的“转变”活着和许三观这两部作品，都缺少内在精神对生命对人性，对现实对历史的深刻观照和洞悉，因而缺少大想象大悲悯。
余华写人性恶，写暴力，写死亡，写苦难，等等的表象，但文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表象上。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或医学病理档案，或监狱里的犯罪记录。文学还要穿透这个恶，这个死，这个苦。“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立一个新世界。”不破不立——当然不是说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笑），而是要作家随时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有灵魂深处，心灵深处的大地震大变革。
余华对暴力、死亡和苦难的关注，基本上限于外围的生存环境，有一点点人文精神的气息，也因为那不是他的自觉意识而一闪而过。他对中国人苦难的揭示，远不及萧红、老舍；对国民性的洞悉，当然更不能与鲁讯相比。
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再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从一个片面追求形式、并肤浅追问存在的先锋小说家，逐步转变成一个朴实而抒情的通俗小说家，在此之后，到目前为止，他在写作上已没有多少新的作为。他近年来的沉寂，被谢有顺先生敏锐地捕捉并称之为“余华写作的难度”（见谢有顺余华——生存及其待解的问题）。但我看见的，却是另外一种“余华写作的难度”它并不是谢有顺先生所说的，在余华完成他重要的三部长篇之后，才遇到的“那个难度”
我认为，在余华写作的初期阶段，他就已经时刻面临着一种写作的巨大难度，它在余华的写作中，潜伏暗藏，如影随形，无声无息，无孔不入地折磨着他的心灵，影响了他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
这个难度，是心灵的难度，是精神的难度，是灵魂的难度，是良知的难度。
这个难度的存在，使余华的整个创作，到目前为止，其思想深度、精神深度，甚至没有逃出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旧套。不过它们被无意识地分成了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表面是作者的某种转化或放弃妥协，实际上，只是以某种方式进行的延伸。余华全部作品的核心思想、总体思想，在十八岁这个短篇中，就已经充分而完整地得到了表现。他后来的作品，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分阶段性的循环反复。只有形式上的演化，没有实质性的裂变，可谓“换汤不换药”就像某些地方的农村所说的“鬼打墙”无论走多久，无论怎样走，都在老地方打转转，跳不出“从前”、“过去”和“原来”的死框框。一个小说家，长达近二十年的人生历程里，其创作的思想深度、广度、和力度，竟然没有超越他的第一篇（批）作品，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值得质疑呵。
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他们在受伤之后的麻木和自欺欺人，他们的欺瞒和逃避，与那个十八岁中的少年，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许三观最后一次卖血，有一两处，余华写得很好，颤动人心，那种悲剧性的东西几乎呼之欲出，但它只是小心翼翼地探了一下头，就缩了回去，再也难觅踪影。
活着、许三观可以赢得许多读者的眼泪，但那是读通俗小说都能达到的影响。如此说来，余华有煽情、矫情之嫌。
从余华的作品和他的随笔及一些个人言论中，我发现，他不是一个具有深刻、独立思想的作家。一个小说家没有一定的思想深度是不可能写出深刻的作品的。
在人文精神方面，余华的修养思考和积累都异常的肤浅和单薄。这正是他“写作难度”的成因之一。
比如，余华说，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而已；中国女性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以后就只是她们自身的问题了，和男性没有多大的关系；艺术的本质和女人的爱一样都是可怕的对权利的贪婪；（许三观）追求的平等就是别人有的生活自己也要有，除非大家一起倒霉，否则不甘心，大家都倒霉就无所谓了。他还说，余杰等人的文章写到的都是大而空的问题，仅一个问题用一部长篇小说都写不完（把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混为一谈），等等。连他那些大谈特谈西方交响乐的随笔，所涉及到的，也不过是音乐的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对西方音乐家的伟大精神和他们所处时代的伟大精神，他几乎没有多少过问，这实在令我一百二十万分的吃惊。
李泽厚先生，把中国文化称为“乐感文化”因为它惯于把一切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悲剧性冲突都消解在所谓“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他认为要在物质基础上，把西方“罪感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引入中国文化的审美机制中，才能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1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实际上，中国文化不单纯是一种“乐感文化”它还是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为的“知耻型文化”和西方人的“知罪型文化”有本质的区别（美国人类学家莫尔顿/亨特情爱自然史）。中国人的道德观是受外界舆论监督的道德观，而不是西方人受内在良知裁定的道德观，所以，后者能知罪，对人的道德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还管理到“思想罪”防患于未然。比如圣经说，不可恨人，因为恨人是杀人的前提。而前者只是知耻，对人的道德要求甚为宽宏大量，注重的只是“行为罪”只要不在外界舆论的监督之下，就可以降低道德标准，放松自我约束，所谓人不知鬼不觉（当然更没有“上帝”觉），刑不上大夫，王子犯法，难以庶民同罪。
中国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观念，但是这个“天”不是西方文化中有位格（思想、意志、情感）的上帝，而只是一种人类无法支配的无位格的自然力。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初”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人类从超自然上帝的伊甸园中堕落之后，从自然中出生的“初”而圣经说，人之初，性本罪，它对人性的本质认识，甚至比人之初，性本恶，还要更进一步。因为善与恶是相对的，但罪是绝对的，是人类对上帝荣耀（完美神性）的亏缺，人类的死亡、罪恶和苦难都由此而来。所以，中国文化，最多只能知耻——外界环境的监督，和低层次人性道德的自责，而不能知罪——内心深处的良知裁定，和高标准的神性（上帝）审判。
西方知罪型文化的产生，来源于西方人对上帝的信仰，和信仰之下理性精神的觉悟（早期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也带着“知耻型文化”的某些特征）。而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天生就缺少信仰和理性这两大人类精神的基石和支柱。几千来，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实。
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学是人的文学。人是存在的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文化的人。人的存在性决定了人生命的本质，无论东西方，人之为人所要求的尊严、权利和爱，都是一样的。但因为人又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人，不同文化中的人，所遭遇的处境和对待处境的态度，往往有着天壤之别。
文学是一棵从文化的土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壤中生长出来的树。它的果实落在大地上，又成为文化土壤的一部分。当文化衰落的时候，文学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土之不存，树将焉乎？
在中国文化中，对罪恶、暴力、死亡、苦难的理性认识、良知认识和超越认识，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要求中国作家余华做出超越于此文化的文学行为，也许是有点苛求于他了。
可以说，余华的小说，最多完成了现代小说叙事形式的革命，而这个革命，原创性的东西并不多，有好些都是从西方现代小说家那里借鉴来的。
从马原开始，当代中国先锋小说家的先锋性基本上只体现在小说的形式变革上，缺少内在的精神性超越。骨子里的思维还是东方式的，在审美上，却又缺少真正的传统中国文化的神韵，那种诗性的优美而感伤的东西，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像汪曾祺的艺术高度，是年轻一代的先锋小说家难以达到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中，既有糟粕，也有无限丰富的人性和审美的内涵。中国当代作家的东方古典文化（文学）的修养是比较欠缺的，而他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还仅仅只触及了其皮毛。
在细雨中呼喊表面上打破了时空限制，实际上还是线性结构，是缺少内在严密逻辑性的散点透视。现代艺术打破传统的目的是在另一个时空层面上，构成冲突、张力和深度的完成。表象是平面的，实质是立体的，形散而神不散，是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的结合。中国画家可以练出很好的写实功底，可以画出不错的东西结合的印象（意象）画，但高质量的纯抽象画却并不多见，这也许是受东方思维的局限所致——抽象画的内在逻辑性非常严谨，但它并非由单纯的写实功力带来的。
小说家也如此。他们的现代小说，由于内在精神性的不在场，使他们在结构上很难真正地“立”起来。现代诗歌的情形好得多，总算还有海子这样堪称卓越的“先知诗人”（朱大可语）。而在小说届，至今也没有出现一位真正可以载入史册的现代艺术大家。阿来的尘埃落定语言不错，但是，在整体构思上还是受了他人（西方人）的影响。而马原那批先锋，包括继往开来的晚生代、新生代等，有一些已经成了小说工匠了，其作品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个性啊个性，在一个习惯于扼杀个性自由生长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树开出来的花，还指望它们能带给人多少陌生的审美快感和惊奇吗？根本就是太阳下面无新事。
我读西方现代小说不算很多，但几乎每读一部精品，都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更常有惊心动魄之时。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曾经读得我废寝忘食。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的宠儿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我已经读了不下三遍。无比惨烈的悲剧置放于诗情画意的环境中，仿佛天地间的一草一木都为黑人的悲惨遭遇而哭泣动容。而那些黑人们在最黑暗的生存境遇中，还维系着精神的力量，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维护尊严，顽强挣扎，热爱生命，彼此关爱，捍卫正义，向往自由他们的心灵和灵魂，那遍体的伤痕，内心的屈辱，滴血的哀恸，等等，都写得非常的细微曲折，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其现代小说的叙述技巧，更是精妙绝伦得令人叹为观止。
我喜欢西方古典文学中积极乐观的人文精神，它们好比欢乐颂；但就审美的快感而言，我更喜欢读西方现代小说，他们是悲怆交响曲。现代文学中的悲剧，比之古典文学的悲剧，更冷峻更深刻更具有穿透力和震撼力。但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有哪一部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悲剧作品呢？精神性的先天不足，必然影响艺术性的后天完成。小说艺术和建筑艺术是很相像的。在艺术表达上，其实，表层就是深层，深层就是表层，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二者水乳交融，不可截然划分。深层的精神性缺陷，必然在表层的艺术性外观上暴露出来。小说艺术是深入深出的艺术，不是深入浅出，也不是浅入深出（浅入何谈深出？），是由点到面，由面到体，到多面多体。
我不想再深入研究余华作品的艺术性及其价值了，对于没有思想和精神的独特深度的作品，其艺术性已经被大大打了折扣，实在没有深究的必要。对这个问题，我想最多再说说它的语言便收工了事。
就语言而论，余华前期小说的翻译体读起来很不顺畅。做惯了英译汉，我一看到那种欧化的句子就头疼，我会有一种把它再翻译一遍的冲动。余华小说后期的语言虽然简洁流畅，但缺少内在的张力和汉语言的独特魅力。太浅白。朴素和浅白是不能画等号的。朴素是有深度有韵味的，而浅白呢，就是白开水，连矿泉水也不是，这对读者的审美能力是一种低估。
概况起来，余华的小说，有一个重要的实质，那就是内在精神性的不在场。从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到后期的三部为人们所熟悉的长篇小说，他笔下所写的，都是一些没有精神觉醒的梦中人，而作者本身，其精神高度，也没有多少超越于作品人物之处。人文精神的苍白贫血，语言文字的标准化（非个性化），想象力的欠缺，和艺术凝聚力的薄弱，等等，都使余华的作品缺少独特的思想深度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余华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小说创作中，我还没有发现一篇（部）真正称得上是悲剧性的，振聋发聩的悲剧作品。把本来具备悲剧性内涵的东西（事件和人物），写成没有悲剧性的作品，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性的写作。是永远无法到达理想彼岸的无助无奈无望。
余华的小说，只是一个个人生幻梦中的沉睡者的歌吟，其曲调是单薄脆弱，低沉灰暗，消极落寞的，而只有那些走出人生幻梦的觉醒者，才能演奏出宏伟壮观、强大有力、气势磅礴的生命悲怆交响乐，也只有后者，才是真正属于心灵和精神的文学，属于灵魂和良知的文学，才是我们值得期待和盼望的真正的文学。
二、众声喧哗说余华——与各位“余华评论者”交流
如摩罗先生所说，直至今天，余华仍然是备受读者和研究者关注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对余华的评论文章，见诸报刊、杂志和网络。于此，我愿意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和余华的其它评论者，以及余华的广大读者一道，做进一步的思想和艺术方面的交流，以作为对我的余华印象记的扩展和深入。谢谢大家。
在那些余华评论者中，引起我注意的，是谢有顺、摩罗等专业评论者，以及叶开、范美忠等业余评论者的文字。它们各具特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色，各有千秋，异彩纷呈，交相辉映，共同组成了余华研究的奇特景观，其文学魅力，与余华本人的作品比起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有一些看法，在学界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种一位作家与众多评论家相互较量，瓜分秋色、争奇斗艳的有趣现象，在当今文坛是绝无仅有的，值得关注。
在我所读到的有关余华的评论文章中，我个人认为，摩罗先生的一九八六——对暴力的重现是最精彩，最具思想深度的一篇。在这里，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论它——不是当作对余华作品的评论来看，而是当作摩罗先生个人独立的，对暴力的反思。
摩罗说，历史教师开列的那张古代刑罚研究计划“是他第一次用文字阴晦地表达他对于生命尊严的强烈关怀，而这第一次表达恰成了他获罪下狱的直接原因”可见，时代对生命、人性和尊严伤害的严重程度。历史教师由此意识到他与时代的敌对关系，并从这一刻的自觉，开始了精神上的挣扎和斗争，直至精神失常。
摩罗说，疯狂即是人格的分裂，它是对真实自我及自我责任的逃避，以解脱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困境。是一种逃避性的反抗。历史教师对古代刑罚的关注，是他承担暴力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主动选择，而他在被暴力凌辱的现实面前的退让，给他带来的羞耻感，使他产生了道德自救的强烈愿望。这两者——暴力记忆与道德自救，成为他内在的精神驱动力，促使他把自己研究的古代刑罚实施在对自我的屠杀之中，并因此成为一个丧失理性自持的精神病患者。
摩罗说，这只是表面上的，从更深刻的精神意蕴来说，历史教师是一个觉醒者和一个英雄，他完成了“对这个民族的忠告和对自身的道德超越”
虽然，对摩罗先生的最后结论，我有着不同的看法——见前面的“余华印象记忆”但撇开对作品本身阅读的角度和观点不谈，摩罗在文章中所表达的，关于暴力的种种思考，比如，关于文化记忆及其方式，对一个民族未来历史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制约之独特论断，等等，都是值得肯定和记取的，是有深度、有价值，并可以独立存在的。
摩罗先生的余华论，我至今还没有读到，只有留待日后再论了。
在为数不少的余华评论者中，除摩罗外，另一位引起我注意的专业评论者是谢有顺。在余华作品的研究者中，他是最宽广、最全面、最持久的一个。早在一九九二年，他就开始了对余华作品的关注，并一直没有中断，其认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高、深入和完善。下面，我想谈一谈他对余华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评论文章绝望的判词。
谢有顺说，在细雨中呼喊描写了生存的苦难，并揭示出了它所蕴含的全部悲剧性。其转型在于，它不再如早期作品那样，只注重人物变异行为的外在直观显现，而是启用了心灵语言，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更为内在深刻的精神向度。他说，作者笔下的世界，不再是无边的绝望，而是注入了些许遥远的温情，并将这种温情称之为“皮相温情”指出它虚弱而易碎的本质，从而得知，在细雨中呼喊中的那个绝望的孩子所面对的，是一片令人恐惧的精神沙漠。
由此，谢有顺得出结论，余华对生存的黑暗与困境的逼问，来自更高的疑虑：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能获救吗？并继而说，在细雨中呼喊把生存的苦难归结为辉煌信念与精神价值的不在场，表露了重建精神乌托邦的愿望。
在我看来，谢有顺对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评介，他所说的余华内在深刻的精神向度，对生存的逼问、疑虑、愿望，等等，其实更多的只是谢有顺本人对存在的思考，而不是余华作品的精神实质。或许，他是善良而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加在了受之有愧的余华身上。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关于心灵语言的界定。在细雨中呼喊使用的是一种诗意浓郁的抒情笔调，这是表象，从作品本身所反应的实际情形来看，它只是部分地切入了人物的感情中心，而非精神（心灵）中心。把它称之为心灵语言，是不准确的。
人的存在中，有思想、感情和意志，而只有当它们与心灵深处的良知，建立起精神向度的联系时，才能与神圣和崇高的价值挂钩，因而，只有涉及到这个深度的语言，才可以称之为心灵语言。反之，则不能。事实上，在细雨中呼喊所关注到的，只是人的感情创伤而非心灵创伤。仅举两例。
一“我”的母亲在临死前的叫喊中，罗列了所有被丈夫拿走的物件，却唯独没有对丈夫毫无理由背叛感情和家庭的良知指控。这说明，丈夫对她的伤害，仅仅波及了她的物质生存环境（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去讨好情妇了），最多，也只殃及了一点她的感情，而丝毫没有引起她心灵深处良知受伤所带来的深刻痛苦。实际上，这个母亲形象正是活着中，那个同样麻木的女性家珍的“形象母亲”
二“我”在一次被养父的毒打中，以绝食相逼，但这并不是我对苦难和罪恶的“理性”抗争“我”只是“情绪冲动”地借此来要挟和报复伤害“我”的人——“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那种愿为信念去死的人，我是那样崇拜生命在我体内流淌的声音。除了生命本身，我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了。”作者借作品主人翁之口说出的这段话，正好暴露了在细雨中呼喊的精神内涵和实质。
小说所写到的，只是苦难和罪恶对人的肉体和情感的伤害，而非精神和心灵的伤害。如果，一个人感受到被伤害到了做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他的痛苦会延伸到精神和心灵的深处，他会感到生不如死，找不到活下去的任何理由，包括生命本身，因为他不仅仅是肉体的人更是精神的人，除非他的伤痛被良知和神圣的爱（而不是自私的感情）所医治。显然，作者和笔下的人物一样，没有这种清醒的理性认识和良知判断。真正的苦难和罪恶真相，便被谢有顺所说的“皮相温情”消解了模糊了，而不是强化了清晰了。可以说，这个“除了生命本身”“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的无望无助的孩子形象，正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福贵、许三观的“形象父亲”
除了生命本身，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这样的无望无助不是人真正的精神和心灵的绝望，因为，还有生命本身——肉体生命，可以使人活下去，可以使人有所盼望。所以，绝望是不存在的，它还远远没有降临和到来。或者说，它已经存在，它早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已存在，却由于作家及其所依赖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信仰和理性精神的沉睡，而被悲剧性地永远放逐在其心灵的视野之外。
所以，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只肤浅地描写了苦难对人情感上的伤害，没有写出苦难的实质和它所蕴涵的，生命存在的基本悲剧性——更不用说全部悲剧性。它不是对人类生存困境发出强烈质询，坚定寻找精神家园的一份“绝望的判词”而只是宣讲生命除了肉体活着之外毫无存在理由的，一份伤感而脆弱的“侥幸生存回忆录”
谢有顺说，余华在1991年底发表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是“对先锋小说多年来的艺术经验的一次有力总结，并由此向我们预示了一个新小说时代正在到来”和谢有顺的看法相反，我认为，正是在细雨中呼喊，暴露出了余华在写作中所遇到的内在冲突，和因为无力找寻解决冲突的真理性途径，而放弃先锋精神的妥协和逃避。它标志着余华早期小说肤浅关注生命存在性的非自觉性尝试（或曰“准先锋精神”）的失败，并预示着至少对余华本人来说，将更为失败的非先锋小说（通俗小说）时代的到来。在细雨中呼喊之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我这句话的最佳明证。
谢有顺的绝望的判词写于1992年，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能写出那样独特而流畅的论文，实为一件令人惊讶的罕事。自那以后，他对余华的关注就持续了下去，直到一篇篇更为成熟、严谨、独到的评论出现。他的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就是其中最有深度、有份量、有价值的一篇。对此，我有专文论述（本文第四部分），暂略去不议。
除了谢有顺、摩罗等专业评论者对余华的关注外，不少业余评论者也对余华的作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我这里所说的专业与业余之分，主要是针对作者本人发表评论文章的数量多少、及其写作以评论还是以创作为主而言。
网易读书论坛的精华区，有一个话题讨论精选栏目，收集了七、八篇关于余华作品的优秀评论，标题为余华：轻灵或者沉重？。接下来，我想将它们简要地介绍一下，并粗略地谈一谈我读后的一些感受和心得。与各位交流。
这七、八篇对余华的评论文章中，最具个人文字魅力的，是叶开的想象力的陷阱——谈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真正缺陷，和深海水妖对叶开的回复余华：失去重力的轻盈——从活着开始说起。现分述一二。
叶开指出了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几个“隐秘软肋”一，许三观的世界观——平等，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不是真正的平等思想。并说，余华说到的平等，其实是一种方便的说法而已。二，许三观过的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生活。他的生存技能，就是忍耐和克制。这是一种虚假的本土平民形象。三，余华等小说家，为了描写人类的某种共性，抛弃了种种带着时代和社会烙印的真正苦难的记忆，回避了我们生存现状中最为基本的那些问题，以一种寓言化、标准化的写作方式（包括先锋作家对普泛性文本的创造和寻根派对民族恶根的寻找），使自己走上世界化的坦途（余华甚至以语言的妥协为代价）。叶开将此种写作现象称之为“与wto的提前接轨”可谓一针见血。
以上的说法，除第三点我的看法略有不同，第一、第二点我都举双手赞成。
在我看来，先锋小说家及寻根派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革命是值得称道的，他们第一次完善了小说艺术的成熟“叙事”但他们的革命也由此而止，仅此而已。他们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学习，只有形式上的借鉴，没有精神实质的领悟，这是其艺术实践在整体上失败的根源。
人类本身是有共性的，寓言性的、普泛性的经验，不是没有写作的价值，但如果把它当作写作的绝对目的，就容易抽离各民族的真正个性，架空不同社会、时代及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形态，使作品成为抽象空洞，经不起严格推敲的“西方误读物”——叶开在文中引用了比利时和法国报刊对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高度评介”正说明了西方对中国作家“世界化作品”的误读何其深矣。
深海水妖对叶开的回复文章，标题为余华：失去重力的轻盈。“失去重力的轻盈”区区几字，一语中的，道破了余华小说的精神特征。此文文字优美，富有诗意，值得品味。另外，深海和叶开在彼此的回复中，还谈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不少成名作家回避现实生活、时代生活，或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掏土、或无谓地复制生活琐事，任由粉饰现实、无病呻吟的作品泛滥。他们提出的这一作家写作的当代性（时代性、现实性）问题，值得深思。
除叶开、深海水妖外，其他几位评论者的评论也很有个性，值得研读。其中范美忠和赵月斌的评论风格相似，内容相近，前者尖锐，后者宽广，各有千秋。
范美忠的虚假而失败的活着是这一组七、八篇华评论中，对余华批评最彻底最尖锐的一则。可谓火眼金睛，毫不留情。范美忠指出，余华小说张扬的是“一种面对苦难的麻木忍耐达观的人生哲学。”以活着为例。首先，小说的故事和情节、人物的性格和感情都是虚假的，人为编造的痕迹很重。比如，福贵亲人接二连三的死亡就太过偶然，而他面对亲人的不断死亡，却几乎连悲伤难过都没有，更是有失常理。其次，范美忠说，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才是悲剧，而余华笔下所谓的“真实”只涉及到人的物理性存在的层面，人的精神价值和灵魂维度是空缺的。同时，他还谈到读几部（篇）西方关注人的精神价值的悲剧作品的感受，以此和余华的小说作了鲜明的对比。
范美忠说：“活着里面基本没有对人生对人性对生活的独到发现，而唯一的写苦难又失败，这种身体性生命的毁灭是惨剧而不是悲剧。所以活着根本就缺乏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对我来讲的确是一本没有价值没有文学性的小说”
和范美忠英雄所见略同的是赵月斌。他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余华的小说创作，从中短篇到三部长篇都有。他说“余华小说以祸福无常的故事情节传达出一种‘贵生’的趋向，作为人，活命成为第一要着，其他可以忽略不计。”为此，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比较的角度，以西方的悲剧形象为对比，对余华的小说提出了批评。
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第一次读到赵月斌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是在他个人的一个网站上。初初读了一遍，感觉还不错。仔细再读之后，我觉得比较单薄。
文章的中心是论述余华作品中的人物麻木的生存状态，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的句子，也用得恰到好处，但因为立意的平常，没有发掘出更深的作品内涵。整个文章显得比较单一。不够丰满。就思想性来说，有思想的外衣，但没有分析思想影响人物的复杂过程，由于篇幅关系，我不再一一细说。我比较欣赏的是关于“空心人”一说，虽然我曾经在九六年我的一位朋友评论先锋作家的文章中，看到过这个说法。
再有，赵文的着重点在对于真实的人的寻找，而余华小说中的人都是抽离了人物重要本质，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这点上，我认为赵对余华的研究有前瞻性，可谓独辟蹊径。值得称道。
此外，赵文在表达上比较松散，逻辑性不够强。这倒很合我的胃口。我佩服逻辑性强的文章，但我更欣赏自由散漫的文章。这和我的天生懒散有关。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喜欢自由的表达。感性一点。赵文的感性与理性相比，前者多于后者。
总的来说，赵文是一篇不错的随笔性评论。有时候，我喜欢这种评论，胜过喜欢专业性强的。
除了以上主要谈及余华作品思想性的评论外，过铁的余华：妥协一种，还特别细致地分析了余华小说的艺术及技术层面上的特色及存在的问题。比如，母语的失落，零度叙述手法的应用，对白与比喻的才华，对现实政治的过滤等，尤其对小说的语言缺陷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此文是那组评论中，最为独特的一篇。
此外，还有两篇率真可爱的文章：悠晴的死去活来的活着和婉儿花的浅读三观卖血记。分别表达了作者读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后的，真实而强烈的感动，感情充沛，语言流畅，值得一提。此二文对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余华作品的流行因素和大众魅力，有所助益。
三、谢有顺的余华研究及其价值
本文是我在余华研究中的偶然收获之一，收录在此，作为对我看余华一文的丰富补充。这是一篇文本分析式评论，以我所评论的文章之结构为主体，循序渐进，抽丝剥茧，结晶而成。而我个人的看法和思想就流露于字里行间，并体现在我的言说方式之中。
在谢有顺十多年的文学批评生涯中，当代作家余华是他关注得最多的作家之一。早在1992年，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对余华的研究，并于1993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他特别指出了余华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的独特价值和奇异文风。
到后来，谢有顺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余华的评论（以1996年为例），都显示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从起初小说形式化的探求，到之后小说精神性的剖析，他对余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个步步进深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在后来的“余华论”中，所提出的“遭遇不是生存”“消解苦难”等命题，对余华创作的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开出了有益的良方。
而这些独特的命题，直接指向“终极关怀”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艺术所欠缺的东西，在学术界，它正被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思想者所关注（比如任不寐、刘小枫、摩罗等），谢有顺和某些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区别之处，就在于他和那些思考“终极关怀”的学者一样，把天堂（神性）的伦理带到了人间，带到了他的文字中，这个意义是不同凡响的。
这就是谢有顺那些犀利深刻尖锐非同寻常的文学批评的秘密。这是生命的秘密，人性的秘密。
遭遇生存，消解苦难，不过是他广袤思想中的一棵小树而已。而这，正是谢有顺一系列“余华论”的中心思想。下面以其中一篇为例，具体分析说明。文章标题是：谢有顺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此文又题：余华：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以下简称余华论）
谢有顺的这篇余华论，一开篇就敏锐而大胆地猜测了写作搁浅了好几年的余华所遇到的写作难度。进而分析了其难度的几种表现形式。既例举了余华小说中的难度，还以此比较了卡夫卡、普鲁斯特超越巴尔扎克传统认知的革命性意义。
在以下的五个章节中，谢有顺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导致这个难度的广度、深度，和内在危机。从广度上讲，是世界的恶劣环境，以及“人在这个世界中的悲剧处境”并挖掘出这个悲剧处境的关键词：暴力。他分别阐述了余华几个中短篇小说所表达的暴力，在中国文化中的状态和实质。并肯定了余华这一发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意义（以一九八八年为其代表作），但也对余华的冷酷暴力美学提出了疑问。
接下来，谢有顺进一步细致深究了暴力的内在结构。并对一九八八年为主的几部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
之后，在第四节苦难及其缓解方式中，他探查了余华小说中关于暴力的精神性伤害。此章节主要研究了余华的三部代表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以这三部作品来回应此章节的小标题“苦难极其缓解方式”显然，他的着中点在“缓解”二字上。这是苦难过于深重的哭喊和求救。
谢有顺是这样分析以上三部作品的。
在细雨中呼喊的缓解方式是——回忆。但这种对美好事物的回忆是虚幻的，肤浅的。谢有顺独创而绝妙地将它称之为“皮相温情”它只能部分地缓解苦难。比如一个孤苦孩子对童年生活天真烂漫的温情追忆——而人又怎么能永远生活在回忆中幻相中呢？
活着——既然回忆是虚幻的，那么活着总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吧。眼可以看，手可以摸，脚可以行。然而即使是肉身的活着都是异常艰难的。在大自然的天灾人祸面前，人像一根稻草，不堪一击。主角福贵坚韧的生命力和求生的顽强意志使他一次次死里逃生。然而，他真的活出了温暖活出了幸福吗？谢有顺说，他不过是消解了苦难，是被动的——忍耐。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苦熬”有天壤之别。苦难就这样虚假地消失了。
许三观卖血记——对苦难的进一步消解。其方式是幽默（在我看来，说滑稽还更贴切些）。谢有顺说，余华企图用幽默与现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从而把他早期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化解。
在评论完三部长篇之后，谢有顺总结到，回忆，忍耐，幽默，是余华缓解生活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苦难的主要叙述方式。但这个方式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和局限。
谢有顺在文章的第五节中，仍然以余华的那三部长篇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余华只是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遭遇，并没有提出生存的存在性问题——即灵魂性精神性问题。许三观追求“平等”的形而下意义，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中生活的形而下受难——都是起于遭遇。他们的抗争方式还是忍耐。苟且偷生之后的虚无，厚重，和麻木。最多，有一点点庄子似的自欺欺人的逍遥。
谢有顺的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的最后一个章节——“看法”有时比“事实”更重要。在我个人看来，是本文最重要最新颖最具有警世力的思想。它像寒夜里的火炬一样，照亮了灰暗不明，暧昧不清的沉睡思想。
谢有顺说，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是余华以及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局限。他赞同李泽厚的观点，即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才能使中国走向人性化的新世界。
而中国作家只注重表现事实，却忽于表达对事实的看法。即是说，他们缺少一种高度的精神性来关照现实。因而他们揭示的只是表层的事实。而事实后面还有事实。与此类推。事物的真相是深藏不露的。谢有顺说，要从事实的层面进入价值的层面。即是说，要承担，要受难，要坚持。用精神穿透现实（事实）。
因为真理大于现实。所以，谢有顺说，是卡夫卡赋予变形虫、饥饿的艺术家，诉讼予意义。指出，卡夫卡对“事实”的“看法”影响了他身后的作家们。此外，谢有顺还指出余华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在只有事实没有看法（意义）的生存，是远离真理的悲惨处境。这也是作家余华面临的写作难题。
在谢有顺的另一篇评论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文章绝望的判词中，他还提出了“皮相温情”这一说法，他是指余华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微弱而易碎的人性温暖，它们的光芒和热度是很有限的（见谢有顺绝望的判词一文）；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重写爱情的时代中指出的“我们要清醒地拒绝一种乌托邦式的爱情幻念，以及一切没有终极参照的相对性价值规范，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去除一切的遮蔽物，洞悉爱情的本性。”这里的爱情也可以引申为广义的爱——也就是我所理解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之一。
综上所述，谢有顺的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逻辑严谨，见解独到，叙述流畅，语言生动，分析细致，结构完整，文风清新，是他的一系列关于余华作品的评论中，我个人较为欣赏的一篇。
如前所说，对余华作品的看法，有些已经形成公论。谈余华的文章，有些甚至给人大同小异之感。也许，我们可以要求谢有顺，及其他评论余华作品的朋友，对他作品的研读更深入更独特，更上一层楼。
四、总结
综上所述，余华的作品和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独特景观，或称“余华现象”或称“余华研究现象”值得祝愿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创作者、评论者和读者们，予以关注。
对我的这篇闲谈之作，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问各位对余华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好！
——写于2003年六月初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编者按 对余华的系统研究。鉴于这篇文章的篇幅，或许很多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记主要在谈什么，但是它还是有价值的。作者将这样的文章放到红袖，实在是对红袖的鼓励。